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燕京大學
1923年夏天，馮友蘭同其胞弟景蘭一起，取道加拿大回國。三年半的遊子生涯總算結束了。出國前馮友蘭已有一女名鍾璉，此時剛滿四歲。家庭的團聚，故國的情懷，使馮友蘭興奮不已。這時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變化，原先的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改為河南的省立大學，定名為“中州大學”。因馮友蘭是河南派出的留美名額，回來自然要為河南本省效力，故早在其回國之前，便被中州大學內定為文科主任（即後來的文學院長）。因此，馮友蘭一回到開封，便走馬上任，被聘為中州大學教授、哲學係主任、文科主任。此時馮友蘭尚未到“而立”之年，可謂年輕有為而躊躇滿誌了。
河南雖地處中州，但就學術文化的氛圍講，還遠不能與當時的北京、上海相比。而就政治方麵說，當時的廣州是中國革命的中心，許多有誌於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向往它。馮友蘭也是如此，“我當時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1925年八九月間，馮友蘭“抱著國共合作的希望”和“想當一個革命的人”之心願來到廣州。但是一到那裏，他的所見所聞都是國共的分裂和國民政府內部的鬥爭，這使馮友蘭很失望。雖然廣東大學（即後來的中山大學）聘他為教授兼哲學係主任，他也無心留任。特別是當他看到廣州的群眾運動時，更使他感到恐懼：“成千上萬的人排著隊伍，拿著標語，喊著口號，像潮水一般湧過來。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麵。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時都說‘可怕！可怕！’。”後來，他在分析“可怕”的思想背景時曾衷懇地表示：“按我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紳權的烙印。所以我看到群眾遊行的隊伍，就覺得‘可怕’。”馮友蘭一生都謹小慎微，這固然與其出身、家庭環境及個人修養有關，但20年代中國革命的生死決戰對他也不無影響。這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馮友蘭一生都走教育與學術研究的道路，雖然在政治上也時有表露，但都限製在學者所能承受的範圍內。
馮友蘭的廣州之行，雖然隻有幾個月，但終究像一場夢，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他開始尋找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於是，他應朋友之邀，於1926年初又回到北京，進入了燕京大學任教。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到中國傳教，設立教會，同時亦辦了許多學校。這些教會學校用教育手段宣傳西方的宗教、科學和文化，這對當時西學的輸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民族意識覺醒，教育亦隨之發展。在大學的質量和數量方麵形成了壓倒教會學校的優勢，這促使教會學校由原來的分散狀態轉向集中聯合，以與中國政府所辦的學校競爭。燕京大學即是教會學校集中聯合的產物。它是由美國教會與晚清所創辦的三所大學——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及通州協合大學合並而成。其三校合並之議始於1919年，並聘請當時在南京神學院講授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的司徒雷登教授為總監。當時為了決定校名，還延聘了蔡元培、吳雷川、胡適、傅增湘、王厚齋為議定校名的五人委員會。
燕京大學因建於清末廢園——淑春園的基礎之上，故向以風景幽雅著稱。淑春園又名十笏園，早在乾隆中葉以前即見記載。據說後來乾隆帝把它賜給當時恩寵倍加、權極一時的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和珅。現在北大校園中的未名湖、湖中石舫等即是和珅時代的遺物。隨著中國近代政治的動蕩，淑春園亦屢易其主，幾經興衰。至民國初年，該園落到陝西軍閥陳樹藩手裏。燕京大學以六萬銀元的高價從陳處買下。燕大得到這塊基地以後，就在美國募捐，並由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規劃，建成後來的燕京大學。由於這樣的曆史經曆，燕京大學掌故甚多，其建築物的名稱及裝飾物亦多有來曆。如現在的辦公樓，原名“貝公樓”，據說是有個叫Baker的人捐建的；未名湖中島亭，當初叫“思義亭”，它是由美國《生活》和《時代》兩大刊物的創辦人亨利·路思（Henry。R。Luce）捐資興建的。路思出生在中國，他父親曾擔任過燕京大學副校長。為紀念他的父親，由他設立了“亨利·路思基金會”。該會為促進中美間的文化學術交流，作出了積極貢獻。
提起“未名湖”，它要算是燕京大學的象征了。然而，其名稱的由來，卻是燕京大學諸多曆史掌故中最富奇異色彩的一個。據說，“未名湖”自開鑿後，因景色絕佳，文人學士一直未能起一個恰當的名字去概括它，因此一直到燕大建校尚未得名。據侯仁之先生回憶：“未名湖是怎樣得名的，我不知道。為此我曾去問過謝冰心老師，因為她是1926年的夏天留美歸來開始到新建成的燕京大學任教的。”據謝冰心回憶，當時還沒有“未名湖”這個名稱。侯仁之先生於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從那時起，‘未名湖’這三個字就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這說明，1932年時，“未名湖”便已得名。無獨有偶，錢穆先生在80年代初回憶他在燕大任教時說：“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實由餘發之。”錢穆於1931年入燕大任教，與侯仁之先生所憶“未名湖”之得名，在時間上不悖。未名湖邊，有一鬆竹掩映的幽雅建築，今稱“臨湖軒”，當年為司徒雷登所居，據侯仁之先生的考證，“臨湖軒”之名稱，乃由謝冰心所命。未名湖畔的水塔，當初叫“博雅塔”，其名則是根據當時在燕大任教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C。Porter）的名字命名的。博氏是“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簡稱哈佛燕京學社）創立時期燕大一方的負責人，他也是馮友蘭初入燕大及該研究社任教的引薦人。哈佛燕京學社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
1925年春天，在馮友蘭去廣州之前，他便接到博晨光約他到燕京的信。“信中說，燕京大學同哈佛大學合作，辦了一個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找了些人作研究工作。……他約我到燕京，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社作研究工作，一半時間在燕京講一兩門課。”這樣，當馮友蘭對廣州之行失望後，便於1926年初毅然來到燕京大學。
在燕大，馮友蘭被聘為該校哲學係教授和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同時還兼任由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組織的“華語學校”的一些課程。“我在華語學校，開了一門課，講《莊子》，每星期講一次。”除了講《莊子》，馮友蘭還負責組織華語學校的中國文化講演，也是每周舉行一次。為組織教學，他還專門請了梁啟超、王國維、黃侃、顧頡剛等當時一些大師級人物。顧頡剛當時雖然還不能與梁、王、黃比肩，但他所鼓吹的疑古、辨偽工作，異軍突起，對當時學術界造成強烈震撼。
馮友蘭在華語學校隻兼了一年課，燕大搬到西郊後，便全部投入到燕大的教學和研究中。這一時期，他撰寫了《柏拉圖哲學略述》、《孟特叩論共相》；翻譯了《赫拉頡利圖斯殘句》、《歐洲十八及十九世紀思想之比較》等西方哲學著作。還將其《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改寫成中文，並補寫了《一種人觀》作為書的最後兩章，總其名為《人生哲學》作為當時高中教科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述西方哲學的研究，一直是馮友蘭的誌願，他在晚年回憶說，在這段時間裏，“我的主觀誌願是想向中國介紹西方哲學。客觀的機緣使我作了一些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工作，最後歸到研究中國哲學史。這個最後的機緣是一九二七年燕京大學給我一個任務，講中國哲學史”。
從1926年夏至1928年夏，馮友蘭在燕京大學的主要工作便是教授中國哲學史。這使他得到一個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機會。在這一曆史性的機緣中，胡適已經為他開辟了道路。但馮友蘭並不滿意胡適的方法，他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詳見本書第4章第1節）。
馮友蘭雖然在燕京大學隻待了兩年，但對他一生的影響是重大的，因為馮友蘭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從燕京大學開始的。
河南雖地處中州，但就學術文化的氛圍講，還遠不能與當時的北京、上海相比。而就政治方麵說，當時的廣州是中國革命的中心，許多有誌於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向往它。馮友蘭也是如此，“我當時是想當一個革命的人，就決定去了”。1925年八九月間，馮友蘭“抱著國共合作的希望”和“想當一個革命的人”之心願來到廣州。但是一到那裏，他的所見所聞都是國共的分裂和國民政府內部的鬥爭，這使馮友蘭很失望。雖然廣東大學（即後來的中山大學）聘他為教授兼哲學係主任，他也無心留任。特別是當他看到廣州的群眾運動時，更使他感到恐懼：“成千上萬的人排著隊伍，拿著標語，喊著口號，像潮水一般湧過來。這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場麵。我和那位朋友差不多同時都說‘可怕！可怕！’。”後來，他在分析“可怕”的思想背景時曾衷懇地表示：“按我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所受的教育，我的思想感情都打上了紳權的烙印。所以我看到群眾遊行的隊伍，就覺得‘可怕’。”馮友蘭一生都謹小慎微，這固然與其出身、家庭環境及個人修養有關，但20年代中國革命的生死決戰對他也不無影響。這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馮友蘭一生都走教育與學術研究的道路，雖然在政治上也時有表露，但都限製在學者所能承受的範圍內。
馮友蘭的廣州之行，雖然隻有幾個月，但終究像一場夢，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他開始尋找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於是，他應朋友之邀，於1926年初又回到北京，進入了燕京大學任教。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人到中國傳教，設立教會，同時亦辦了許多學校。這些教會學校用教育手段宣傳西方的宗教、科學和文化，這對當時西學的輸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民族意識覺醒，教育亦隨之發展。在大學的質量和數量方麵形成了壓倒教會學校的優勢，這促使教會學校由原來的分散狀態轉向集中聯合，以與中國政府所辦的學校競爭。燕京大學即是教會學校集中聯合的產物。它是由美國教會與晚清所創辦的三所大學——北京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及通州協合大學合並而成。其三校合並之議始於1919年，並聘請當時在南京神學院講授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的司徒雷登教授為總監。當時為了決定校名，還延聘了蔡元培、吳雷川、胡適、傅增湘、王厚齋為議定校名的五人委員會。
燕京大學因建於清末廢園——淑春園的基礎之上，故向以風景幽雅著稱。淑春園又名十笏園，早在乾隆中葉以前即見記載。據說後來乾隆帝把它賜給當時恩寵倍加、權極一時的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和珅。現在北大校園中的未名湖、湖中石舫等即是和珅時代的遺物。隨著中國近代政治的動蕩，淑春園亦屢易其主，幾經興衰。至民國初年，該園落到陝西軍閥陳樹藩手裏。燕京大學以六萬銀元的高價從陳處買下。燕大得到這塊基地以後，就在美國募捐，並由畢業於耶魯大學的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規劃，建成後來的燕京大學。由於這樣的曆史經曆，燕京大學掌故甚多，其建築物的名稱及裝飾物亦多有來曆。如現在的辦公樓，原名“貝公樓”，據說是有個叫Baker的人捐建的；未名湖中島亭，當初叫“思義亭”，它是由美國《生活》和《時代》兩大刊物的創辦人亨利·路思（Henry。R。Luce）捐資興建的。路思出生在中國，他父親曾擔任過燕京大學副校長。為紀念他的父親，由他設立了“亨利·路思基金會”。該會為促進中美間的文化學術交流，作出了積極貢獻。
提起“未名湖”，它要算是燕京大學的象征了。然而，其名稱的由來，卻是燕京大學諸多曆史掌故中最富奇異色彩的一個。據說，“未名湖”自開鑿後，因景色絕佳，文人學士一直未能起一個恰當的名字去概括它，因此一直到燕大建校尚未得名。據侯仁之先生回憶：“未名湖是怎樣得名的，我不知道。為此我曾去問過謝冰心老師，因為她是1926年的夏天留美歸來開始到新建成的燕京大學任教的。”據謝冰心回憶，當時還沒有“未名湖”這個名稱。侯仁之先生於1932年考入燕京大學，“從那時起，‘未名湖’這三個字就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這說明，1932年時，“未名湖”便已得名。無獨有偶，錢穆先生在80年代初回憶他在燕大任教時說：“園中有一湖，景色絕勝，競相提名，皆不適，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實由餘發之。”錢穆於1931年入燕大任教，與侯仁之先生所憶“未名湖”之得名，在時間上不悖。未名湖邊，有一鬆竹掩映的幽雅建築，今稱“臨湖軒”，當年為司徒雷登所居，據侯仁之先生的考證，“臨湖軒”之名稱，乃由謝冰心所命。未名湖畔的水塔，當初叫“博雅塔”，其名則是根據當時在燕大任教的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C。Porter）的名字命名的。博氏是“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簡稱哈佛燕京學社）創立時期燕大一方的負責人，他也是馮友蘭初入燕大及該研究社任教的引薦人。哈佛燕京學社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
1925年春天，在馮友蘭去廣州之前，他便接到博晨光約他到燕京的信。“信中說，燕京大學同哈佛大學合作，辦了一個哈佛——燕京中國研究社，找了些人作研究工作。……他約我到燕京，一半時間在哈佛——燕京社作研究工作，一半時間在燕京講一兩門課。”這樣，當馮友蘭對廣州之行失望後，便於1926年初毅然來到燕京大學。
在燕大，馮友蘭被聘為該校哲學係教授和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同時還兼任由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組織的“華語學校”的一些課程。“我在華語學校，開了一門課，講《莊子》，每星期講一次。”除了講《莊子》，馮友蘭還負責組織華語學校的中國文化講演，也是每周舉行一次。為組織教學，他還專門請了梁啟超、王國維、黃侃、顧頡剛等當時一些大師級人物。顧頡剛當時雖然還不能與梁、王、黃比肩，但他所鼓吹的疑古、辨偽工作，異軍突起，對當時學術界造成強烈震撼。
馮友蘭在華語學校隻兼了一年課，燕大搬到西郊後，便全部投入到燕大的教學和研究中。這一時期，他撰寫了《柏拉圖哲學略述》、《孟特叩論共相》；翻譯了《赫拉頡利圖斯殘句》、《歐洲十八及十九世紀思想之比較》等西方哲學著作。還將其《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改寫成中文，並補寫了《一種人觀》作為書的最後兩章，總其名為《人生哲學》作為當時高中教科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述西方哲學的研究，一直是馮友蘭的誌願，他在晚年回憶說，在這段時間裏，“我的主觀誌願是想向中國介紹西方哲學。客觀的機緣使我作了一些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工作，最後歸到研究中國哲學史。這個最後的機緣是一九二七年燕京大學給我一個任務，講中國哲學史”。
從1926年夏至1928年夏，馮友蘭在燕京大學的主要工作便是教授中國哲學史。這使他得到一個重新審視中國哲學的機會。在這一曆史性的機緣中，胡適已經為他開辟了道路。但馮友蘭並不滿意胡適的方法，他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礎上走自己的路（詳見本書第4章第1節）。
馮友蘭雖然在燕京大學隻待了兩年，但對他一生的影響是重大的，因為馮友蘭真正的學術研究是從燕京大學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