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唐武宗滅佛

　　佛教在隋唐時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百倍。”武則天出於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費巨億。中宗時，韋後、安樂公主及朝廷貴戚也競相崇飾寺觀，奏度人為僧。玄宗時雖一度淘汰僧尼，整頓寺院，但安史之亂後，社會動蕩，統治階級更大力提倡佛教。肅宗、代宗均在宮中設置道場，“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宰相元載、王縉、杜鴻逐漸都喜好佛法，他們不僅造寺無窮，還為皇帝言因果報應，甚至上朝也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罰日益紊亂。有唐一代還多次為迎送佛骨興師動眾，大事鋪張。憲宗時為去鳳翔（今屬唐武宗陝西）法門寺迎佛骨，搞得長安舉城若狂，百姓“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後時。”佞佛的情形在唐後期也一直有增無減。武宗時祠部的統計數字表明，當時全國有寺院4600所，蘭若（小寺院）四萬所，僧尼260500人。遍設各地的寺院不僅占據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們的免稅特權，包庇了眾多的人口。當時除了富戶多丁，削法避役，將寺院當成最好的庇護所外，許多貧苦百姓為不納賦稅，也投靠依附寺院，成為寺院的寺戶或佃戶，他們耕種寺院的土地，為寺院提供無償的勞動，使得寺院經濟大為發展，而封建政府的納稅人戶卻日漸減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銷銅鑄造佛像，使得市場上銅錢大為減少，加重了唐後期錢重貨輕的矛盾。

　　武宗即位以後，深感佛寺和僧尼眾多“耗蠹天下”，對國家財政也影響極大。會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對澤璐用兵，軍費不足，而關中、河東等地，又連年發生蝗災。在這種情況下，衝擊佛教寺宇，沒收僧尼財富，就成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來就傾向道教，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決心滅佛。他首先下敕沒收僧尼的私人錢物田莊，減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數量。會昌三年，長安左順兩街勒令還俗的僧人共3400餘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台、鳳翔府法門寺，“並不許置供及巡禮者”，犯者即受春杖處置。由此“四處靈境，絕人往來，無人送供。”滅佛之舉在會昌五年達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並天下佛寺。規定長安、洛陽兩街僅各留二寺，諸道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等州各留一寺，並將寺院分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餘26萬餘僧尼笄冠勒令還俗充兩稅戶，還有寺院的十五萬奴婢，以及人數超過僧尼笄冠-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即寺戶百姓等）也同時放為兩稅戶。除上述應留寺院之外，44600餘所小寺院均限期毀撤，並遣禦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財產也沒收充官。其時共收良田數千萬頃。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驛舍。中書又上奏將廢寺的銅像、鍾磬委鹽鐵使鑄錢，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也銷付國庫。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銀銅像也必須如期納官，否則就按禁銅法處理。在此之後，管理僧尼的部門也從祠部改為主客（祠部、主客為尚書省禮部所隸二司，但祠部主祭祀，主客掌接待外國賓客），以明其為外國之教。與此同時，武宗還在八月的製書中，明確指斥佛教“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並指出其僧尼“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其寺宇招提“皆雲枸藻飾，僭擬宮居”，是造成民間物力凋耗、風俗澆詐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還將這次廢佛稱作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的一件大事，進一步表明了他滅佛的決心。武宗滅佛之舉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毀廢。唐朝廷也在這次滅佛中獲得不少財政收入，並借助它消災了企圖割據澤潞的劉稹。此外，這次運動波及江南、嶺南，影響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榮並稱為曆史上主持滅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滅佛後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複廢寺，“度僧幾複其舊”，重新恢複了對於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權。懿宗、僖宗時也都進行大規模迎送佛骨的活動。這些佞佛的舉動，使佛教得以再度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