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思想隨筆排行榜

第八章 穿過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林賢治

　　1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處，使周圍的人類現形。這是一道幽光，因蒼白而顯得強烈。

　　自從有了酋長及各式權威的時候起，人類便在另一種意義上被創造了出來，並根據一個被確定的目標不斷地加以改造。結果，離自然人愈來愈遠。所謂自然人，那是人類的童年，單純，幼稚，卻保持了生物學意義的自由，最起碼的自由。中世紀把對自由的剝奪製度化了。你以為巴別塔真的建造不了嗎？一個信仰，一個意誌，一個中心，眾聲嘈雜最後演繹為一種話語，這樣的社會秩序不是巴別塔是什麽呢？曆史教科書肯定誇大了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功績，他們雖然給神學以沉重的打擊，把社會從迷妄中拖曳出來，卻並沒有解除對個體的精神禁錮。顯然，巴別塔比巴士底獄更難摧毀。發端於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的人性解放的洪流剛剛湧動起來，到了啟蒙時代，便為理性的閘門所節製，個人的本能、欲望、各種活躍的情緒，隻好在旋渦中悄然沉沒。進一步，退兩步。從整體主義回到整體主義。那時，幾乎隻有盧梭一人向自然人的方向逃跑。即便是這樣一個反思--不同於笛卡兒式的思--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的背後仍然夾著一條理性主義的小尾巴。及至二十世紀，政黨迅速成熟，意識形態急遽膨脹，無論是物質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被高度組織化了。組織是不容玷汙的，清洗異類當然要比宗教裁判所更具規模，也更為嚴厲。誰不知道古拉格和奧斯維辛呢？

　　這時，人意想成為自己已經變得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同的社會角色，一致把服從他者當做共同恪守的準則。譬如公民，你看眾多雷同的麵目，就知道那是一群複製品，模子就是法律；工人是操縱機器的機器，農民是驅趕牲靈的牲靈；政治家和革命家，其實也都是為權力原則所支配的人物。自古而今，角色定位大抵是由權力者和知識者進行的。知識者也是立法者。他們最喜歡標榜“價值中立”，實際上同權力者一直保持著曖昧的關係。總之，人被不同的角色分解了。表麵上看來，人們都在根據自己的意願行事，其實是根據角色所規定的範圍行動，甚至將奴性內化為本能，行動著僅在於適合相應角色的定義而已。

　　不是人產生規範，而是規範產生人。於是，人類的每個分子變得彼此愈來愈相似，沒有個人，隻有人群。但是，你知道，人性中所有可珍貴的部分都是屬於個人的：愛、同情心、自由意識、理想、信仰、尊嚴感等等。在一個社會裏，當自我成為必要的喪失時，價值世界便完全被顛倒過來了。崇高遭到鄙夷，卑賤變得高貴；同流合汙是明智的，特立獨行者是愚人；健全的被視為病態，畸形被當做完美。真與假，善與惡的限界消失了，連道德本身也成了可嘲笑的對象。人們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的世界裏，偶爾顧及曆史的進步，還得看大人物的懷表。

　　人性的黑暗令人沮喪。

　　社會的進步，畢竟得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動的。當你讀了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類陰暗的書時，當會覺得納悶：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人類還有拯救的希望嗎？那麽，讀讀薇依！你得相信：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樣實在，即使十分微弱，仍然暗示了未來變化的某種可能。讀讀薇依，讀讀這位聖潔者，你的眼睛想必會因她的照耀而明亮起來！

　　2

　　在巴黎，西蒙娜薇依還做著小姑娘的時候，尖銳的個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顯露出來了。因為自覺天資平庸，不如哥哥安德魯，她居然產生過尋死的念頭。所以，你不明白：如此自愛的人，後來怎麽會發瘋般地愛起別人來，甚至讓你覺得她隻是因為愛別人而愛自己--這種轉變是怎麽發生的？

　　有關的傳記好像缺少了一個中間環節。但是，你可以推測到其中至少的兩個原因：其一是女性，在薇依那裏則是女兒性和母性。她沒有妻性。女兒天生柔弱易感，且傾向於獨立；母性博大溫厚，是無限的給予。教師品性可以看做是母性的轉移。妻性不同，代表的是依附性，封閉性，奴隸性；她終身未婚，在意識深處是否潛在著對妻性的逃避？這是可能的。還有一個原因來自她父親。那是一位醫生，醫生的周圍都是病人。所以不幸者的痛苦、恐懼、隱忍、期待與死亡，會影子一般地糾纏她。

　　不過，愛之於薇依是有選擇的。你注意到沒有，她一生有兩個偏好，除了嗜煙之外，就是愛窮人、工人、農民、流浪漢、犯人，愛底層的人，沒有文化或智力落後的人，弱勢者和不幸者。她說過，“愛就是願意分擔不幸的被愛者的痛苦。”她把愛，連同沉重的苦難負擔起來，並以此為幸福。這是一種命定的愛。她一生沒有離開過他們。

　　法國大革命創造了“博愛”一詞。薇依對弱勢者和受壓迫者的偏袒與維護，在形式上，明顯違背博愛的原則，其實，正是她這種傾心於社會底層的態度，使她成為大革命的最忠實的兒女。她的朋友，教士梯蓬用“抗衡”的概念概括她的政治和社會活動觀念：社會在何處失衡，她就在天平的輕的一端加上砝碼，隨時準備做戰勝者營壘中的潛逃者。這樣，她就永遠地把自己同那些喜歡把諸如“寬容”、“公正”的大詞掛在嘴邊的機會主義者分開了。

　　自巴黎高師畢業以後，薇依被派往勒浦伊女中任教。在這個小城裏，她，一位年輕出眾的學銜獲得者盡可以安嫻地享用她的榮譽，何況，校園曆來是宜於安頓哲學的。可是，工人的貧困很快地吸引了她的全部的注意力。

　　為了了解襤褸的一群，她可以同清潔工一起待上整整一個小時，甚至對清洗技術也發生了興趣。她盡量設法下礦井，挖土豆，幹農活，讓勞作深入體內，有時上課還穿著沾滿泥巴的士兵鞋。從外表看，她是個憂鬱的人，但內心是熱烈的。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了窮苦人。平時，她的房間是敞開的，為的是方便失業者前來吃飯。由於她分掉了大部分的薪俸，致使整個冬季，房間就像野地一樣冰涼，連生爐子的錢也付不起了。

　　窮人是一個陷阱。你知道，薇依遲早要掉進去的。事實上，她到勒浦伊不久，就被碎石工場的失業者給拖累了。當然，這種黴頭是自找的。她完全可以夾著書包，袖著手，優雅地站在道旁，目送他們穿過米什萊廣場，然後消失於市政府。她沒有這樣做。相反，她不但參加進去，而且充當了他們的談判代表和辯護律師。結果，工人勝利了，而她這名“假勞動者真政治煽動分子”，則遭到當局的監視和傳媒的詆毀。

　　由於無視當局的警告，她一度被抓進警察局，但是，合法的暴力並未阻止她同罷工工人在一起。最後，市長不得不親自出麵，強行把她調離這座城市。

　　對此，薇依沒有任何沮喪的表示。她說：“我一直把解職視為我生涯的正常結局。”應當說，她是有準備的。

　　愛的力量是偉大的。很難想象，薇依一生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目的是把薪金省下來分給別人；也很難想象，她那般繃緊般地思考，寫作，還堅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直到全身乏力不能動彈為止。如果你沒有讀到她的筆記和書信，沒有讀到她的同事親友的證詞，你不會相信。二十五歲那年，她放棄了工作所能給予她的一切舒適，孤身來到一家公司，在雇傭合同上簽字當一名非技術工人。從一開始，就眼痛，頭痛，疲乏，受戲弄，挨訓斥；想想吧，她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堅持下來。即使在這時，她仍然做著關於工廠改革的夢想。然而，勞動畢竟太單調太沉重了，有時，她幹著幹著不由得哭起來。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確信，真正的反抗是不可能的，甚至對處境的意識也會隨之喪失；承受就是一切，任何思考都是痛苦的。生命如此黯淡，她仍然在這裏待足了四個月。次年，她又進入一家冶金工廠，然而情形更糟。車間的肮髒令人惡心，她別無選擇，隻好拚命趕製零件，從每小時400個做到後來的600個。她很快明白，這家工廠同樣是“服苦役的工廠”。待了一個月，她遭到解職。精神同物質一樣，其硬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超常的壓力下很難避免斷裂。失業之後，薇依因為經曆了過分的勞作、饑餓、奴役而有過自殺的念頭。

　　她差點被一年的工廠生活壓垮了。

　　關於這段日子，她曾經回憶道：“我每日起身懷著不安，我帶著恐懼去工廠，就像奴隸一樣幹活，午間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時光……”在勞動生活中，她最看重的個人尊嚴感受到損傷，她感到了從來未曾經驗過的奴役和屈辱；她發現，現存的社會秩序並不是建立在勞動者的苦難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屈辱上。屈辱比苦難深重。但是，過分嚴酷的壓迫並不會引起反抗，隻能造成屈從。屈從是可怕的，那是奴隸的行為。

　　薇依愈來愈關注精神問題，對於工人的不幸也如此。在薇依看來，工人不是一個天然的集體或階級，而是作為個人集成的存在，因此，精神在這裏就不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而永遠帶有一種肉體感，一種靈魂的震撼與戰栗。由於工會隻是號召工人為改善經濟狀況而鬥爭，所以她認為工會是可恥的，不負責任的。

　　為此，她還批評“第一個工農國家”蘇聯，說：“當我想到布爾什維克的重要首腦宣稱要創造自由的工人階級，而他們之中從來無人涉足工廠大門，以致連決定工人受奴役抑或獲得自由的現實條件的起碼概念也沒有--我便覺得政治酷似一種惡作劇的玩笑。”如果不和勞動者在一起，不親自參加同樣的勞動，就無法獲得屈辱感。她認為，不懂得屈辱是無法理解自由的；那些號稱代表了勞動者利益，並領導他們走向解放的成打的理論、綱領和文件，隻能是一種奢談。

　　結束工廠生活之後，薇依自覺身心均已碎裂。“耳聞目睹工廠中的不幸，扼殺了我的青年時代。”她總結道。其中，關於工人階級不僅革命能力，而且純粹的行動能力也幾乎等於零的結論，就是這樣不幸體驗的產物。更可怕的是，不幸不但來源於老板的奴役，同時來自工人的不信任。她常常遭到他們的冷遇和反對，這對於一個深愛著他們的人來說，還有什麽可以值得欣慰的呢？她深信工人仍然處於一種必然性的鎖鏈之下，無由解脫；至於自己，則隻能以無盡的精神負擔和每日的努力掙紮為代價，一點一點地恢複個人尊嚴。她承認，她已經並且永遠地打下了受奴役的烙印，正如古羅馬人用燒紅的烙鐵在最卑賤的奴隸的額頭上打下的烙印一樣。

　　她把自己視同奴隸，如此一直到死。

　　3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薇依走得太遠了！

　　整個法國知識界忽略她，不談論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等到熱衷於討論她的時候，她已經死去多年了。他們給她加戴許多光環，可是不知道這些光環隻配鍍亮供放在經院裏的蠟像，而與富於思想活力的個體無關。她身上自有一種光輝，那是幽光，照耀的是底層，而非天界。

　　母校巴黎高師產生過不少著名人物，但似乎都沒有同薇依有過什麽交往，上流圈子的這層關係，看來很有可能是由她主動給掐斷了的。傳記保留了一個線索，是波伏瓦《回憶錄》中的片斷。這位比薇依大上一歲然而聲名遠播的女性，在憶及薇依的時候，袒露了內心的仰慕之情。這在充滿自大和矯飾的知識界中是極為難得的。波伏瓦這樣說到她們之間的一次討論：

　　她以果斷的口吻說，當今世界上隻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將讓所有的人有飯吃。我以同樣專斷的口氣反駁道，問題不在於造就人的幸福，而是為人的生存找到某種意義。她以蔑視的神情打量了我一下，說：“我清楚，您從來沒有挨過餓。”

　　很明顯，波伏瓦的表述是概念的，哲學的，十分專業；而薇依的言說，則帶有夢幻性質，但又是結結實實的物質主義的，體驗的，富於人生實踐的內容。薇依同一般知識分子的區別就在這裏。她有理由看不起他們。

　　你注意到沒有，知識界普遍存在著一種炫耀知識的傾向，仿佛一旦占有了知識就占有了一切，這是很可笑的。在這裏，必須確立知識的價值論，確立知識與人的關係。一切知識都應當是為了人的，也就是為人生的，為改善人的生活和生命自身的。隻有確立了這個基點，你才會承認知識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無用的；正如知識界討論問題時，你發現有的是真命題，有的是偽命題一樣。隻有有用的知識可以通往真理。什麽是真理？它是通過知識對生活的認知。人類認識的範圍很廣袤，但是對真理而言，生活隻能是唯一的對象。生活之外無所謂真理。許多學者背向社會著述，自以為價值連城，實際上是偽幣製造者。

　　薇依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堅定地認為，“生活中沒有真理，毋寧死。”為了找尋真理，她不斷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從文學到哲學，從政治經濟學到神學，荷馬、柏拉圖、莎士比亞、笛卡兒、康德、馬克思、克爾凱郭爾，都是她所熟悉的。但是，她從來不曾停留在既有的知識譜係上麵。當她做中學教師的時候，就公然鼓動學生蔑視教科書，大膽想象，以懷疑作為治療正統教育的唯一手段。真理到底是思考的產物。沒有外在於個人的真理。因此，任何主義、學說和理論，如果不能化為個人的信仰，不能深入到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就不可能構成真理。國家意識形態就是這樣。真理永遠處在發現的途中，在期待之中，正如薇依說的：“隻有真理對於我們來說變得遙遠不可及時，我們才熱愛它。”薇依的苦行精神是感人的。追求真理，對她來說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情。她畢生活在自己內心的反複煎熬之中，不加入任何黨派、教會和團體，不追隨主流、權力和權威，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為了達到專注於真理的高度可能性，寧肯擔受孤獨。她始終經曆和承受著一種精神，同時也創造著一種精神，甚至體力勞動本身也能使她獲得輝煌的精神性。除了精神性的東西，她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求。

　　知識界是什麽樣子呢？知識大腕以知識為資本，帶頭參與世界的掠奪、競爭和壟斷；他們所要的並不是真理，而是地位和聲名。即以現代知識分子的誕生地法國而言，在上個世紀便產生了大批的左翼和右翼分子；他們大抵是有著組織背景的，熱衷於觀念的衝突，但你數數看，單槍匹馬地與靈魂一道作戰的有多少呢？

　　知識分子固然不願意棲居於孤寂的精神世界，但是，也不願意走出書齋，自我放逐於社會底層。雖然，他們也同權力者一樣，立了“民間”的名目，意圖成為“代表”其實旨在控製大塊非知識版圖。薇依從來重視社會實踐，真理的追隨者必然通往社會實踐，因此，她會主動地深入到底層中去，如她所說，“同他們打成一片，在良知所容許的最大範圍內，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融化在其中。”這頗有點像中國改造知識分子的流行話語。但是，不同的在於，薇依的行動不是奉命行事，這是她的天性，生命的基本需要，目的是真正地了解他們，熱愛他們。她說：“在這世上，隻有淪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層，比討乞還要卑下，不僅毫無社會地位，而且被看做失去了為人最起碼的尊嚴--理智的人，實際上隻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說真話，其餘的人都在撒謊。”大約在她看來，整個知識界是一個閉眼不看現實的撒謊的團夥，因此竭盡努力，以使知識在自己的手裏不至於成為一種不可容忍的特權。她是把她的大學、中學教師資格學銜考核所得的獎金也看做是特權的，所以用來購書，送給工人學習小組。她利用一切機會，幫助窮人和他們的孩子讀書。在工人文化教育方麵，她指出：必須提防以“加強知識分子對工人控製”為目標的政策，相反，應當設法使工人擺脫這種控製。在參加工會的活動中，她號召全體勞工說：準備占有“先輩的全部遺產”，尤其是“人類文化的遺產”，這種占有就是革命本身！

　　今天看來，薇依說的這些簡直近於癡人說夢。革命繞道而行。但是，你不會不感受到，一顆靈魂，當它因愛和熱情而鼓蕩起來時是多麽的強壯有力！

　　一支火焰，當它找不到別的燃料時不會燃燒太久；一道光，當它穿過太濃密的黑暗時，反而被黑暗吞噬了。

　　你看見了什麽呢？在薇依那裏有兩個空間，比我們多出一個空間。她一麵走向自己的內心，一麵走向沉默的大多數，而不像別的知識分子那樣擁有獨立的知識空間。在世時，她隻在有限的幾個雜誌發表文章，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身後陸續出版的。她不在乎這些，不在乎知識界的反應，在她那裏甚至根本就沒有知識界。她寫了那麽多，隻是傾訴，呼告，兩個空間一樣是茫茫曠野，她不期待回聲。

　　4

　　如果把女性同革命聯係起來多少有點不大協調的話，那麽把疾病纏身羸弱不堪的薇依同革命聯係起來，則簡直可以說得上幾分荒誕。然而，她確實對革命有過強烈的向往，而且多次參與過實際鬥爭，比如散發民主共產主義小組的傳單，開設馬克思主義講座，參加知識分子反法西斯保持警惕委員會的各種會議，積極營救集中營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活動分子，作為誌願人員奔赴西班牙戰場，等等，表現相當激進。尤其是對革命運動的批判性意見，那麽鋒銳而準確，直逼問題的核心。三十年代初，許多老練的革命家仍然普遍處在盲從的狀態，而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僅憑個人的穎悟，便到達了這樣一個認識的高度，你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早熟的思想天才。

　　但是，你必須懂得看薇依。一個獨特的人必須用獨特的眼光去看。同一個薇依，是一個分裂的薇依，背反的薇依，對立的薇依。她的思想，並不在一個穩定的、完滿的、光潔無比的容器裏。一個自由無羈的靈魂沒有容器。你必須找到那些分裂的東西，那許多碎片，隻有在拚湊的斷裂處才能辨認其中的真實。

　　革命需要主義，政黨，範式，你看薇依把這些都給否定掉了，然而她仍然留在激情的風暴裏，奇怪不奇怪呢？

　　薇依是一個真正的解構主義者。對社會偶像的厭惡，致使她對其他一切集權主義性質的形式都變得厭惡起來。早在大學時，她就十分欽佩馬克思，思想基本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但是因為敏感於其中的救世主義，而終至於持批判的態度。她說：“馬克思從青年時代起就被一種彌賽亞的希望觀念迷住了，這種觀念使他以為自己會在人的族類的拯救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樣一來，他的思考能力整個說來就不再讓人放心了。”在一篇關於《馬克思生平》的評論中，她指出：如果不是把唯物主義看成為一種方法，而是某種足以涵蓋和解析一切事物的學說時，它是荒謬的，必然導致人文主義的末日。她質疑政府的合法性，並多次呼籲取消政黨，包括反對黨。她說，真理是一個整體，不幸的是各個政黨把它分割開來，據為己有，並使之成為衝突的目標。從哲學出發，然後導入政治學，這方法就很獨特。她說，真理愈是成為特殊物，愈能激發熱情，從而喪失判斷力。政黨正是這樣一部激發集體激情的機器。對內，它是對其成員中的每一個人的思想施加集體壓力而構成的組織；對外，它的首要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則是無止境的擴張。所以，政黨是一種帶有集權傾向的單位。她認為現代政黨的前身是中世紀的教會，每個政黨是一個小教會，培植奴性，排斥異己，製造紛爭。對於政黨對公眾生活的控製，她特別反感，以為是最有害的。二戰中，“戰鬥的法蘭西運動”曾經給她帶來鼓舞，後來她急流勇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目睹了這時行將消失的政黨重新抬頭。她指責說，戴高樂意欲通過運動攫取政權，犧牲最初的愛國激情的純潔性，因此必須與之決裂。

　　在工人運動中，薇依還發現，無產階級民主是怎樣從被隱蔽的侵犯走向公開的踐踏的。事實上，工會的領導機構正在建立行政專政的製度來取代它。她積極主張在工人運動內部實行公開化，指出工人運動已整個地被幻想和謊言所支配；她說她在這種雙眼被蒙著的革命運動中隻能感到窒息。但是，她又表示說：“我現在認為，同黨的任何妥協，在批評中的任何緘默都是有罪的。”當她從工人那裏轉過身來麵對他們的龐大的組織時，你看到，她變得那麽堅決和勇猛！她批評統一總工會的附庸性，德國工人組織的被動性，再三指出希特勒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某種相似性，說：“共產黨的宣傳，通過會議的組織，慣用套話，儀式化的行動，越來越像宗教宣傳，把革命渲染成為神話。而這種神話，也像其他神話一樣，隻能以承受無法容忍的境遇告終。”對於當時唯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國家蘇聯，她宣稱，它已不再是無產者的祖國，並特別警告說，要“避免把革命運動置於俄國官僚主義的控製之下”。

　　對待蘇聯的態度，在當時，可以說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水嶺。薇依對蘇聯的批判，結論是近於右翼的，立場卻是左翼的，雖然在實際上她與任何政治派別無關。作家紀德在1936年出版《從蘇聯歸來》，引發軒然大波，正在於他身在左翼的營壘裏說了右翼的話。其實薇依的係列文章如《我們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等，火力比紀德的小冊子厲害得多，發表時間也早得多，隻是身微言輕，沒有引起注意罷了。知識界同政治界一樣的勢利，這從薇依的思想命運那裏是同樣可以感受得到的。

　　在薇依那裏，蘇聯是一個由暴力和政治組成的聯合體，她不信任建立了國家專政以後可以使勞動者獲得解放。不管變換了怎樣的名目，“法西斯”也罷，“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也罷，隻要仍是一架行政的、警察的和軍事的機器，就有可能成為敵人。她指出，蘇聯捍衛的根本不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國家利益，它甚至毫無忌憚地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對付工人。在《勞動者的國際祖國》一文中，她預言，納粹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合作，有一天會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六年以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果然簽訂了！而且其中還附上瓜分東歐國家的秘密協議書！天哪！除了神巫，誰曾經作過如此靈驗的預見呢？政治陰謀嚴嚴實實地掩蓋了幾十年，直到蘇聯政體崩潰之後，才暴露在天真善良的世人麵前。多少萬戰爭的亡靈，僅僅因為一個魔鬼的契約而遠隔塵寰，哀泣無告！

　　沒有辦法，薇依是一個人。她說她是卡珊德拉。

　　蘇聯曆史上的許多災難性後果，是否應當完全歸罪於斯大林呢？作為領袖人物，的確難辭其咎，就像薇依曾經指出的那樣：“革命不可能，因為革命的領袖無能；革命違反願望，因為他們是叛徒。”但是，她始終認為製度是根本的。在分析斯大林國家的機製時，她一再指出“反對派”托洛茨基反對的隻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所建立的製度；為此，特別引用了笛卡兒的話：“一架出故障的鍾對於鍾的法則來說並不是例外情況，而是服從於自身法則的不同機製而已。”她說，革命本來就是反抗社會的非正義，但是對於革命後的工人個體而言，正義不久就變成了“工人帝國主義”，形成對工人階級，正如對全人類，對人類生活多個方麵實行無限製的統治。此時，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在哪裏呢？在公職人員手裏，在官僚手裏，總之不在工人和勞動者手裏。這是一種新型的官僚機器。扼殺一切個人價值即一切真正價值的國家宗教，並非資本主義製度所固有；像真假社會主義這樣的爭論，在薇依看來應當是沒有意義的。

　　那麽，如何才不至於變成社會的奴隸？這是薇依參加工人運動以後一直思考的問題。她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指出這個概念容易被利用，將工人運動引入歧途。即以蘇聯為例，“全體俄國人民能以組成該民族的每個個人為由國家官僚主義為代表的所謂的集體利益而正當地被犧牲。”把大量無辜的犧牲視為正常，無視一切人類價值，到底這是革命的結果，還是革命的始因？薇依反複揭示這種現代的壓迫，但是結論是悲觀主義的：像在蘇聯這樣一部不僅擁有生產和交換手段，而且掌握警察和軍隊的國家機器麵前，個人很難有希望在革命中獲救；但是悖論恰恰是，革命唯有通過個人才有所希望！

　　薇依的革命觀根植於愛，是愛與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結合，產生了她的人道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以，她批評馬克思、羅伯斯庇爾、熱月黨人是那般嚴厲，否定斯大林和蘇聯是那般徹底。她的關於革命與個人關係的人性敘述，曾經一度在運動中引起反響，不少人把她比作羅莎盧森堡。列寧稱盧森堡這隻鷹有時飛得像雞一樣低，其中意指的，就包含了“溫情主義”的內容。薇依從勞動的必然性出發看待革命，認為革命無從消除社會奴役的因素，多少有取消主義的傾向。因此，她的言論不能不遭到革命運動內部的普遍的責難。連當時被斯大林置於死地的托洛茨基，也用譏諷的語言，批評她的“用廉價的無政府主義激情重新翻製的自由主義論調”，是“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偏見”。大約革命本身先天地帶有過左的偏向，革命成功以後，無論是托洛茨基或是斯大林執掌政權，像薇依這類人物都將會以右傾的罪名首先遭到清洗。好在她本人所在的國家，在大革命之後，不再發生過一次像樣的血腥的革命；至於過早去世，或許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罷。

　　又經幾番潮起潮落，五月風暴之後，在法國以至整個西歐，右翼勢力開始逐漸代替左翼自三十年代以來的主流地位。革命普遍遭到詛咒。東方的學者也跟著搖起“告別革命”的小旗子。事實與價值遭到流行公式的顛覆。倘若你讀到薇依的關於“革命是一種逃避手段”，“革命的希望是鴉片，是一種麻醉劑”一樣的話，很可能會把她當做反革命的先驅人物。珍珠與魚目總是混雜到一起，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的悲哀。

　　其實，薇依始終未曾棄置革命的精神，哪怕在心力交瘁的時候。對她來說，革命就是抗衡，難道你沒有發現，她正是以由來的革命精神否定革命的嗎？而那些號稱反激進主義的人，他們否定革命，唯在扼殺革命精神而已。

　　5

　　薇依一直頑強地尋找自己。所謂尋找，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返回原點。然而，她不是向前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結果不斷地撕裂自己，使之成為碎片。她隻能成為碎片。

　　譬如她愛，愛使她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可是，當她獲悉希特勒入侵布拉格的消息時，便變得不那麽和平了。她把投入反對希特勒的鬥爭當做新的使命。不過，這種轉變對她來說是不徹底的。她幾乎一直在非暴力與暴力之間搖擺。如果戰爭非打不可，也就是說，即使出於正當的理由使用暴力，她仍然認為是危險的和卑劣的。至於非暴力，隻要有效，便應當在道義上承認它和支持它。她把愛作為一種精神價值進行體認，確信暴力的使用，足以使它蕩然無存。人類一旦失去了精神價值，她問：除了卑劣的人，有誰還會去操心政治呢！

　　當薇依在戰爭中進入角色，孤絕的氣質，隨即驅使她投身於暴力行動。在布拉格的學生起義遭到德國人的殘酷鎮壓之後，她同時提出兩個行動計劃，但都與她個人有關：其一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空投部隊和武器的計劃”，起草計劃的目的，是為了發動布拉格居民反對占領軍，解放俘虜。她向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宣傳，並發誓說：如果實施該計劃而不讓她參加，她將躺到公共汽車輪下自盡！其二，是組建一支活動在火線上的女護士隊伍，當然也一定得讓她成為其中的一員。結果，兩個計劃都沒有被采納。她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日後仍然極力尋找機會，奔赴原計劃中的慷慨赴死的目標。顯然，她試圖努力掙脫一種矛盾的處境而終於無法掙脫。

　　西班牙內戰時，薇依麵臨過同樣兩難的選擇。她不喜歡戰爭，但是身處巴黎這種近於後方的人們的狀態使她更感厭惡。她坐不住了，決定前往西班牙。由於到佛朗哥占領區去的請求沒有得到批準，她便帶著巴黎工會組織發給她的記者證，為全國勞動聯合會的無政府工會活動分子服務。在戰爭中，她親眼看見，紅色民兵同法西斯分子一樣輕易地殺人，仿佛全然不知道被殺者是有生命似的。夢境被粉碎了。西班牙的罪惡，加深了她在工廠勞動中的受奴役的體驗。在人的價值被確立為最高價值，並以此修改她的政治地圖的過程中，為戰爭所展開，為生命所洞見的現實圖景對她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地圖的每個局部未必因此變得更為精確，甚至有可能大大變形；可是，這一切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整體，其呈示的方位和關係是確當的。你知道，科學的謬誤，可以因人性的正確而自行糾正過來。

　　薇依的政治地圖是複雜的。她不斷修改。她的地圖並沒有提供一個類似教科書一樣固定的答案，從表麵上看來，它是遊移的，互否的，實際上，莊嚴的命意正包含在這種變動之中。

　　除了戰爭，階級鬥爭也如此。

　　你看薇依的定義：“當社會權力機製造成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的尊嚴徹底破滅時，這就是一場屈從者反對發號施令者的永久性鬥爭。”又是人的尊嚴問題。很明顯，這就偏離了正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了。在她看來，階級鬥爭確實有其內在的根據，正如赫拉克利特說的，鬥爭是生存的條件；但是當它發展成為一種鬥爭學說時，卻蛻變成為某種荒謬的東西，空洞的實體，具體的苦難和抗爭被抽象化了。她特別指出，階級鬥爭貫穿曆史的全部荒謬性，根源在於權力的性質。這個結論是政治學的，也是人類學的。她痛恨權力。

　　大約在薇依那裏，權力總是意味著奴役，因此，她會因所謂“主權”問題而改寫“祖國”、“民族”的概念。她說：“國家是一種冷酷而無法讓人愛的東西；它殘殺並取消所有一切可能成為被愛的東西；因此，人們被迫愛它，是因為隻有它。這就是當代人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她極力反對國家崇拜，指出它以祖國的名義，索求絕對的忠誠，全部的奉獻，最大的犧牲，事實上是一種根本無愛可言的偶像崇拜。當人們大談祖國時，就很少談及正義；一旦祖國背後有國家，正義便在遠方。她一再說：“祖國是不夠的。”在定義人的時候，她也總是喜歡使用如下公式，即：“人，世界的公民。”這裏說個故事。她曾經在課堂上向中學生說起著名的“諾曼底號”郵船，提問道：“這條船的代價可以造出多少工人住宅？”學生聽了很反感，立即反駁說，這條船以它的規模和豪華提高了祖國在國外的威望。這堂課肯定講不下去了。所謂祖國的威望算什麽呢！然而，她遭到了抵製。對於“民族”這個詞，她同樣不抱好感，認為作為一個概念應當取消。

　　經曆過西班牙內戰的人，唯有她知道這個詞以及由它組成的各種詞組的含義，那就是：死亡和眼淚。“這塊土地/可恥地征服了自身。”她曾經引用古西班牙詩句，說君主如何整體地消化了被征服者，把他們連根拔起；而革命，同樣把對王冠俯首稱臣的人民鍛煉成為一個整體。這一切，都是在民族主權至上的陶醉中進行的。她指責百科全書派的成員是被拔根的知識分子，正在於對民族進步的整體性追求，致使人們在他們的影響之下不作任何思考，便全盤接受了這一革命傳統。於是，愛國主義的軲轆自然向著國家的方向滾過去了。

　　身為法國人，薇依如何看待法國呢？不用說，她會反對法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所以反對對摩洛哥的占領，以及鎮壓阿爾及利亞的恐怖行為。隻要有機會，她便設法接觸居住在宗主國的土著人。這些人被招募前來法國，不但找不到活幹，而且還被關進集中營。薇依反複使用“可悲”的字眼形容他們的處境。為了讓他們過上多少有點像人樣的生活，她到處活動，處處碰壁，仍堅持要求撤換主管集中營的行政長官。至於集中營中的其他一些國家的難民，她一樣設法援助。她願意為他們做許多瑣屑的事情，像給一名西班牙人寄包裹，同一名奧地利農民通信，為幫助一名從集中營獲釋的奧地利律師，還不止一次到美國領事館交涉，直到取得簽證為止。對於德國的侵略，她是主張抵抗的，同時又有著不近情理的表示，說：“如果我們必須對德國人做那些他們曾施加我們的事情的話，寧可成為戰敗者。”就像苛求於自己一樣，對自己國家的要求尤為苛酷，她說得明明白白：“我的國家使別的戰敗民族蒙受的屈辱，比我的祖國可能遭受的屈辱更使我感到痛苦。”

　　但是，當巴黎的街舍在德國炸彈的咆哮聲中呻吟的時候，祖國不再是一種虛構；在它的背後，飛騰的戰火行將焚化國家崇拜以及一切偶像，唯餘一片焦土。祖國成了苦難的象征。正是苦難，把一個從來無視祖國存在的人拋入了它的大地懷抱。

　　老實說，身為猶太人，薇依並沒有感覺到任何危險，倒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舒適生活使她無法適應，但是此刻，最不堪忍受的是，她在衛國戰爭中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不能不隨同父母離開卡桑布蘭卡流亡美國。這是一個迂回行動計劃。她打算經美國、英國前往敵占區，她想，那裏必定有著與她的自我犧牲的決心相稱的任務交給她，而她，又可以因此同不幸的人們重新生活在一起了。

　　最先，薇依乘船到達紐約。

　　剛剛駐足異地，一切都來不及安頓，她便把組建火線救護隊的計劃譯成英文送給羅斯福總統，極力為婦女上前線作辯解，並馬上報名學習救援傷員的教程。然而，有關組織並沒有派給她什麽任務。她簡直變得無所事事了。

　　如果說在馬賽，還可以上街散發《基督教證詞》雜誌，還曾因此有過同自己的國家一起經受戰爭苦難的快慰，那麽在此刻，唯有一種做逃兵的恥辱感。當薇依得知高師時的同學舒曼在倫敦負責同法國抵抗組織的聯絡工作，內心的感奮可想而知。於是，她隨即寫信求助，希望到了英國，能夠交給她一項在敵占區進行的並不要求專門技術知識，卻具有高度危險性和有效性的任務。她在信中寫道：

　　鑒於我的精神構成，艱難與危險是必然的事。很幸運，並非人人如此，不然，任何有組織的行動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無法改變這種精神構成；我從長期經驗中得知這一點，塵世間的不幸縈繞在我腦中，重壓著我，以至使我失去自己的官能，而我隻有自己經受巨大的危險和痛苦才可能恢複它們，並從這種縈繞著我的念頭中解脫出來……

　　我懇求你，如果您能辦到的話，給予我許多的苦難和必要的危險，使我不被憂傷徹底耗盡精力。我無法在現在的處境中生活。這使我近於絕望。

　　在紐約逗留了四個月之後，這位充滿內在激情的法國女子終於到了倫敦。但是，她很快發現，動身前做好的“小計劃”已告破滅。

　　接待的人，包括舒曼，全都避談她要求派往法國敵占區及組建火線女救護隊的事。在他們的眼中，一個自由散漫的，近視的，行動笨拙的知識分子，在戰時還能做些什麽呢？結果，她做了“編輯”，被調到法蘭西行動委員會工作。

　　在辦公大樓，薇依不停地讀，寫，桌麵上堆滿了紙張。她的任務是：研究從法國秘密寄來的由抵抗運動屬下的委員會起草的各種計劃，參與尋求戰後法國將要麵臨的各種問題的答案。思想的嗜好與獻身的熱忱，使她進入一種近於激戰的狀態，常常忘記下班時間；當來不及乘坐末班地鐵返回寓所時，就睡在辦公桌上。在此期間，她寫下收入《倫敦論文集》、《壓迫與自由》、《紮根》等文集中的大量文字。針對法國戰後如何建設的問題，她提出正義、思想獨立和產業權等要求，聲明“集權國家”是“最嚴重的惡”，突出人的價值在國家未來政策中的地位，表現了她的遠見。

　　然而，寫作的亢奮無法淹沒內心的孤獨、疑慮和憂傷。薇依自覺身處自己的位置之外的痛苦愈來愈厲害，不久，即重新提起過去為自由法蘭西效力的計劃。她堅持讓組織領導人給她一項去法蘭西從事破壞活動的任務，說是不能再吃英國人的麵包而置身局外了。“就我個人來說，生命別無其他意義，說到底從不曾有其他意義，除了期待真理。”她表示說，“甚至當我還是孩子時，當我自認為是無神論者的唯物主義者時，我就一直擔心會錯過死，而不是生。”

　　組織到底沒有滿足她的請求。而事實上，她的身體已經不堪一擊。她太虛弱了。

　　有一天，她終於昏倒在臥室的地板上。

　　醫院的粉色圍牆阻絕了淡藍色的、美麗而深邃的天空。在異國，凝望遠方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焦慮，一種憂傷。春天寂寥而漫長。

　　此時的薇依，已是一棵不堪風雨的帕斯卡式的葦草了。過去，她長期將薪金分散給窮人，到了倫敦，連該領的薪金也拒絕領取。平時，她吃得很少，說自己無權比留在法國的同胞們吃得更多。當她同梯蓬一家人同桌進餐時，拒絕接受城裏人缺乏的食品，要她吃一個蛋也不容易，有時僅僅吃一些沿途采摘的桑葚充饑。上司克洛鬆和夫人請她吃飯，她不吃飯後的蘋果，就因為法國兒童吃不上蘋果。她到一位寡婦家裏去，遇上嚴寒的天氣也不讓生火，不要任何食品。直到住進醫院，她仍然拒絕享受作為結核病人的額外夥食補助。精神的渴求令她拒絕物質。一路拒絕。

　　本來，她並不承認維希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她表示說：“在不涉及意識領域的方麵，可以服從現政權；若我聽命在政治和思想方麵的指令，我會玷汙自己的靈魂。但是，在配給製方麵，遵守它的指令，我至多是餓死而已，而這並非罪過。”所以，她把超出法國國內按配給票證規定的食品數量的消費看做是一種“特權”，即使作為一名重病人，也不能享受這種特權。你覺得可笑吧？如果這也算特權，像蘇聯一類國家的官僚階層所享受的一切，應當用什麽語詞才能做出恰當的說明呢？僅僅為了維護這點可憐的特權，她隻能變得越來越虛弱，直到提前死去。死後，法醫作出結論，說是“由於營養不良和肺結核引起的心肌衰弱導致心力衰竭”。報界直接說她饑餓至死，甚至有評論說，她原來拒絕食品便帶有自殺的意向。

　　對於薇依，我們能說些什麽呢？從她那裏，你見到了一個殘酷的生命現象：剝奪自身。你知道，這是需要力量的。她太看重精神了。其實，物質一樣是強大的。她可以戰勝各種壓力和誘惑，但是，就是無法克服生命物質的匱乏。這樣，她，一個在理論上否棄了祖國的人，最後隻好遭到命運的否棄，而永遠留在異國的窮人的墓地裏了。

　　如果能夠選擇，這個歸宿肯定不是薇依所願意接受的。事實上，她一直渴望返回法國。在醫院裏，有一天她突然向克洛鬆夫人問道：“您認為我會康複嗎？能回法國嗎？”後來她希望轉地治療，接納她的療養院遠離自由法蘭西部隊的所在地，這使她深感遺憾，因為直到那時，她仍然覺得隻要靠近部隊所在地，就有返回法國的希望。然而，法國是再也見不到了。直到遺體安葬時，墳地裏擺放的一束三色鮮花，才重現了受難的法蘭西。

　　6

　　薇依，在內心深處愛著她所在的世界：眾多的人，事物，一切的善，真理，正義，正當性，合理的秩序，等等；然而，一切都在壓迫她，撕裂她，粉碎她。與其說，這是人生的不幸，不如說是信仰的失敗。嚴格地說，她是沒有什麽人生的，因為鬥爭生活與普通生活相距實在太遠了。這樣一個從來不曾追求過世俗幸福的人，可以說，她的全部生活都是精神的投影，正如柏拉圖在洞穴裏所見的；不同的是，在她那裏不是一般的理念，其中保持了智性的絕對正直，而且飽含著獻身的道德激情。事實上，她所愛的一切是不可靠的，以致為了愛而犧牲自己也變得不可能。為此，她必須找到一個超乎塵世的對象，寄托至愛，安妥動蕩的痛苦的靈魂。

　　皈依上帝是必然的事情。

　　可是，薇依的上帝並非基督徒的上帝，萬能的上帝，不是說有光就有了光。相反，她的上帝是弱者，有時又解釋為虛無，因為它的存在是缺乏證據的。在她的心中，上帝從來不是一個實體，隻是一種精神，一種關懷和拯救弱者的精神。“凡是不幸者被愛之處，上帝總在。”作為精神象征，她的上帝是遙遠不可及的。她認為，隻有遠離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給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氣，唯在永遠的期待之中。

　　“我覺得我自己生來就是基督徒。”薇依說。可是，她從來不願與那些膜拜上帝的信徒為伍，不曾感到有信教的必要，認為無需選擇某一種教義，不曾做過禱告，也不受洗。一位神父把她比作一座召喚人們入會的鍾，而她本人並不加入教會。她表白說：“我的天職是做一個教會外的基督徒。”就這樣，她確立了適合於自己的與上帝的一種特殊關係，長期站在基督教和一切非基督教之間的地方。

　　教會有著宗教裁判所的罪惡曆史。所以，對於教會，薇依不但說不上喜歡，而且簡直憎惡。在她看來，教會是壟斷的，強製的，集體的，帶有極權主義性質。“不管誰入教，天主教會始終熱情接納。然而，”她說，“我不願被這樣一個地方接納，墮入‘我們’的圈內並成為‘我們’中的一分子，不願置身隨便什麽樣的人際環境中。”她特別強調說，“不應當成為‘我’，但更不應成為‘我們’。”的確，她不止一次說過需要同她所接觸的任何環境打成一片，消融於其中，可是事實上，所謂消融，並非意味著成為整體的一部分，而隻是意味著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她堅持說：“我必須或命定要成為孤身一人，對任何人際環境來說，我都是局外人，遊離在外。”整個社會都可以看做是擴大了的教會，權力中心化及一致化傾向，使群體中的單個人要成為自己變得極其艱難。就說薇依，她不是那種美國式的個人主義者，而是法國式的存在主義者，行動時始終離不開對境遇的質詢。可是說到底，她也不是完全的存在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忽略了自身的存在。如果說，她也曾為自己考慮過的話，那隻是作為個體的精神存在，而不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說，她考慮的隻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方式以耗損生命。熱愛他人已經使她從根本上喪失了選擇的自由。

　　薇依說：“上帝允許我在他以外存在。”接著，她做了重要的補充，就是：“由我決定拒絕這種準許。”拒絕在上帝之外存在是一種屈辱，你說，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嗎？無論是把愛他人當做愛上帝的首要形式，還是把自己的選擇--包括選擇必然性也即不自由--看得高於上帝的意誌，她的上帝都不是基督徒的上帝。這樣，她站在教會門檻的這邊或者那邊有什麽不同呢？

　　關於教義，正如任何主義一樣，如果被限於某一種，完全壟斷了對於世界的解釋權，薇依肯定不能接受。在她的哲學世界裏，明顯地是多元主義的，充滿多種猜想、反駁與悖論。她聲稱，在接受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接受其他教義，其實等於什麽也沒有接受。至於說她自己不配參與聖事，是因為在她看來，隻有那些高於某種精神層次的人才具備參與的資格，而她本人則在這個層次之下。在真理麵前，她是謙卑的。不過，這也可能是一種托詞。你知道，她注重的是本質；在她那裏，內在信念遠大於教義，大於其他一切形式。在龐大的教會的宗教團體麵前，她那麽高傲，她要保持的首先是自我的神聖性。

　　是精神占據了薇依，使她的靈魂高漲如無垠的大海。宗教僅是其中的一片沉靜的波濤。關於滌罪的無神論，關於暴力、戰爭、奴役的批判，關於科學和藝術，關於社會改革，都有著浪花激射的思想，來源於另一片海域，另一種精神。

　　對於馬克思的批評，純然是精神本體論的。她承認馬克思有雙重思想，指出他確立把社會作為人的實在這一基本原則是一個貢獻，但是不幸地引入了一種機械的和非人的體係；根據這個體係，社會結構的力量對比完全決定了人的命運，不但沒有給正義留下任何希望，反而歪曲了原來的原則。在她看來，這是當時可悲的科學主義的表現。她認為，在馬克思的世界裏，沒有善的位置，不承認超自然，不承認寓於個體的精神，以至於把物質當成為善的唯一物質基礎。你也許會說，這未免太過分了。但是，就像你看到的，精神在薇依那裏確實占有崇高的位置，價值問題就是精神問題。

　　所以，把薇依當做一名基督徒，把她的著作當做神學著作，隻能算是她的宗教界朋友的偏見。在知識學的地圖上，學者做了同樣的劃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學者是善於分類的。但是，由於思想的不安分，思想者的文本往往跨學科，跨文體，自成格局而無法按傳統的方式歸類。“上帝存在著，上帝並不存在”；“我應是無神論者，因為我自身有一部分並非上帝造就的。”薇依是什麽人？薇依的著作是什麽著作？她本人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嗎？

　　近些年來，許多學者大談基督教及基督教精神，主張以此拯救民族和人類；他們對所謂的“愛”津津樂道，唯獨諱言現實苦難和黑暗勢力，他們不是對抗強權而是依附強權，順從強權，頌揚強權，不是進行鬥爭而是主張寬容、退讓和苟且。看看薇依，就知道她有多麽特別。她把基督徒的愛與革命者的憎結合到一起，把哲學家的知與實踐家的行結合到一起，把水與火結合到一起，任何特定的角色都不可能規範她。她是一，她是一切，然而又什麽也不是。她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反對法西斯，反對強權和係統秩序，同整個社會相對立。她期待上帝，又不信任宗教，一如投身政治又不信任政治，不屬於任何教派，當然也不會加入任何黨派，潛伏在她身上的可怕的自發性，使她不可能同與之共同工作的任何團體保持一致。

　　她從來是一個邊緣角色。一個不可救藥的異類。

　　7

　　薇依一生隻為成為一個人。

　　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回憶錄中用過一個很有意思的詞，叫“最低綱領派”和“最高綱領派”，喻指不同的人生目標和人生態度。薇依無疑屬於最高綱領派，因為她要做一個誠實的人，自由的人，有尊嚴的人，一個為自己和為社會勞動著的人，一個具有道德良知，富於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你也許覺得詫異：這不是對人的基本要求嗎？怎麽會變成最高綱領呢？人類的全部悲劇就在這裏。對現存的統治秩序的服從，已然使個體的心理和思維結構與集體曆史和客觀世界的結構趨於協調一致。人們的一切早已由國家，由別的集團或個人安排就緒；活著，行動著，隻消聽從別人或組織的命令和指揮。當被統治者習慣於用統治者的頭腦思考時，實際上已經成了同謀，根本沒有個人的行動綱領；即使有，最後也隻能以放棄告終。外在的力量太強大了：權力、金錢、社會輿論、集體、榮與辱的範型，等等。作為個體，怎麽能抵禦這許多的壓力和誘惑呢？所以都靠妥協為生。至於薇依，她是有著自己的目標的，為了到達這目標，始終保持了一種自覺，以最大限度地毀損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這種勇氣是罕有的。蒂利希稱作“存在的勇氣”。

　　薇依的社會思想過於宏大，那是以人類的個體自由，即擺脫受奴役的狀態為終極目標。可是，天性固執的她並不考慮目標可否實現，隻是考慮是否具有合理性，隻要是合理的，就必須服從。她把這種服從稱作“自由”。

　　因為我心中的願望

　　服從於你的願望

　　我渴望著

　　完全的自願

　　薇依多次強調“自願”，因為唯有自願，為社會解放而作的鬥爭，才能變成為自己而戰。當鬥爭一旦成為自身的事情，苦難、痛苦和危險就將變得像麵包一樣不可缺少，在任何時刻裏，都不會身處後方。

　　為了尋找一個真實的自我，正如薇依自己所說，她不僅丟掉了所有意願，而且丟掉了整個自身的存在。因為鬥爭，劇烈的偏頭痛始終伴隨著她，而得不到治療和休息；因為鬥爭，她舍棄了戀愛和婚姻，唯與人類訂下白首之盟；因為鬥爭，等不及頭白，便在孤獨和痛苦中了結了一生。她由自己親手折磨自己，由自己打斷自己的生命行程，而且強迫打斷。所謂一生，對她來說，亦不過短短的三十四個冬天罷了。

　　論意誌，論勇氣，薇依是過人的。但是，身為女性，她畢竟柔弱。你讀讀她的信，就會看出來，那裏有一雙澄澈、銳敏，然而憂鬱的眼睛在凝視內心的深淵。她曾經慨歎：“人類的痛苦中最令人可憎的是知之甚多，卻無能為力。”其實，對一個人來說，拯救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最缺乏的。關於薇依的最後的日子，傳記有這樣一段敘說：當她在寓所的地板上昏倒以後，一位女友湊巧趕到，立即找來燒酒使她蘇醒，然後告訴她得出去找醫生。這時，她低聲央求道：“答應我，不要對別人說。”“這不行，”女友說，“你會無法工作的。”她哭了。這種生理學上的迅速反應，一定不是工作或治療問題引起的，而是有一種情緒，一種孤立無援的悲哀於頃刻之間彌漫了她的心！在她的一生中，應該有多少個像這樣充滿淚水的時刻！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一個永遠穿著一件兩個大口袋上衣，一雙平底鞋，不歇地行動著、生氣勃勃、堅韌不拔的女性！

　　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在內心深處，薇依跟自己作戰，一次次受傷，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戰勝。說她堅強，是因為她柔弱；一個柔弱的人，該拿出多少倍於常人的勇氣去承受痛苦的考驗嗬！

　　呐喊著作戰非常英勇，

　　但我知道，

　　更英勇是與自己胸中

　　悲哀的騎兵搏鬥的英雄。

　　勝利了，民族不會看見，

　　失敗了，人們不會發現，

　　沒有國家會以愛國者的深情

　　瞧一瞧那彌留時的雙眼……

　　與自己作鬥爭的這種艱厄，隻有像狄金森一樣生活在內心裏的人，才會有大致相同的體驗。“無始亦無終，呻吟也無用，因為我們生於他人的苦難裏，而死在自己的痛苦中。”薇依把這所有一切都看做是一種必然性，所以，當她帶著遍體鱗傷向世界告別的時候，依然保持了一個勝利者的姿態。“讓我消失吧，以使我所目睹的這些事物變得更美好，因為它們將不再是我所見的那些事物。”她是這般安詳、大度、英雄主義地走向黑暗，而把希望和光明留給了未來世界。

　　薇依去世時，曾經被當做一位神秘人物大事渲染，隨即歸於沉寂。沒有誰窺探過死者的靈魂。隻有為她送殮的寥落的幾位朋友，背後還會談起她，滿懷敬意地稱她為“英雄”。

　　這是現代的悲劇英雄。作為英雄，她的政治姿態高貴而怪僻，日常生活簡單而混亂；她鄙視王冠、勳授和盛大的凱旋，隻為一個無權無勢的廣大階級的存在而作一個人的鬥爭。這樣的鬥爭幾乎無法構成事件，它僅表現為一些零散的細節，即使把所有細節集中起來，也不足以構成對不公的現存世界的打擊力，然而對戰鬥者來說，卻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不是以外部突發的方式毀滅，而是從內部慢慢消磨一個人的英氣，以致殞亡。無疑地，這是更為悲壯的。

　　舒曼曾經預言：“當蕭伯納被人遺忘時，人們還會記得西蒙娜薇依。”

　　從西方到東方，後現代戲劇已經上演。轟動一時的蕭伯納，除了戲劇學校的學生，連他的名字恐怕也真的不複為世人所知。但是，薇依，在一個需要自由和正義的社會裏，尚且一直為正劇英雄的陰影所遮蓋，到了連靈魂都可以買賣的商業時代，還會有人記得起她嗎？

　　選自《書屋》200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