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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留在紙上的蒼涼

　　--整理杜高檔案隨感

　　李輝

　　一

　　得到杜高檔案，完全是意外收獲。一個人的曆史，以這樣一種方式，在這樣一些泛黃的紙頁上具體呈現出來，每次翻閱，都讓我感到一陣震撼。

　　蒼涼是揮之難去的感覺。

　　是在幾年前，從北京潘家園舊書攤那裏我淘到一大批曆史資料，它們都是中國戲劇家協會五六十年代的檔案材料。它們如何流散出來，又為什麽會出現在舊書攤，不得而知，但對於一個偏愛史料的人來說，得到它們卻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相信緣分。

　　得到它們時，我正在寫黃苗子、鬱風傳和一篇關於二流堂始末的文章。在這些檔案中間，正好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吳祖光和他的所謂“小家族集團”。這些材料，大多是當年專案組整理出來的，包括個人檢討、互相揭發、批判提綱和批判會議記錄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壇重要人物，如周揚、田漢等，以及某些重要曆史事件，如一九六四年的文藝整風等。這樣一些特殊年代的遺物，對於研究那段曆史，研究檔案製度至各種特殊文體，顯然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難怪有朋友說我挖到了一個金礦。

　　在它們中間，作為個人檔案最完整的卻是杜高的檔案。

　　與杜高我雖無個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過數麵之交。八十年代從路翎那裏，聽說過當年杜高與他的淵源關係。一九八五年在胡風追悼會上，我與他見過麵。後來寫《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我曾寫到反右時戲劇界對吳祖光和以杜高、田莊等為成員的所謂小家族的批判。作品發表後，每次見到杜高，他都非常熱情，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表示感謝。我的印象中，他說話總是充滿激情，聲調高亢，有湖南人的爽朗，對年輕人厚愛有加。

　　這些年來，接觸過不少史料，采訪過不少老人，似乎對那一代人受過的苦難早已見怪不怪，甚至有些平淡麻木了。但是，當在這批資料中發現杜高的完整檔案時，我還是被震撼了。一個人的生命曆程，居然以這樣的形式用這樣的一些文字和表格記錄下來，實在是莫大的悲哀。

　　杜高的檔案裝訂成冊，厚厚幾大摞。它們始於一九五五年反胡風和肅反，經曆一九五七年反右和反右後長達十二年的勞改生活，結束於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間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並釋放回家。曆史跨度十多年，幾十萬字的交代、揭發、外調、批判、總結、評語、結論等，構成了一個龐雜的世界。檔案的完整讓人驚奇。批判會上的領導人隨意寫下的小紙條，勞改期間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動地按時間順序裝訂。得感謝有關工作人員的負責和認真，為一個人，為一個知識分子，為當代中國政治運動史，留下如此難得的一份完整記錄，為後人解讀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文本。

　　二

　　當代中國政治運動史--我是突然之間寫出這個詞的。

　　這些年來，政治運動不斷地在各類文章中出現，尤其在回憶類的作品中，它已經成為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詞匯，因為，恐怕沒有一個人曾經遠離過它，與它毫無關聯。不可能。關於曆次政治運動的回憶錄、研究著作，多年來時有所見，並且出現過一些頗有見地和分量的個案研究專著。但把曆次政治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係統來考察，來研究，似乎並不多見。當二十一世紀已經來臨、二十世紀已經被視為過去的今天，人們有理由期盼這樣的專著問世。

　　毫無疑問，在曆史審視的過程中，最能引起反響的當然是圍繞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進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風氣和習慣，大發宏論頗為盛行，因為它常常能於振聾發聵之間贏得一片掌聲和喝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覺得，僅僅限於籠統而概括地發發議論，而缺少對曆史檔案的挖掘，缺乏對曆史細節的研究和分析，這些議論很可能隻是匆匆過客，過眼煙雲，並不能把曆史研究真正堅持下去，使其更具有客觀性、穩定性，從而也就更具有科學性，更接近曆史本身。在這一意義上，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它們建立在當年的史料和個人筆記基礎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越來越看重個人日記、信件等民間記錄在解讀曆史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與它們比較起來，像杜高這種經曆的人的個人檔案，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自然有著更為重要的價值。因為它把曆史的令人戰栗的真實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不帶一般敘事作品的個人主觀色彩，更無虛構成分和編造成分。從這些檔案的字裏行間，可以讀出許多在回憶錄中、在史書中讀不到的曆史細節。

　　在撰寫《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過程中，我曾聽說當時胡風案發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機構都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反胡風運動和隨後的肅反運動，但我一直沒有找到證據。從杜高檔案的一九五五年肅反部分中，我才親眼看到由田莊所在部門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田莊專案組送交的田莊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為“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五人小組”，接受者則為“劇協五人小組”。另外一份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黨委給文化部藝術局的信，由藝術局五人小組批轉劇協。除此之外，《內蒙黨委轉來的材料》使我得知，當年不僅僅隻是成立所謂五人小組，還有專門的領導反胡風集團的機構。這份材料是由內蒙古黨委送交中央有關部門的劉複之，然後由劉複之轉發中國劇協，因此，材料上落款為“內蒙黨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辦公室”，所蓋圖章則有兩枚，一為“中國共產黨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一為“中共中央十人小組辦公室轉遞材料專用章”。從圖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風運動和肅反運動中，除五人小組外，還有一個更高級別的十人小組，其成員構成待查。

　　舉這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在曆史研究中，往往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似乎已成定論的說法，其實未必準確。更何況中國之大，曆次政治運動涉及麵之廣，遠非輕而易舉之間就可以把史實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都需要大量的檔案資料，需要認真艱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獲。從這一角度來說，杜高檔案之類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

　　三

　　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動地將所有檔案公之於世，在我看來，具有非凡的勇氣，他對曆史認真負責的態度讓我欽佩。他知道，這些本屬於個人隱私的文字記錄，既然形成於當代中國的政治運動之中，也就不再限於個體的意義，而成了知識分子群體生命的某種展示。

　　檢討、交代與相互揭發，是曆次政治運動中每個當事人必不可少的任務。不過建國初期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參與者大多還是側重於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貶低。許許多多從國民黨時代走進新時代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誰都需要過好這一關。除極個別的特例之外，幾乎所有人都在最初的關口麵前徘徊過，遲疑過，但最終也都宣布願意拋棄舊我，告別過去，創造一個新我。讀五十年代初的報刊，舉目可見都是類似的標題和文章，這毫不奇怪。

　　和後來政治運動中受難者的檢討、交代相比，思想改造時期的自我檢討，恐怕還算得上和風細雨，更多的是自述性質的自我批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撰寫蕭乾傳的過程中，曾在他那裏讀過他寫於當年的自述，基本上是細細回憶成年之後曆年的活動情況，偶爾添加幾句自我貶斥的話，其語氣和程度，尚屬平淡，遠沒有達到後來往自己身上猛倒汙水、自我蹂躪的地步。即使如此，今天看來，這樣的自述仍可以視為交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溫文爾雅和和風細雨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政治運動中嚴厲無情的批判。到了此時，檢討與交代密不可分，而交代的內容也無限地擴展，從思想認識到曆史問題，從大的政治態度到私生活的細枝末節，說得越詳盡越好，自我貶斥得越厲害越好。一個目的，讓當事者被自己的錯誤與罪行壓得喘不過氣，讓當事者把自己貶低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這樣，主事者的英明與正確便不言自明了。情形一旦發展到這個地步，所謂的與人為善、對曆史和對個人負責的說法，早已成為無稽之談，個人的尊嚴、信念乃至命運，就在種種有形和無形的高壓之下扭曲變形。批判與改造，便這樣在莊嚴的口號下堂而皇之地進行。

　　這幾年，已經讀到過不少個人檢討的匯集本，如廖沫沙的《甕中雜俎》、邵燕祥的《人生敗筆》。我也曾受黃宗英女士的委托，整理過趙丹“文革”期間在獄中的交代。這些史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曆史暗角中的文本特色，生動表現出來。雖然不同性格的人，會有不同語言表達方式，但文字背後那種精神被蹂躪、靈魂被鞭撻的痛楚，卻是相似的。而當我讀杜高檔案時不僅又一次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而且我的情感不斷受到更猛烈的衝擊。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末釋放回家，十幾年間杜高幾乎不停地寫交代。從政治經曆到文藝理想，從交友聚會到私生活，事無巨細，都在交代之列。所謂小家族集團，是肅反和反右兩次政治運動中杜高的主要問題所在，因此，交代他與集團中所有人的關係，便成了杜高檔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時與何人在何地打過交道，說過什麽話，他都是一一寫得清清楚楚。關於個人的曆史問題，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環反複，沒完沒了，這就使得同樣的內容會在同樣的題目下一再出現。為了保持曆史原狀，在整理過程中，這些重複的交代也照樣選錄。這樣讀者可以從這些重複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當事人當年生命是如何白白消耗，精神是如何無端地被蠶食。檔案匯集畢竟不是提供一部情節曲折的小說。但是，看似單調重複的交代，如果細細琢磨，不更是可以從彼此之間的內在關聯中，感受到曲折複雜的精神曆程和曆史軌跡嗎？

　　與個人的檢討和交代相比，讀起來更讓人難受的是朋友之間的相互檢舉揭發。一旦政治運動來臨，一旦被圈定為被打擊對象，每個人都會如同烤魚一般放在火上翻來翻去，人性與人格都麵臨著考驗。又有幾人能經受如此嚴酷而循環往複的炙烤？也許林昭、遇羅克、張誌新等是個例外，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則均未能擺脫自我折磨而不得不檢舉揭發的窘狀。如果說有所不同，那無非是程度上的差別，或者主動與被動的差別。在這方麵，舒蕪之所以不能被原諒，乃是因為他是在並沒有遇到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僅僅以思想選擇的理由，就放棄了傳統的交友之道，主動反戈一擊，把摯友路翎以及胡風等，晾到了炙熱無情的陽光下。無論後來事態的發展是否在他的預料之中，都不能改變他的主動出擊這一事實。而主動與被動，在我看來，正是曆次政治運動中人格檢驗的關鍵所在。

　　杜高與他的朋友們，處在與舒蕪當年完全不同的境地。他們已經被視為敵人，已經在專案小組的監控下度日如年。他們必須不停地寫，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當做敵人來鞭撻。沒有親身經曆過的人，是無法想象這種被強迫寫檢舉揭發的苦痛的。他們不得不把朋友的問題詳盡寫出，甚至專案組更希望能夠扣上屎盆子、尿盆子，這正是運動所需要的。杜高等人的命運不正是靠這樣一些材料來決定的嗎？杜高是在幾十年後第一次看到這些相互檢舉揭發的材料，感慨萬分自可想象。那麽好的朋友，那麽熟悉的人，都在無奈地揭發。真實的或者片麵的甚至虛構出來的故事，如今都在故紙堆裏尷尬地望著杜高，而杜高眼前浮現著一張張熟悉的臉孔。他理解他們，就像他們也理解他一樣。在那樣的情勢下，誰又能有比這更好的做法呢？他們畢竟生活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之中，畢竟擺脫不了時代加給每個人的局限，因此，他們也就隻能如此這般留下這樣的文字。

　　在尷尬的曆史中，又有幾人不是尷尬的？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願意公開他和朋友之間的相互檢舉揭發，就像公開自己的交代一樣。他深知，無論健在的或者早已故去的朋友，會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經過去，教訓卻應該留給未來。這教訓是意味深長的，當然也包括每個當事人曾經有過的尷尬表現。

　　現實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憤憤然發表議論，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處置檢舉揭發材料問題上，杜高恐怕會度過一個個不眠之夜，在無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終他決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尷尬毫無掩飾地公布於眾，讓有利或不利於自己的一切，把一個真實的昨天原封不動地交還給曆史。我看到了一個智者的襟懷。

　　四

　　杜高檔案是相當完整、相當豐富的史料匯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內容外，還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課題。如，在政治運動中，圍繞某位當事者展開的外調，是如何進行的；當運動期間決定召開相應的批判會時，組織者是如何設定題目和提綱，如何組織發言的；當決定將一個當事者打成右派並判決入獄時，人事關係的交接是如何進行的；當一個知識分子右派與刑事犯關押一起進行勞改時，思想匯報和年終鑒定又如何寫，如何做出的；當年複一年需要填寫表格時，不同處境下表格有何區別、決定命運的最後評語又是如何填寫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無法對檔案涉及的諸多課題進行係統研究。我所願意做的，無非是將它們整理出來，爭取結集出版。讓更多的人讀到它們，讓更多的人對其中所包含的曆史內容進行解讀和思考，對其中所呈現的文本予以歸納和劃分，這樣，便有可能為當代文學史、當代政治運動史乃至當代史的研究，多提供一個視角，多提供一個參照物。如此而已。

　　終於寫完了想說的話，曆時兩年的整理工作也終於全部結束。整理過程中，二十世紀一天天走過，漸漸變為過去，新的世紀也在人們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喚中漸漸走近。一年前，我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然而，我又想，其實曆史每時每刻都以同樣的步履行走著，世紀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過是同樣的日起日落。不錯，世紀轉換時刻的歡呼雀躍當然會令人有一種別樣感受，但假如僅僅是將之納入流行或暢銷之類的炒作，或者虛張聲勢、不切實際地來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詞句來掩飾思想的蒼白，那麽，還不如紮紮實實站在現實土壤上，在斑斕繽紛、撲朔迷離的背景中，冷靜客觀地把曆史細細梳理。唯此，展望或者夢想，才不至於過於空泛，過於一廂情願。

　　依我看，對新世紀最好的獻禮，莫過於對曆史來一番認真細致的梳理。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進回望往事找回曆史細節的行列。梳理曆史誠然需要宏觀描述和概念的歸納，但這一切都應該建立在大量的曆史事實、細節之上，不然就會容易失之於片麵、籠統，甚至虛假。時間從來不會有季節省略，曆史當然也不應該有空白。

　　現在，新世紀終於來臨了，我的看法依舊，還是願意以這樣的姿態向前走去。這也是我為何一年來，在工作和寫作的同時，仍然看重與杜高夫婦的合作，將這樣一本與眾不同的書在世紀交替之時予以完成。

　　最後，我得再次感謝杜高夫人李欲曉女士為整理這批檔案所付出的勞動。她帶著深究曆史的眼光和對曆史受難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閱讀整理，從那一張張破損的紙頁上，細心辨認那一個個潦草模糊的字跡，沒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這一捆史料也許永遠會被束之高閣，默默地躺在紙箱裏繼續發黃、發黴，腐爛，直到完全無從辨識的那一天。

　　選自《書屋》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