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貞觀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貞觀年間（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滅隋以後，唐高祖李淵諸子便開始為爭奪太子之位明爭暗鬥。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於長安宮城的玄武門發動政變，殺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齊王李元吉，隨後又迫使高祖李淵退位，自己即位，是為唐太宗，並改元貞觀。貞觀年間，唐太宗以隋亡為戒，率領朝臣兢兢業業地治理國家。使隋末唐初的破敗經濟局麵得以扭轉，動蕩的政局也從此穩定。國勢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稱之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的原因和內容在唐人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中有較為完備的記錄。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於君主從諫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員則敢於為國事犯顏直諫，大臣各司其職。唐太宗認為，君主要避免失誤，隻有借助於忠臣的直諫。他十分讚同魏征的話“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在與諸臣論治國之道時，唐太宗每每鼓勵大臣直言君主的過錯。由於唐太宗的鼓勵，直言進諫成為貞觀年間的風尚。通過群臣的進諫，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麵的情況和意見，得知下情，並擇善而從。李百藥諫止裂土分封，魏征諫止封禪，戴胃建議設立義倉等，都被太宗所接納，避免了決策中的失誤及過分地役使百姓。在諫臣中，魏征是最著名的，其先後數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訓提醒太宗居安思危，憂憐下民。由於君主的納諫及大臣的直諫，貞觀時下情上達，君臣一心，形成了賢人進、佞臣退的良好局麵。除納諫外，唐太宗格外重視人才的選用，太宗朝文臣武將，人才濟濟。太宗認為，君主治國應“至公無私”，“擇賢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堅持量材器使，用人所長。貞觀期間，太宗打破了統治階級各集團所持有的政治偏見，竭力協調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利益，兼用關隴、關東與江南地區的貴族與士族，甚至任用曾經與自己為敵的人。這種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漸緩和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穩定了局勢。其次，太宗尤其注意從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選拔人材。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於農民起義的將領，如徐世勣、秦叔寶等。有原隋王朝的將領，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劉洎、馬周、張亮等。由於不拘一格選用人材，致使貞觀朝中人才濟濟，如著名的賢相房玄齡、杜如晦等對貞觀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視地方官的委派，他認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將各地刺史之名錄於屏障上，將所聽察到的刺史善惡之事注於各自名下，作為廢置賞罰的根據。又詔令五品以上官員，舉任縣令，使官得其人。由於太宗知人善任，貞觀年問能人盡其材，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職，為各項製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礎。

　　貞觀時期創立、延續、完善一係列的製度，如從北魏以來就推行的均田製在貞觀時更加完善。由於親曆隋末農民大起義，使太宗體察到民間的疾苦，同時也認識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認為，隻有使人民安心生產，生活穩定，統治者才能“長守富貴”，國家才能昌盛，政權才能穩定。因此，他要求統治者“去奢省兵，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並身體力行，克製私欲。貞觀年間基本上沒有進行大的土木工程，這樣就相對減少了對百姓的騷擾，使百姓得到修養生息的機會，同時也節省了國家開支。為減輕百姓的負擔，唐太宗還將中央各官府的官員從二千多人精簡到六百餘人，且合並了許多州縣。由於均田製度的繼續推行及統治者不興土木不奪農時，貞觀期間的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史載“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刑者僅29人。可見當時階級矛盾的緩和與社會的安定。由於政治的穩固，官吏的廉潔，生產的發展，人們的抗災能力也大大提高。貞觀元年至貞觀三年，關中地區連續發生蟲災、水災，太宗命災區開倉賑濟，百姓就食他鄉。在連年的災害麵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協力抗災，貞觀四年，天下農業大豐收，就食他鄉的百姓都回到故鄉，“米鬥不過三四錢”。生產的恢複與發展，人民生活的穩定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之一。除均田製以外，政治、科舉、軍事等各項製度在貞觀時期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貫徹。唐承隋製，中央設三省六部，都各有職守。唐太宗還特置了參議得失、參知政事等職務。使資曆淺、品位低卻有真才實學的人以此名義而行宰相之權。三省的分工是：中書省掌管軍國大事的審議和決定；門下省掌管審查中書省的決議，不同意的可以駁回重議；尚書省則具體執行通過了的各項決議和政策。與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極少幹涉三省如何行使職權，而是創造條件，使各部門恪守職責。他告誡門下、中書官員若看到皇帝詔敕有不便於時的，要大膽地駁回，決不可唯唯苛過，阿旨順情。在皇帝詔敕與製度相矛盾時，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從公。使得完善的製度得以順利地貫徹。在法律上，貞觀時頒布了《貞觀律》，被後世立法者奉為圭臬，也為當時東亞各國所效法。《貞觀律》改重從輕，內容完備，條文扼要，為執法者依法辦案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完善法律製度的同時，太宗格外強調上下守法，對於貪贓枉法的人，不論其職位身份，一定要依律嚴懲。太宗還強調官吏的斷獄，須有律、令、格、式為據，不得隨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貞觀律》基本得到實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麵。在軍事方麵，太宗繼續實行“寓兵於農”的府兵製。形成軍事布局“內重外輕”的形勢，使中央集權製得到加強。貞觀時，府兵製較以往更加完備，“兵農合一”的趨勢也更加明顯。兵士被征調服役時，本人免去租調，但需自備武器、行裝和糧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農民一樣要從事農業勞動。“兵農合一”既減少了國家的軍費開支，又保證了均田製下的農民可以安心生產。在文化教育方麵，唐太宗提倡儒學，開辦並設置文學館及史館。並召天下名儒入仕作官。太宗常常親自至國子監聽學、講學。太宗還令宰相監修前代和本朝的曆史，貞觀時編纂的正史主要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弘補了魏晉南北朝的戰亂給史學帶來的空白。在重視文化教育的同時，太宗完善了科舉製度，將選拔人材的權力全部集中於中央。科舉製度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小地主階層中的知識分子打開了參與政權的方便之門。自貞觀時起，進士之科大興，因進士科考試內容以策試為主，也便於考生發表政治見解。考取進士由此而成為士人入仕的捷徑。太宗曾親至考場，見新考中的進士從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欣喜言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進士科的興起，有利於將優秀人材選拔到各級的政權中，從而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國家的統治力量。

　　由於各項製度的完備及順利執行，貞觀時逐漸扭轉了隋末唐初的混亂局麵，百廢俱興，各行各業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趨勢。貞觀年間，國家政局穩定，國防日益強盛，唐與周圍少數民族及鄰國的關係也日益和睦。唐初，周圍少數民族，尤其是東突厥不斷犯境。唐太宗即位後，發展經濟，推行府兵製，並親自在殿廷上教練衛士，唐國防強大起來。貞觀二年，太宗命李靖、徐世勣率兵十餘萬，分道出擊東突厥。次年，李靖等大破之，俘虜了頡利可汗，穩定了北方的邊境。貞觀九年春，又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大舉進攻吐穀渾（青海高原和新疆東南部一帶），唐軍深入吐穀渾的腹地，突襲了吐穀渾王伏允的牙帳。伏允兵潰自殺，其子慕容順降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派侯君集率兵攻打西域高昌國，高昌王驚恐而死，其子降唐，唐朝勢力由此已伸入西域。太宗以高昌為唐在西域的根據地，與西突厥展開了爭奪西域的鬥爭。貞觀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的地區設置了庭州（今吉木薩爾），在天山以南的南昌設立了西州。天山南北的小國也紛紛擺脫西突厥的控製，與唐朝結好。唐西北邊疆得到了穩定。唐控製西域，恢複了中西商路，密切了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的關係，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唐在經營西域的同時，還與吐蕃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貞觀八年（634年）吐蕃遣使來唐，唐太宗用隆重的儀式接待他們並與吐蕃結成了進攻吐穀渾的軍事同盟。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藏，與棄宗弄讚（即鬆讚幹布）成婚。從此以後，雙方之間的來往更加頻繁。唐朝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吐蕃，唐西部邊境日益鞏固。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東北部少數民族奚和契丹歸降，唐太宗於奚地置饒樂府，於契丹地置鬆漠府，受到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都督府的節製。在唐太宗及其大臣們的努力下，貞觀時期確實做到了“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文治武功都達到空前的盛況。為中國曆史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貞觀後期，唐太宗的納諫與用人都較貞觀前期遜色許多。兢兢業業的朝風也有所懈怠。貞觀二十一、二十二年（647年，648年），唐出兵東犯高麗，西打龜茲，撲滅薛延陀，又動用民力，營繕宮殿，賦稅與徭役都有所增加。太宗晚年，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帶）、邛州（今四川邛崍、大邑二縣）、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縣）等地相繼發生了局部地區農民起義，表現了人民對增加剝削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