巴菲特投資學大全集

二、盡管他已聲名顯赫但他的私人生活還是一如既往地平

　　雖然巴菲特已經是一位公眾人物，不過他的私人生活依然是一如既往地平淡安逸。

　　和其他的首席執行官不一樣，他從不會事先預約時間，而是願意直率地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當凱瑟琳· 格雷厄姆的兒子比爾· 格雷厄姆問巴菲特什麽時候去探訪他方便時，他答道：“什麽時候都行，我沒有固定的日程安排。”《華盛頓郵報》的總裁理查德· 西蒙斯對他的房間的簡樸寧靜表示不可思議，牆壁都刷成了翡翠綠色，房間裏甚至連一個牛或者熊的雕塑也見不到。在一個玻璃罩下麵是一台古老的愛迪生牌股票行情收錄器、一張《奧馬哈太陽報》獲普利策獎的獎狀、幾張家庭相片，還有一張本傑明· 格雷厄姆的老照片。房間裏擺著一張格子長沙發，沙發上落了一層灰，表明了這實際上也隻是一個擺設。巴菲特沒有電子計算器，沒有股票行情機，更沒有電腦。“我自己的腦袋就是電腦。”他曾經這樣向一位記者說。當他在辦公室裏麵時，理查德· 西蒙斯說：

　　“看起來好像並沒有什麽大事會發生。

　　實際上和一般的首席執行官相比，巴菲特的時間總是顯得很富餘。他似乎每天都過得悠然自得，偶爾還會愜意地喝上幾罐加了櫻桃汁的百事可樂。他老是坐在紅木桌旁悠閑地看書，愜意地一待就是很長時間。他隻會在極少時候用電話與外界聯係一下，他有三條專用電話線路分別通向所羅門兄弟公司、美邦公司和高盛公司。

　　愛吃爆米花的資本家曾經有人說，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時會使人感覺回到了一個純真無邪的年代。一位年輕的投資經理塞什· 卡拉曼曾經和這位億萬富翁在波士頓的麗茲卡爾頓酒店共同吃了頓早餐。塞什· 卡拉曼覺得巴菲特和“傳說中”的一樣，隻是安靜地站在服務台前等待，在他身邊也沒人跟他搭訕，甚至沒人知道他是誰。“他吃的是長條香腸和幾個雞蛋，估計是全美國最後一個愛吃長條香腸的人了。”曾有一次好萊塢製片人諾曼· 李爾在奧馬哈機場碰到這位稍微有些發福的億萬富翁時，誤把他當成了司機。巴菲特十分平凡的臉上總是戴著副玳瑁眼鏡，頭發也是稀疏雜亂，手裏握著車鑰匙，唯有那雜亂的眉毛略微彰顯出他的與眾不同。

　　一位作家亞當· 史密斯曾在《超級貨幣》中寫道：“這位功成名就的中部美國佬有點懷舊。”這位億萬富豪自己當司機，自己理財，連他住的房子都是1958 年花3.15 萬美元買的。他就仿佛是美國許多經典故事中描繪的那樣，用正義和品德擊敗了大都市的相互欺詐，用執著堅持應對瞬息萬變的現代快節奏生活。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當中包括著名的基金經理馬裏奧· 加貝利，還有艾奧瓦州蘇市的專欄作家埃皮· 萊德勒，他們和巴菲特都是相見恨晚。巴菲特給幾百萬平凡的美國人民提供過家庭投資意見。此外他自己還是華爾街的專欄作家。

　　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巴菲特由於他的平民化色彩而廣受歡迎。讚美他的文章會用“噢，原來是沃倫· 巴菲特”或者“愛吃爆米花的資本家”這樣的調笑字眼作為標題，在文章裏麵描繪的是他自我諷刺的幽默和淡然的生活作風。卡羅爾· 盧米斯的一個朋友曾經在報紙上說：“巴菲特並沒有對這些稱頌的報道津津樂道。”不過後來證明這話說錯了。曾有人問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財務總監維恩· 麥肯奇巴菲特發生過什麽變化，麥肯奇說現在的巴菲特比起之前要開心得多了，他說：“我從來不知道他原來這麽喜歡鎂光燈和引人注目。

　　事實上他一直都很享受別人的關注，隻不過過去在他的舞台下並不能吸引到很多觀眾而已。他一向健談，喜歡開玩笑，並且喜歡讓自己名垂青史。但是他更善於在接受采訪時把自己偽裝成輕鬆愜意但又衣著寒酸的低調模樣。他經常興奮地談起自己的工作業績，不論是和朋友、同事交談或者在發表演講時，他都很樂意誇大自己過去取得的業績。他總希望包裝自己的過往，讓那些都變得完美。巴菲特的舊友唐納德· 丹利還清楚地記得他們經營的第一台彈子球遊戲機是自己買回來的，但巴菲特後來總是跟別人說是他們一起掏錢買的。小學時代的玩伴鮑勃· 拉塞爾也說，他們曾經做的一套為賽馬者設計的“必勝馬仔係統”，那時是用鉛筆寫出，然後複印之後拿到賽馬場去兜售的，不過巴菲特說的則要誇張多了，把它說成是正式印刷的。

　　但是，巴菲特的許多說法並不會誇大自己的成功，相反還隱去了很多雄心壯誌和精打細算。例如，他形容自己去哥倫比亞大學念書是由於與本傑明· 格雷厄姆的不解之緣，卻不願說是哈佛大學沒有給他錄取通知書，所以他就隻能決定去稍差一級的學校讀書。

　　另外，他說自己舍棄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的工作去奧馬哈不是為了成為“小池塘裏的大青蛙”，創建巴菲特合夥公司也是聽取了朋友的意見，這些可以表明巴菲特並沒有居功自偉。《奧馬哈世界先驅報》描寫說當巴菲特從紐約返鄉回來時，他的合夥公司已經開業3 周了。他曾說過，讓他當湯姆· 墨菲的支持者的點子全部是出於墨菲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把自己的經曆描繪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個人一生努力追求財富的原因。

　　事實上，朋友們很喜歡他的一麵就是他的為人認真而坦誠，從來不會口不對心。

　　諾曼· 拉爾說：“他一生都在給人快樂，他幾乎沒有缺點。”這樣的感覺也是巴菲特真誠坦率、精力充沛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形象造成的。他待人隨和但卻並不草率，意誌堅定卻又絕不是一個苦行僧。

　　巴菲特可以把生活中的平淡都轉變成幸福。有一回《紐約客》雜誌說他“經常喝百事可樂，還喜歡在裏麵加一點櫻桃汁調味”。巴菲特以前在奧馬哈的鄰居唐納德· 凱奧曾經拒絕與年輕的巴菲特合夥，現在他已經是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了。他剛好看到了這篇報道，當時就被激怒了，於是他馬上給巴菲特寫了一封信，說要讓他嚐嚐另一種“瓊漿玉液”。經過幾次聯係之後，巴菲特決定嚐試一下新的“紅色可口可樂”。唐納德· 凱奧回憶：“在試飲期間，巴菲特對紅色可口可樂上癮了。”事實上，巴菲特每天都要喝5 罐，並且他經常像小孩子一樣給唐納德· 凱奧寫信說自己喝得有多開心。有一位來訪者形容，在他的辦公室裏放滿了薯片和幾千個紅色包裝的可樂瓶子。後來在1986 年的白宮招待會上，唐納德· 凱奧有一次碰到了巴菲特，他覺得這位老鄰居一點都沒改變：“這家夥還是那麽熱愛生活。

　　每次當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召開年會時，巴菲特就等到了最令他興奮的時刻。

　　以前在奧馬哈，隻有稀稀疏疏的少數幾個當地股東參與在國民賠償公司的餐廳舉行的股東大會。不久後，當零星有一些外地股東前來參會時，巴菲特就把會議地點改在紅獅飯店的地下室裏。等到了1986 年，大批的股東如潮水一樣從四麵八方湧來，他就隻好租下了寬敞的有粉紅色大理石裝飾的喬斯林藝術博物館。股東們拿著他的報表，仿佛清晨枝頭的小鳥一樣擠滿了奧馬哈這片森林。在那裏麵包括巴菲特的崇拜者、基金經理、格雷厄姆的追隨者、紐約的銀行家、退休的富人和追求財富的年輕投資人。他們有些人西裝革履，有些人穿著短袖襯衫，有些人來自東部，有些人從南部趕來，還有的來自西海岸。別的公司的股東大會可能不會吸引任何人，因為很多議程就像是在浪費時間，但這次來奧馬哈參加股東大會的竟然達到450 人。在會議結束後，巴菲特帶股東們參觀了B 夫人的內布拉斯加家具商場，那時B 夫人正指揮員工從卡車上卸下價值1 萬美元的東方地毯。

　　會議舉辦的那天名流雲集。每張桌上都放著咖啡壺，此外還有裝滿了紅色可樂的大瓶子——公司指定的“官方飲料”。絕大部分與會股東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大約都在5 年以上，這樣的忠誠度在華爾街是絕無僅有的，他們當中很多人把一生的積蓄都買了這隻股票。股東們對他如此眷戀，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巴菲特就像是他們心中的神。他們會關注巴菲特的一舉一動，好像他的每個動作或者表情都值得用相機拍下來掛在牆上做紀念一樣。他們覺得興奮和榮耀，因為他們認為盡管自己不是天才，但卻發現了一個天才。他們這個“教派”有自己的教義——“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資學”，它的門下都是一群忠心不二的虔誠教徒。

　　當巴菲特同芒格走上演講台時，充滿崇敬之情的人們會突然間安靜下來。台上擺放著一罐紅色可樂，仿佛是教堂裏的聖餐一樣。巴菲特快速地介紹了一下公司的基本財務狀況，而後立刻就進入了問答環節。他會故意冷著麵孔說，如果提早走的人隻能在芒格發言時離席，他說話的時候可不行。隨後的幾小時，他們倆開誠布公地談到了公司年報的各個方麵，回答一些關於伯克希爾－哈撒韋業務的問題。

　　巴菲特總是會搶盡所有風頭，他逸興飛揚地開了一個又一個玩笑，說得眉飛色舞。

　　他喜歡看見那些相熟的麵孔，喜歡見到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喜歡見到由於他而變得更加富有的人，比如安格爾醫生以前並不富裕，這時候他名下的財富已經超過1500 萬美元。巴菲特曾經和一個朋友說，他認為自己是在繪製一幅巨作，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羨慕不已。可能他在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如同神一樣的地位正是他連一股股票都不想賣的原因，他把股東大會當做了一種盛典。他可能對通貨膨脹、B 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問題侃侃而談，並且回答許多關於投資、大都市公司和本傑明· 格雷厄姆的問題。他還偶爾引用某個簡單的小故事來闡明道理，使人聽起來如此的悠閑自在，好像演講者根本不是站在講台上，而是在一個夏日裏愜意地躺在安樂椅上閑話家常一樣。

　　平平淡淡才是真巴菲特從來沒有太多的物質追求，他對待金錢有著特殊的觀點。在一年夏天，巴菲特全家去加州聖西米恩的威廉· 蘭道夫· 赫斯特城堡度假的時候，巴菲特曾經表述了自己對金錢的鮮明觀點。當導遊仔細地介紹赫斯特城堡裏的窗簾、地毯、古董等所有東西花了多少錢時，巴菲特聽得簡直無聊透頂，於是他不耐煩地說道：“別再絮絮叨叨地說他是怎麽花錢的，跟我們說說他的這些錢到底是怎麽賺來的！”

　　此外巴菲特的財富觀念可能還影響了他的政治觀，不過絕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那種方式。大概在20 世紀60 年代初，當他開始變得越來越富有時，他最終宣布脫離父親，確定了自己完全獨立的政治觀點。和很多億萬富翁甚至一般人都不同的是，巴菲特確定的政治觀念並不是建立在個人經濟利益的基礎之上，卻是建立在對整個社會所麵對的恐懼之上。那時候是一個多事之秋，有幾件大事使得他覺醒。像廣島事件一樣，古巴導彈危機使他感到非常震驚。據他的朋友理查德· 霍蘭德回憶說：

　　“沃倫感到害怕，他開始對導致極端民族主義以及如何避免戰爭的研究產生了興趣。他總是在計算世界因為發生核戰爭而毀於一旦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在那個時候，巴菲特閱讀了和平主義哲學家和數學家伯特蘭· 羅素的很多作品，並且接受了羅素的許多國際主義觀念。作為一位不可知論者，羅素堅信自己最終必然走向死亡。他覺得，想要保護整個社會避免受到核戰爭的威脅，就一定要依靠全社會的整體力量。巴菲特的父親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典型的孤立主義者和反政府主義者，但是巴菲特卻意識到政府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為反對共和黨人對大眾權利的淡漠，巴菲特決心脫離父親的政黨轉而成為一名民主黨人士，這對他來說可以說是邁出了巨大一步。他的父親也是他最好的朋友，那時他正在與癌魔苦苦抗爭，並且共和黨是他父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1964 年冬天，霍華德的病情更加嚴重，巴菲特每天都會去醫院陪伴父親。但是其中的一天晚上，他和父親關於改變政治派別進行了一場交鋒。就像他對查理· 芒格所說的一樣，在許多問題上，他並不能確定父親的立場是不對的，不過他不希望自己像父親一樣在“政治觀念上煞費苦心”。

　　第二年春天時，父親的病情愈加惡化。得悉父親病危的消息後，巴菲特非常難過，但是他一直都把這個壞消息埋在心裏。過了幾天，巴菲特回到家中時，女兒發覺他的臉上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他幾乎一言不發、萬分悲痛，”她回憶說，“我記得當時問他為什麽不去醫院看看，他說‘你爺爺今天已經過世了’，然後就上樓去了。

　　大概有500 名悼念者參加了霍華德· 巴菲特的葬禮。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許多人都讚揚了他的正直與熱忱。在葬禮自始至終，巴菲特都一直保持沉默。不久，他離開了奧馬哈城，也沒有告訴任何朋友他想要去哪裏。後來他回到凱威特廣場時，在他對麵辦公桌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的大幅照片。但是即使這樣，他最好的朋友也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

　　像自己的父親一樣，巴菲特一直都是孩子們心中的楷模。不過巴菲特對待孩子就像對待他的合夥人一樣，是一個絕不摻雜任何個人情感的冷靜的人。他關注孩子們的成長，也會積極鼓勵他們，然而他並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每當周六的時候，他都會把女兒蘇珊帶去辦公室，就和父親曾經帶他去辦公室一樣。他會同兒子小霍華德玩橄欖球，並且還輔導彼得的數學功課。不過巴菲特很少和子女說到可能會暴露個人情感的話題，比如關於他自己父母的事情。

　　他總是對小蘇珊疼愛有加，不過卻在情感上忽略了兒子。霍華德在家裏的孩子中排行第二，是個小淘氣包。父親不願意表露情感的做法經常使他感到難過。“我常常誤解他的語氣，以為他不關心我，”他說道，“其實我錯了，因為正是同樣的特質才使得他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他為人處世能夠不摻雜一絲一毫的個人情感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