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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裏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的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裏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裏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的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裏麵養了金鈴子。從外麵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紮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淨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裏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候，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隻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餘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太會欣賞，隻是畫一些鮮豔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後，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裏，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隻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朱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隻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嵋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麽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裏，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拚音，用漢語拚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拚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麽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於“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麽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麽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幹係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幹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