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任教清華
清華大學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她的創建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她經曆了清華學堂時期（1911-1912）、清華學校時期（1912-1928）和國立清華大學時期（1928年以後）三個不同的曆史發展時期。她的發展過程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過程，也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和近代學術逐漸擺脫殖民主義而走向獨立的過程。
清華學堂是清華大學的前身。而清華學堂又是在“遊美肄業館”的基礎上成立的。1900年，清政府在庚子之役中戰敗，第二年，帝國主義列強（八國聯軍）脅迫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其中規定向侵略者“賠款”，本息數額高達10億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1908年，美國與清政府商定，由美國自認向中國索取賠款“實屬過多”而“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中國政府用此款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遊美學務處，並籌建“遊美肄業館”。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遊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並正式改名為“清華學堂。”從1909年到1911年，遊美學務處先後選派三批留美學生共180人。胡適、梅貽琦、趙元任等即在這三批學生之中。
辛亥革命後，遊美學務處被撤銷，清華學堂亦改名清華學校。其中包括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三個部分。1925年成立的國學研究院聚集了如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當時第一流的國學大師，此時乃為清華學校的輝煌時期。辛亥革命後，雖然建立了共和，但勢力並未達到北方，直到1928年，“蔣介石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繼續北伐，趕走了張作霖，勢力一直達到北京”，清華學校方借北伐軍的餘威，開始了重要的改革。清華學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馮友蘭與清華大學的因緣，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據馮友蘭晚年回憶，他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常常感到燕大的宗教氣味太濃。“燕京大學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本來是反對教會學校的，我覺得，教會學校出身的人，有一種教會味，其精神麵貌，跟中國人辦的學校出身的人，有顯著的不同。”因此他總覺得在燕京大學“不是長久之計”。在這一點上，我們可看到在馮友蘭身上所潛在的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他雖然在西方接受現代教育，但西方的宗教文化對他絲毫不起作用。正是基於對教會學校的反感，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斷言“燕京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
正當馮友蘭感歎燕京非安身立命之地的時候，他在北大時期的同學羅家倫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北大中文係的畢業生，在還是北大學生的時候，就與傅斯年、徐延之、顧頡剛、楊振聲等人組織“新潮社”，鼓吹新倫理、新文化，因此受到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支持和讚賞，成為五四時期激進的青年學生領袖之一。馮友蘭與羅家倫的交往除北大學生時期外，在美國留學時也常有來往。羅家倫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距離紐約不遠，所以羅家倫常去紐約與馮友蘭等北京大學的同學聚會。羅回國後從事政治活動，後來當上了蔣介石的秘書，於1928年被任命為清華校長後，當年暑假未過，便到北京接手清華。
羅家倫一進入清華，頭一件事便是組織班子。於是，馮友蘭、楊振聲這幾個原北大同學和原“新潮社”成員便都成為羅家倫邀請的對象。楊振聲被聘為教務長，馮友蘭被聘為清華大學秘書長兼哲學係教授。從此馮友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開始了在清華大學長達二十四年的教授生涯。
由於清華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創建的，因此在校務建設、辦學方針、培養目標及學術、學風等方麵無不受美國的影響和控製。“在清華學校的校長之上，還有一個太上校長，叫董事會。”美國駐中國的公使是董事之一，但實際上就是董事長。在學校內部，職員的地位高於教員，外國教員高於中國教員，洋文高於中文，洋課程高於土課程。這些都是當時半殖民地教育的結果。因此，羅家倫組織的校務領導班子上任後首要任務，便是改變清華學風和爭取獨立自主權利。1929年4月，馮友蘭代表清華教授會赴南京列席清華董事會會議，力爭清華自主權。後來羅家倫又親往南京交涉，終於使南京政府撤銷了清華董事會和基金會，同時也批準清華改製，使清華納入教育係統。
在此期間，馮友蘭為爭取清華及國人的學術獨立奔走呼號。他想到的是清華學術、教育應盡早擺脫殖民主義控製而走向獨立，從而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他有感於“清華牆外，烽火連天”，“我們在清華牆裏麵，應該怎樣利用我們的機會，使國家社會能得到我們最大的、可能的貢獻”。於是他提出：“我們要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在馮友蘭看來，“豈真中國學術已竟能獨立了嗎？”為爭得學術獨立，“我想學校應該定一種辦法，使教授能從教學、研究及翻譯三方麵出其所長，以貢獻於國家社會”。
清華大學秘書長的官銜，馮友蘭隻做了半年就辭去了，接著兼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哲學係主任。1930年5月，羅家倫辭職，清華在近一年的時間內沒有校長。馮友蘭在文學院長任上被推舉為校務會議主席，主持清華校務會議及清華日常工作。在沒有校長的情況下主持校務會議，這實質上就是校長的工作。從1928年9月馮友蘭任清華秘書長起，至1931年12月梅貽琦接任清華大學校長止，在其間三年多的時間裏，馮友蘭的主要精力放在清華的行政工作上。而這一時期又正是清華大學由原來的清華學校向完全的綜合性大學過渡的時期，加上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局勢，使馮友蘭在其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嚐試了為官的滋味，而且這“官”不是欽定的，而是由教授會推舉的。這三年多的行政工作的磨煉，充分表現了馮友蘭作為一位學者，同時具有幹練的行政能力。在他主持校務工作的三年中，清華大學行政上的一切興革計劃、教師隊伍的建設及課程實施等重大問題均未受到影響。據當時的記錄稱：“查本校自羅校長辭職後，校務由教務長、秘書長及各院長組成之校務會議維持，所有計劃照常進行；學生學業絲毫未受影響；經費則自去春起由美使館按月撥給，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依法定手續轉交本校正式當局，本校基金亦由該會保管，不受任何方麵幹涉。”這就是說，當時的清華大學正處在籌措初期，百事待舉，而在沒有校長又有政局擾亂的形勢下，“學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獨立進行”，使清華學子“在兵戈擾攘之中”，有一安心求學之處，實屬不易。這與馮友蘭主持校務會議是分不開的，這是馮友蘭對清華大學的重要貢獻。
馮友蘭一麵主持清華行政工作，一麵同他的清華同事們一起進行清華的學術建設和學科建設。1929年，清華大學正式組建了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1932年又正式成立了工學院。同時清華還設立了理科、文科及法學等三個研究所。至此，清華的“四院三所”奠定了清華大學以後發展的基本框架。按清華的製度，文、法、理、工四院院長出席“評議會”，為當然評議員。而評議會又是由教授會的代表和行政當局組成。這樣，評議會就成了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此即後來所謂的“教授治校”的基本形式。馮友蘭自辭去清華秘書長之職後，從1931年起，一直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因此，他雖然離開了秘書長的領導崗位，卻又以文學院院長的資格參加清華的校務會議。這即是說，馮友蘭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一直是清華上層參與決策的成員。1931年12月，梅貽琦任清華大學校長後，馮友蘭仍在文學院長任上。當時清華流傳著梅貽琦的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的這句話，可以反映當時清華的辦學方針，即十分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也正是在這種辦學方針的指導下，30年代的清華大學，可謂人才薈萃：在理工方麵的教師有吳有訓、周培源、薩本棟、黃子卿、熊慶來、趙訪熊、莊圻泰、華羅庚、葉企蓀、張子富、劉仙洲、顧毓秀等著名科學家；人文科學方麵，除清華前期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大導師外，又出現了馮友蘭、楊振聲、張申府、聞一多、朱自清、吳宓、楊樹達、俞平伯、金嶽霖等後起才俊。不勝枚舉的名流學者，一時雲集於清華園執教，他們共同開啟了清華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譜寫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輝煌篇章。
一所學校有如此眾多的大師雲集，其培養的學生便可想而知。30年代，清華培養了一大批填補世界學術空白的人物，楊振寧、陳省身、夏鼐、錢鍾書、季羨林等等，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中華民族的學術獨立和文化複興貢獻了自己的才智。清華大學30年代的輝煌與清華早期的慘淡經營是分不開的，它同時反映出馮友蘭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獨立和發達”的呼喊逐步變為現實。因為馮友蘭親身參與了清華大學的創建，目睹了她的成長和發展，因此他與清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認為他在清華的幾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馮友蘭逝世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是關於清華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回顧了清華的發展過程以及自己與清華的關係。他說：“我有一個想法，清華由遊美學務處發展到現在，其發展過程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清華校史不僅有一校的意義，而且反映中國近代學術逐漸走向獨立的曆史。我能在這個過程中出過一些力，覺得很是榮幸的。我在清華的幾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代。”
清華學堂是清華大學的前身。而清華學堂又是在“遊美肄業館”的基礎上成立的。1900年，清政府在庚子之役中戰敗，第二年，帝國主義列強（八國聯軍）脅迫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其中規定向侵略者“賠款”，本息數額高達10億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1908年，美國與清政府商定，由美國自認向中國索取賠款“實屬過多”而“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中國政府用此款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1909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遊美學務處，並籌建“遊美肄業館”。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遊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並正式改名為“清華學堂。”從1909年到1911年，遊美學務處先後選派三批留美學生共180人。胡適、梅貽琦、趙元任等即在這三批學生之中。
辛亥革命後，遊美學務處被撤銷，清華學堂亦改名清華學校。其中包括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三個部分。1925年成立的國學研究院聚集了如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當時第一流的國學大師，此時乃為清華學校的輝煌時期。辛亥革命後，雖然建立了共和，但勢力並未達到北方，直到1928年，“蔣介石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繼續北伐，趕走了張作霖，勢力一直達到北京”，清華學校方借北伐軍的餘威，開始了重要的改革。清華學校正式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馮友蘭與清華大學的因緣，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據馮友蘭晚年回憶，他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常常感到燕大的宗教氣味太濃。“燕京大學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本來是反對教會學校的，我覺得，教會學校出身的人，有一種教會味，其精神麵貌，跟中國人辦的學校出身的人，有顯著的不同。”因此他總覺得在燕京大學“不是長久之計”。在這一點上，我們可看到在馮友蘭身上所潛在的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他雖然在西方接受現代教育，但西方的宗教文化對他絲毫不起作用。正是基於對教會學校的反感，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斷言“燕京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
正當馮友蘭感歎燕京非安身立命之地的時候，他在北大時期的同學羅家倫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是北大中文係的畢業生，在還是北大學生的時候，就與傅斯年、徐延之、顧頡剛、楊振聲等人組織“新潮社”，鼓吹新倫理、新文化，因此受到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支持和讚賞，成為五四時期激進的青年學生領袖之一。馮友蘭與羅家倫的交往除北大學生時期外，在美國留學時也常有來往。羅家倫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距離紐約不遠，所以羅家倫常去紐約與馮友蘭等北京大學的同學聚會。羅回國後從事政治活動，後來當上了蔣介石的秘書，於1928年被任命為清華校長後，當年暑假未過，便到北京接手清華。
羅家倫一進入清華，頭一件事便是組織班子。於是，馮友蘭、楊振聲這幾個原北大同學和原“新潮社”成員便都成為羅家倫邀請的對象。楊振聲被聘為教務長，馮友蘭被聘為清華大學秘書長兼哲學係教授。從此馮友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開始了在清華大學長達二十四年的教授生涯。
由於清華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創建的，因此在校務建設、辦學方針、培養目標及學術、學風等方麵無不受美國的影響和控製。“在清華學校的校長之上，還有一個太上校長，叫董事會。”美國駐中國的公使是董事之一，但實際上就是董事長。在學校內部，職員的地位高於教員，外國教員高於中國教員，洋文高於中文，洋課程高於土課程。這些都是當時半殖民地教育的結果。因此，羅家倫組織的校務領導班子上任後首要任務，便是改變清華學風和爭取獨立自主權利。1929年4月，馮友蘭代表清華教授會赴南京列席清華董事會會議，力爭清華自主權。後來羅家倫又親往南京交涉，終於使南京政府撤銷了清華董事會和基金會，同時也批準清華改製，使清華納入教育係統。
在此期間，馮友蘭為爭取清華及國人的學術獨立奔走呼號。他想到的是清華學術、教育應盡早擺脫殖民主義控製而走向獨立，從而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他有感於“清華牆外，烽火連天”，“我們在清華牆裏麵，應該怎樣利用我們的機會，使國家社會能得到我們最大的、可能的貢獻”。於是他提出：“我們要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在馮友蘭看來，“豈真中國學術已竟能獨立了嗎？”為爭得學術獨立，“我想學校應該定一種辦法，使教授能從教學、研究及翻譯三方麵出其所長，以貢獻於國家社會”。
清華大學秘書長的官銜，馮友蘭隻做了半年就辭去了，接著兼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哲學係主任。1930年5月，羅家倫辭職，清華在近一年的時間內沒有校長。馮友蘭在文學院長任上被推舉為校務會議主席，主持清華校務會議及清華日常工作。在沒有校長的情況下主持校務會議，這實質上就是校長的工作。從1928年9月馮友蘭任清華秘書長起，至1931年12月梅貽琦接任清華大學校長止，在其間三年多的時間裏，馮友蘭的主要精力放在清華的行政工作上。而這一時期又正是清華大學由原來的清華學校向完全的綜合性大學過渡的時期，加上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局勢，使馮友蘭在其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嚐試了為官的滋味，而且這“官”不是欽定的，而是由教授會推舉的。這三年多的行政工作的磨煉，充分表現了馮友蘭作為一位學者，同時具有幹練的行政能力。在他主持校務工作的三年中，清華大學行政上的一切興革計劃、教師隊伍的建設及課程實施等重大問題均未受到影響。據當時的記錄稱：“查本校自羅校長辭職後，校務由教務長、秘書長及各院長組成之校務會議維持，所有計劃照常進行；學生學業絲毫未受影響；經費則自去春起由美使館按月撥給，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依法定手續轉交本校正式當局，本校基金亦由該會保管，不受任何方麵幹涉。”這就是說，當時的清華大學正處在籌措初期，百事待舉，而在沒有校長又有政局擾亂的形勢下，“學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獨立進行”，使清華學子“在兵戈擾攘之中”，有一安心求學之處，實屬不易。這與馮友蘭主持校務會議是分不開的，這是馮友蘭對清華大學的重要貢獻。
馮友蘭一麵主持清華行政工作，一麵同他的清華同事們一起進行清華的學術建設和學科建設。1929年，清華大學正式組建了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1932年又正式成立了工學院。同時清華還設立了理科、文科及法學等三個研究所。至此，清華的“四院三所”奠定了清華大學以後發展的基本框架。按清華的製度，文、法、理、工四院院長出席“評議會”，為當然評議員。而評議會又是由教授會的代表和行政當局組成。這樣，評議會就成了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此即後來所謂的“教授治校”的基本形式。馮友蘭自辭去清華秘書長之職後，從1931年起，一直任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因此，他雖然離開了秘書長的領導崗位，卻又以文學院院長的資格參加清華的校務會議。這即是說，馮友蘭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一直是清華上層參與決策的成員。1931年12月，梅貽琦任清華大學校長後，馮友蘭仍在文學院長任上。當時清華流傳著梅貽琦的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的這句話，可以反映當時清華的辦學方針，即十分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也正是在這種辦學方針的指導下，30年代的清華大學，可謂人才薈萃：在理工方麵的教師有吳有訓、周培源、薩本棟、黃子卿、熊慶來、趙訪熊、莊圻泰、華羅庚、葉企蓀、張子富、劉仙洲、顧毓秀等著名科學家；人文科學方麵，除清華前期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大導師外，又出現了馮友蘭、楊振聲、張申府、聞一多、朱自清、吳宓、楊樹達、俞平伯、金嶽霖等後起才俊。不勝枚舉的名流學者，一時雲集於清華園執教，他們共同開啟了清華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譜寫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輝煌篇章。
一所學校有如此眾多的大師雲集，其培養的學生便可想而知。30年代，清華培養了一大批填補世界學術空白的人物，楊振寧、陳省身、夏鼐、錢鍾書、季羨林等等，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中華民族的學術獨立和文化複興貢獻了自己的才智。清華大學30年代的輝煌與清華早期的慘淡經營是分不開的，它同時反映出馮友蘭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獨立和發達”的呼喊逐步變為現實。因為馮友蘭親身參與了清華大學的創建，目睹了她的成長和發展，因此他與清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認為他在清華的幾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馮友蘭逝世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是關於清華的。他在這篇文章中回顧了清華的發展過程以及自己與清華的關係。他說：“我有一個想法，清華由遊美學務處發展到現在，其發展過程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清華校史不僅有一校的意義，而且反映中國近代學術逐漸走向獨立的曆史。我能在這個過程中出過一些力，覺得很是榮幸的。我在清華的幾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