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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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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
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毛澤東、周恩來以戰略家的遠見卓識抓住了太平洋彼岸伸過來的橄欖枝。
在一場奧妙無窮的奇特對話中，尼克鬆、基辛格發現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江青一夥在接待尼克鬆訪華工作上搞極左。周恩來嚴厲批評：這完全是不顧中美關係的大局。毛澤東和尼克鬆關於右派和左派的對話意味深長。
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真荒唐，我們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地敲桌子大罵呢！”尼克鬆說：周恩來是本世紀罕見的偉人。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首都機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尼克鬆那震撼世界的曆史性握手，使曆史在一瞬間驟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關係乃至世界關係的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在那個極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在相互敵對了20多年、彼此都視對方為“可怕的鬼”的思維定勢下，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總理的手與一個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總統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確實令世界格外震驚。
完整地說，長期互相關閉的中美關係大門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鬆、基辛格這四雙巨手的合力下緩緩開啟的。然而，在這四雙巨手中，周恩來那雙手的關鍵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說：中美兩國在70年代謀求和解，這是世界環境決定的。但事情來得這樣快，發展又如此順利，則是由於中國總理的光輝品格和遠見卓識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的評價是很到位的。
就遠見卓識來說，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還很濃厚的政治環境中，主張中美接近是要有些膽略和眼光的，而且對周恩來來說是有一定的政治風險的。喬冠華回憶，毛澤東曾當著周恩來和他的麵說過這麽一句話：“林彪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在聯合國和美國的關係不會打開。”林彪是反對跟美國接近的。不光是林彪，當時中央領導層不讚成跟美國接近的還大有人在，他們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慮和擔心，在底下嘀嘀咕咕。在國際上，朝鮮、越南、柬埔寨等與我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當時也很不讚成中美接近。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麵臨的壓力和政治風險之大就可想而知。雖然毛澤東也是堅決主張中美接近並是最終決策者，但是，一旦中美接近如果不成功，或者出現於我國不利的情況，中央文革一夥就會借機把“投降主義”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周恩來頭上，置他於死地。如果沒有卓越的膽略和高遠的眼光，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敢在國際風雲變幻中抓住這樣的機會。
就個人品格來說，周恩來的個人風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談判藝術給了尼克鬆、基辛格強有力的影響，這種影響反過來又對打開中美關係的進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尼克鬆讚歎：周恩來是本世紀罕見的一個偉人。基辛格說，要是周恩來拍著桌子要求美國停止對台灣的軍援，斷絕同蔣介石的關係，否則就不同意同美國談判，那麽，今天的中美關係將是怎樣還很難料定。
周恩來的一個動作撥動了尼克鬆的神經。美國大使在華沙緊追中國外交官。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
在中國外交史上，1969年是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年代。
這一年，中國和蘇聯這兩個曾經是兄弟加同誌的大國走到了戰爭的邊緣，而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互相敵對長達20年的對手卻開始相互接近。
這年7月，中南海西花廳。一份公安部轉來的廣東省公安廳的急電放到了周恩來那寬大的辦公桌上。
急電說：7月16日，在臨近香港的海麵，抓到了漂進我們領海的兩個美國人。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久久凝視著電文，陷入沉思。按常規，這類事情無非是作為帝國主義向我國挑釁的靶子在報紙電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來，中美對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況有所不同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似乎出現了一些新的苗頭。
周恩來的感覺是敏銳而準確的。他從美國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調中看出了某些細微的變化。的確，自1969年尼克鬆入主白宮後，確實有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圖和舉動。1月，尼克鬆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有意識地針對中國說：“我們尋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對各種思想開放……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2月，尼克鬆要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對華政策，“試探重新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美國政府還聲稱，準備對中國放寬人員來往和貿易交流的限製。
尼克鬆這樣做有他的考慮。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間搞點名垂青史的想法外，還有主動同中國和好以抗衡蘇聯的目的。由於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陷入泥潭，實力受損，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而處於軍事實力增強階段的蘇聯則利用美國進行戰略收縮的時機急劇向全球擴張，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蘇聯武裝挑起中蘇邊境的流血衝突更加引起了美國的警惕。如果中國失去了對蘇聯的威懾，那麽美國對付蘇聯就更困難了。
就中國方麵來說，如果尼克鬆真的有誠意和中國接觸，那麽，中國也應作出相應的姿態。這不僅是出於中國一貫謀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從中國當前的利益來考慮。3 月份中蘇邊境珍寶島的槍聲使本來已經惡化的中蘇關係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已構成了對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蘇聯至少有一部分實權人物在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攻擊，或是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為了抗衡蘇聯，中國也需要改變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的局麵。毛澤東對尼克鬆上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一些新動向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指揮外交的人，他不僅是個將軍，而且同時還是個士兵，他必須親自掌握複雜而廣泛的材料，必須弄清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否則就很難作出正確的決斷。革命不是繡花，但革命包含繡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細致，一針也不能錯。在某種意義上，外交工作就是這樣。
周恩來決定親自抓這件事。他吩咐秘書，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負責人來開會。他要公安部責成廣東省公安廳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兩個美國人乘遊艇闖入我國領海的真實情況。在沒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報紙上進行宣傳，不要隨隨便便給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帽子。兩個美國人的住宿、飲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國方麵也在密切注意中國對兩個美國人闖入中國領海一事的反應。本來，美國準備在這一天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製，因為發生了這件事，美國推遲了宣布。他們要看看中國對這件事情的處理。
但幾天過去了，中國方麵對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製。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來接到廣東省公安廳的報告。報告說，經調查，這兩名美國人是來香港旅遊的。因其所乘遊艇傾覆而漂到中國領海。周恩來立即批準釋放這兩名誤闖中國領海的美國人。
這就是尼克鬆上台後，中美之間第一次無聲的對話。雙方都沒有給對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對方的意思。雙方都沒有失去自己的尊嚴。
周恩來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是非常漂亮的。後來美國政府的備忘錄裏多次以稱讚的口吻提到中國政府對這件事的處理。
敏感時期，一件小事的得當處理往往會起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來常說外交工作無小事，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半月之後，周恩來的一個動作再次撥動了尼克鬆的神經，使尼克鬆決心采取主動，加快與中國接觸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來與到越南河內參加胡誌明主席的葬禮後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機場就中蘇關係中的緊迫問題，尤其是緩和邊界衝突問題進行了坦率的會晤。
中蘇兩國首腦的突然會晤，使尼克鬆大為震驚。半年前中蘇兩國還是兵戎相見，怎麽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鬆的意料，美國方麵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鬆是從《華盛頓郵報》上獲悉這一消息的。尼克鬆擔心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晤會導致中蘇關係的緩和，這對美國來說非同小可。尼克鬆感到有一種坐失良機的感覺。他立即召見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鬆的得力外交助手。他從中蘇兩國總理會晤後發表的新聞公告中看出了門道。他說：這是官樣文章，他們這麽長時期的矛盾決不會因為機場的一次談話就化解了。你看他們的公告裏連一個“同誌般”的字眼都沒有。
這正是周恩來外交的智慧。本來，在送審的新聞公告稿中，有“同誌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來審閱時把這些字眼都刪去了，隻留下了一個形容詞“坦率的”。實際上，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晤還算是友好的。
盡管基辛格這樣安慰，尼克鬆還是有點著急，他要基辛格急電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盡快設法秘密接觸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官員，試探能否恢複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
但是，中美兩國畢竟相互敵對了近20年，彼此都把對方看成是“可怕的鬼”。自從日內瓦會議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以來，中美兩國外交人員在社交場合遇見一直是互相不打招呼、不點頭的。因此，斯托塞爾要想與中國使館人員接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2月3日，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有一個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在這個展覽會上，美國大使斯托塞爾找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工作人員，急切地表示：我接到華盛頓的指示，要我轉告你們代辦，美國政府準備恢複與中國的會談，尼克鬆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在那種動不動就會被扣上“右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館工作人員在沒有接到國內指令之前哪敢擅自與美國大使接觸，於是緊張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爾不顧斯文，在眾目睽睽之下從二樓追到三樓。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聞名的美國大使在華沙追趕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的奇特一幕。後來，周恩來曾半開玩笑地對基辛格說，華沙那一幕差點沒讓我們的外交官得了心髒病。
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代辦雷陽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外交部。
周恩來接到雷陽給外交部關於斯托塞爾追著要與他接觸的電報後，忍不住笑了。他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毛澤東，並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
請示毛澤東後，周恩來要外交部電告雷陽，可以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使館做客。
在此之前，中國方麵已先後收到美國總統尼克鬆委托法國、巴基斯坦、羅馬尼亞領導人傳遞過來的美國願意改善同中國關係的信息，並且注意到了美國政府在11月間為改善中美關係而采取的一個象征性行動—撤走了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一直在台灣海峽巡邏的兩艘美國驅逐艦。
作為對美國發出善意信號的回應，12月6日，周恩來在上報毛澤東後，又親自批準釋放2月16日因乘遊艇誤入廣東海麵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名美國人。這兩名美國人比較複雜，審理的時間較長些。當時在他們的遊艇上發現有收發報機。周恩來要有關方麵認真負責地查清此事。經過認真全麵的審查，認為間諜的嫌疑很小，誤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來還要外交部把釋放兩名美國人的事通知駐波蘭使館告知斯托塞爾，說中國釋放這兩個美國人就是對美國從台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的答複。事後，基辛格稱讚周恩來是傑出的外交家，把雙方之間這一階段的相互探詢，稱為“與中國人跳的一場錯綜複雜的小步舞”。
12月11日，斯托塞爾應邀來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與雷陽會晤。斯托塞爾也就成為第一個進入新中國駐外使館的美國大使。
12月12日，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托葉海亞總統給尼克鬆帶話：“尼克鬆如果要同中方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周恩來反複考慮後，報經毛澤東同意，批準恢複了中斷近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複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華沙舉行。2月，又舉行了一次。
會談前，周恩來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發言稿，並且交代：在我方發言後，美方如果重提美國與台灣有條約關係，我應以“美蔣條約”是全中國人民所不承認作答；美方如詢更高級會談或其他途徑何所指，可答以美國政府如對此感興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商定出方案。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關鍵性的問題，也是中美會談中的焦點和難點問題。恰當處理台灣問題，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無法回避的實質問題。周恩來覺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別是尼克鬆本人表明中方這一立場。還在考慮恢複華沙大使級會談時，周恩來就對在中美接觸中穿針引線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說：當前國際事務錯綜複雜，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對美關係，中國的立場一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去。感謝葉海亞總統把中國的這一立場說得很清楚。
會談中，美國方麵表示：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對中蘇分歧，美國無意站在哪一方，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義。美國有協助保衛台灣的義務，但並不妨礙你們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方式。隨著亞洲和平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在台灣的軍事設施。美國願意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並願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還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願意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
我國方麵在會談中表示：中美兩國隻有遵守五項原則，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須商定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美關係，並推動其他問題的解決。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幹預，更絕對不能允許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果美國方麵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商討，中國政府願予接待。
“願予接待”這一意思，是周恩來指示的。當初我駐波蘭使館準備的會談發言稿中，是“願予考慮”。周恩來審閱時，改“願予考慮”為“願予接待”，並說明：“因我方在135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已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後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了一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修改。
在一場奧妙無窮的奇特對話中，周恩來、尼克鬆跳了一曲錯綜複雜的外交“小步舞”。尼克鬆、基辛格發現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正當中美雙方通過傳遞信息逐步走向高層接觸時，1970年3月發生了美國支持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美國軍隊也借機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推遲中美關係的進程。
中國政府於5月4日發表譴責美軍入侵柬埔寨的聲明，並連續兩次推遲中美華沙會談。
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首都北京及全國各地軍民舉行集會，進行擁護毛澤東的“五·二○聲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國的大遊行。
中國政府的這種舉動是告誡美國政府，中國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中國政府不會因為與美國接近而犧牲一貫堅持的反對霸權主義原則。這種敢於伸張正義、敢於蔑視強權的舉動贏得了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欽佩和讚譽。
剛剛升溫的中美關係又降至冰點。
一條船在一條直線上沿著一個方向前行，掌舵人好掌握；一條船如果進入曲折的彎道，船舵就不好掌握。此時的中美關係進程正是陡然進入到了曲折的彎道，對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慧都是一個考驗。
尼克鬆一看中國這個架勢，很是緊張。他擔心中國會出兵抗美援柬，中美關係再度惡化。
對周恩來來說，美國的這一手也使他感到不小的壓力。因為雖然從美國麵臨的國際國內壓力可以判斷美國主動向中國發出改善關係的信號應該是出於真心誠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詐。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在鬥爭的分寸和火候的把握上，還是留有餘地的。中國方麵也就是口頭上嚴厲譴責，並沒有采取實質性的行動。
這一點，精明的基辛格看出來了。當尼克鬆懊惱地說“完了，完了”時，基辛格對他說：中國方麵都是些罵人的話，真正的實質性的行動沒有，也沒有一句話暗示中國準備出兵。
中美接觸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雙方又開始了新一輪試探。
6月，尼克鬆政府決定把美國軍隊撤出柬埔寨。
尼克鬆要美國駐法國大使去接觸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官員，傳達美國方麵的意圖：華沙這個論壇太公開，也太拘謹，美方希望另外打開一條保密通訊的渠道。
此時，尼克鬆和基辛格都感覺到華沙會談容易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幹擾，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經過批準的稿子，既耽誤時間，又不解決問題。尼克鬆決定另辟渠道，同我國領導人對話。
7月，尼克鬆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密斯的采訪時向中國發出了一個更為引人注目的信號。他讚成在外交上承認新中國。史密斯問：“在俄國同中國鬧翻的時候，我們為什麽不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從這種局勢中獲得情報方麵和外交上的最大好處呢？”尼克鬆坦率地回答：“是的，我們應當這樣做。”
中國方麵在美軍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鬆再次發出願意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信號後，也作了一係列的動作，作了善意的回應。
7月，中國方麵釋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國間諜詹姆士·華理柱。
10月1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國以另一種方式向美國發出了信號：這一天，周恩來請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毛澤東身邊，檢閱國慶遊行隊伍。
遺憾的是，周恩來向美國發出的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號竟被尼克鬆和他精於分析的顧問基辛格忽略了。事後，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一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鬆又頻頻向中國發出更為明確具體的信號。
月初，尼克鬆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誌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麽事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下旬，尼克鬆利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機會，托兩位總統向周恩來轉達他希望中美進行高級接觸的“口信”：他準備派出高級官員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國與中國高級官員對話，希望中國領導人了解美國是要同中國走向和好的。
尼克鬆還在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宴會上，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這是破天荒的，以前美國領導人都叫“共產黨中國”。
周恩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密切注視著尼克鬆的一舉一動。他注意到，尼克鬆盡管一再表示願意同中方進行高級會晤，但對中方表明的解決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仍避而不談。
11月5日，周恩來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明確提出：“中美談判從1955年開始到現在，沒有解決什麽問題。為要解決問題，現在就要談台灣問題，就是美國武裝侵略和占領了台灣及台灣海峽。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
周恩來還指出：關於台灣問題，我們談判的態度和方針不會變，應該改變的是美國政府。我們的大門是敞開的。
幾天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來中國訪問，並向周恩來轉達了尼克鬆關於準備派他的高級助手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同中國相應代表對話的“口信”。
11月1 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葉海亞，對尼克鬆捎來的口信作了答複。周恩來說：“因為尼克鬆通過閣下轉告的是口信，我們也應該通過閣下口頭回答尼克鬆總統。閣下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幹預。美國武裝力量占領中國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願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談了15年還沒有結果。現在尼克鬆總統表示要同中國和好。如果尼克鬆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指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這就是我們的口信。”
周恩來還特別點明：這條口信是得到毛澤東批準的。
11月2 1日，周恩來在接見羅馬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勒杜列斯庫時，對勒受齊奧塞斯庫委托轉達的尼克鬆口信作了同樣的答複。周恩來還補充說：“不僅是特使，尼克鬆自己來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貝爾格萊德去，為什麽不可以到北京來啊。”
不久，巴基斯坦方麵和羅馬尼亞方麵先後把周恩來的口信轉給了尼克鬆。尼克鬆很高興。
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接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談到中美關係時，毛澤東以他那特有的語言風格輕鬆地表示：尼克鬆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那個華沙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一個星期之後，《人民日報》頭版以顯著位置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照片，又一次含蓄地向美方發出了信號。
正當尼克鬆在小心翼翼地試探通向中國的道路之時，根據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精心導演了一幕震動世界的“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關係的沉重車輪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舉行。
周恩來是積極主張中國派代表團去參加的。但是，當中國乒乓球隊作好了各項參賽準備等著赴日參加比賽時，有關方麵對於中國是否派代表團去參加比賽存在意見分歧。
而且，不讚成派代表團去的意見還占多數。理由是得知國外有幾股敵對勢力想破壞中國隊的參賽，去了危險性很大。
3月14日，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國家體委等部門負責人開會，堅決主張我國代表團應當去。他說：“不去怎麽能行？我們怎麽能不守信用呢？”在耐心說服不同意去的一方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報告，提出：此次出國比賽，已成為一次嚴重的國際鬥爭，我方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即使輸了也不要緊，反正在政治上占了上風。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周恩來的決策是非常英明的。
3月28日，中國乒乓球隊如期赴日參賽。在比賽過程中，中國運動員同美國運動員進行了友好的接觸，參賽的美國隊向中方提出了訪華的要求。
答應不答應美國隊的訪華要求，這又是對中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考驗。按外交慣例，在兩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且還沒有消除敵對狀態的情況下，是不會接受這樣的請求的，更何況當時中國還有極左思潮。
4月3日，外交部、國家體委就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的事寫報告給周恩來。報告認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暫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周恩來開始表示同意，並把報告送毛澤東。毛澤東最初也同意了。但是，到最後的一刻，毛澤東、周恩來最終還是作出了邀請美國隊來華的決定。
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回憶說：“總理開始第一個思想是‘擬同意’外交部和國家體委暫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提議，後來想想又不大對頭，還是可以同意他們來，下了決心以後，又去請示主席。主席點了頭。結果電報來往來不贏了，馬上打電話過去。”“那次總理批評我們，說我們外交部是按規矩辦事，老一套，根本看不到當前情況的變化。體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就沒有掌握這個大局。”
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一傳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轟動。日本各大媒體都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這一消息和評論。
周恩來興奮地告訴毛澤東：“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31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消息傳到美國，尼克鬆又驚又喜。他後來回憶說：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到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了邀請。中方作出的反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
就在尼克鬆宣布解除對中國的貿易禁令的同一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國乒乓球隊全體成員。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對代表團團長斯廷霍說：“過去有很多美國朋友來過中國，以後還會有不少朋友來。”“你們這次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會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讚成和支持。”
周恩來的話弦外有音，既是講給美國人民聽的，也是講給美國政府聽的。
科恩問：“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總理對目前美國青年中流行很廣泛的‘嬉皮士’運動有什麽評論？有什麽看法？我很想了解這些。”
周恩來說：“第一，我對這個運動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問的話，我隻能說一點我粗淺的、表麵的觀察。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點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但各種表現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為尋求真理總要通過各種實踐來證明對還是不對。這在青年時代是許可的。”“我們讚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的要求，這是好事。要通過自己的實踐認識。但是有一點，總要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就可以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
周恩來的回答，科恩非常滿意。整個接見過程中，周恩來那瀟灑的外交風度和談話藝術，使在場包括有“嬉皮士”氣的科恩在內的每一個美國隊員無不感到由衷的敬佩，並且對周恩來這樣的中國領導人產生了極大的好感。在他們的心裏，中國這個曾經被西方認為是“神秘國土”的國度已不再是“神秘”和“可怕”了。
消息傳到白宮，尼克鬆、基辛格都驚呆了。
事後，基辛格評論說：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繪得光彩奪目的表麵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意義是：它象征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來也懂得怎樣做才不會遭到拒絕。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來外交藝術的智慧與才華。尼克鬆、基辛格同時感到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尼克鬆稱周恩來的口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第一次神秘的北京之行後，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真荒唐，我們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地敲桌子大罵呢！”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雙方的戰略意圖從幕後推到了台前。
周恩來抓住時機，再次向尼克鬆打出了一個漂亮而明確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向尼克鬆發出了一個重要口信：要從根本上恢複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隻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周恩來的這個口信是繼“乒乓外交”之後在中美關係問題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驟。它的新意在於：中國通過正式外交途徑向美國總統發出了邀請。
尼克鬆接到這個口信後很是高興。他和基辛格都意識到：中美關係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尼克鬆作出了這樣的決斷。
為此，尼克鬆於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連續向中國發出了3次口信，答複說：為了解決兩國之間那些分歧問題，並由於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視，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並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
尼克鬆、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國方麵的答複。他們擔心雙方前一時期的努力會不會因為中國內部有人反對中美接觸而前功盡棄。
尼克鬆、基辛格的擔心並非多餘。當時的中國國內，的確存在著反對中美接觸的勢力。當時中國的“二號人物”林彪就暗中說：周恩來與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倒黴的。
黨內高層也還有其他人提出這樣那樣的疑慮，如中美會談會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的鬥誌？會不會影響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鬥爭？尼克鬆、基辛格這一手是不是有詐？他們是不是表麵談和，實質不變，以渙散我備戰士氣？等等。
5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全麵討論了中美關係和即將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預備性會談。
周恩來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可一世，什麽地方有事它都要過問，而現在卻不同了。越戰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軍隊往回撤。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它要考慮，是繼續在各麵出擊呢，還是收縮一下？綜觀全局，它首先要解決印支問題，就不能不同中國接觸，就要同中國打開關係，而我國利用這一時機打開中美關係，將有利於反對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有利於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有利於我國的安全和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鬥爭。
會後，周恩來起草《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毛澤東批準。《報告》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美關係演變的曆程，對同基辛格的預備性會談和尼克鬆的訪問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作了充分估計，並擬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
《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提出關於中美會談的基本方針，即：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台灣省和台灣海峽撤走；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幹涉；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如欲同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報告》還對黨內部分同誌對中美會談抱有的種種疑慮和擔心作了認真的分析和冷靜的回答。
5月29日，毛澤東批準了《報告》。
同一天，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給尼克鬆發出口信。口信說：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鬆總統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並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鬆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為尼克鬆訪華作準備工作，並進行必要的安排。時間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間。
6月2日，當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裏拉把周恩來的口信轉交給基辛格後，基辛格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拿著用打字機打印了的口信興衝衝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鬆。
尼克鬆也眉開眼笑。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說著，尼克鬆打破晚飯後不喝酒的慣例，斟了兩杯白蘭地，和基辛格興衝衝地幹杯以示慶賀。
基辛格意味深長地說：“我想起了幾百年前從西方去中國的馬可·波羅。”
尼克鬆靈機一動：“我們就給你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就叫‘波羅行動’。”
就在尼克鬆和基辛格緊張準備基辛格的“波羅行動”時，周恩來親自掌握的一個工作小組住進了釣魚台4號樓。這個工作小組的成員由周恩來親自選定，報毛澤東批準。主要成員包括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等。
為了準備即將來臨的中美會談，周恩來多次主持會議，反複討論會談方案，並對尼克鬆、基辛格的政治觀點、個人曆史、家庭生活，乃至愛好習慣都作了研究。周恩來還特地閱讀了尼克鬆所寫的《六次危機》，觀看了尼克鬆所喜歡的電影《巴頓將軍》。
7月9日，北京時間中午12點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飛機平穩地降落在北京郊區的南苑機場。經過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隨行人員洛德等，躲過了記者們的視線，終於神秘地踏上了中國的國土。
周恩來派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即將出使加拿大的黃華、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韓敘和翻譯冀朝鑄到機場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雙方官員的表情是嚴肅的、拘謹的，氣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隨基辛格左右的美國特工更是如臨大敵。
基辛格憂慮重重，玳瑁寬邊眼鏡後的臉上肌肉緊張得沒有一絲笑容。想到即將與周恩來舉行會談，基辛格更是覺得心裏空洞洞沒有底。盡管事前對中國人作了諸多研究，但還是感到那是紙上的材料，對他還是不知深淺，讓他感到莫測高深。周恩來是個怎樣的人？他會不會因為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他握手而報複？也許開始就是一頓拍桌子的痛罵！
基辛格感到肩負重任，又覺得吉凶難卜。他機械地鑽進了大紅旗轎車。
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說：“頭兒，你太緊張了。”
大紅旗轎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向釣魚台國賓館。一路無阻。基辛格被當作貴賓，安排住在5號樓。
下午4點半，周恩來來到了基辛格下榻處。這是極不尋常的禮遇。一般情況下，政府首腦是不會登門拜訪來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腦的客人。基辛格連忙招呼他的隨員到客廳門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風前排成一行，對中國的神秘感使他們在即將見到中國領袖人物之前顯得緊張和拘束。
轎車悄然駛到了5號樓門口，周恩來走下車來。基辛格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對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來作了這樣的描繪：“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製的灰色毛式製服，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製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
基辛格還未等周恩來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動作有點誇張。
周恩來會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視著基辛格，說：“這是中美兩國高級官員二十年多來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遺憾的是這還是一次不能馬上公開報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驚。”
接著，基辛格將自己的隨員介紹給周恩來。“理查德·斯邁澤。”
周恩來握著斯邁澤的手，說：“我讀過你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的論文，希望你也寫一篇關於中國的。”
“溫斯頓·洛德。”
周恩來握著洛德的手晃了晃：“小夥子，好年輕。我們該是半個親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國人，在寫小說。我願意讀到她的書，歡迎她回來訪問。”
周恩來還跟特工人員雷迪和麥克勞德開起了玩笑：“你們可要小心喲，我們的茅台酒會醉人的。你們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處分啊？”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基辛格一行緊張拘束的神態很快消失了。他們為周恩來的魅力所感染。
鑒於基辛格隻能在北京呆48個小時，雙方都想到要抓緊時間，見麵後，立即進入會議室開始會談。
隔著一張鋪著深綠台布的長桌，周恩來和基辛格相對而坐。在周恩來兩旁的是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暉、王海容、唐聞生、冀朝鑄。在基辛格兩旁的是霍爾德裏奇、斯邁澤和洛德。
洛德將一本花了許多心血準備的材料匯編擺在了基辛格的麵前。
周恩來隻掏出一張紙放在茶杯邊。基辛格用餘光掃一眼，隻見紙上隻寫著幾行字，猜想大約是討論的提要。
為了減緩自己的緊張情緒，基辛格首先對中國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並說：“我也希望以同樣的熱情在美國招待周總理。”
“我沒有去過美國，也沒有到過西半球，但是我們是在同一時候工作，你們在白天，我則在晚上。”周恩來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說去，也未說不去。他接著又說：“按中國的習慣，請客人先講。”
基辛格打開麵前那本厚厚的材料匯編，十分謹慎而機械地念了起來。周恩來等靜靜地耐心聽著。
在哈佛大學磨煉過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覺到這樣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著頭皮把開場白念完，然後，索性丟開講稿，要在周恩來麵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說：“今天全球的趨勢使我們相遇在這裏。現實把我們帶到一起，現實也會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到你們這個美麗而神秘的國家。”
周恩來擺了擺手，“不，不，並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著，基辛格說，尼克鬆總統給了他兩個任務：一是商談尼克鬆訪華日期及準備工作；二是為尼克鬆進行預備性會談。然後，基辛格談了七個問題。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他從撤軍問題談起，著重強調：（一）美國政府擬在印支戰爭結束後撤走三分之二的駐台美軍，並準備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減少在台灣餘留的軍事力量；（二）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灣問題能和平解決；（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灣獨立；（四）美國不再指責和孤立中國，美國將在聯合國支持恢複中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逐台灣代表。
在談到印支問題時，基辛格說，保證通過談判結束越南戰爭。他們準備製定一個從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裝力量的時間表，但希望得到一個維護他們體麵和自尊的解決辦法。
基辛格發言告一段落後，已到了晚餐的時間。周恩來提議先吃飯。
“交談嘛，何必照著本子念呢？”周恩來站起身來，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麽多年書，還從未用過講稿，最多擬個提綱。可這次不同，對周總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靦腆地說。
氣氛一下子緩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們輕鬆地交換了一下眼光。他們一直為台灣問題擔心，擔心會吵架敲桌子而談崩。正如後來基辛格對黃華所說的：“總統跟我不止一次地設想我們會談的情景，以為你們會大聲拍桌子叫喊著打倒美帝，勒令我們立即滾出台灣、滾出東南亞，不然就不能坐下來談判。”
晚餐是豐盛而精美的。基辛格還沒有見過如此豐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們經不住誘惑，拋開斯文，吃了個酣暢淋漓。
飯後繼續會談。周恩來針對基辛格提到的問題，用簡短的時間，坦率地表明了中國的立場和態度。然後話鋒一轉，談到了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的演說。
周恩來說：“我是大致讚成尼克鬆總統7月6日在堪薩斯城演講的觀點的。總統講到當今世界存在‘五極’。”
“堪薩斯城？五極？”基辛格愕然。他隻知道尼克鬆過去多次與他商量過中、美、蘇三極即“大三角”的說法。他並不知道，7月6日，當他在印度新德裏時，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發表了一番關於“五極世界”的重要講話。而且，基辛格怎麽也沒想到，在7月7日、8日兩天還給他打來過電訊的尼克鬆竟忘了把這樣一番重要講話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對尼克鬆7月6日演說一事及其內容，一無所知。倒是周恩來先提了出來，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們也麵麵相覷。他們都在暗暗為基辛格著急。周恩來敏銳地感覺到了基辛格對尼克鬆的堪薩斯城演說一無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飾說；“你們可能在路上沒看到總統的講話。”
基辛格隻得尷尬地點了點頭。
周恩來熱情地為基辛格介紹尼克鬆的演說觀點。他說：“尼克鬆總統聲明，本屆政府‘務必首先采取步驟，結束大陸中國與世界社會隔絕的狀態’。他預見到世界上將出現‘五個超級經濟大國’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中國，它們之間的關係將決定當代和平的結構。我們讚同你們總統的觀點，卻不讚同給中國戴上‘超級大國’的帽子，也不參與大國的這場比賽。”
周恩來無意利用對方不利境地的真誠態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早餐時，周恩來以他特有的風度，派人將尼克鬆在堪薩斯城演講的英文稿連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麵前。英文稿上還留有周恩來的親筆注明：“閱後送還，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動。他對他的助手們說：“我看換了赫魯曉夫，早就借此搞小動作了。”
基辛格對周恩來的信任與敬佩，就在這一些細節中開始形成。在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側重於把時間花在那些能增進相互了解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務虛問題上。那種談笑風生的氣氛，那些深入透徹的言談，使會談不像一場嚴肅的政治會談，而更像兩位朋友在進行一場關於政治、哲學的坦誠對話。基辛格後來回憶說：“我們各自陳述對世界事務的觀點，態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內容之深刻，隻有在一位偉人麵前才會經曆得到。”
第一次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去向毛澤東匯報。
7月10日下午4點，在基辛格一行遊覽了故宮後，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繼續進行。這次會談的地點輪換至人民大會堂。
在這次會談中，雙方擺出自己的觀點。由於分歧十分嚴重，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在台灣問題、越南問題、亞洲問題等一係列問題上，雙方的觀點尖銳對立。
在這節骨眼上，周恩來說：“我們如不先去吃飯，烤鴨就要涼了。”
宴席上，周恩來把話題轉到了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敘當時的情景的：“午餐過後，周恩來把話題轉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周恩來繼續說下去，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要打交道，了解這出戲是有關鍵意義的。他的內心無疑很痛苦，但表情卻顯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國既害怕官僚主義化又害怕過分狂熱的思想感情，在這兩者之間疑慮重重。他描述了那種在單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所處的困難，它一旦遇到許多種不同的思想派別紛爭於街頭，就會使50年來的鬥爭成果陷入危機。他再一次講到他有兩天時間被紅衛兵圍在辦公室裏……現在回想起來，我還不大明白，周恩來為什麽要講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文化革命無關，或者想說明這場革命已經成為過去。”
我們今天也不便去猜測周恩來為什麽在這種場合下對基辛格談論“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周恩來對基辛格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無目的的。也許，周恩來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對中國外交上有時表現的一些極左言論要給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計較一些字麵上的“罵”，要去抓住行動上的實質。
接著，周恩來和藹地建議，尼克鬆總統可於1972年夏天來訪。
基辛格說，1972年夏天離總統大選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誤會。
周恩來充分體諒尼克鬆的難處，建議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讚同這個日子。不過他說總統訪問必須經過周密的準備，包括會談議程、新聞和電視報道以及安全保衛工作。周恩來表示這些可以討論。雙方確定晚間10點以後再會晤，討論關於這次基辛格訪華的聯合公告問題。
在討論公告時，雙方對公告稿有爭議，主要有三處：一是尼克鬆來華訪問是誰主動提出的；二是會談要討論哪些問題；三是來訪的適當時間。原稿中對第一點說是尼克鬆要求來訪，我們邀請。基辛格不同意，說這樣寫讓人看了像個旅遊者。周恩來考慮，如果說尼克鬆要求來訪，我們才邀請，他們的麵子難看，於是建議改成“獲悉”尼克鬆要來訪，我們邀請，這樣，就避免了誰是主動的問題。對會談要討論的問題，在“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加上“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不隻是討論台灣問題。關於來訪的時間，改為5月之前，不說具體日期，以便靈活安排。
修改後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滿意，認為中方設身處地考慮了美國方麵的意見，同他們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馬上表示同意，並在“接受邀請”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詞。
周恩來說：這個公告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
之後，周恩來又與基辛格討論了今後中美雙方聯係的地點。雙方都讚成定在法國巴黎，由尼克鬆信任的美國駐法使館武官沃爾特斯將軍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接頭。周恩來還說：有時，我們不妨繼續利用巴基斯坦這個渠道。中國有句古語，不能過河拆橋。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來的這種真誠人格所打動。
基辛格在北京隻呆了48個小時，先後同周恩來會談了17個小時。
7月11日午飯後，基辛格一行乘巴航離開北京再繞道巴基斯坦回美國。在伊斯蘭堡機場，前來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長舒爾坦說：“基辛格去的時候憂心忡忡，回來時喜氣洋洋，前後相比簡直像兩個人。”
的確是這樣。基辛格對他這次密訪中國非常滿意。他自己說，這次他是“帶著希望而來帶著友誼而去”，訪問成果“超過了他原來的期望，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
這次中國秘密之行，給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周恩來了。回到白宮，基辛格在尼克鬆住的那幢西班牙別墅最高層的小書房裏大談周恩來。
基辛格說：周恩來的談判本領會令你感到吃驚。在我打過交道的最令人欽佩的外國政治家中，周恩來同戴高樂完全不相上下。
基辛格還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我們真荒唐，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敲桌子大罵呢？”
事後，尼克鬆寫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了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曆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用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基辛格卻很少在背後這樣誇讚過別人。我同周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談判後，就明白了為什麽基辛格對周的評價是如此異乎尋常的讚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憶錄中對周恩來也作了長篇評述。的確，周恩來給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機敏與難得的真誠，而且還有普通人的細膩的情懷。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他是一個傑出的曆史人物。他精通哲學、熟諳往事，長於曆史分析，足智多謀，談吐機智而又風趣，樣樣都卓越超群。他對於情況的了解，特別是美國的情況，也包括我個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簡直令人吃驚。他的一言一行幾乎都是有明確的目的的。”
“周恩來在待人方麵也特別體貼照顧。我的下級人員生病的時候，他親自前去探望。盡管我們的級別不同，他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一定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兩地輪流進行。這樣他來拜訪我的機會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同樣多。”
“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
1971年7月15日，一個世界矚目的日子，它將以一個曆史的轉折點而載入世界外交史。
幾乎在同一時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國，是由尼克鬆親自在廣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國聽眾宣讀公告，並作了闡釋。而在中國，是通過新華社全文播發，《人民日報》也在頭版刊登了這一公告，但沒任何闡述。
這個不足兩百字的公告一播發，對於整個世界來說，猶如在一個平靜的湖麵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全世界都震驚了！幾乎所有的電波都在載送這個消息，幾乎所有的語言都在談論這個消息。
基辛格虛驚一場，周恩來給基辛格講述什麽是“放空炮”。基辛格豁然開朗，明白了周恩來方案的奧妙。基辛格說：和周恩來談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個合理的主張。
就在尼克鬆訪華的公告發表後不久，為進一步推動和駕馭中美關係的進程，周恩來接見了有影響的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著名記者詹姆斯·賴斯頓，並與他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談話。周恩來親自審定了談話記錄，並同意在《紐約時報》發表。
周恩來詳盡闡明了中國對於中美最高級會晤以及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要求，從而公開向美國政府和尼克鬆本人“將了一軍”。
談到尼克鬆要訪問中國時，周恩來說：中國這樣的國家，美國封鎖了20多年了，覺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願意談嘛，我們也願談。當然毫無疑問，好多問題我們雙方的立場不一致，觀點有很大距離。如果要和緩，總得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吧，總要研究一些問題嘛，這些問題都可以擺到桌麵上談嘛。當然，我們也不指望問題一次就統統解決，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實際的。但是接觸接觸，就會找出一個頭，從什麽地方開始解決問題。
周恩來讚揚尼克鬆敢於衝破偏見、承擔風險、首先訪問中國的勇氣。他說：尼克鬆這回決定要到中國來這一件事，別的黨派也說別人是不敢的。從這一點上看，他還是有一點勇氣的。
周恩來的這篇談話，起到了向美國總統施加某種壓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當時，正當尼克鬆派基辛格為準備總統訪華作第二次中國之行時，美國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爆發了一場爭論。國務卿羅傑斯堅決反對這項計劃。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看了周恩來的長篇談話後評論說，尼克鬆的中國之行隻能“提前實現，而不能推遲”。
尼克鬆、基辛格權衡再三，沒有改變初衷。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內政局發生了一次重大變故。9月13日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陰謀加害毛澤東敗露，倉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9月中下旬，周恩來充分地估計到了林彪事件可能會給處於關鍵時刻的中美關係帶來某種消極作用。
憑美國的情報網，尼克鬆一定知道中國國內發生了大的政治變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體。尼克鬆會不會因為這個而放慢甚至後退邁向中國的腳步？這很難說。把林彪事件告訴尼克鬆，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讓尼克鬆知道，中國在中美關係的態度上一如既往。
細心的周恩來幾天都在思考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他記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負責中美聯係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會堂。周恩來開完會特意把將要去巴黎的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符浩留了下來，鄭重地對他說：“有關林彪叛逃的事，見到黃鎮同誌時，把情況告訴他。”周恩來頓了一下，又說：“還有，中央已決定逮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這些也告訴他。”
周恩來還叮囑說：“隻告訴黃鎮一個人。”
周恩來此舉，意在向黃鎮大使交個底。黃鎮知道林彪叛逃，不會影響中國對美國的態度。這樣，當美國駐法國使館武官沃爾特斯與他聯係時，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來所料。9月中旬以來，匯集到尼克鬆和基辛格麵前的各種情報表明，中國國內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國噴氣式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後，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沒有公開露麵，所有的機場都關閉了，軍隊也似乎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尼克鬆和基辛格都在擔心會不會由於中國國內政局的震蕩而影響中美關係，他們早就懷疑中共高層領導在對美政策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爾特斯報告，說他和黃鎮大使接觸，黃鎮的態度照樣爽快，中國對安排尼克鬆總統訪華的事沒有中斷，尼克鬆和基辛格懸著的心才算落下來。
10月16日，美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基辛格受尼克鬆的委派，坐上了總統專機“空軍一號”，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為尼克鬆總統訪華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這次訪華行動的代號為“波羅二號”，但這次行動已不再像上次那樣是秘密的，而是公開的、大搖大擺的，隨行人員相當於尼克鬆訪華的全部人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況的範圍把人員分在四個等級，他和助手洛德、霍爾德裏奇了解政策和總統之行的某些技術方麵細節；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先遣隊負責人德懷特·查平了解一切技術問題；安全保衛和通訊技術人員隻了解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問題；而對國務院的代表艾爾弗雷德·詹金斯，隻是讓他“有一種參與的感覺”，不讓他參與關鍵性的政治討論，尤其是起草公報的工作。
雖說基辛格與周恩來已有過17個小時的會談經曆，中國對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與充滿魅力的周恩來會晤，但是，當“空軍一號”即將進入中國境內的時候，基辛格內心還是有點忐忑不安的預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飛抵上海。在機場迎接的隻有章文晉等四人和上海外辦的兩位代表。當天中午飛抵北京機場時，迎接他的還是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幾位高級官員，隻增加了姬鵬飛代理外長。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這次訪問已公開宣布，但歡迎場麵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熱烈。
基辛格坐上大紅旗轎車，直駛釣魚台國賓館5號樓。
透過車窗，基辛格發現，沿途斷絕了交通，布滿了警衛，還有幾處寫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標語。
尤其讓基辛格不安的是，當他們進入國賓館5號樓的住房時，每個房間裏都放有一份英文的電訊稿，上麵印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口號。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擔心。他甚至懷疑起沃爾特斯從巴黎渠道傳過來的消息是否準確。但基辛格畢竟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他當即令人把所有房間的英文電訊稿收集起來，送交給中國方麵的一位禮賓官員，說“這一定是以前的一個代表團丟在這裏的”，未作更多的反應。
其實，基辛格等人這是虛驚一場。這場虛驚直到見到周恩來才算結束。
周恩來聽到擺放英文電訊稿一事後，非常生氣。他當即查問禮賓司的負責人：“為什麽擺放這樣的東西？”
禮賓司負責人說：“這是新華社曆來的規矩。”
事情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說：“告訴他們，那是‘放空炮’。”
這樣，周恩來後來就給基辛格談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開初還不太懂“放空炮”是什麽意思，周恩來解釋說：有些宣傳口號是“放空炮”，而沒有實際行動。應該注意中國的行動，而不是它的言辭。當然，也不是什麽事都放空炮，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基辛格對中國的這種奧妙的宣傳辯證法還是似懂非懂。
一場虛驚過後，周恩來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基辛格及其隨員。他和藹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後，請客人就座。接著，周恩來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說出基辛格的隨員各自的學曆和經曆，並談笑風生地讚揚他們的來訪增進了兩國友誼。輪到國務院那位詹金斯時，周恩來
在一場奧妙無窮的奇特對話中，尼克鬆、基辛格發現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江青一夥在接待尼克鬆訪華工作上搞極左。周恩來嚴厲批評：這完全是不顧中美關係的大局。毛澤東和尼克鬆關於右派和左派的對話意味深長。
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真荒唐，我們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地敲桌子大罵呢！”尼克鬆說：周恩來是本世紀罕見的偉人。
1972年2月21日中午，北京首都機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尼克鬆那震撼世界的曆史性握手，使曆史在一瞬間驟然隆起一道高坎：中美關係乃至世界關係的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在那個極左思潮盛行的年月，在相互敵對了20多年、彼此都視對方為“可怕的鬼”的思維定勢下，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總理的手與一個西方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總統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確實令世界格外震驚。
完整地說，長期互相關閉的中美關係大門是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鬆、基辛格這四雙巨手的合力下緩緩開啟的。然而，在這四雙巨手中，周恩來那雙手的關鍵性作用是任何人也不能代替的。
基辛格說：中美兩國在70年代謀求和解，這是世界環境決定的。但事情來得這樣快，發展又如此順利，則是由於中國總理的光輝品格和遠見卓識起了不小的作用。
基辛格的評價是很到位的。
就遠見卓識來說，在當時國內極左思潮還很濃厚的政治環境中，主張中美接近是要有些膽略和眼光的，而且對周恩來來說是有一定的政治風險的。喬冠華回憶，毛澤東曾當著周恩來和他的麵說過這麽一句話：“林彪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在聯合國和美國的關係不會打開。”林彪是反對跟美國接近的。不光是林彪，當時中央領導層不讚成跟美國接近的還大有人在，他們提出這樣或那樣的疑慮和擔心，在底下嘀嘀咕咕。在國際上，朝鮮、越南、柬埔寨等與我國保持友好關係的國家當時也很不讚成中美接近。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麵臨的壓力和政治風險之大就可想而知。雖然毛澤東也是堅決主張中美接近並是最終決策者，但是，一旦中美接近如果不成功，或者出現於我國不利的情況，中央文革一夥就會借機把“投降主義”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周恩來頭上，置他於死地。如果沒有卓越的膽略和高遠的眼光，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敢在國際風雲變幻中抓住這樣的機會。
就個人品格來說，周恩來的個人風度、品格、魅力以及他卓越的談判藝術給了尼克鬆、基辛格強有力的影響，這種影響反過來又對打開中美關係的進程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尼克鬆讚歎：周恩來是本世紀罕見的一個偉人。基辛格說，要是周恩來拍著桌子要求美國停止對台灣的軍援，斷絕同蔣介石的關係，否則就不同意同美國談判，那麽，今天的中美關係將是怎樣還很難料定。
周恩來的一個動作撥動了尼克鬆的神經。美國大使在華沙緊追中國外交官。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
在中國外交史上，1969年是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年代。
這一年，中國和蘇聯這兩個曾經是兄弟加同誌的大國走到了戰爭的邊緣，而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互相敵對長達20年的對手卻開始相互接近。
這年7月，中南海西花廳。一份公安部轉來的廣東省公安廳的急電放到了周恩來那寬大的辦公桌上。
急電說：7月16日，在臨近香港的海麵，抓到了漂進我們領海的兩個美國人。請示如何處理。
周恩來久久凝視著電文，陷入沉思。按常規，這類事情無非是作為帝國主義向我國挑釁的靶子在報紙電台上揭露一番。自1949年以來，中美對立近20年了。
但是，如今情況有所不同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似乎出現了一些新的苗頭。
周恩來的感覺是敏銳而準確的。他從美國政府的大量反共老調中看出了某些細微的變化。的確，自1969年尼克鬆入主白宮後，確實有調整對華政策的意圖和舉動。1月，尼克鬆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有意識地針對中國說：“我們尋求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對各種思想開放……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2月，尼克鬆要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對華政策，“試探重新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美國政府還聲稱，準備對中國放寬人員來往和貿易交流的限製。
尼克鬆這樣做有他的考慮。這除了他自己要在在位期間搞點名垂青史的想法外，還有主動同中國和好以抗衡蘇聯的目的。由於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陷入泥潭，實力受損，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而處於軍事實力增強階段的蘇聯則利用美國進行戰略收縮的時機急劇向全球擴張，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蘇聯武裝挑起中蘇邊境的流血衝突更加引起了美國的警惕。如果中國失去了對蘇聯的威懾，那麽美國對付蘇聯就更困難了。
就中國方麵來說，如果尼克鬆真的有誠意和中國接觸，那麽，中國也應作出相應的姿態。這不僅是出於中國一貫謀求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從中國當前的利益來考慮。3 月份中蘇邊境珍寶島的槍聲使本來已經惡化的中蘇關係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已構成了對中國安全的嚴重威脅。蘇聯至少有一部分實權人物在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攻擊，或是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為了抗衡蘇聯，中國也需要改變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的局麵。毛澤東對尼克鬆上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一些新動向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指揮外交的人，他不僅是個將軍，而且同時還是個士兵，他必須親自掌握複雜而廣泛的材料，必須弄清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否則就很難作出正確的決斷。革命不是繡花，但革命包含繡花，有些工作就是需要非常細致，一針也不能錯。在某種意義上，外交工作就是這樣。
周恩來決定親自抓這件事。他吩咐秘書，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負責人來開會。他要公安部責成廣東省公安廳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兩個美國人乘遊艇闖入我國領海的真實情況。在沒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報紙上進行宣傳，不要隨隨便便給戴上“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帽子。兩個美國人的住宿、飲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國方麵也在密切注意中國對兩個美國人闖入中國領海一事的反應。本來，美國準備在這一天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製，因為發生了這件事，美國推遲了宣布。他們要看看中國對這件事情的處理。
但幾天過去了，中國方麵對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中國的貿易和到中國旅行的限製。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來接到廣東省公安廳的報告。報告說，經調查，這兩名美國人是來香港旅遊的。因其所乘遊艇傾覆而漂到中國領海。周恩來立即批準釋放這兩名誤闖中國領海的美國人。
這就是尼克鬆上台後，中美之間第一次無聲的對話。雙方都沒有給對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對方的意思。雙方都沒有失去自己的尊嚴。
周恩來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是非常漂亮的。後來美國政府的備忘錄裏多次以稱讚的口吻提到中國政府對這件事的處理。
敏感時期，一件小事的得當處理往往會起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周恩來常說外交工作無小事，也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半月之後，周恩來的一個動作再次撥動了尼克鬆的神經，使尼克鬆決心采取主動，加快與中國接觸的步伐。
9月11日，周恩來與到越南河內參加胡誌明主席的葬禮後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首都機場就中蘇關係中的緊迫問題，尤其是緩和邊界衝突問題進行了坦率的會晤。
中蘇兩國首腦的突然會晤，使尼克鬆大為震驚。半年前中蘇兩國還是兵戎相見，怎麽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鬆的意料，美國方麵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鬆是從《華盛頓郵報》上獲悉這一消息的。尼克鬆擔心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晤會導致中蘇關係的緩和，這對美國來說非同小可。尼克鬆感到有一種坐失良機的感覺。他立即召見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鬆的得力外交助手。他從中蘇兩國總理會晤後發表的新聞公告中看出了門道。他說：這是官樣文章，他們這麽長時期的矛盾決不會因為機場的一次談話就化解了。你看他們的公告裏連一個“同誌般”的字眼都沒有。
這正是周恩來外交的智慧。本來，在送審的新聞公告稿中，有“同誌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來審閱時把這些字眼都刪去了，隻留下了一個形容詞“坦率的”。實際上，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晤還算是友好的。
盡管基辛格這樣安慰，尼克鬆還是有點著急，他要基辛格急電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盡快設法秘密接觸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官員，試探能否恢複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
但是，中美兩國畢竟相互敵對了近20年，彼此都把對方看成是“可怕的鬼”。自從日內瓦會議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以來，中美兩國外交人員在社交場合遇見一直是互相不打招呼、不點頭的。因此，斯托塞爾要想與中國使館人員接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2月3日，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有一個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在這個展覽會上，美國大使斯托塞爾找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工作人員，急切地表示：我接到華盛頓的指示，要我轉告你們代辦，美國政府準備恢複與中國的會談，尼克鬆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在那種動不動就會被扣上“右傾”、“投降”帽子的年月，我使館工作人員在沒有接到國內指令之前哪敢擅自與美國大使接觸，於是緊張而匆匆地躲避。斯托塞爾不顧斯文，在眾目睽睽之下從二樓追到三樓。這就是世界外交史上聞名的美國大使在華沙追趕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的奇特一幕。後來，周恩來曾半開玩笑地對基辛格說，華沙那一幕差點沒讓我們的外交官得了心髒病。
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代辦雷陽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外交部。
周恩來接到雷陽給外交部關於斯托塞爾追著要與他接觸的電報後，忍不住笑了。他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毛澤東，並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
請示毛澤東後，周恩來要外交部電告雷陽，可以邀請美國大使到中國使館做客。
在此之前，中國方麵已先後收到美國總統尼克鬆委托法國、巴基斯坦、羅馬尼亞領導人傳遞過來的美國願意改善同中國關係的信息，並且注意到了美國政府在11月間為改善中美關係而采取的一個象征性行動—撤走了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一直在台灣海峽巡邏的兩艘美國驅逐艦。
作為對美國發出善意信號的回應，12月6日，周恩來在上報毛澤東後，又親自批準釋放2月16日因乘遊艇誤入廣東海麵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兩名美國人。這兩名美國人比較複雜，審理的時間較長些。當時在他們的遊艇上發現有收發報機。周恩來要有關方麵認真負責地查清此事。經過認真全麵的審查，認為間諜的嫌疑很小，誤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來還要外交部把釋放兩名美國人的事通知駐波蘭使館告知斯托塞爾，說中國釋放這兩個美國人就是對美國從台灣海峽撤走兩艘驅逐艦的答複。事後，基辛格稱讚周恩來是傑出的外交家，把雙方之間這一階段的相互探詢，稱為“與中國人跳的一場錯綜複雜的小步舞”。
12月11日，斯托塞爾應邀來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與雷陽會晤。斯托塞爾也就成為第一個進入新中國駐外使館的美國大使。
12月12日，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時，托葉海亞總統給尼克鬆帶話：“尼克鬆如果要同中方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
12月底，周恩來反複考慮後，報經毛澤東同意，批準恢複了中斷近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
1970年1月20日，重新恢複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在華沙舉行。2月，又舉行了一次。
會談前，周恩來逐字逐句地修改中方的發言稿，並且交代：在我方發言後，美方如果重提美國與台灣有條約關係，我應以“美蔣條約”是全中國人民所不承認作答；美方如詢更高級會談或其他途徑何所指，可答以美國政府如對此感興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級會談中雙方商定出方案。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關鍵性的問題，也是中美會談中的焦點和難點問題。恰當處理台灣問題，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無法回避的實質問題。周恩來覺得有必要向美方特別是尼克鬆本人表明中方這一立場。還在考慮恢複華沙大使級會談時，周恩來就對在中美接觸中穿針引線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說：當前國際事務錯綜複雜，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在變化。對美關係，中國的立場一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是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去。感謝葉海亞總統把中國的這一立場說得很清楚。
會談中，美國方麵表示：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對中蘇分歧，美國無意站在哪一方，無意參加反對中國的聯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義。美國有協助保衛台灣的義務，但並不妨礙你們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方式。隨著亞洲和平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在台灣的軍事設施。美國願意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中美之間的全部雙邊問題。並願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美國政府還準備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談，也願意在華盛頓接待中國代表。
我國方麵在會談中表示：中美兩國隻有遵守五項原則，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須商定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美關係，並推動其他問題的解決。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幹預，更絕對不能允許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如果美國方麵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商討，中國政府願予接待。
“願予接待”這一意思，是周恩來指示的。當初我駐波蘭使館準備的會談發言稿中，是“願予考慮”。周恩來審閱時，改“願予考慮”為“願予接待”，並說明：“因我方在135次會議發言中，已經提到考慮和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進行，而美方在上次談話已提到來北京直接討論，並且順著這段話，最後用‘考慮’，也顯得太輕了，故改為‘接待’，較‘歡迎’為輕，較‘考慮’就落實了一些。”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修改。
在一場奧妙無窮的奇特對話中，周恩來、尼克鬆跳了一曲錯綜複雜的外交“小步舞”。尼克鬆、基辛格發現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正當中美雙方通過傳遞信息逐步走向高層接觸時，1970年3月發生了美國支持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美國軍隊也借機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推遲中美關係的進程。
中國政府於5月4日發表譴責美軍入侵柬埔寨的聲明，並連續兩次推遲中美華沙會談。
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首都北京及全國各地軍民舉行集會，進行擁護毛澤東的“五·二○聲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國的大遊行。
中國政府的這種舉動是告誡美國政府，中國不會拿原則做交易。中國政府不會因為與美國接近而犧牲一貫堅持的反對霸權主義原則。這種敢於伸張正義、敢於蔑視強權的舉動贏得了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欽佩和讚譽。
剛剛升溫的中美關係又降至冰點。
一條船在一條直線上沿著一個方向前行，掌舵人好掌握；一條船如果進入曲折的彎道，船舵就不好掌握。此時的中美關係進程正是陡然進入到了曲折的彎道，對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慧都是一個考驗。
尼克鬆一看中國這個架勢，很是緊張。他擔心中國會出兵抗美援柬，中美關係再度惡化。
對周恩來來說，美國的這一手也使他感到不小的壓力。因為雖然從美國麵臨的國際國內壓力可以判斷美國主動向中國發出改善關係的信號應該是出於真心誠意，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詐。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在鬥爭的分寸和火候的把握上，還是留有餘地的。中國方麵也就是口頭上嚴厲譴責，並沒有采取實質性的行動。
這一點，精明的基辛格看出來了。當尼克鬆懊惱地說“完了，完了”時，基辛格對他說：中國方麵都是些罵人的話，真正的實質性的行動沒有，也沒有一句話暗示中國準備出兵。
中美接觸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後，雙方又開始了新一輪試探。
6月，尼克鬆政府決定把美國軍隊撤出柬埔寨。
尼克鬆要美國駐法國大使去接觸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官員，傳達美國方麵的意圖：華沙這個論壇太公開，也太拘謹，美方希望另外打開一條保密通訊的渠道。
此時，尼克鬆和基辛格都感覺到華沙會談容易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幹擾，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經過批準的稿子，既耽誤時間，又不解決問題。尼克鬆決定另辟渠道，同我國領導人對話。
7月，尼克鬆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密斯的采訪時向中國發出了一個更為引人注目的信號。他讚成在外交上承認新中國。史密斯問：“在俄國同中國鬧翻的時候，我們為什麽不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而從這種局勢中獲得情報方麵和外交上的最大好處呢？”尼克鬆坦率地回答：“是的，我們應當這樣做。”
中國方麵在美軍撤出了柬埔寨和尼克鬆再次發出願意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信號後，也作了一係列的動作，作了善意的回應。
7月，中國方麵釋放了1958年被捕的美國間諜詹姆士·華理柱。
10月1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國以另一種方式向美國發出了信號：這一天，周恩來請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毛澤東身邊，檢閱國慶遊行隊伍。
遺憾的是，周恩來向美國發出的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號竟被尼克鬆和他精於分析的顧問基辛格忽略了。事後，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幸對我們敏銳地觀察事物的能力估計過高。他們傳過來的信息是那麽拐彎抹角，以致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國國慶節那一天，周恩來把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領到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旁邊檢閱一年一度的國慶節遊行，而且照了相，這是史無前例的……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10月，尼克鬆又頻頻向中國發出更為明確具體的信號。
月初，尼克鬆在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誌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麽事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下旬，尼克鬆利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機會，托兩位總統向周恩來轉達他希望中美進行高級接觸的“口信”：他準備派出高級官員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國與中國高級官員對話，希望中國領導人了解美國是要同中國走向和好的。
尼克鬆還在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宴會上，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這是破天荒的，以前美國領導人都叫“共產黨中國”。
周恩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密切注視著尼克鬆的一舉一動。他注意到，尼克鬆盡管一再表示願意同中方進行高級會晤，但對中方表明的解決中美關係的關鍵問題―台灣問題仍避而不談。
11月5日，周恩來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明確提出：“中美談判從1955年開始到現在，沒有解決什麽問題。為要解決問題，現在就要談台灣問題，就是美國武裝侵略和占領了台灣及台灣海峽。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
周恩來還指出：關於台灣問題，我們談判的態度和方針不會變，應該改變的是美國政府。我們的大門是敞開的。
幾天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來中國訪問，並向周恩來轉達了尼克鬆關於準備派他的高級助手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同中國相應代表對話的“口信”。
11月1 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葉海亞，對尼克鬆捎來的口信作了答複。周恩來說：“因為尼克鬆通過閣下轉告的是口信，我們也應該通過閣下口頭回答尼克鬆總統。閣下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幹預。美國武裝力量占領中國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願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談了15年還沒有結果。現在尼克鬆總統表示要同中國和好。如果尼克鬆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指台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這就是我們的口信。”
周恩來還特別點明：這條口信是得到毛澤東批準的。
11月2 1日，周恩來在接見羅馬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勒杜列斯庫時，對勒受齊奧塞斯庫委托轉達的尼克鬆口信作了同樣的答複。周恩來還補充說：“不僅是特使，尼克鬆自己來也可以。他可以到布加勒斯特、貝爾格萊德去，為什麽不可以到北京來啊。”
不久，巴基斯坦方麵和羅馬尼亞方麵先後把周恩來的口信轉給了尼克鬆。尼克鬆很高興。
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接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談到中美關係時，毛澤東以他那特有的語言風格輕鬆地表示：尼克鬆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那個華沙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一個星期之後，《人民日報》頭版以顯著位置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的照片，又一次含蓄地向美方發出了信號。
正當尼克鬆在小心翼翼地試探通向中國的道路之時，根據毛澤東的決策，周恩來精心導演了一幕震動世界的“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在中美關係的沉重車輪上巧妙而有力地推了一把。
1971年3月末4月初，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舉行。
周恩來是積極主張中國派代表團去參加的。但是，當中國乒乓球隊作好了各項參賽準備等著赴日參加比賽時，有關方麵對於中國是否派代表團去參加比賽存在意見分歧。
而且，不讚成派代表團去的意見還占多數。理由是得知國外有幾股敵對勢力想破壞中國隊的參賽，去了危險性很大。
3月14日，周恩來召集外交部、國家體委等部門負責人開會，堅決主張我國代表團應當去。他說：“不去怎麽能行？我們怎麽能不守信用呢？”在耐心說服不同意去的一方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報告，提出：此次出國比賽，已成為一次嚴重的國際鬥爭，我方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即使輸了也不要緊，反正在政治上占了上風。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周恩來的決策是非常英明的。
3月28日，中國乒乓球隊如期赴日參賽。在比賽過程中，中國運動員同美國運動員進行了友好的接觸，參賽的美國隊向中方提出了訪華的要求。
答應不答應美國隊的訪華要求，這又是對中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考驗。按外交慣例，在兩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且還沒有消除敵對狀態的情況下，是不會接受這樣的請求的，更何況當時中國還有極左思潮。
4月3日，外交部、國家體委就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的事寫報告給周恩來。報告認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暫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周恩來開始表示同意，並把報告送毛澤東。毛澤東最初也同意了。但是，到最後的一刻，毛澤東、周恩來最終還是作出了邀請美國隊來華的決定。
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回憶說：“總理開始第一個思想是‘擬同意’外交部和國家體委暫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提議，後來想想又不大對頭，還是可以同意他們來，下了決心以後，又去請示主席。主席點了頭。結果電報來往來不贏了，馬上打電話過去。”“那次總理批評我們，說我們外交部是按規矩辦事，老一套，根本看不到當前情況的變化。體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就沒有掌握這個大局。”
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一傳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轟動。日本各大媒體都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這一消息和評論。
周恩來興奮地告訴毛澤東：“電話傳過去後，名古屋盛傳這一震動世界的消息，超過31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消息傳到美國，尼克鬆又驚又喜。他後來回憶說：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到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了邀請。中方作出的反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係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製。”
就在尼克鬆宣布解除對中國的貿易禁令的同一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美國乒乓球隊全體成員。
周恩來意味深長地對代表團團長斯廷霍說：“過去有很多美國朋友來過中國，以後還會有不少朋友來。”“你們這次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會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讚成和支持。”
周恩來的話弦外有音，既是講給美國人民聽的，也是講給美國政府聽的。
科恩問：“我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總理對目前美國青年中流行很廣泛的‘嬉皮士’運動有什麽評論？有什麽看法？我很想了解這些。”
周恩來說：“第一，我對這個運動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問的話，我隻能說一點我粗淺的、表麵的觀察。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點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但各種表現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為尋求真理總要通過各種實踐來證明對還是不對。這在青年時代是許可的。”“我們讚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的要求，這是好事。要通過自己的實踐認識。但是有一點，總要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就可以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
周恩來的回答，科恩非常滿意。整個接見過程中，周恩來那瀟灑的外交風度和談話藝術，使在場包括有“嬉皮士”氣的科恩在內的每一個美國隊員無不感到由衷的敬佩，並且對周恩來這樣的中國領導人產生了極大的好感。在他們的心裏，中國這個曾經被西方認為是“神秘國土”的國度已不再是“神秘”和“可怕”了。
消息傳到白宮，尼克鬆、基辛格都驚呆了。
事後，基辛格評論說：這整個事情是周恩來的代表作。跟中國人所有舉動一樣，它有許多層意義，描繪得光彩奪目的表麵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對這些美國青年的邀請的最明顯意義是：它象征著中國已承擔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義務，而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它保證—比通過任何渠道發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現在肯定將被邀請的使節，將來踏上的是友好國家的國土。由於這些選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種政治傾向，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這樣中國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國評論界的情況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來也懂得怎樣做才不會遭到拒絕。在中國內部，這有助於使黨政幹部適應方針上即將發生的革命性變化。
舉世矚目的“乒乓外交”，充分展示了周恩來外交藝術的智慧與才華。尼克鬆、基辛格同時感到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外交巨擘。
尼克鬆稱周恩來的口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第一次神秘的北京之行後，基辛格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真荒唐，我們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地敲桌子大罵呢！”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雙方的戰略意圖從幕後推到了台前。
周恩來抓住時機，再次向尼克鬆打出了一個漂亮而明確的“政治抽球”。
1971年4月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向尼克鬆發出了一個重要口信：要從根本上恢複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隻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周恩來的這個口信是繼“乒乓外交”之後在中美關係問題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驟。它的新意在於：中國通過正式外交途徑向美國總統發出了邀請。
尼克鬆接到這個口信後很是高興。他和基辛格都意識到：中美關係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尼克鬆作出了這樣的決斷。
為此，尼克鬆於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大使連續向中國發出了3次口信，答複說：為了解決兩國之間那些分歧問題，並由於對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視，他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並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進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
尼克鬆、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國方麵的答複。他們擔心雙方前一時期的努力會不會因為中國內部有人反對中美接觸而前功盡棄。
尼克鬆、基辛格的擔心並非多餘。當時的中國國內，的確存在著反對中美接觸的勢力。當時中國的“二號人物”林彪就暗中說：周恩來與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倒黴的。
黨內高層也還有其他人提出這樣那樣的疑慮，如中美會談會不會影響中國人民的鬥誌？會不會影響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鬥爭？尼克鬆、基辛格這一手是不是有詐？他們是不是表麵談和，實質不變，以渙散我備戰士氣？等等。
5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全麵討論了中美關係和即將在北京舉行的中美預備性會談。
周恩來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可一世，什麽地方有事它都要過問，而現在卻不同了。越戰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軍隊往回撤。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它要考慮，是繼續在各麵出擊呢，還是收縮一下？綜觀全局，它首先要解決印支問題，就不能不同中國接觸，就要同中國打開關係，而我國利用這一時機打開中美關係，將有利於反對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有利於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有利於我國的安全和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鬥爭。
會後，周恩來起草《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報毛澤東批準。《報告》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美關係演變的曆程，對同基辛格的預備性會談和尼克鬆的訪問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作了充分估計，並擬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
《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提出關於中美會談的基本方針，即：美國一切武裝力量和專用軍事設施，應規定期限從中國台灣省和台灣海峽撤走；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人不容幹涉；中國人民力爭和平解放台灣；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反對進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美國如欲同中國建交，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報告》還對黨內部分同誌對中美會談抱有的種種疑慮和擔心作了認真的分析和冷靜的回答。
5月29日，毛澤東批準了《報告》。
同一天，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給尼克鬆發出口信。口信說：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鬆總統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並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鬆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一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為尼克鬆訪華作準備工作，並進行必要的安排。時間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間。
6月2日，當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裏拉把周恩來的口信轉交給基辛格後，基辛格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拿著用打字機打印了的口信興衝衝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鬆。
尼克鬆也眉開眼笑。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說著，尼克鬆打破晚飯後不喝酒的慣例，斟了兩杯白蘭地，和基辛格興衝衝地幹杯以示慶賀。
基辛格意味深長地說：“我想起了幾百年前從西方去中國的馬可·波羅。”
尼克鬆靈機一動：“我們就給你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就叫‘波羅行動’。”
就在尼克鬆和基辛格緊張準備基辛格的“波羅行動”時，周恩來親自掌握的一個工作小組住進了釣魚台4號樓。這個工作小組的成員由周恩來親自選定，報毛澤東批準。主要成員包括葉劍英、姬鵬飛、黃華、熊向暉、章文晉等。
為了準備即將來臨的中美會談，周恩來多次主持會議，反複討論會談方案，並對尼克鬆、基辛格的政治觀點、個人曆史、家庭生活，乃至愛好習慣都作了研究。周恩來還特地閱讀了尼克鬆所寫的《六次危機》，觀看了尼克鬆所喜歡的電影《巴頓將軍》。
7月9日，北京時間中午12點25分，一架巴航波音707飛機平穩地降落在北京郊區的南苑機場。經過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隨行人員洛德等，躲過了記者們的視線，終於神秘地踏上了中國的國土。
周恩來派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即將出使加拿大的黃華、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韓敘和翻譯冀朝鑄到機場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雙方官員的表情是嚴肅的、拘謹的，氣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隨基辛格左右的美國特工更是如臨大敵。
基辛格憂慮重重，玳瑁寬邊眼鏡後的臉上肌肉緊張得沒有一絲笑容。想到即將與周恩來舉行會談，基辛格更是覺得心裏空洞洞沒有底。盡管事前對中國人作了諸多研究，但還是感到那是紙上的材料，對他還是不知深淺，讓他感到莫測高深。周恩來是個怎樣的人？他會不會因為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他握手而報複？也許開始就是一頓拍桌子的痛罵！
基辛格感到肩負重任，又覺得吉凶難卜。他機械地鑽進了大紅旗轎車。
基辛格的特別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說：“頭兒，你太緊張了。”
大紅旗轎車風馳電掣般地駛向釣魚台國賓館。一路無阻。基辛格被當作貴賓，安排住在5號樓。
下午4點半，周恩來來到了基辛格下榻處。這是極不尋常的禮遇。一般情況下，政府首腦是不會登門拜訪來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腦的客人。基辛格連忙招呼他的隨員到客廳門口迎候。
基辛格等人在屏風前排成一行，對中國的神秘感使他們在即將見到中國領袖人物之前顯得緊張和拘束。
轎車悄然駛到了5號樓門口，周恩來走下車來。基辛格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對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來作了這樣的描繪：“他臉容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製的灰色毛式製服，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像毛澤東或戴高樂那樣），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製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
基辛格還未等周恩來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動作有點誇張。
周恩來會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視著基辛格，說：“這是中美兩國高級官員二十年多來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笑了笑：“遺憾的是這還是一次不能馬上公開報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驚。”
接著，基辛格將自己的隨員介紹給周恩來。“理查德·斯邁澤。”
周恩來握著斯邁澤的手，說：“我讀過你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的論文，希望你也寫一篇關於中國的。”
“溫斯頓·洛德。”
周恩來握著洛德的手晃了晃：“小夥子，好年輕。我們該是半個親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國人，在寫小說。我願意讀到她的書，歡迎她回來訪問。”
周恩來還跟特工人員雷迪和麥克勞德開起了玩笑：“你們可要小心喲，我們的茅台酒會醉人的。你們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處分啊？”
周恩來的一席話，使基辛格一行緊張拘束的神態很快消失了。他們為周恩來的魅力所感染。
鑒於基辛格隻能在北京呆48個小時，雙方都想到要抓緊時間，見麵後，立即進入會議室開始會談。
隔著一張鋪著深綠台布的長桌，周恩來和基辛格相對而坐。在周恩來兩旁的是葉劍英、黃華、章文晉、熊向暉、王海容、唐聞生、冀朝鑄。在基辛格兩旁的是霍爾德裏奇、斯邁澤和洛德。
洛德將一本花了許多心血準備的材料匯編擺在了基辛格的麵前。
周恩來隻掏出一張紙放在茶杯邊。基辛格用餘光掃一眼，隻見紙上隻寫著幾行字，猜想大約是討論的提要。
為了減緩自己的緊張情緒，基辛格首先對中國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並說：“我也希望以同樣的熱情在美國招待周總理。”
“我沒有去過美國，也沒有到過西半球，但是我們是在同一時候工作，你們在白天，我則在晚上。”周恩來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未說去，也未說不去。他接著又說：“按中國的習慣，請客人先講。”
基辛格打開麵前那本厚厚的材料匯編，十分謹慎而機械地念了起來。周恩來等靜靜地耐心聽著。
在哈佛大學磨煉過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覺到這樣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著頭皮把開場白念完，然後，索性丟開講稿，要在周恩來麵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說：“今天全球的趨勢使我們相遇在這裏。現實把我們帶到一起，現實也會決定我們的未來。我們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到你們這個美麗而神秘的國家。”
周恩來擺了擺手，“不，不，並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著，基辛格說，尼克鬆總統給了他兩個任務：一是商談尼克鬆訪華日期及準備工作；二是為尼克鬆進行預備性會談。然後，基辛格談了七個問題。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他從撤軍問題談起，著重強調：（一）美國政府擬在印支戰爭結束後撤走三分之二的駐台美軍，並準備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減少在台灣餘留的軍事力量；（二）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灣問題能和平解決；（三）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台灣獨立；（四）美國不再指責和孤立中國，美國將在聯合國支持恢複中國的席位，但不支持驅逐台灣代表。
在談到印支問題時，基辛格說，保證通過談判結束越南戰爭。他們準備製定一個從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裝力量的時間表，但希望得到一個維護他們體麵和自尊的解決辦法。
基辛格發言告一段落後，已到了晚餐的時間。周恩來提議先吃飯。
“交談嘛，何必照著本子念呢？”周恩來站起身來，善意地朝基辛格笑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麽多年書，還從未用過講稿，最多擬個提綱。可這次不同，對周總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靦腆地說。
氣氛一下子緩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們輕鬆地交換了一下眼光。他們一直為台灣問題擔心，擔心會吵架敲桌子而談崩。正如後來基辛格對黃華所說的：“總統跟我不止一次地設想我們會談的情景，以為你們會大聲拍桌子叫喊著打倒美帝，勒令我們立即滾出台灣、滾出東南亞，不然就不能坐下來談判。”
晚餐是豐盛而精美的。基辛格還沒有見過如此豐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們經不住誘惑，拋開斯文，吃了個酣暢淋漓。
飯後繼續會談。周恩來針對基辛格提到的問題，用簡短的時間，坦率地表明了中國的立場和態度。然後話鋒一轉，談到了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的演說。
周恩來說：“我是大致讚成尼克鬆總統7月6日在堪薩斯城演講的觀點的。總統講到當今世界存在‘五極’。”
“堪薩斯城？五極？”基辛格愕然。他隻知道尼克鬆過去多次與他商量過中、美、蘇三極即“大三角”的說法。他並不知道，7月6日，當他在印度新德裏時，尼克鬆在堪薩斯城發表了一番關於“五極世界”的重要講話。而且，基辛格怎麽也沒想到，在7月7日、8日兩天還給他打來過電訊的尼克鬆竟忘了把這樣一番重要講話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對尼克鬆7月6日演說一事及其內容，一無所知。倒是周恩來先提了出來，這下子使基辛格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們也麵麵相覷。他們都在暗暗為基辛格著急。周恩來敏銳地感覺到了基辛格對尼克鬆的堪薩斯城演說一無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飾說；“你們可能在路上沒看到總統的講話。”
基辛格隻得尷尬地點了點頭。
周恩來熱情地為基辛格介紹尼克鬆的演說觀點。他說：“尼克鬆總統聲明，本屆政府‘務必首先采取步驟，結束大陸中國與世界社會隔絕的狀態’。他預見到世界上將出現‘五個超級經濟大國’美國、西歐、日本、蘇聯和中國，它們之間的關係將決定當代和平的結構。我們讚同你們總統的觀點，卻不讚同給中國戴上‘超級大國’的帽子，也不參與大國的這場比賽。”
周恩來無意利用對方不利境地的真誠態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早餐時，周恩來以他特有的風度，派人將尼克鬆在堪薩斯城演講的英文稿連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麵前。英文稿上還留有周恩來的親筆注明：“閱後送還，僅此一份。”
基辛格非常感動。他對他的助手們說：“我看換了赫魯曉夫，早就借此搞小動作了。”
基辛格對周恩來的信任與敬佩，就在這一些細節中開始形成。在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側重於把時間花在那些能增進相互了解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務虛問題上。那種談笑風生的氣氛，那些深入透徹的言談，使會談不像一場嚴肅的政治會談，而更像兩位朋友在進行一場關於政治、哲學的坦誠對話。基辛格後來回憶說：“我們各自陳述對世界事務的觀點，態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間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內容之深刻，隻有在一位偉人麵前才會經曆得到。”
第一次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去向毛澤東匯報。
7月10日下午4點，在基辛格一行遊覽了故宮後，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繼續進行。這次會談的地點輪換至人民大會堂。
在這次會談中，雙方擺出自己的觀點。由於分歧十分嚴重，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在台灣問題、越南問題、亞洲問題等一係列問題上，雙方的觀點尖銳對立。
在這節骨眼上，周恩來說：“我們如不先去吃飯，烤鴨就要涼了。”
宴席上，周恩來把話題轉到了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
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是這樣記敘當時的情景的：“午餐過後，周恩來把話題轉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但周恩來繼續說下去，堅持認為，如果我們要打交道，了解這出戲是有關鍵意義的。他的內心無疑很痛苦，但表情卻顯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國既害怕官僚主義化又害怕過分狂熱的思想感情，在這兩者之間疑慮重重。他描述了那種在單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長起來的社會所處的困難，它一旦遇到許多種不同的思想派別紛爭於街頭，就會使50年來的鬥爭成果陷入危機。他再一次講到他有兩天時間被紅衛兵圍在辦公室裏……現在回想起來，我還不大明白，周恩來為什麽要講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與文化革命無關，或者想說明這場革命已經成為過去。”
我們今天也不便去猜測周恩來為什麽在這種場合下對基辛格談論“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周恩來對基辛格談“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無目的的。也許，周恩來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對中國外交上有時表現的一些極左言論要給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計較一些字麵上的“罵”，要去抓住行動上的實質。
接著，周恩來和藹地建議，尼克鬆總統可於1972年夏天來訪。
基辛格說，1972年夏天離總統大選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誤會。
周恩來充分體諒尼克鬆的難處，建議改在1972年春天。基辛格讚同這個日子。不過他說總統訪問必須經過周密的準備，包括會談議程、新聞和電視報道以及安全保衛工作。周恩來表示這些可以討論。雙方確定晚間10點以後再會晤，討論關於這次基辛格訪華的聯合公告問題。
在討論公告時，雙方對公告稿有爭議，主要有三處：一是尼克鬆來華訪問是誰主動提出的；二是會談要討論哪些問題；三是來訪的適當時間。原稿中對第一點說是尼克鬆要求來訪，我們邀請。基辛格不同意，說這樣寫讓人看了像個旅遊者。周恩來考慮，如果說尼克鬆要求來訪，我們才邀請，他們的麵子難看，於是建議改成“獲悉”尼克鬆要來訪，我們邀請，這樣，就避免了誰是主動的問題。對會談要討論的問題，在“謀求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加上“並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不隻是討論台灣問題。關於來訪的時間，改為5月之前，不說具體日期，以便靈活安排。
修改後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滿意，認為中方設身處地考慮了美國方麵的意見，同他們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馬上表示同意，並在“接受邀請”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詞。
周恩來說：這個公告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
之後，周恩來又與基辛格討論了今後中美雙方聯係的地點。雙方都讚成定在法國巴黎，由尼克鬆信任的美國駐法使館武官沃爾特斯將軍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接頭。周恩來還說：有時，我們不妨繼續利用巴基斯坦這個渠道。中國有句古語，不能過河拆橋。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來的這種真誠人格所打動。
基辛格在北京隻呆了48個小時，先後同周恩來會談了17個小時。
7月11日午飯後，基辛格一行乘巴航離開北京再繞道巴基斯坦回美國。在伊斯蘭堡機場，前來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長舒爾坦說：“基辛格去的時候憂心忡忡，回來時喜氣洋洋，前後相比簡直像兩個人。”
的確是這樣。基辛格對他這次密訪中國非常滿意。他自己說，這次他是“帶著希望而來帶著友誼而去”，訪問成果“超過了他原來的期望，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秘密使命”。
這次中國秘密之行，給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周恩來了。回到白宮，基辛格在尼克鬆住的那幢西班牙別墅最高層的小書房裏大談周恩來。
基辛格說：周恩來的談判本領會令你感到吃驚。在我打過交道的最令人欽佩的外國政治家中，周恩來同戴高樂完全不相上下。
基辛格還懊悔不已地對尼克鬆說：“我們真荒唐，怎麽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敲桌子大罵呢？”
事後，尼克鬆寫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了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曆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用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基辛格卻很少在背後這樣誇讚過別人。我同周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談判後，就明白了為什麽基辛格對周的評價是如此異乎尋常的讚美有加。
基辛格自己在回憶錄中對周恩來也作了長篇評述。的確，周恩來給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機敏與難得的真誠，而且還有普通人的細膩的情懷。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他是一個傑出的曆史人物。他精通哲學、熟諳往事，長於曆史分析，足智多謀，談吐機智而又風趣，樣樣都卓越超群。他對於情況的了解，特別是美國的情況，也包括我個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簡直令人吃驚。他的一言一行幾乎都是有明確的目的的。”
“周恩來在待人方麵也特別體貼照顧。我的下級人員生病的時候，他親自前去探望。盡管我們的級別不同，他卻不拘禮儀，堅持會談一定要在我住的賓館和人民大會堂兩地輪流進行。這樣他來拜訪我的機會和我去拜訪他的機會就同樣多。”
“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
1971年7月15日，一個世界矚目的日子，它將以一個曆史的轉折點而載入世界外交史。
幾乎在同一時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國，是由尼克鬆親自在廣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國聽眾宣讀公告，並作了闡釋。而在中國，是通過新華社全文播發，《人民日報》也在頭版刊登了這一公告，但沒任何闡述。
這個不足兩百字的公告一播發，對於整個世界來說，猶如在一個平靜的湖麵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全世界都震驚了！幾乎所有的電波都在載送這個消息，幾乎所有的語言都在談論這個消息。
基辛格虛驚一場，周恩來給基辛格講述什麽是“放空炮”。基辛格豁然開朗，明白了周恩來方案的奧妙。基辛格說：和周恩來談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個合理的主張。
就在尼克鬆訪華的公告發表後不久，為進一步推動和駕馭中美關係的進程，周恩來接見了有影響的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著名記者詹姆斯·賴斯頓，並與他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談話。周恩來親自審定了談話記錄，並同意在《紐約時報》發表。
周恩來詳盡闡明了中國對於中美最高級會晤以及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所采取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要求，從而公開向美國政府和尼克鬆本人“將了一軍”。
談到尼克鬆要訪問中國時，周恩來說：中國這樣的國家，美國封鎖了20多年了，覺得要求看一看，也很好嘛。願意談嘛，我們也願談。當然毫無疑問，好多問題我們雙方的立場不一致，觀點有很大距離。如果要和緩，總得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吧，總要研究一些問題嘛，這些問題都可以擺到桌麵上談嘛。當然，我們也不指望問題一次就統統解決，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實際的。但是接觸接觸，就會找出一個頭，從什麽地方開始解決問題。
周恩來讚揚尼克鬆敢於衝破偏見、承擔風險、首先訪問中國的勇氣。他說：尼克鬆這回決定要到中國來這一件事，別的黨派也說別人是不敢的。從這一點上看，他還是有一點勇氣的。
周恩來的這篇談話，起到了向美國總統施加某種壓力，促其三思而行的作用。
當時，正當尼克鬆派基辛格為準備總統訪華作第二次中國之行時，美國白宮和國務院之間爆發了一場爭論。國務卿羅傑斯堅決反對這項計劃。
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看了周恩來的長篇談話後評論說，尼克鬆的中國之行隻能“提前實現，而不能推遲”。
尼克鬆、基辛格權衡再三，沒有改變初衷。
然而，正在這個時候，中國國內政局發生了一次重大變故。9月13日中國“第二號人物”林彪陰謀加害毛澤東敗露，倉皇北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9月中下旬，周恩來充分地估計到了林彪事件可能會給處於關鍵時刻的中美關係帶來某種消極作用。
憑美國的情報網，尼克鬆一定知道中國國內發生了大的政治變故，但又不可能知道得很具體。尼克鬆會不會因為這個而放慢甚至後退邁向中國的腳步？這很難說。把林彪事件告訴尼克鬆，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須讓尼克鬆知道，中國在中美關係的態度上一如既往。
細心的周恩來幾天都在思考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他記起了上次和基辛格共同商定的負責中美聯係的巴黎秘密渠道。
9月27日，人民大會堂。周恩來開完會特意把將要去巴黎的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符浩留了下來，鄭重地對他說：“有關林彪叛逃的事，見到黃鎮同誌時，把情況告訴他。”周恩來頓了一下，又說：“還有，中央已決定逮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這些也告訴他。”
周恩來還叮囑說：“隻告訴黃鎮一個人。”
周恩來此舉，意在向黃鎮大使交個底。黃鎮知道林彪叛逃，不會影響中國對美國的態度。這樣，當美國駐法國使館武官沃爾特斯與他聯係時，他心中就有底了。
事情完全如周恩來所料。9月中旬以來，匯集到尼克鬆和基辛格麵前的各種情報表明，中國國內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一架中國噴氣式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後，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沒有公開露麵，所有的機場都關閉了，軍隊也似乎進入了“一級戰備”狀態。尼克鬆和基辛格都在擔心會不會由於中國國內政局的震蕩而影響中美關係，他們早就懷疑中共高層領導在對美政策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直至接到沃爾特斯報告，說他和黃鎮大使接觸，黃鎮的態度照樣爽快，中國對安排尼克鬆總統訪華的事沒有中斷，尼克鬆和基辛格懸著的心才算落下來。
10月16日，美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基辛格受尼克鬆的委派，坐上了總統專機“空軍一號”，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目的是“為尼克鬆總統訪華做基本的安排”。
基辛格自定這次訪華行動的代號為“波羅二號”，但這次行動已不再像上次那樣是秘密的，而是公開的、大搖大擺的，隨行人員相當於尼克鬆訪華的全部人馬。基辛格按照需要了解情況的範圍把人員分在四個等級，他和助手洛德、霍爾德裏奇了解政策和總統之行的某些技術方麵細節；總統的特別助理和先遣隊負責人德懷特·查平了解一切技術問題；安全保衛和通訊技術人員隻了解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問題；而對國務院的代表艾爾弗雷德·詹金斯，隻是讓他“有一種參與的感覺”，不讓他參與關鍵性的政治討論，尤其是起草公報的工作。
雖說基辛格與周恩來已有過17個小時的會談經曆，中國對他也不再“神秘”了，而且，基辛格也向往再一次與充滿魅力的周恩來會晤，但是，當“空軍一號”即將進入中國境內的時候，基辛格內心還是有點忐忑不安的預感。
10月20日上午，基辛格一行飛抵上海。在機場迎接的隻有章文晉等四人和上海外辦的兩位代表。當天中午飛抵北京機場時，迎接他的還是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幾位高級官員，隻增加了姬鵬飛代理外長。基辛格等人感到有些受到了冷遇。這次訪問已公開宣布，但歡迎場麵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熱烈。
基辛格坐上大紅旗轎車，直駛釣魚台國賓館5號樓。
透過車窗，基辛格發現，沿途斷絕了交通，布滿了警衛，還有幾處寫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標語。
尤其讓基辛格不安的是，當他們進入國賓館5號樓的住房時，每個房間裏都放有一份英文的電訊稿，上麵印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口號。
基辛格感到非常不快和擔心。他甚至懷疑起沃爾特斯從巴黎渠道傳過來的消息是否準確。但基辛格畢竟是一位老練的外交家，他當即令人把所有房間的英文電訊稿收集起來，送交給中國方麵的一位禮賓官員，說“這一定是以前的一個代表團丟在這裏的”，未作更多的反應。
其實，基辛格等人這是虛驚一場。這場虛驚直到見到周恩來才算結束。
周恩來聽到擺放英文電訊稿一事後，非常生氣。他當即查問禮賓司的負責人：“為什麽擺放這樣的東西？”
禮賓司負責人說：“這是新華社曆來的規矩。”
事情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說：“告訴他們，那是‘放空炮’。”
這樣，周恩來後來就給基辛格談起了“放空炮”的比喻。基辛格開初還不太懂“放空炮”是什麽意思，周恩來解釋說：有些宣傳口號是“放空炮”，而沒有實際行動。應該注意中國的行動，而不是它的言辭。當然，也不是什麽事都放空炮，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基辛格對中國的這種奧妙的宣傳辯證法還是似懂非懂。
一場虛驚過後，周恩來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基辛格及其隨員。他和藹地同客人一一握手和照相後，請客人就座。接著，周恩來以他驚人的記憶力，就像老朋友似的說出基辛格的隨員各自的學曆和經曆，並談笑風生地讚揚他們的來訪增進了兩國友誼。輪到國務院那位詹金斯時，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