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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傳記
> 重拳出擊——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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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
中國外交跌入一個寒冷的“冬季”。周恩來修複對外關係。
極左分子指責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周恩來托人給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
“都是極左啊！”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向奈溫道歉。
中蘇關係劍拔弩張，柯西金急於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知深淺的接線員竟然拒絕接通毛澤東的電話。
康生指責新中國17年的外交是“三降一滅”。中國外交跌入一個寒冷的“冬季”。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同許多外國駐華使節親切地打招呼。周恩來大批外事領域的極左思潮，修複對外關係。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新中國外交一度跌入了一個嚴寒的冬季。
在這個嚴寒的“冬季”裏，康生、江青一夥憑借權力，控製輿論，插手外交工作，把極左思潮煽惑得像一頭怪獸，上躥下跳，使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創的新中國外交工作的良好局麵迅猛地滑向懸崖。
1967年6月，康生給新中國成立以來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他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說：“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發現不是三和一少的問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革命。”
這頂大帽子給外交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壓力。
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回憶說：
那一年月，我印象很深，是羅馬尼亞的毛雷爾來訪問，還有原來的國防部長。我們這邊是總理、先念、康生和我接待，在釣魚台與他們會談。會談完了，總理還沒走，先念把我拉到一旁，說：老喬，這個“三降一滅”壓得我們沒有辦法了！他說，現在康生也在這，你能不能跟總理講一講，請康生把這句話說清楚一點，指的是什麽？因為先念那時管外經委，也有一個外貿問題。
當時，總理正在一個房間的衛生間洗臉，我就過去了，說：總理，剛才先念同誌提到一個問題，我也有這個想法，康生提出“三降一滅”。這樣一提，我們整個外交工作就都被否定了，我們怎麽檢查？沒法子檢查。
總理以很沉重的表情聽我講。我講了以後，總理想了半天，他隻一句評論：“‘三降一滅’，不通！”就不再講了。這個事情我後來告訴了先念同誌。但總理也沒辦法，我看總理處境非常困難。
周恩來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對康生的這一誣蔑，他曾當著康生的麵表示過不滿。他說：“外交部總的政策不僅是我兼外長的時候，就是陳毅做外長，也要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主席講了，我們才辦具體事項。”
麵對周恩來的質問，康生支吾著推說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否定了新中國17年的外交，康生他們主張的那一套是什麽呢？
康生等人說：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要鬥字當頭，不怕斷交。
於是，各種各樣的胡鬧盛行開來。
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乃至有些華僑就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
有的駐外人員故意疏遠當權派，親近反對派。
請外賓吃飯，把下麵的普通的外國人請到貴賓席上，真正的貴賓讓人家站著，冷落貴賓。還說這就是“革命”，是“人民當家作主”。
……
這種種無奇不有的極左做法引起了駐在國的深深疑慮與強烈不滿。
幾乎所有的駐外使館也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駐外大使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外交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止狀態。作為政府總理、舉世公認的外交家周恩來，三年之內竟沒能安排過一次正式出訪。來中國訪問的外國領導人也大大減少。
與此同時，在國內，在極左思潮煽動下的造反派也製造了一係列各種各樣的胡鬧。
有的人在群眾大會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國政府的口號，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
外交部部長陳毅受到造反派的“窮追猛打”，不能正常工作；造反派把外交部所有部長、司長家裏的電話都撤掉，還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外交部的大權一度失控。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1967年的七八月間，在首都北京發生了最嚴重的三起外交事件，當時叫“三砸一燒”。
“三砸”，就是砸了緬甸駐中國大使館，砸了印度駐中國大使館，砸了印度尼西亞駐中國大使館。造反派衝進這三個使館，把人家的國旗撕爛，把人家的國徽砸爛。
“一燒”，造反派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在極左思潮的肆虐下，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這其中不乏過去一直同我們保持友好睦鄰關係的周邊國家。
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是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毛澤東對外賓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燒大使館就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國外發電報，都是極左啊。
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前，為經曆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麵複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餘地和條件。
中國外交畢竟是由毛澤東領導、周恩來親自主管的，經曆了一年多的無序和混亂後，從1969年起，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開始批判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狀態。
1968年12月5日，周恩來就對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評。他在國務院各部委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上談到外交問題時說：不能看到和平共處四個字就認為是毒草，外交鬥爭是極其複雜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幹擾，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一些外國駐華使節被邀請上天安門觀禮，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了他們，同他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毛澤東對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拉傑西·米斯拉說：“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印兩國人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樣吵下去的嘛！請問候你們的總統和總理。”
毛澤東握住緬甸駐華代辦的手說：“中緬兩國人民是‘胞波’，請代我問候你們的奈溫將軍。”
……
毛澤東這樣做，是向外界傳達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關係的信息。
周恩來趁機進行外交政策的糾“左”。
中國的駐外使節，自1967年初召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以後，一直沒有再派出。1969年6月開始，周恩來開始陸續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駐外使節。6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耿飊等幾位即將赴任的大使時說：形勢是樂觀的，但要準備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動性，使館要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主要任務，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員謙虛、謹慎、樸素、不卑不亢。
同時，周恩來指示把駐外使館的極左分子調回國內。1970年3月1日，周恩來在批閱中國一個駐外使館給外交部的電報時指出：我使館中如有極左分子，應迅速調回。
同年9月中下旬，周恩來兩次找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及有關地區司負責人談話，指出：不要以為隻有中國才行，就我們一家，眼裏沒有別人，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麽能包辦得了呢？在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今後，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幹校勞動過、精神麵貌好的幹部在外任職。我們使館有些人，就是喜歡聽人家說好話，不愛聽批評的話；對我們的事就報喜不報憂，對人家的事就報憂不報喜。這些都是主觀主義。我們應該學習人家的長處，不要隻注意人家的短處。
1970年12月26日，周恩來在同外事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提出外事部門應主動開展外交工作。他說：我們的外交工作大大落後於形勢，自己主動開展的工作太少。要麽就是極左，搞強加於人，大國沙文主義；要麽就是閉門不出，等著人家來送東西。強加於人是左傾機會主義，閉門不出就屬於右傾了。
當時，對外宣傳中也出現大國沙文主義、強加於人的極左做法。比如，在出口商品的包裝上印上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刷上一些政治標語和口號；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給駐在國的工人、學生放映“文革”的電影，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有的還強行要求外國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否則就是反華。這些極左做法引起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懷疑與不滿，有的國家將收到的毛主席著作、語錄和“文革”宣傳材料或強行收回銷毀，或丟棄在車站、廣場等一些公共場所，對外宣傳起了相反的效果。
對於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周恩來也多次提出嚴厲批評。
1970年10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外貿會議的代表時批評說：如果將帶有語錄的包裝商品出口，反而會被敵人利用。各省的同誌可以去廣州商品交易會，看一下商標、包裝圖案，都可以查出一些問題。另外在汽車上搞語錄也是不嚴肅的，是對毛主席的不尊重。
12月23日，周恩來在同外交部有關負責人談話時，批評外事工作存在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強加於人的做法。他說：不調查研究，不請教人家，主觀主義，驕傲自滿，背包袱，好像隻有我們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國沙文主義。對於外國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我們不能代替，更不能強加於人。有時需要我們提出意見，也隻能看對方的認識如何。對兄弟黨如此，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麽都要聽我們的。新華社，連駐外使館在內，從對兄弟黨的關係到對外關係，存在的問題很多。外交部的極左思潮沒有批透。
1971年1月，長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後藤鉀二專程到中國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乒乓球協會在同後藤鉀二會談時，中方人員堅持要將台灣問題寫入紀要、把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文字放在第一條。後藤鉀二認為，他提出的會談草案中已明確寫有應當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這時中日關係還沒有實現正常化，日本國內情況比較複雜，希望中方能體諒他的難處。但中方人員堅持不讓。1月29日，周恩來找參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的中方人員談話，對會談中中方人員的極左做法提出批評。他說：後藤的會談紀要草案已經很好了嘛！後藤先生很早就想來中國，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太過分了！你們不要那麽“左”嘛！會談要看具體對象，台灣問題對後藤沒有必要提，你們不要給他出難題。“三原則”還是按日方原來提出的放在第二條。
4月7日，周恩來在接見援外工作會議代表時就對外政策問題作了長篇講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時，他說：由於當時忙於對內，對外事注意不夠，出了一些亂子。有一些壞人鑽了空子，利用極左思潮，搞了極左行動，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等。此後即集中糾正強加於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
當時的對外宣傳中的一些極左行為，有時真是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時間大約是在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到北京飯店參加一個涉外大型宴會。宴會廳紅柱彩頂，光照璀璨，場麵十分隆重莊嚴。但在宴會大廳的正中央，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標語紅底白字，十分醒目。周恩來看到後對有關負責人指出：在這樣隆重的外交場合，掛出這樣的標語是不合適的，今天出席宴會的許多客人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駐華使節和外國朋友，他們看到這條標語會有什麽想法？不能把國內的一些做法搬到外事活動中。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和北京市聯合組成一個小組，檢查一下北京的涉外飯店是否有類似違背外交政策或極左的對外宣傳的做法。發現問題，要及時提出改正意見。
外交部和北京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組成一個聯合檢查小組，對當時北京的涉外飯店進行了檢查。結果發現存在的問題還真不少。
當時所有的涉外飯店除了都掛著毛主席的相和“文革”宣傳畫外，還擺放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濃的工藝品，如紅衛兵的雕塑等。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新僑飯店。
當檢查組來到新僑飯店時，該飯店軍代表介紹說：我們注意突出政治，大力向外賓宣傳毛澤東思想，撤掉一切“四舊”的陳列品，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
這位軍代表還得意地舉例說：每間客房都掛著毛主席的半身標準像，住飯店的日本商人為表達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自己又買了許多毛主席的相片，貼在房間的牆上。
為了突出“成績”，這位軍代表還要領著檢查組去當場驗證。
然而，當檢查組隨著軍代表進入日本商人所住的房間時，大家都驚呆了。
隻見牆上並排貼著許多毛主席的相片和半裸體的美女照片。
看到這不倫不類的做法，檢查組人員當時就氣憤地下令取下毛澤東的照片。
檢查組把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向周恩來匯報，並建議涉外飯店應擺放一些傳統的工藝品，掛點反映中華民族深厚文化底蘊的國畫等裝飾品。
於是，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組織一批畫家，專門為涉外飯店裝飾作畫。此事後來被江青一夥誣為“黑畫”。
林彪集團覆亡後，周恩來更是加大了對極左思潮批判的力度。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係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政治與業務關係等問題的看法。貫穿報告的一條主線就是“要批透極左思潮”。周恩來說：
“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麵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
“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就是形‘左’實右、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
“如果在駐外使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周恩來還批判了林彪一夥放縱極左思潮的做法。他說：“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有幾年他們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幹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誌都搞掉，都換上他們的死黨。他們打倒一切，破壞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極左的方法破壞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說過了頭，什麽‘頂峰’呀，‘一句頂一萬句’呀，‘第三個裏程碑’呀，等等。其實這些都是假的，結果是要謀害毛主席。這樣的人暴露出來是大好事。”
迫於“政治掛帥”的壓力，許多人擔心抓業務工作被扣上“以業務壓政治”的帽子。周恩來說：“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幹部，說這個幹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
周恩來還強調了幹部解放問題。他指出：“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有些部門解放老幹部的工作做得不夠好，你們應該好好想一想。”
周恩來的這篇講話對極左思潮批判得痛快淋漓，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產生巨大反響。許多在下麵聽報告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覺得既解疑又解氣，他們認真地聆聽，認真地記錄，出來後又把自己記下的給沒有參加會議的人傳看。
於是，周恩來的這篇講話私下裏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廣泛地轉抄和流傳。它不僅對外事領域，而且對其他工作領域反對極左思潮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批判外交領域極左思潮的同時，周恩來積極采取一些行動，修複我國同一些國家的關係。
周恩來托人給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我們對朝鮮的政策沒有變。極左分子指責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周恩來責問：“你那個使館極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
中國和朝鮮山水相連，兩國的關係是同誌加兄弟的關係。
1950年，當美帝國主義入侵朝鮮，並不顧我國政府一再警告把戰火燒到我國鴨綠江邊時，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克服了共和國剛剛成立、經濟千瘡百孔的困難，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派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鮮，與朝鮮軍民一同浴血奮戰，抗擊美國侵略者。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因此也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兩國人民和兩國領導人也因此在血與火的戰鬥中結成了非同一般的情誼。
周恩來說：“中朝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足以見出中朝兩國的親密關係。
1961年，有朝鮮人要去鴨綠江中的一個小島挖沙子。我們的邊防部隊忠於職守，不準朝鮮人去挖。朝鮮人心裏很不愉快。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的邊防部隊。他說：“別說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讓拉。”
的確，在周恩來心中，中朝兩國人民有著比金子還貴重的東西，那就是用鮮血凝成的友誼。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肆虐下，中朝之間同誌加兄弟般的關係也被攪得不是那麽愉快。
在極左思潮的驅使下，一些紅衛兵在街上公然貼出了攻擊金日成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一些從朝鮮回來的華僑還到朝鮮駐華使館搞遊行，散發批判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的傳單，並要朝鮮駐華大使和參讚出來辯論。
對此，周恩來曾提出過尖銳批評，並指示有關部門加以勸說和阻止。
吉林省長春市有一所中學是金日成青年時代曾經學習過的地方，那裏有金日成的塑像和紀念館。周恩來擔心紅衛兵衝擊，曾親自指示：不要把院內金日成塑像和室內金日成紀念館搬走或毀壞。
但是，極左思潮使得紅衛兵和造反派像著了魔似的。他們置周恩來的指示於不顧，把金日成的塑像給砸了。
在鴨綠江邊，還發生了幾名中學生紅衛兵偷越邊境，把用朝鮮文寫的大字報貼到了朝鮮境內，說什麽“朝鮮必須順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朝鮮必須跟著中國鬧革命”。
我國當時駐朝鮮大使館也搞了許多極左的宣傳，在使館前櫥窗內宣傳“文化大革命”。
這一切，引起朝鮮政府的不滿和防範。朝鮮政府派警察和便衣看著中國使館的櫥窗，還派人在櫥窗前挖了一條兩米寬的地溝切斷人行道。中國進入朝鮮的東西要被檢查，發現宣傳品就沒收。
對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這些極左做法，周恩來提出過多次批評，還下令把駐朝使館中的個別極左分子調回國內。
周恩來還通過有關渠道帶信給金日成，說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請金日成諒解。
1967年10月20日，毛裏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來我國訪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幾次會談。24日，達達赫離開中國前往朝鮮等國訪問，周恩來在送達達赫去機場的路上，請達達赫幫忙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捎轉他的口信。
周恩來說：自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時出現一點誤會。華僑在一些亞非國家有不少，他們向往祖國，我們不能阻止他們。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掌握，使館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這些偏差，隨時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剛果（布）總理談話時，就說剛果（布）總統做得對，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國主義誣蔑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沒有改變，我們一貫支持他們的反帝鬥爭。
中國駐剛果（布）使館工作出現的偏差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1967年國慶前夕，我駐剛果（布）使館決定在10月1日舉行國慶招待會，並由代辦發表講話。使館根據國內報紙所載的一些文章和講話起草了講話稿。講話稿高度讚揚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蘇修與美帝勾結鎮壓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的行徑。9月29日，我使館將邀請剛果（布）總統馬桑巴-代巴等領導人參加國慶招待會的請柬和講話稿一並送到了剛果（布）外交部。
10月1日下午，剛果（布）外交部部長約見我使館代辦，轉達了剛總統對代辦講話稿提出的三點意見：一是在莊嚴的節日，講話應大概介紹中國人民的生活情況，使剛果人民更了解中國；二是講話稿有針對另一國家（指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作者注）的內容，剛果（布）是中立國，不允許中國攻擊蘇聯或蘇聯攻擊中國，中蘇分歧不應在此地相互攻擊；三是講話稿中沒有提總統的名字，卻提了總理努馬紮萊，這種情況會給剛果（布）國內人民產生分裂的感覺。剛果（布）外長還說，問題不在提總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總統一、二、三次後，再提總理，這是正常的，否則，會使剛果（布）人民產生傾向性。
我使館代辦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為中國大使館，有責任正確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政策，揭露修正主義與美帝勾結鎮壓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的行徑。至於講話稿提了總理努馬紮萊，是因為努馬紮萊正在中國訪問，沒有提總統訪華，我們可以研究。
剛果（布）外長表示：你們的立場是不考慮總統的不攻擊現代修正主義的意見，我回去向總統匯報。
同日下午5時，剛果（布）外長再次約見我使館代辦。
剛果（布）外長說：我向總統匯報後，總統召集了政治局會議。總統認為泛指修正主義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擊蘇聯的話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館堅持認為，這是政治原則問題，不能修改。
約談沒有取得一致結果。晚7時30分，我使館如期舉行國慶招待會。但剛果（布）總統和政府官員等都沒有出席。
周恩來得知後，對駐剛使館提出嚴厲批評：“不參考我在接待努馬紮萊宴會上講話（隻提出現代修正主義，未具體點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謝胡宴會上的講話，真是不看對象的極左傾向。”
毛澤東、周恩來後來在接見來華的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時都表示道歉。
毛澤東坦誠地說：“我們在你們那裏的大使館犯了錯誤，你們總統處理得好，我很讚成。有的中國人有大國沙文主義，強加於人，駐在人家國家裏，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麽搞，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麽？要進行教育。”
周恩來也對努馬紮萊說：“毛主席接見你們時，把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問題告訴了你們，對我國大使館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作了尖銳的批評。既然是我們使館的缺點，我們就作自我批評。”
那個時候，極左思潮使得我國同許多國家的關係陷入緊張。所以，周恩來請達達赫總統幫忙捎口信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以爭取對方的諒解。
10月27日上午，達達赫總統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前往柬埔寨，中途路過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特意來到首都機場迎送達達赫。
達達赫對周恩來說：金日成首相讓我捎來四點口信給總理先生，作為對總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第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有著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
第三，雙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這些分歧並不嚴重。如果分歧變得更大的話，雙方可以通過見麵討論尋求解決辦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
金日成還是通情達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來的艱難處境。
1969年國慶20周年，阿爾巴尼亞、越南、柬埔寨等都應邀派代表團來華參加觀禮，唯獨沒有朝鮮代表團。一問才知，沒有邀請朝鮮。周恩來說：中朝兩國關係如此密切，怎麽能夠不邀請呢？還是要主動邀請。此時已經是9月30日了。周恩來把自己的想法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周恩來當即打電話給金日成。金日成此時還在外地，他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當即決定派委員長崔庸健率朝鮮黨政代表團來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
這說明朝鮮還是願意與中國搞好關係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提出邀請朝鮮代表團來參加國慶20周年觀禮是非常英明的。金日成後來說：中朝兩國的一段不正常關係從崔庸健率朝鮮代表團來華時起就消除了。
9月30日晚上，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崔庸健率領的朝鮮黨政代表團，並宴請他們。10月2日，周恩來又在京西賓館與崔庸健進行會談。
崔庸健代表金日成邀請周恩來在方便的時候訪問朝鮮。周恩來愉快地答應了。
實際上，這個時候周恩來很難脫開身出國訪問。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周恩來還沒有出訪過任何國家。但是，為了修複中朝兩國的關係，為了中朝兩國的友誼，周恩來還是接受了邀請。
冬去春來，轉眼間就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
1970年4月5日，周恩來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朝鮮訪問。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的第一次出訪。朝鮮也就成了周恩來出訪中斷了近三年之久後的第一個國家。
在朝鮮平壤機場，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領導人率數十萬群眾到機場熱烈歡迎周恩來。
當天下午，周恩來拜會金日成。
周恩來對訪問沒及時表示歉意：“本來應該早點來，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10月2日就同崔委員長說了要來，當時崔委員長說首相同誌歡迎我訪問朝鮮。”
“11月，12月，1月，2月，3月，半年了。”周恩來邊說邊扳著指頭算。
金日成風趣地說：“不要緊的，雖然晚了一點，可是時候很好。來早了天氣冷，歡迎群眾還要受凍。”
對於周恩來的來訪，金日成十分高興。前兩年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就隨之化解了。
金日成說：“我們兩國之間一段時間的不自然關係，從那時起（指崔庸健1969年9月30日率朝鮮黨政代表團來華）就消除了。我們的人民也感到高興。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我們兩國人民是用鮮血凝成的戰友嘛！我們是唇齒相依的。聽說周恩來同誌要來，我們就等，等待總理來訪。我們清楚總理同誌很忙，這次能來，我們感到很高興。我們很感謝總理同誌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周恩來說：“雙方領導人直接接觸，問題都談清楚，就好解決了。因為大家都看大局，看大方向。”
“對。我們也認為，我們兩國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金日成表示讚同周恩來的意見。
當晚，金日成為周恩來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周恩來發表講話，讚揚朝鮮勞動黨在以金日成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為保衛自己的國家和主權所作的努力，重申了中朝兩國的深厚友誼。他說：“中朝兩國是山水相連的鄰邦，中朝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戰鬥友誼”，這種友誼“是用鮮血凝成的”，“體現了我們兩國人民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關係。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們兩國人民聯係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周恩來在朝鮮訪問期間，與金日成進行了四次正式會談，就國際形勢、亞洲地區局勢和中朝兩黨兩國關係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周恩來還代表毛澤東邀請金日成訪問中國。
然而，極左思潮使一些人猖狂得忘形，連自己是幹什麽的都不知道了。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的極左分子竟然攻擊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說什麽寧可坐冷板凳也不抬轎子。
當年的極左思潮是何等的猖狂！而且發生在毛澤東、周恩來一再對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提出嚴厲批評之後，簡直不可思議。
1970年9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和有關司局長、駐外大使談話，嚴厲批評中國駐朝鮮使館的極左分子。
周恩來問中國駐朝鮮大使：“你那個使館極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今天主席見範文同談到了駐朝使館。我們駐越南、駐朝鮮使館寫回來的一些報告，主席看了很不高興。××我看來就很‘左’，還有人說他右。我們使館有些人，就喜歡聽人家說好話，不愛聽批評的話，對我們的事就報喜不報憂，對人家的事就報憂不報喜，這都是主觀主義。我們應該學習人家的長處嘛！”
周恩來又問：“聽說駐朝鮮使館有一個×××，比××還‘左’，調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調回。”大使回答說。
“為什麽還不調回國內？調他回來學習。他還說××右，說什麽我去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他寧願坐冷板凳。荒唐！人家反對美帝和日本，團結他錯在哪裏？你說人家是修正主義，你自己才是修正主義。你說寧願坐冷板凳，你坐冷板凳活該。”
大使說：“他極左是有名的。”
周恩來問姬鵬飛：“這個人你知道嗎？”
姬鵬飛搖搖頭：“不知道。”
周恩來說：“把這樣的人派出去怎麽行呢？為什麽不派一些新手去？在五七幹校勞動一年多、精神麵貌好一點的有沒有一些人呢？可以派一些這樣的人出去嘛！要下決心，選一些青年、中年，文化革命中表現比較好、有朝氣、有進取心、學習比較好的人出去。”
最後，周恩來要求一定要把駐朝使館搞好。他指示：要派一個老中青三結合的小組去。這個小組既能提出意見，各方麵的情況都可調查，向大使提出建議，但不能直接發號施令，回來報告核心小組。
9月30日，周恩來會見朝鮮政府經濟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他對朝鮮客人說：如果你們發現我們的幹部有大國沙文主義，就請告訴我們，我們把他調回國內。這對我們兩國關係的發展有好處，對我們的幹部也是個教育。
周恩來訪問朝鮮6個月之後，1970年10月8日，金日成回訪中國。
因為中蘇兩黨關係緊張，而朝鮮與蘇聯還保持較好的關係，金日成訪問中國是公開來訪還是作內部訪問？朝鮮方麵感到有點不好向中國開口。中國方麵充分理解朝鮮的難處。周恩來對我國駐朝鮮大使說：如果金首相公開來，我們歡迎。但中國充分尊重金首相的意見，是作內部訪問還是作公開訪問，由金首相定。
中國的靈活態度令朝鮮很感動。
10月8日，金日成來北京作內部訪問。周恩來到機場迎接。中朝兩國的關係得到全麵恢複。
“都是極左啊！”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向緬甸總理奈溫表示歉意。奈溫說：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毛澤東要韓念龍給奈溫表演“噴氣式”。
緬甸，是中國的友好睦鄰。兩國邊民自古以來就結成了親如手足的“胞波”關係。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緬兩國領導人在友好交往中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率中國代表團赴緬甸慶祝緬甸獨立節。緬甸總統吳努授予周恩來“崇高、偉大、博愛和光榮的擁護者”最高勳章。
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中，陳毅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6月27日、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衝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應當說，事情發展到這等地步，我在緬人員對外宣傳的極左做法要負相當的責任。
對於中緬雙方政府來說，理智的做法是雙方同時采取克製的態度，以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我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願意把關係搞得很緊張。
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
中央文革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對方情緒的粗黑標題《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了我外交部給緬甸駐華使館的照會。
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以更醒目的粗黑標題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最嚴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華排華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示威的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在那種極左的氛圍裏，群眾遊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衝擊緬甸政府使館。
為此，周恩來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群眾隻許在使館外麵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
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製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衝砸緬甸使館的情況。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雖然中緬關係的事態得到控製，沒有進一步惡化，但還是留下了一些陰影。
1971年8月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奈溫偕夫人來我國進行友好非正式訪問。毛澤東、周恩來分別會見了奈溫，對當年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解釋，並真誠地表示了歉意。
8月7日，周恩來會見奈溫。在回顧了1967年中緬關係那段不愉快的經曆後，周恩來說：“我所以要說這一段情況，是想說明我們政府的政策是明確的，這是主要方麵。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發現以後，壞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當奈溫談到中文報紙的一些觀點和對他的個人攻擊時，周恩來解釋說：“我們當時都被攻擊了，我也被攻擊了，我們在座的沒有一個例外。”
陪同接見的李先念插話說：“貼我們總理的大字報街上都有。”
奈溫說：“對我個人的攻擊，我倒無所謂。外國報紙上登的東西我不十分理解。”
奈溫的話是真誠的。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很多中國人，對那個年月報紙宣傳的東西也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
“外國朋友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不完全理解，這是可以理解的。”周恩來繼續解釋說，“但我要解釋的是，我們的政策是始終一致的，問題是當時我們顧不了海外的事情。特別是我們的大使都回來了，那些低級官員和一般外交人員中有一部分發生了極左思潮。我們外交部有一個多月被奪權了，他們就向國外亂發電報。就是剛才提到的1967年7月我們駐緬使館給你們外交部的照會不僅我不知道，我們外交部也不知道。”
奈溫點點頭：“我們感覺到了這一點。”
周恩來還說：“1967年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年輕人、僑民有愛國心，他們學我們國內的樣子去做，當然就不合適了。自從開國以來，特別是萬隆會議以後，我們對有華僑的國家都宣布，僑民應服從所在國的法令，不應該違犯所在國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國的習慣工作，因為在人家的國家嘛！”
周恩來這裏說的是指緬甸華僑學校的學生因強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而引發衝突的事。
對於周恩來表示的歉意，奈溫表示非常諒解。他說：“關於1967年在你們這裏發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諒解。我得到了有關這裏發生的情況的報告，但消息很少。我記得你們外交部受到兩次衝擊，所以我感到當時你們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
周恩來說：基本上能夠控製，主要依靠解放軍和絕大部分好的群眾。
談話進行得非常真誠和坦率。
奈溫說：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有一段時間，甚至我也受到了壓力，要我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我拒絕了。
周恩來說：我們這裏的壞人也是這樣主張的。
奈溫說：關於這個問題，據外國報紙報道說，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問總理關於中緬兩國外交關係有什麽看法，總理回答說，中國的做法取決於緬甸的行動。緬甸走到什麽程度，中國也走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出了總理還是想繼續我們的外交關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不願意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為要斷絕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難了。
周恩來說：對。
奈溫說：我記得1959年到1962年之間有一個時候，印度使館要撤退，總理請他們留下。這個記憶對於我處理這件事有影響。
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周恩來同奈溫的談話是從下午4點鍾開始的。會見完後，已經是6點了。按計劃，毛澤東在晚上六點半會見奈溫。
於是，沒來得及休息，周恩來又陪奈溫來到毛澤東的住處，陪同毛澤東會見。李先念、韓念龍也陪同會見。
毛澤東對奈溫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你們大使館還算好的，沒有燒掉，英國代辦處燒了。”
奈溫插話說：“是的。”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緩緩地吐出，繼續說：“你有什麽辦法？現在我們給他們修。你燒了人家的大使館，成什麽話呢？你要好好賠啊！所以我們給他們造了一個，而且向他們賠不是，認錯。”
奈溫插話說：“是的，就像中國駐仰光的大使館的事也是這樣。”
1967年6月27日、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
毛澤東繼續沿著他的思路：“那時候也是無政府主義。不過我們燒（英國）代辦處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外國發電報。都是極左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好人。”
奈溫說：“應該說，隻有個別人要負責。”
毛澤東說：“他們有一個集團，一個陰謀集團，搞破壞的。”
說到這裏，毛澤東問周恩來：“你們沒有請外交部代部長跟他們見麵談話嗎？”
“準備會見他們。他這幾天有別的事。”說著，周恩來指了指在一旁陪見的韓念龍：“這幾件事都是他參加的，他是外交部副部長，午門大會被衝擊的一個。”
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問：“抓住他搞什麽東西？噴氣式？”
“噴氣式”是當年紅衛兵批鬥老幹部時用的一種體罰。
韓念龍回答說：“那天沒有搞，沒有要我們表態。那天同去的，還有耿飊。”
周恩來問奈溫：“你懂得我們的噴氣式嗎？”
“不懂。”奈溫搖了搖頭。
毛澤東對韓念龍說：“你做一個給他看看。”
在大家一陣輕鬆的笑聲中，韓念龍站起來表演“噴氣式”。
“你那個樣子不行。你做過噴氣式沒有？”毛澤東覺得韓念龍做的“噴氣式”不太到位。
“沒有。那天沒有做。”
毛澤東風趣地說：“這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是種很好的體操。”
談話在一片輕鬆的笑聲中結束。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出麵會見並作解釋，使奈溫非常滿意。此後，中緬兩國的友好關係得到恢複。
“外交畢竟是外交，不同寫文章，不能把文章裏的話搬到外交文件中來。”即使在中蘇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候，周恩來還是非常注意把握鬥爭的分寸，製止了在對蘇關係上的一些極左做法，為緩和中蘇兩國關係留下了回旋的餘地。不知深淺的接線員竟然拒絕接通毛澤東的電話。
在修複周邊國家關係的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抓了中蘇關係的緩和。中蘇兩黨兩國曾經有過兄弟般的情誼。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由於執掌蘇聯最高權力的赫魯曉夫，以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作風，一心想使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特別是1960年赫魯曉夫單方麵撕毀合同撤走在中國的1000多名援華蘇聯專家，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重大損失，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嚴重惡化。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對罵也日益公開化了。
雖然這樣，但在國家關係上，周恩來還是為中蘇兩國關係的緩和有意識地留下了回旋餘地。
1964年，周恩來最後一次出訪蘇聯時對蘇聯方麵說：我們的門是開著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幾次要衝擊蘇聯駐華大使館，周恩來都及時製止了。
196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之際，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建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名義致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向蘇聯人民表示祝賀。毛澤東批準照辦。
但是，到了1969年，珍寶島的槍聲使中蘇兩國的關係惡化到了戰爭的邊緣。
1969年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珍寶島地區，我邊防部隊奉命對入侵者進行還擊。3月15日、17日，遭到打擊的蘇聯軍隊再次向我駐守珍寶島的部隊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被我國軍民擊退。
珍寶島事件是對中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量。
關鍵的是要判斷蘇軍這次入侵是否就意味著蘇聯要大舉進攻中國。
6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稱霸世界的企圖與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而蘇聯利用美國的陷入越南戰爭之機，加緊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走上霸權主義的道路。1968年8月，蘇聯突然襲擊捷克斯洛伐克。11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珍寶島事件和蘇聯在中蘇邊境又大量增兵，這一切都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層強烈的感覺：蘇聯有發動侵華戰爭的企圖。所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要準備打仗。”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要準備打仗。”“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在強調戰爭的危險性並為此積極準備的時候，也並沒有把戰爭的危險絕對化。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有同樣的判斷：蘇聯還不具備進攻中國的條件。1969年3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美國進步勞工黨代表團時，外賓問到：最近中蘇邊境衝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規模性的可能？周恩來回答說：蘇聯要進攻中國有困難。3月19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時也說：我看他們是壯膽，晚上走路怕鬼吹口哨。小時候在鄉下走路，怕鬼，怕老虎，就吹口哨。
因此，在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非常注意把握鬥爭的分寸，密切注視蘇聯方麵的舉動，相機緩和緊張的戰爭氣氛，以便為中蘇關係留下和緩餘地。
這就是以兩手對兩手。毛澤東、周恩來的對策是“堅決反擊，準備談判”。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多次指示中國邊防部隊，要嚴格按照毛澤東和中央確定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原則行事。
1969年3月4日，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幾個城市軍民舉行遊行示威和聲討大會，抗議蘇聯軍隊入侵我國珍寶島。周恩來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抗議蘇修武裝挑釁，組織群眾遊行示威的通知》時，要求各地軍民在遊行中嚴格遵守中央關於“五不”“一劃”的指示，即不衝、不砸、不燒、不抓、不打蘇聯駐華使館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畫一條線。
3月6日，周恩來將宣傳部門送審的原稿中“蘇修邊防軍”、“蘇修武裝部隊”中的“蘇修”一律改為“蘇聯”。
3月22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老帥談話時說：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會，是否一定要罵蘇修？我看，外交緩和一點好。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周恩來作出的判斷和所采取的對策是非常正確的。
中國不想和蘇聯打仗，蘇聯也不敢輕易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
1969年的中國，真可謂既有內憂，又有外患。國內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動亂之中，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團急於搶班奪權，國內政治很不安定。對外關係方麵，極左思潮使得中國與許多國家發生外交糾紛，更緊要的是當時中國同時麵臨南北兩個方麵、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南邊在抗美援越，要對付美國的戰爭威脅；北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如果能把同蘇聯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可以改變我們同時與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的被動局麵，有利於維護我國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論是從國內政治安定需要考慮，還是從維護國家安全考慮以及外交戰略考慮，都要求我們在對蘇關係上和為貴。
但是，中蘇關係的多年交惡，加上“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使得當時有關方麵在處理中蘇關係的問題上，明顯存在一些極左的做法。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第三天，莫斯科方麵把電話打到了蘇聯駐華大使館，問他們有沒有中國領導同誌的專線電話號碼？有沒有周恩來的電話號碼？蘇聯駐華使館回答說沒有。
於是，莫斯科方麵又把電話打到設在通訊兵部的北京國際電話站，詢問有沒有周恩來的電話號碼和外交部部長陳毅的電話號碼。
結果，北京電話站的接線員拒絕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麵找周恩來的電話號碼，無疑是想與中國領導人溝通情況。畢竟是兩個大國的武裝衝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麵心裏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載波保密電話親自要通了北京國際電話站，要求接通毛澤東的電話，結果被接線員大罵了一通。
從當時的電話記錄我們可以看到，極左思潮的肆虐讓一個普通的電話接線員也變得如此的膽大包天，竟然視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為兒戲。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同誌的電話接給你。
北京接線員：是要蘇聯大使館嗎？什麽？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語講話吧，好不好？
北京接線員：你用漢語講話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請給我接毛澤東的電話。
北京接線員：你找誰？找誰？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現在把話筒給翻譯。
蘇聯翻譯：這就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他請你轉接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你是蘇聯電話站的翻譯嗎？
蘇聯翻譯：是，我這裏是莫斯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請你轉接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你想要幹什麽呢？想要幹什麽呢？
蘇聯翻譯：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澤東談話。
北京接線員：柯西金他是個大叛徒。你有什麽事跟我說。
蘇聯翻譯：他有事情同毛澤東談。
北京接線員：你跟我講吧，叫他跟我講。
翻譯：喂，柯西金主席請你轉接到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喂，你要幹什麽呢？柯西金是個大叛徒，是個大壞蛋，是個赫魯曉夫分子。
蘇聯翻譯：你是誰啊？
北京接線員：我是北京電話站。你要幹什麽呢？柯西金是個大壞蛋。
蘇聯翻譯：他要你把電話接到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他有什麽事跟我說，我可以向他講。
蘇聯翻譯：請你找你的上司來接電話，好不好？你的首長。
北京接線員：我就是首長啊。
蘇聯翻譯：是嗎？你是首長？
北京接線員：我就是首長。
蘇聯翻譯：請你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北京接線員：你想要幹什麽呢？
蘇聯翻譯：還有事情想同他談談。
北京接線員：不行啊，你是蘇聯情報部嗎？你想在這裏搞什麽玩意兒啊？
蘇聯翻譯：這裏是莫斯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北京接線員：柯西金是個大壞蛋。
電話通了將近十分鍾，柯西金還是一無所獲。最後，非常惱火的柯西金要求把電話轉接到蘇聯駐華大使館。
柯西金在電話中告訴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葉立紮維金：我想同毛澤東通電話，但電話站不予轉接，接電話的是一個蠻橫無理的人。你能不能通過中國外交部找到周恩來或陳毅的電話，告訴他們，我受蘇共中央政治局和蘇聯政府委托，要同毛澤東通話。
葉立紮維金說：我們要接通周恩來同誌、陳毅同誌的電話很困難，他們不給接。但我們可以通過中國外交部，說我們很想同毛澤東同誌通電話。
柯西金說：好吧。
葉立紮維金問：除了毛澤東之外，同周恩來通話也可以吧？
柯西金說：最好是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能講的話，也可以同周恩來講話，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電話後，葉立紮維金立即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有緊急問題要約見外交部副部長。
外交部答複說：外交部副部長有事，沒有時間接見，蘇歐司副司長可以見。
3月22日零時，外交部蘇歐司一個副司長與葉立紮維金見麵。沒有寒暄，沒有問候，雙方的對話一開始就都充滿了火藥味。
副司長：首先我要向你嚴正指出一個問題：我在3月13日約見你，喬冠華副部長在3月15日約見你，你都拒絕來見。你作為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完全有義務應約來見。我不知道你們采取這種做法究竟是為什麽？
葉立紮維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受蘇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幾個小時前，用高頻電話想同毛澤東同誌聯係，因為中國接電話的工作人員拒絕柯西金同誌同毛澤東同誌聯係，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緊急拜會外交部，並轉告他的建議。我想知道，柯西金同誌想用電話同毛澤東同誌進行聯係，是不是可能？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澤東同誌談話，柯西金同誌能否同周恩來同誌談話。柯西金同誌要我報告這次會見的結果，我怎樣報告莫斯科？
副司長：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列主義政黨，毛澤東主席是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我們的黨同你們的黨沒有任何關係。你們的黨已經墮落成了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黨。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義，同我們中國共產黨聯係，那是對我們黨的莫大侮辱。對你這種無禮要求，我堅決拒絕，並提出堅決的譴責。至於柯西金要同周總理聯係，我可以報告。
葉立紮維金：就這些嗎？
副司長：就這些。
葉立紮維金：我堅決抗議你在講話中對蘇共的誣蔑，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議，你們在報紙上歪曲事實，說我們拒絕約見。我不需要聽你們的教訓。
說罷，葉立紮維金站起來就走。
約見不歡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電話的事報告了周恩來。
蘇聯搞熱線電話聯係的方式在當時或許不太現實，但是，如果他們是真誠希望兩國領導人進行對話接觸，這還是應當肯定的，因為這對緩和兩國箭在弦上的緊張關係是有利的。當然，在當時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曆史環境下，蘇聯領導人急於與中國領導人接觸是他們真誠的願望還是故意放出的煙幕，一時還難以下結論。
不管怎麽樣，畢竟不能把門關死。
基於這樣的考慮，周恩來接到報告後，連夜召集外交部有關負責人開會，商定以備忘錄的形式回複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備忘錄說：“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柯西金想同毛澤東通電話和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約見我外交部蘇歐司負責人的情況，並把複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的備忘錄送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批示：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外交談判。
3月22日下午，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幾位老帥談話，對北京電話站接線員的態度和我們有關部門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評。
毛澤東說：柯西金打電話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們接電話的人很厲害，把他罵了一陣，說他是叛徒。把人家的總理（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政府總理）都罵了一頓，人家說是不尊重我。我看應該給他轉一下。
周恩來插話說：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毛澤東繼續說：兩國交兵，使者其間。法國大使叫人家帝國主義的大使，蘇聯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義的大使。我們在有些場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時不要這樣罵人。我們同蔣介石談判也不罵人。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
毛澤東又問：我們不同柯西金通電話是不是不禮貌？
周恩來說：我們已經給他們一個照會，說通電話不方便，有事請通過外交途徑，不搞熱線活動。
毛澤東說：熱線活動不能搞，他們喜歡搞這一套。你們去一下，要不要通電話。
毛澤東還對在場的幾位老同誌說：你們這幾位老同誌為國家做工作，不要隻管一個部門，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讚成。小蘿卜頭有用，但沒有經驗。
毛澤東的話，對周恩來糾正外交工作中的極左做法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3月26日，周恩來就外電報道說蘇聯駐華使館受到中國公民的騷擾和威脅並導致蘇聯使館人員受傷一事批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和公安部長謝富治：請查明有無此事，並請謝（富治）告衛戍區司令部和公安局，對聚集在通過蘇聯使館路上的人群，勸其走開，如其要采取行動，要加以勸阻和幹涉。
對衝擊蘇聯駐華使館的極左行為，周恩來一貫是堅決反對的。此前，紅衛兵幾次要衝擊蘇聯駐華使館，周恩來堅決製止了這種行徑。
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回憶說：
一次，造反派煽動10多萬群眾要衝蘇聯駐華大使館。總理把衛戍部隊調來，親自守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一個電影院裏控製局勢，守了整整一個晚上沒睡覺。總理擔心，大使館有槍，有機槍，你要衝，他就可以開槍，這樣會打死很多人。總理親自做工作，在那個電影院裏找造反派一塊談，說在大使館外麵遊行可以，不能衝進大使館，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總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說總理你回去吧，有情況我向你報告。總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羅貴波副部長來了。我對總理說，我們兩個負責，你回去休息吧。總理回去後，過5分鍾又打個電話來，過5分鍾又打個電話來，詢問情況怎麽樣。我說，總理啊，你就休息吧。總理說：我回來睡不著，出了問題我怎樣向主席交代呀！直到知道遊行結束後，總理才睡覺。
由於采取了克製的態度，中蘇武裝衝突沒有進一步擴大。1969年3月28日和5月24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發表聲明，表示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武裝衝突。
然而，到1969年8月，在珍寶島之戰中沒占到便宜的蘇聯邊防軍企圖報複我邊防部隊，又在我新疆鐵列克提地區挑起武裝流血衝突。這無疑給還處於緊張狀態的中蘇關係雪上加霜，導致中蘇兩國關係更加緊張，也讓中國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要求接觸和談判的誠意發生懷疑。
不久，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因病在河內逝世。
中
極左分子指責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周恩來托人給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
“都是極左啊！”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向奈溫道歉。
中蘇關係劍拔弩張，柯西金急於找毛澤東和周恩來。不知深淺的接線員竟然拒絕接通毛澤東的電話。
康生指責新中國17年的外交是“三降一滅”。中國外交跌入一個寒冷的“冬季”。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同許多外國駐華使節親切地打招呼。周恩來大批外事領域的極左思潮，修複對外關係。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新中國外交一度跌入了一個嚴寒的冬季。
在這個嚴寒的“冬季”裏，康生、江青一夥憑借權力，控製輿論，插手外交工作，把極左思潮煽惑得像一頭怪獸，上躥下跳，使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創的新中國外交工作的良好局麵迅猛地滑向懸崖。
1967年6月，康生給新中國成立以來17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他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時說：“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發現不是三和一少的問題，是三降一滅，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投降，撲滅人民革命。”
這頂大帽子給外交工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壓力。
當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回憶說：
那一年月，我印象很深，是羅馬尼亞的毛雷爾來訪問，還有原來的國防部長。我們這邊是總理、先念、康生和我接待，在釣魚台與他們會談。會談完了，總理還沒走，先念把我拉到一旁，說：老喬，這個“三降一滅”壓得我們沒有辦法了！他說，現在康生也在這，你能不能跟總理講一講，請康生把這句話說清楚一點，指的是什麽？因為先念那時管外經委，也有一個外貿問題。
當時，總理正在一個房間的衛生間洗臉，我就過去了，說：總理，剛才先念同誌提到一個問題，我也有這個想法，康生提出“三降一滅”。這樣一提，我們整個外交工作就都被否定了，我們怎麽檢查？沒法子檢查。
總理以很沉重的表情聽我講。我講了以後，總理想了半天，他隻一句評論：“‘三降一滅’，不通！”就不再講了。這個事情我後來告訴了先念同誌。但總理也沒辦法，我看總理處境非常困難。
周恩來一直是主管外交的。對康生的這一誣蔑，他曾當著康生的麵表示過不滿。他說：“外交部總的政策不僅是我兼外長的時候，就是陳毅做外長，也要經過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講的，主席講了，我們才辦具體事項。”
麵對周恩來的質問，康生支吾著推說是指中聯部的王稼祥。
否定了新中國17年的外交，康生他們主張的那一套是什麽呢？
康生等人說：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對外工作的中心任務。要鬥字當頭，不怕斷交。
於是，各種各樣的胡鬧盛行開來。
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乃至有些華僑就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
有的駐外人員故意疏遠當權派，親近反對派。
請外賓吃飯，把下麵的普通的外國人請到貴賓席上，真正的貴賓讓人家站著，冷落貴賓。還說這就是“革命”，是“人民當家作主”。
……
這種種無奇不有的極左做法引起了駐在國的深深疑慮與強烈不滿。
幾乎所有的駐外使館也都搞起了“文化大革命”，駐外大使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外交工作基本上處於停止狀態。作為政府總理、舉世公認的外交家周恩來，三年之內竟沒能安排過一次正式出訪。來中國訪問的外國領導人也大大減少。
與此同時，在國內，在極左思潮煽動下的造反派也製造了一係列各種各樣的胡鬧。
有的人在群眾大會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國政府的口號，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
外交部部長陳毅受到造反派的“窮追猛打”，不能正常工作；造反派把外交部所有部長、司長家裏的電話都撤掉，還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外交部的大權一度失控。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1967年的七八月間，在首都北京發生了最嚴重的三起外交事件，當時叫“三砸一燒”。
“三砸”，就是砸了緬甸駐中國大使館，砸了印度駐中國大使館，砸了印度尼西亞駐中國大使館。造反派衝進這三個使館，把人家的國旗撕爛，把人家的國徽砸爛。
“一燒”，造反派放火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在極左思潮的肆虐下，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餘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這其中不乏過去一直同我們保持友好睦鄰關係的周邊國家。
在外國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稱的新中國，突然變得是那樣的蠻橫和不可理喻。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受到嚴重損害。
毛澤東對外賓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燒大使館就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國外發電報，都是極左啊。
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扼住了外交領域極左思潮這頭怪獸的韁繩，把新中國外交事業的車輪擋在了毀於一旦的懸崖之前，為經曆了短暫“休克”與“冬眠”之後的新中國外交的全麵複蘇，爭得了寶貴的回旋餘地和條件。
中國外交畢竟是由毛澤東領導、周恩來親自主管的，經曆了一年多的無序和混亂後，從1969年起，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開始批判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狀態。
1968年12月5日，周恩來就對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評。他在國務院各部委軍管會、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上談到外交問題時說：不能看到和平共處四個字就認為是毒草，外交鬥爭是極其複雜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幹擾，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
196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一些外國駐華使節被邀請上天安門觀禮，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了他們，同他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毛澤東對印度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拉傑西·米斯拉說：“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印兩國人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樣吵下去的嘛！請問候你們的總統和總理。”
毛澤東握住緬甸駐華代辦的手說：“中緬兩國人民是‘胞波’，請代我問候你們的奈溫將軍。”
……
毛澤東這樣做，是向外界傳達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關係的信息。
周恩來趁機進行外交政策的糾“左”。
中國的駐外使節，自1967年初召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以後，一直沒有再派出。1969年6月開始，周恩來開始陸續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駐外使節。6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耿飊等幾位即將赴任的大使時說：形勢是樂觀的，但要準備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動性，使館要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主要任務，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員謙虛、謹慎、樸素、不卑不亢。
同時，周恩來指示把駐外使館的極左分子調回國內。1970年3月1日，周恩來在批閱中國一個駐外使館給外交部的電報時指出：我使館中如有極左分子，應迅速調回。
同年9月中下旬，周恩來兩次找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及有關地區司負責人談話，指出：不要以為隻有中國才行，就我們一家，眼裏沒有別人，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麽能包辦得了呢？在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今後，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幹校勞動過、精神麵貌好的幹部在外任職。我們使館有些人，就是喜歡聽人家說好話，不愛聽批評的話；對我們的事就報喜不報憂，對人家的事就報憂不報喜。這些都是主觀主義。我們應該學習人家的長處，不要隻注意人家的短處。
1970年12月26日，周恩來在同外事部門負責人談話時提出外事部門應主動開展外交工作。他說：我們的外交工作大大落後於形勢，自己主動開展的工作太少。要麽就是極左，搞強加於人，大國沙文主義；要麽就是閉門不出，等著人家來送東西。強加於人是左傾機會主義，閉門不出就屬於右傾了。
當時，對外宣傳中也出現大國沙文主義、強加於人的極左做法。比如，在出口商品的包裝上印上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像，刷上一些政治標語和口號；許多駐外使館人員、援外人員、留學生，不看對象，不考慮駐在國的法律規定，強行發放毛主席語錄、像章及“文革”宣傳品，給駐在國的工人、學生放映“文革”的電影，甚至同外國人會談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語錄；有的還強行要求外國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否則就是反華。這些極左做法引起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懷疑與不滿，有的國家將收到的毛主席著作、語錄和“文革”宣傳材料或強行收回銷毀，或丟棄在車站、廣場等一些公共場所，對外宣傳起了相反的效果。
對於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周恩來也多次提出嚴厲批評。
1970年10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外貿會議的代表時批評說：如果將帶有語錄的包裝商品出口，反而會被敵人利用。各省的同誌可以去廣州商品交易會，看一下商標、包裝圖案，都可以查出一些問題。另外在汽車上搞語錄也是不嚴肅的，是對毛主席的不尊重。
12月23日，周恩來在同外交部有關負責人談話時，批評外事工作存在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強加於人的做法。他說：不調查研究，不請教人家，主觀主義，驕傲自滿，背包袱，好像隻有我們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國沙文主義。對於外國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我們不能代替，更不能強加於人。有時需要我們提出意見，也隻能看對方的認識如何。對兄弟黨如此，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麽都要聽我們的。新華社，連駐外使館在內，從對兄弟黨的關係到對外關係，存在的問題很多。外交部的極左思潮沒有批透。
1971年1月，長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後藤鉀二專程到中國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乒乓球協會在同後藤鉀二會談時，中方人員堅持要將台灣問題寫入紀要、把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的文字放在第一條。後藤鉀二認為，他提出的會談草案中已明確寫有應當遵守“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這時中日關係還沒有實現正常化，日本國內情況比較複雜，希望中方能體諒他的難處。但中方人員堅持不讓。1月29日，周恩來找參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協會會談紀要的中方人員談話，對會談中中方人員的極左做法提出批評。他說：後藤的會談紀要草案已經很好了嘛！後藤先生很早就想來中國，你們對這樣的朋友要求太過分了！你們不要那麽“左”嘛！會談要看具體對象，台灣問題對後藤沒有必要提，你們不要給他出難題。“三原則”還是按日方原來提出的放在第二條。
4月7日，周恩來在接見援外工作會議代表時就對外政策問題作了長篇講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時，他說：由於當時忙於對內，對外事注意不夠，出了一些亂子。有一些壞人鑽了空子，利用極左思潮，搞了極左行動，如火燒英國代辦處、外交部奪權等。此後即集中糾正強加於人的極左口號和極左行動。
當時的對外宣傳中的一些極左行為，有時真是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時間大約是在林彪事件前後，周恩來到北京飯店參加一個涉外大型宴會。宴會廳紅柱彩頂，光照璀璨，場麵十分隆重莊嚴。但在宴會大廳的正中央，懸掛著一幅巨大的標語“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標語紅底白字，十分醒目。周恩來看到後對有關負責人指出：在這樣隆重的外交場合，掛出這樣的標語是不合適的，今天出席宴會的許多客人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駐華使節和外國朋友，他們看到這條標語會有什麽想法？不能把國內的一些做法搬到外事活動中。周恩來還指示外交部和北京市聯合組成一個小組，檢查一下北京的涉外飯店是否有類似違背外交政策或極左的對外宣傳的做法。發現問題，要及時提出改正意見。
外交部和北京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組成一個聯合檢查小組，對當時北京的涉外飯店進行了檢查。結果發現存在的問題還真不少。
當時所有的涉外飯店除了都掛著毛主席的相和“文革”宣傳畫外，還擺放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濃的工藝品，如紅衛兵的雕塑等。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新僑飯店。
當檢查組來到新僑飯店時，該飯店軍代表介紹說：我們注意突出政治，大力向外賓宣傳毛澤東思想，撤掉一切“四舊”的陳列品，收到很好的政治效果。
這位軍代表還得意地舉例說：每間客房都掛著毛主席的半身標準像，住飯店的日本商人為表達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自己又買了許多毛主席的相片，貼在房間的牆上。
為了突出“成績”，這位軍代表還要領著檢查組去當場驗證。
然而，當檢查組隨著軍代表進入日本商人所住的房間時，大家都驚呆了。
隻見牆上並排貼著許多毛主席的相片和半裸體的美女照片。
看到這不倫不類的做法，檢查組人員當時就氣憤地下令取下毛澤東的照片。
檢查組把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向周恩來匯報，並建議涉外飯店應擺放一些傳統的工藝品，掛點反映中華民族深厚文化底蘊的國畫等裝飾品。
於是，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組織一批畫家，專門為涉外飯店裝飾作畫。此事後來被江青一夥誣為“黑畫”。
林彪集團覆亡後，周恩來更是加大了對極左思潮批判的力度。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係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政治與業務關係等問題的看法。貫穿報告的一條主線就是“要批透極左思潮”。周恩來說：
“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麵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
“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就是形‘左’實右、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
“如果在駐外使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周恩來還批判了林彪一夥放縱極左思潮的做法。他說：“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有幾年他們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幹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誌都搞掉，都換上他們的死黨。他們打倒一切，破壞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極左的方法破壞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說過了頭，什麽‘頂峰’呀，‘一句頂一萬句’呀，‘第三個裏程碑’呀，等等。其實這些都是假的，結果是要謀害毛主席。這樣的人暴露出來是大好事。”
迫於“政治掛帥”的壓力，許多人擔心抓業務工作被扣上“以業務壓政治”的帽子。周恩來說：“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察一個幹部，說這個幹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
周恩來還強調了幹部解放問題。他指出：“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有些部門解放老幹部的工作做得不夠好，你們應該好好想一想。”
周恩來的這篇講話對極左思潮批判得痛快淋漓，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產生巨大反響。許多在下麵聽報告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覺得既解疑又解氣，他們認真地聆聽，認真地記錄，出來後又把自己記下的給沒有參加會議的人傳看。
於是，周恩來的這篇講話私下裏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廣泛地轉抄和流傳。它不僅對外事領域，而且對其他工作領域反對極左思潮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批判外交領域極左思潮的同時，周恩來積極采取一些行動，修複我國同一些國家的關係。
周恩來托人給金日成捎口信：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我們對朝鮮的政策沒有變。極左分子指責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周恩來責問：“你那個使館極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
中國和朝鮮山水相連，兩國的關係是同誌加兄弟的關係。
1950年，當美帝國主義入侵朝鮮，並不顧我國政府一再警告把戰火燒到我國鴨綠江邊時，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克服了共和國剛剛成立、經濟千瘡百孔的困難，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派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鮮，與朝鮮軍民一同浴血奮戰，抗擊美國侵略者。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因此也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兩國人民和兩國領導人也因此在血與火的戰鬥中結成了非同一般的情誼。
周恩來說：“中朝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足以見出中朝兩國的親密關係。
1961年，有朝鮮人要去鴨綠江中的一個小島挖沙子。我們的邊防部隊忠於職守，不準朝鮮人去挖。朝鮮人心裏很不愉快。
周恩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的邊防部隊。他說：“別說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讓拉。”
的確，在周恩來心中，中朝兩國人民有著比金子還貴重的東西，那就是用鮮血凝成的友誼。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肆虐下，中朝之間同誌加兄弟般的關係也被攪得不是那麽愉快。
在極左思潮的驅使下，一些紅衛兵在街上公然貼出了攻擊金日成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一些從朝鮮回來的華僑還到朝鮮駐華使館搞遊行，散發批判朝鮮勞動黨和金日成的傳單，並要朝鮮駐華大使和參讚出來辯論。
對此，周恩來曾提出過尖銳批評，並指示有關部門加以勸說和阻止。
吉林省長春市有一所中學是金日成青年時代曾經學習過的地方，那裏有金日成的塑像和紀念館。周恩來擔心紅衛兵衝擊，曾親自指示：不要把院內金日成塑像和室內金日成紀念館搬走或毀壞。
但是，極左思潮使得紅衛兵和造反派像著了魔似的。他們置周恩來的指示於不顧，把金日成的塑像給砸了。
在鴨綠江邊，還發生了幾名中學生紅衛兵偷越邊境，把用朝鮮文寫的大字報貼到了朝鮮境內，說什麽“朝鮮必須順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進”、“朝鮮必須跟著中國鬧革命”。
我國當時駐朝鮮大使館也搞了許多極左的宣傳，在使館前櫥窗內宣傳“文化大革命”。
這一切，引起朝鮮政府的不滿和防範。朝鮮政府派警察和便衣看著中國使館的櫥窗，還派人在櫥窗前挖了一條兩米寬的地溝切斷人行道。中國進入朝鮮的東西要被檢查，發現宣傳品就沒收。
對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這些極左做法，周恩來提出過多次批評，還下令把駐朝使館中的個別極左分子調回國內。
周恩來還通過有關渠道帶信給金日成，說不管紅衛兵、造反派怎麽說，這都不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意思，請金日成諒解。
1967年10月20日，毛裏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來我國訪問，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幾次會談。24日，達達赫離開中國前往朝鮮等國訪問，周恩來在送達達赫去機場的路上，請達達赫幫忙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捎轉他的口信。
周恩來說：自從我國文化大革命以來，有時出現一點誤會。華僑在一些亞非國家有不少，他們向往祖國，我們不能阻止他們。我們一直是教育華僑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但對於他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掌握，使館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們並不掩飾這些偏差，隨時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剛果（布）總理談話時，就說剛果（布）總統做得對，我們的使館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國主義誣蔑我們，而實際上我們對朝鮮、柬埔寨的政策沒有改變，我們一貫支持他們的反帝鬥爭。
中國駐剛果（布）使館工作出現的偏差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1967年國慶前夕，我駐剛果（布）使館決定在10月1日舉行國慶招待會，並由代辦發表講話。使館根據國內報紙所載的一些文章和講話起草了講話稿。講話稿高度讚揚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蘇修與美帝勾結鎮壓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的行徑。9月29日，我使館將邀請剛果（布）總統馬桑巴-代巴等領導人參加國慶招待會的請柬和講話稿一並送到了剛果（布）外交部。
10月1日下午，剛果（布）外交部部長約見我使館代辦，轉達了剛總統對代辦講話稿提出的三點意見：一是在莊嚴的節日，講話應大概介紹中國人民的生活情況，使剛果人民更了解中國；二是講話稿有針對另一國家（指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作者注）的內容，剛果（布）是中立國，不允許中國攻擊蘇聯或蘇聯攻擊中國，中蘇分歧不應在此地相互攻擊；三是講話稿中沒有提總統的名字，卻提了總理努馬紮萊，這種情況會給剛果（布）國內人民產生分裂的感覺。剛果（布）外長還說，問題不在提總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總統一、二、三次後，再提總理，這是正常的，否則，會使剛果（布）人民產生傾向性。
我使館代辦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為中國大使館，有責任正確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政策，揭露修正主義與美帝勾結鎮壓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的行徑。至於講話稿提了總理努馬紮萊，是因為努馬紮萊正在中國訪問，沒有提總統訪華，我們可以研究。
剛果（布）外長表示：你們的立場是不考慮總統的不攻擊現代修正主義的意見，我回去向總統匯報。
同日下午5時，剛果（布）外長再次約見我使館代辦。
剛果（布）外長說：我向總統匯報後，總統召集了政治局會議。總統認為泛指修正主義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擊蘇聯的話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館堅持認為，這是政治原則問題，不能修改。
約談沒有取得一致結果。晚7時30分，我使館如期舉行國慶招待會。但剛果（布）總統和政府官員等都沒有出席。
周恩來得知後，對駐剛使館提出嚴厲批評：“不參考我在接待努馬紮萊宴會上講話（隻提出現代修正主義，未具體點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謝胡宴會上的講話，真是不看對象的極左傾向。”
毛澤東、周恩來後來在接見來華的剛果（布）總理努馬紮萊時都表示道歉。
毛澤東坦誠地說：“我們在你們那裏的大使館犯了錯誤，你們總統處理得好，我很讚成。有的中國人有大國沙文主義，強加於人，駐在人家國家裏，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麽搞，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麽？要進行教育。”
周恩來也對努馬紮萊說：“毛主席接見你們時，把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問題告訴了你們，對我國大使館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作了尖銳的批評。既然是我們使館的缺點，我們就作自我批評。”
那個時候，極左思潮使得我國同許多國家的關係陷入緊張。所以，周恩來請達達赫總統幫忙捎口信給朝鮮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埃及納賽爾總統，以爭取對方的諒解。
10月27日上午，達達赫總統結束對朝鮮的訪問後前往柬埔寨，中途路過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特意來到首都機場迎送達達赫。
達達赫對周恩來說：金日成首相讓我捎來四點口信給總理先生，作為對總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第二，我同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有著深厚的友誼，並非常珍視這種在共同鬥爭中建立的友誼。
第三，雙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這些分歧並不嚴重。如果分歧變得更大的話，雙方可以通過見麵討論尋求解決辦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鮮遭到進攻的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同過去多次所做的那樣，來幫助朝鮮。
金日成還是通情達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來的艱難處境。
1969年國慶20周年，阿爾巴尼亞、越南、柬埔寨等都應邀派代表團來華參加觀禮，唯獨沒有朝鮮代表團。一問才知，沒有邀請朝鮮。周恩來說：中朝兩國關係如此密切，怎麽能夠不邀請呢？還是要主動邀請。此時已經是9月30日了。周恩來把自己的想法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周恩來當即打電話給金日成。金日成此時還在外地，他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當即決定派委員長崔庸健率朝鮮黨政代表團來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
這說明朝鮮還是願意與中國搞好關係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提出邀請朝鮮代表團來參加國慶20周年觀禮是非常英明的。金日成後來說：中朝兩國的一段不正常關係從崔庸健率朝鮮代表團來華時起就消除了。
9月30日晚上，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崔庸健率領的朝鮮黨政代表團，並宴請他們。10月2日，周恩來又在京西賓館與崔庸健進行會談。
崔庸健代表金日成邀請周恩來在方便的時候訪問朝鮮。周恩來愉快地答應了。
實際上，這個時候周恩來很難脫開身出國訪問。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周恩來還沒有出訪過任何國家。但是，為了修複中朝兩國的關係，為了中朝兩國的友誼，周恩來還是接受了邀請。
冬去春來，轉眼間就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
1970年4月5日，周恩來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朝鮮訪問。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的第一次出訪。朝鮮也就成了周恩來出訪中斷了近三年之久後的第一個國家。
在朝鮮平壤機場，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鮮領導人率數十萬群眾到機場熱烈歡迎周恩來。
當天下午，周恩來拜會金日成。
周恩來對訪問沒及時表示歉意：“本來應該早點來，但分不出身，晚了半年。去年10月2日就同崔委員長說了要來，當時崔委員長說首相同誌歡迎我訪問朝鮮。”
“11月，12月，1月，2月，3月，半年了。”周恩來邊說邊扳著指頭算。
金日成風趣地說：“不要緊的，雖然晚了一點，可是時候很好。來早了天氣冷，歡迎群眾還要受凍。”
對於周恩來的來訪，金日成十分高興。前兩年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就隨之化解了。
金日成說：“我們兩國之間一段時間的不自然關係，從那時起（指崔庸健1969年9月30日率朝鮮黨政代表團來華）就消除了。我們的人民也感到高興。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我們兩國人民是用鮮血凝成的戰友嘛！我們是唇齒相依的。聽說周恩來同誌要來，我們就等，等待總理來訪。我們清楚總理同誌很忙，這次能來，我們感到很高興。我們很感謝總理同誌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周恩來說：“雙方領導人直接接觸，問題都談清楚，就好解決了。因為大家都看大局，看大方向。”
“對。我們也認為，我們兩國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金日成表示讚同周恩來的意見。
當晚，金日成為周恩來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周恩來發表講話，讚揚朝鮮勞動黨在以金日成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為保衛自己的國家和主權所作的努力，重申了中朝兩國的深厚友誼。他說：“中朝兩國是山水相連的鄰邦，中朝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戰鬥友誼”，這種友誼“是用鮮血凝成的”，“體現了我們兩國人民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關係。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們兩國人民聯係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周恩來在朝鮮訪問期間，與金日成進行了四次正式會談，就國際形勢、亞洲地區局勢和中朝兩黨兩國關係等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周恩來還代表毛澤東邀請金日成訪問中國。
然而，極左思潮使一些人猖狂得忘形，連自己是幹什麽的都不知道了。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的極左分子竟然攻擊周恩來訪問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說什麽寧可坐冷板凳也不抬轎子。
當年的極左思潮是何等的猖狂！而且發生在毛澤東、周恩來一再對外交領域的極左思潮提出嚴厲批評之後，簡直不可思議。
1970年9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和有關司局長、駐外大使談話，嚴厲批評中國駐朝鮮使館的極左分子。
周恩來問中國駐朝鮮大使：“你那個使館極左的人到底有多少啊？今天主席見範文同談到了駐朝使館。我們駐越南、駐朝鮮使館寫回來的一些報告，主席看了很不高興。××我看來就很‘左’，還有人說他右。我們使館有些人，就喜歡聽人家說好話，不愛聽批評的話，對我們的事就報喜不報憂，對人家的事就報憂不報喜，這都是主觀主義。我們應該學習人家的長處嘛！”
周恩來又問：“聽說駐朝鮮使館有一個×××，比××還‘左’，調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調回。”大使回答說。
“為什麽還不調回國內？調他回來學習。他還說××右，說什麽我去朝鮮是為金日成抬轎子，他寧願坐冷板凳。荒唐！人家反對美帝和日本，團結他錯在哪裏？你說人家是修正主義，你自己才是修正主義。你說寧願坐冷板凳，你坐冷板凳活該。”
大使說：“他極左是有名的。”
周恩來問姬鵬飛：“這個人你知道嗎？”
姬鵬飛搖搖頭：“不知道。”
周恩來說：“把這樣的人派出去怎麽行呢？為什麽不派一些新手去？在五七幹校勞動一年多、精神麵貌好一點的有沒有一些人呢？可以派一些這樣的人出去嘛！要下決心，選一些青年、中年，文化革命中表現比較好、有朝氣、有進取心、學習比較好的人出去。”
最後，周恩來要求一定要把駐朝使館搞好。他指示：要派一個老中青三結合的小組去。這個小組既能提出意見，各方麵的情況都可調查，向大使提出建議，但不能直接發號施令，回來報告核心小組。
9月30日，周恩來會見朝鮮政府經濟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他對朝鮮客人說：如果你們發現我們的幹部有大國沙文主義，就請告訴我們，我們把他調回國內。這對我們兩國關係的發展有好處，對我們的幹部也是個教育。
周恩來訪問朝鮮6個月之後，1970年10月8日，金日成回訪中國。
因為中蘇兩黨關係緊張，而朝鮮與蘇聯還保持較好的關係，金日成訪問中國是公開來訪還是作內部訪問？朝鮮方麵感到有點不好向中國開口。中國方麵充分理解朝鮮的難處。周恩來對我國駐朝鮮大使說：如果金首相公開來，我們歡迎。但中國充分尊重金首相的意見，是作內部訪問還是作公開訪問，由金首相定。
中國的靈活態度令朝鮮很感動。
10月8日，金日成來北京作內部訪問。周恩來到機場迎接。中朝兩國的關係得到全麵恢複。
“都是極左啊！”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向緬甸總理奈溫表示歉意。奈溫說：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毛澤東要韓念龍給奈溫表演“噴氣式”。
緬甸，是中國的友好睦鄰。兩國邊民自古以來就結成了親如手足的“胞波”關係。
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國家。1950年6月8日，緬甸就同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緬兩國領導人在友好交往中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12月，周恩來和陳毅率中國代表團赴緬甸慶祝緬甸獨立節。緬甸總統吳努授予周恩來“崇高、偉大、博愛和光榮的擁護者”最高勳章。
在歡樂祥和的氣氛中，陳毅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
然而，周恩來用心血澆灌出來的中緬兩國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誼，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濃厚的極左思潮所窒息，甚至到了要斷絕外交關係的邊緣。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1967年6月，我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幹涉。6月27日、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盡管緬甸政府調來了軍隊到現場勸阻，但還是有一些人衝入了大使館，我國援緬的一經濟專家被暴徒殺害。
應當說，事情發展到這等地步，我在緬人員對外宣傳的極左做法要負相當的責任。
對於中緬雙方政府來說，理智的做法是雙方同時采取克製的態度，以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緬甸政府一再表示，願同我國保持友好關係，不願意把關係搞得很緊張。
但在中國，極左思潮趾高氣揚。
中央文革一夥揚言：報紙的調子可以高於政府聲明，群眾的調子可以高於報紙，要逼緬甸同我們斷交。
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對方情緒的粗黑標題《緬甸政府唆使暴徒襲擊我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我國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刊登了我外交部給緬甸駐華使館的照會。
6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以更醒目的粗黑標題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最嚴重抗議緬甸政府的反華排華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來堅決阻止了逼緬甸政府同我國斷交的極左做法。他說：不怕斷交還可以說得過去，這是被動的。如果提逼它斷交則變成我們是主動的。
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
在緬甸駐華使館前，一支支抗議示威的隊伍首尾相接，怒吼聲震天動地。緬甸使館外的牆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密密層層的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在那種極左的氛圍裏，群眾遊行示威和報紙上的高調宣傳，周恩來難以阻止。但是，絕不能讓示威群眾“以牙還牙”，去衝擊緬甸政府使館。
為此，周恩來打電話給外交部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群眾隻許在使館外麵示威，絕不能衝入使館，更不能傷害使館人員。
在衛戍區部隊的嚴密控製和疏導下，連續幾天的群眾示威沒有出現衝砸緬甸使館的情況。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縱部分群眾準備衝擊緬甸駐華大使館，周恩來及時製止了這一行動。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雖然中緬關係的事態得到控製，沒有進一步惡化，但還是留下了一些陰影。
1971年8月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奈溫偕夫人來我國進行友好非正式訪問。毛澤東、周恩來分別會見了奈溫，對當年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解釋，並真誠地表示了歉意。
8月7日，周恩來會見奈溫。在回顧了1967年中緬關係那段不愉快的經曆後，周恩來說：“我所以要說這一段情況，是想說明我們政府的政策是明確的，這是主要方麵。在1967年，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發現以後，壞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當時中緬關係發展到這個程度沒有再發展下去。我們同英國的關係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
當奈溫談到中文報紙的一些觀點和對他的個人攻擊時，周恩來解釋說：“我們當時都被攻擊了，我也被攻擊了，我們在座的沒有一個例外。”
陪同接見的李先念插話說：“貼我們總理的大字報街上都有。”
奈溫說：“對我個人的攻擊，我倒無所謂。外國報紙上登的東西我不十分理解。”
奈溫的話是真誠的。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很多中國人，對那個年月報紙宣傳的東西也有許多不理解的地方。
“外國朋友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不完全理解，這是可以理解的。”周恩來繼續解釋說，“但我要解釋的是，我們的政策是始終一致的，問題是當時我們顧不了海外的事情。特別是我們的大使都回來了，那些低級官員和一般外交人員中有一部分發生了極左思潮。我們外交部有一個多月被奪權了，他們就向國外亂發電報。就是剛才提到的1967年7月我們駐緬使館給你們外交部的照會不僅我不知道，我們外交部也不知道。”
奈溫點點頭：“我們感覺到了這一點。”
周恩來還說：“1967年華僑學校的某些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年輕人、僑民有愛國心，他們學我們國內的樣子去做，當然就不合適了。自從開國以來，特別是萬隆會議以後，我們對有華僑的國家都宣布，僑民應服從所在國的法令，不應該違犯所在國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國的習慣工作，因為在人家的國家嘛！”
周恩來這裏說的是指緬甸華僑學校的學生因強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而引發衝突的事。
對於周恩來表示的歉意，奈溫表示非常諒解。他說：“關於1967年在你們這裏發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諒解。我得到了有關這裏發生的情況的報告，但消息很少。我記得你們外交部受到兩次衝擊，所以我感到當時你們政府不能完全控製局勢。”
周恩來說：基本上能夠控製，主要依靠解放軍和絕大部分好的群眾。
談話進行得非常真誠和坦率。
奈溫說：不管他們對我們說了什麽話，我們想這不是你們領導人的觀點。有一段時間，甚至我也受到了壓力，要我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我拒絕了。
周恩來說：我們這裏的壞人也是這樣主張的。
奈溫說：關於這個問題，據外國報紙報道說，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問總理關於中緬兩國外交關係有什麽看法，總理回答說，中國的做法取決於緬甸的行動。緬甸走到什麽程度，中國也走到什麽程度。我們看出了總理還是想繼續我們的外交關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不願意斷絕同中國的外交關係。因為要斷絕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難了。
周恩來說：對。
奈溫說：我記得1959年到1962年之間有一個時候，印度使館要撤退，總理請他們留下。這個記憶對於我處理這件事有影響。
周恩來本人的外交風采，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另一個國家首腦對外政策的製定，這恐怕連周恩來自己也沒有料到。
周恩來同奈溫的談話是從下午4點鍾開始的。會見完後，已經是6點了。按計劃，毛澤東在晚上六點半會見奈溫。
於是，沒來得及休息，周恩來又陪奈溫來到毛澤東的住處，陪同毛澤東會見。李先念、韓念龍也陪同會見。
毛澤東對奈溫說：“有一段時間，1967年，我們控製不住我們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麽兩個月，天下大亂。你們大使館還算好的，沒有燒掉，英國代辦處燒了。”
奈溫插話說：“是的。”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緩緩地吐出，繼續說：“你有什麽辦法？現在我們給他們修。你燒了人家的大使館，成什麽話呢？你要好好賠啊！所以我們給他們造了一個，而且向他們賠不是，認錯。”
奈溫插話說：“是的，就像中國駐仰光的大使館的事也是這樣。”
1967年6月27日、28日，在緬甸首都仰光，緬甸民眾曾包圍並衝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
毛澤東繼續沿著他的思路：“那時候也是無政府主義。不過我們燒（英國）代辦處是在那兩個月，都是極左派當權，自己向外國發電報。都是極左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好人。”
奈溫說：“應該說，隻有個別人要負責。”
毛澤東說：“他們有一個集團，一個陰謀集團，搞破壞的。”
說到這裏，毛澤東問周恩來：“你們沒有請外交部代部長跟他們見麵談話嗎？”
“準備會見他們。他這幾天有別的事。”說著，周恩來指了指在一旁陪見的韓念龍：“這幾件事都是他參加的，他是外交部副部長，午門大會被衝擊的一個。”
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問：“抓住他搞什麽東西？噴氣式？”
“噴氣式”是當年紅衛兵批鬥老幹部時用的一種體罰。
韓念龍回答說：“那天沒有搞，沒有要我們表態。那天同去的，還有耿飊。”
周恩來問奈溫：“你懂得我們的噴氣式嗎？”
“不懂。”奈溫搖了搖頭。
毛澤東對韓念龍說：“你做一個給他看看。”
在大家一陣輕鬆的笑聲中，韓念龍站起來表演“噴氣式”。
“你那個樣子不行。你做過噴氣式沒有？”毛澤東覺得韓念龍做的“噴氣式”不太到位。
“沒有。那天沒有做。”
毛澤東風趣地說：“這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是種很好的體操。”
談話在一片輕鬆的笑聲中結束。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出麵會見並作解釋，使奈溫非常滿意。此後，中緬兩國的友好關係得到恢複。
“外交畢竟是外交，不同寫文章，不能把文章裏的話搬到外交文件中來。”即使在中蘇關係劍拔弩張的時候，周恩來還是非常注意把握鬥爭的分寸，製止了在對蘇關係上的一些極左做法，為緩和中蘇兩國關係留下了回旋的餘地。不知深淺的接線員竟然拒絕接通毛澤東的電話。
在修複周邊國家關係的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抓了中蘇關係的緩和。中蘇兩黨兩國曾經有過兄弟般的情誼。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由於執掌蘇聯最高權力的赫魯曉夫，以大國沙文主義和老子黨的作風，一心想使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特別是1960年赫魯曉夫單方麵撕毀合同撤走在中國的1000多名援華蘇聯專家，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重大損失，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嚴重惡化。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與對罵也日益公開化了。
雖然這樣，但在國家關係上，周恩來還是為中蘇兩國關係的緩和有意識地留下了回旋餘地。
1964年，周恩來最後一次出訪蘇聯時對蘇聯方麵說：我們的門是開著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幾次要衝擊蘇聯駐華大使館，周恩來都及時製止了。
196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勝利50周年之際，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建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名義致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向蘇聯人民表示祝賀。毛澤東批準照辦。
但是，到了1969年，珍寶島的槍聲使中蘇兩國的關係惡化到了戰爭的邊緣。
1969年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珍寶島地區，我邊防部隊奉命對入侵者進行還擊。3月15日、17日，遭到打擊的蘇聯軍隊再次向我駐守珍寶島的部隊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被我國軍民擊退。
珍寶島事件是對中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一次考量。
關鍵的是要判斷蘇軍這次入侵是否就意味著蘇聯要大舉進攻中國。
6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稱霸世界的企圖與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而蘇聯利用美國的陷入越南戰爭之機，加緊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走上霸權主義的道路。1968年8月，蘇聯突然襲擊捷克斯洛伐克。11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珍寶島事件和蘇聯在中蘇邊境又大量增兵，這一切都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層強烈的感覺：蘇聯有發動侵華戰爭的企圖。所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要準備打仗。”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說：“要準備打仗。”“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在強調戰爭的危險性並為此積極準備的時候，也並沒有把戰爭的危險絕對化。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有同樣的判斷：蘇聯還不具備進攻中國的條件。1969年3月14日周恩來在接見美國進步勞工黨代表團時，外賓問到：最近中蘇邊境衝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規模性的可能？周恩來回答說：蘇聯要進攻中國有困難。3月19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時也說：我看他們是壯膽，晚上走路怕鬼吹口哨。小時候在鄉下走路，怕鬼，怕老虎，就吹口哨。
因此，在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非常注意把握鬥爭的分寸，密切注視蘇聯方麵的舉動，相機緩和緊張的戰爭氣氛，以便為中蘇關係留下和緩餘地。
這就是以兩手對兩手。毛澤東、周恩來的對策是“堅決反擊，準備談判”。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多次指示中國邊防部隊，要嚴格按照毛澤東和中央確定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原則行事。
1969年3月4日，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幾個城市軍民舉行遊行示威和聲討大會，抗議蘇聯軍隊入侵我國珍寶島。周恩來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抗議蘇修武裝挑釁，組織群眾遊行示威的通知》時，要求各地軍民在遊行中嚴格遵守中央關於“五不”“一劃”的指示，即不衝、不砸、不燒、不抓、不打蘇聯駐華使館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畫一條線。
3月6日，周恩來將宣傳部門送審的原稿中“蘇修邊防軍”、“蘇修武裝部隊”中的“蘇修”一律改為“蘇聯”。
3月22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幾位老帥談話時說：明天下午巴基斯坦宴會，是否一定要罵蘇修？我看，外交緩和一點好。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周恩來作出的判斷和所采取的對策是非常正確的。
中國不想和蘇聯打仗，蘇聯也不敢輕易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
1969年的中國，真可謂既有內憂，又有外患。國內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麵動亂之中，一大批老幹部被打倒，林彪、江青集團急於搶班奪權，國內政治很不安定。對外關係方麵，極左思潮使得中國與許多國家發生外交糾紛，更緊要的是當時中國同時麵臨南北兩個方麵、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南邊在抗美援越，要對付美國的戰爭威脅；北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如果能把同蘇聯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可以改變我們同時與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的被動局麵，有利於維護我國自身的安全。
因此，不論是從國內政治安定需要考慮，還是從維護國家安全考慮以及外交戰略考慮，都要求我們在對蘇關係上和為貴。
但是，中蘇關係的多年交惡，加上“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使得當時有關方麵在處理中蘇關係的問題上，明顯存在一些極左的做法。
珍寶島事件發生後第三天，莫斯科方麵把電話打到了蘇聯駐華大使館，問他們有沒有中國領導同誌的專線電話號碼？有沒有周恩來的電話號碼？蘇聯駐華使館回答說沒有。
於是，莫斯科方麵又把電話打到設在通訊兵部的北京國際電話站，詢問有沒有周恩來的電話號碼和外交部部長陳毅的電話號碼。
結果，北京電話站的接線員拒絕了莫斯科的要求。
莫斯科方麵找周恩來的電話號碼，無疑是想與中國領導人溝通情況。畢竟是兩個大國的武裝衝突，非同小可。莫斯科方麵心裏也是七上八下的。
3月21日晚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載波保密電話親自要通了北京國際電話站，要求接通毛澤東的電話，結果被接線員大罵了一通。
從當時的電話記錄我們可以看到，極左思潮的肆虐讓一個普通的電話接線員也變得如此的膽大包天，竟然視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為兒戲。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同誌的電話接給你。
北京接線員：是要蘇聯大使館嗎？什麽？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語講話吧，好不好？
北京接線員：你用漢語講話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請給我接毛澤東的電話。
北京接線員：你找誰？找誰？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現在把話筒給翻譯。
蘇聯翻譯：這就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他請你轉接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你是蘇聯電話站的翻譯嗎？
蘇聯翻譯：是，我這裏是莫斯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請你轉接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你想要幹什麽呢？想要幹什麽呢？
蘇聯翻譯：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澤東談話。
北京接線員：柯西金他是個大叛徒。你有什麽事跟我說。
蘇聯翻譯：他有事情同毛澤東談。
北京接線員：你跟我講吧，叫他跟我講。
翻譯：喂，柯西金主席請你轉接到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喂，喂，你要幹什麽呢？柯西金是個大叛徒，是個大壞蛋，是個赫魯曉夫分子。
蘇聯翻譯：你是誰啊？
北京接線員：我是北京電話站。你要幹什麽呢？柯西金是個大壞蛋。
蘇聯翻譯：他要你把電話接到毛澤東辦公的地方。
北京接線員：他有什麽事跟我說，我可以向他講。
蘇聯翻譯：請你找你的上司來接電話，好不好？你的首長。
北京接線員：我就是首長啊。
蘇聯翻譯：是嗎？你是首長？
北京接線員：我就是首長。
蘇聯翻譯：請你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北京接線員：你想要幹什麽呢？
蘇聯翻譯：還有事情想同他談談。
北京接線員：不行啊，你是蘇聯情報部嗎？你想在這裏搞什麽玩意兒啊？
蘇聯翻譯：這裏是莫斯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北京接線員：柯西金是個大壞蛋。
電話通了將近十分鍾，柯西金還是一無所獲。最後，非常惱火的柯西金要求把電話轉接到蘇聯駐華大使館。
柯西金在電話中告訴蘇聯駐華臨時代辦葉立紮維金：我想同毛澤東通電話，但電話站不予轉接，接電話的是一個蠻橫無理的人。你能不能通過中國外交部找到周恩來或陳毅的電話，告訴他們，我受蘇共中央政治局和蘇聯政府委托，要同毛澤東通話。
葉立紮維金說：我們要接通周恩來同誌、陳毅同誌的電話很困難，他們不給接。但我們可以通過中國外交部，說我們很想同毛澤東同誌通電話。
柯西金說：好吧。
葉立紮維金問：除了毛澤東之外，同周恩來通話也可以吧？
柯西金說：最好是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能講的話，也可以同周恩來講話，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電話後，葉立紮維金立即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有緊急問題要約見外交部副部長。
外交部答複說：外交部副部長有事，沒有時間接見，蘇歐司副司長可以見。
3月22日零時，外交部蘇歐司一個副司長與葉立紮維金見麵。沒有寒暄，沒有問候，雙方的對話一開始就都充滿了火藥味。
副司長：首先我要向你嚴正指出一個問題：我在3月13日約見你，喬冠華副部長在3月15日約見你，你都拒絕來見。你作為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完全有義務應約來見。我不知道你們采取這種做法究竟是為什麽？
葉立紮維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受蘇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幾個小時前，用高頻電話想同毛澤東同誌聯係，因為中國接電話的工作人員拒絕柯西金同誌同毛澤東同誌聯係，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緊急拜會外交部，並轉告他的建議。我想知道，柯西金同誌想用電話同毛澤東同誌進行聯係，是不是可能？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澤東同誌談話，柯西金同誌能否同周恩來同誌談話。柯西金同誌要我報告這次會見的結果，我怎樣報告莫斯科？
副司長：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馬列主義政黨，毛澤東主席是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我們的黨同你們的黨沒有任何關係。你們的黨已經墮落成了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黨。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義，同我們中國共產黨聯係，那是對我們黨的莫大侮辱。對你這種無禮要求，我堅決拒絕，並提出堅決的譴責。至於柯西金要同周總理聯係，我可以報告。
葉立紮維金：就這些嗎？
副司長：就這些。
葉立紮維金：我堅決抗議你在講話中對蘇共的誣蔑，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議，你們在報紙上歪曲事實，說我們拒絕約見。我不需要聽你們的教訓。
說罷，葉立紮維金站起來就走。
約見不歡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電話的事報告了周恩來。
蘇聯搞熱線電話聯係的方式在當時或許不太現實，但是，如果他們是真誠希望兩國領導人進行對話接觸，這還是應當肯定的，因為這對緩和兩國箭在弦上的緊張關係是有利的。當然，在當時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曆史環境下，蘇聯領導人急於與中國領導人接觸是他們真誠的願望還是故意放出的煙幕，一時還難以下結論。
不管怎麽樣，畢竟不能把門關死。
基於這樣的考慮，周恩來接到報告後，連夜召集外交部有關負責人開會，商定以備忘錄的形式回複蘇聯駐華臨時代辦。備忘錄說：“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會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了柯西金想同毛澤東通電話和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約見我外交部蘇歐司負責人的情況，並把複蘇聯駐華臨時代辦的備忘錄送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批示：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外交談判。
3月22日下午，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幾位老帥談話，對北京電話站接線員的態度和我們有關部門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評。
毛澤東說：柯西金打電話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們接電話的人很厲害，把他罵了一陣，說他是叛徒。把人家的總理（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政府總理）都罵了一頓，人家說是不尊重我。我看應該給他轉一下。
周恩來插話說：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毛澤東繼續說：兩國交兵，使者其間。法國大使叫人家帝國主義的大使，蘇聯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義的大使。我們在有些場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時不要這樣罵人。我們同蔣介石談判也不罵人。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
毛澤東又問：我們不同柯西金通電話是不是不禮貌？
周恩來說：我們已經給他們一個照會，說通電話不方便，有事請通過外交途徑，不搞熱線活動。
毛澤東說：熱線活動不能搞，他們喜歡搞這一套。你們去一下，要不要通電話。
毛澤東還對在場的幾位老同誌說：你們這幾位老同誌為國家做工作，不要隻管一個部門，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讚成。小蘿卜頭有用，但沒有經驗。
毛澤東的話，對周恩來糾正外交工作中的極左做法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3月26日，周恩來就外電報道說蘇聯駐華使館受到中國公民的騷擾和威脅並導致蘇聯使館人員受傷一事批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和公安部長謝富治：請查明有無此事，並請謝（富治）告衛戍區司令部和公安局，對聚集在通過蘇聯使館路上的人群，勸其走開，如其要采取行動，要加以勸阻和幹涉。
對衝擊蘇聯駐華使館的極左行為，周恩來一貫是堅決反對的。此前，紅衛兵幾次要衝擊蘇聯駐華使館，周恩來堅決製止了這種行徑。
當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回憶說：
一次，造反派煽動10多萬群眾要衝蘇聯駐華大使館。總理把衛戍部隊調來，親自守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一個電影院裏控製局勢，守了整整一個晚上沒睡覺。總理擔心，大使館有槍，有機槍，你要衝，他就可以開槍，這樣會打死很多人。總理親自做工作，在那個電影院裏找造反派一塊談，說在大使館外麵遊行可以，不能衝進大使館，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總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說總理你回去吧，有情況我向你報告。總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羅貴波副部長來了。我對總理說，我們兩個負責，你回去休息吧。總理回去後，過5分鍾又打個電話來，過5分鍾又打個電話來，詢問情況怎麽樣。我說，總理啊，你就休息吧。總理說：我回來睡不著，出了問題我怎樣向主席交代呀！直到知道遊行結束後，總理才睡覺。
由於采取了克製的態度，中蘇武裝衝突沒有進一步擴大。1969年3月28日和5月24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後發表聲明，表示希望通過談判來解決武裝衝突。
然而，到1969年8月，在珍寶島之戰中沒占到便宜的蘇聯邊防軍企圖報複我邊防部隊，又在我新疆鐵列克提地區挑起武裝流血衝突。這無疑給還處於緊張狀態的中蘇關係雪上加霜，導致中蘇兩國關係更加緊張，也讓中國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要求接觸和談判的誠意發生懷疑。
不久，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因病在河內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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