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驚悚

7

　　1982年5月3日中午，景予飛早早地來到他上次與許小彗、陳建設見麵的護城河邊上，等待著許小彗的到來。

　　盡管老大的不情願，盡管後來又在電話中爭執過多次，生活費的問題最終還是以景予飛的妥協收場。也就是說，他已給許小彗的兩千七百元不算預付生活費，而是一次性補償。從本月起，他將開始給付孩子每月四十五元的生活費。

　　因為每月1號大多是法定假日，他和許小彗商定，原則上每月3號為他付費的日子。景予飛還主動提出兩個月一付的辦法，即每過兩個月的3號那天中午，他們在護城河邊的老地方，交付給許小彗下兩個月的（一年多後又按照他的要求，每隔一季度交付）生活費。

　　景予飛這樣做的理由是這樣雙方方便些，實際的想法則是希望盡量少見到許小彗，以減少煩擾，延長相對的清靜期。

　　對此，許小彗並無異議，雖然她心裏很清楚景予飛的想法，還曾尖銳地說過一句：你就這麽討厭見我嗎？但她還是爽快地同意了。

　　畢竟，對於她而言，錢早一天到手並不是壞事。而且，後來的實際也證明，取錢時間的約定對於她不過是一種形式，任何時候隻要她想見到景予飛或是提什麽新要求，有的是理由和成功率。

　　事實上，景予飛自己也更加明白，盡管他徒勞地掙紮或抗辯過無數次，但自己的咽喉從一開始就已牢牢地扼在了許小彗纖柔卻有力的手指間。

　　從正式支付第一筆生活費開始，景予飛就踏上了他命運的一個全新的起點。

　　直到時間進入21世紀的2005年，盡管中間仍出現了幾乎無窮無盡的反複與波折（此一時段波折的中心問題仍然是錢，但也有許多令景予飛痛不欲生、度日如年的其他麻煩，尤其是與兒子相關的種種問題），每隔兩個月至一個季度，景予飛都雷打不動地恪守著自己的承諾，準時出現在那個相對固定的地點，把隨著時代和他收入變動而重新議定、逐漸遞增（大多還是他主動增加）的下一季度的生活費，交到許小彗手中。

　　正如宇宙運行的基本規律：平衡是相對的，變化和運動是絕對的。他們間的相處規律當然也決非一成不變的。比如逢年過節，比如兒子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參加重大活動、生大病等情況下，景予飛無論情願不情願，最終必然會額外給付一定的費用。

　　但總體而言，有了一開始形成的這個規律，對心力交瘁的景予飛來說，心理感覺和承受能力就是一個相當大的緩衝。許多時候（尤其到了這一大時段的中後期），他為許小彗尚能大致遵從這一規律而慶幸，甚至有時還會心生感激。因為如果她始終出爾反爾，反複加碼或過於無賴（事實上這種現象在早期非常頻繁），他除了哭天籲地，勉從其命，實在沒有更好的應對良策。

　　事實反複而無情地證明了，在與許小彗（她手中還有一個基本不出場的有力武器--兒子）的博弈中，他早就悟到並不得不乖乖遵從一個越來越顛撲不破的真理：他永遠也休想拗得過她。無論你如何抵抗，最終隻有順從這一條路。原因不僅在於她的性格之強悍、意誌之剛強、手段與謀略乃至心理尺度的把握越臻成熟與豐富，更在於他本人，幾乎先天就存在著一個根本的軟肋--他害怕事情鬧大，擔心名譽掃地，更害怕兒子的生活質量或精神、利益受到損害，而許小彗也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他的這一弱點。

　　說白了，他心中有鬼，也有愧。因此盡管他也無數次地對許小彗顯現出表麵上的強硬，如嗓門比許小彗高，怒極時抓頭發、掐大腿、捶桌子、砸東西，並無數次威脅自己要破罐子破摔、以死相拚，骨子裏他卻永遠也強硬不起來。

　　錢是身外之物，精力也是割不盡的韭菜，多花點就多花點吧，隻要她不把我逼得走投無路，實在無法承受；隻要苟且、順從能換得相對的平安；隻要我的錢是用在兒子身上了，就是值了--這是支撐著景予飛的最基本的心理邏輯。

　　而他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或者說懷疑過許小彗是如何支配這些錢的。因為，即使是在最憤怒最無理性的時候，他也從來不會懷疑兒子在許小彗心目中的地位與意義，即使在三年後，許小彗又和她的丈夫生了一個兒子。不僅許小彗本人反複向他表述或暗示過，自己對小兒子的感情與對他們倆的孩子言真的感情不可同日而語，在後來長期的相處接觸及其潛意識中，景予飛乃至喻佳都始終感覺到並深信著一點：自己這個兒子言真，在許小彗的生命中，是高於一切的，包括她自己的生命。

　　景予飛深感遺憾卻也不無“慶幸”的是，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光裏，不論是兒子十六歲那年，據許小彗說他本人已知悉了自己的身世後，還是他大學畢業、就業、結婚，景予飛從沒見到過兒子一麵！

　　既然隻有一味的付出，而看不到任何回饋，又談何“慶幸”？

　　當然算不得慶幸，所以景予飛內心裏也時常將此視為遺憾而懸念不已。但事物都有其複雜性與特殊性在，恰恰因為景予飛的某種特殊心理和這個孩子與生俱來的特殊狀況，景予飛對他的存在和感情，始終是矛盾而無奈的。如果許小彗是通情達理的，如果這個孩子也是通情達理或明白而寬容的，那麽客觀條件再怎麽不便，再怎麽有障礙，彼此保持諒解、默契和適度的交往，也應該是可能的。

　　若是如此，自然是再理想不過的。但問題是，許小彗何許人也？她怎麽可能與景予飛保持默契？而兒子言真的具體想法或性格，景予飛因無從接觸也就無從知悉。在這種情形下，與之見麵就不僅不是件好事，還可能是充滿了變數甚至是危機四伏的新的煩惱源。比如，這必然增加了暴露事實本身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景予飛應對的難度，更可能因為言真這孩子的不合作或不理解反而成了景予飛的一個對立麵--他也時常向自己提出這樣那樣更難以承受的物質或情感要求怎麽辦？甚至，萬一他要求獲得正式的名分或幹脆打上門來或打上澤溪去的話，我又怎麽辦？

　　凡此種種絕非不可能的顧忌始終隱隱地壓在景予飛心頭，他的感覺反而是：與其那樣，不如不見為妙。

　　但是，兒子畢竟是兒子，除非喪盡天良的冷酷之人，血緣親情的紐帶和心理懸念，畢竟是輕易割舍不了的。尤其是在自己獲得相對平靜的喘息之餘，以及自己的生活與時俱進不斷改善、優化的時候，景予飛對兒子的的愧疚和懸念心理反而會加劇起來。

　　兒子好嗎？他對自身畸形、扭曲的身世及多舛的命運會作何感想？

　　尤其是，萬一他得悉我的真實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和他現在的父母之間日益深刻而鮮明的反差後，他又會作何感想？他的心理會因此而更加沮喪嗎？他的性格會因此而越趨陰鬱、乖戾甚而變態嗎？他會更加痛恨我嗎？他會因此而破罐子破摔嗎？他會企圖以自以為得計、其實是非理性的從而隻會加劇自己悲劇命運的手段來扭轉自己的命運嗎？甚至，他會因怨生恨而設法來報複我嗎？

　　由於顧慮到這一點，景予飛早已形成一個條件反射式的習慣，即他盡一切可能向許小彗及日漸長大的兒子隱瞞自己真實的生活、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等變化，以盡量減少對他們的心理刺激。盡管這實際上仍然是徒勞，後來的事實總在證明著，許小彗始終有辦法掌握關於他的基本信息，如他的職務變化、家庭住址及電話、單位的電話乃至他後來的手機號。

　　按照許小彗的描述，兒子向來對自己是充滿了怨艾甚至是仇恨的。這很自然，從明白真相那一天起，或者更早，他對自己的身世乃至對我的印象，得到的永遠是許小彗的一麵之詞。在她可想而知是充滿了偏見甚至妖魔化的言說中，言真怎麽可能不仇視、不怪怨我呢？

　　問題是，他會永遠這麽仇視我、誤會我下去嗎？他真的會永遠不與我見麵嗎？如果有這個可能，他究竟會在哪一天、以何種方式與我見麵呢？這一希望或日期盼甚或是隱憂，在景予飛的潛意識中也始終存在著，並且成為他的某種心理支撐。他也因此始終在心底裏做好了某一天突然見到言真的思想準備。

　　無數問號就這麽陰霾般長期盤踞在景予飛心頭，如先天性心髒病，如永遠除不去的芒刺，甚至就是一把刀子，深深地刺入景予飛的靈魂深處--這也是無論許小彗有什麽要求或表現，他最終總是會妥協的深層原因之一。

　　所謂“慶幸”，則是一個更為複雜而深奧的心理秘結，自然也與景予飛的心理平衡需要或曰自我安慰有關。不見也好，萬一見了，兩人處不好，甚至他和母親聯起手來糾纏、報複或折磨我，那不更糟嗎？見了麵又處得好的話，卻因名不正言不順、難以為社會和親友理解接受等先天困境而無法與之正常交往，我對他或他對我的感情就無疑會因此而被激活、升華，那時候，對我們雙方豈不都是一種更加慘烈的痛苦嗎？

　　更棘手的是，即使許小彗和兒子言真都願意和我正常相處，社會又如何容納或評價我們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如何對社會交代，又如何能向每一個公眾解釋得清我們的關係和個中衷曲？哪怕是在喻佳的家人麵前，我也無法交代或讓他們理解、接受這一現實啊！社會上就更不用說了，僅僅一個私生子的名頭，就會讓我們父子倆都喘不過氣來，更別說由此而來的完全無法想象的種種對雙方名譽、地位和實際利益的損害了……

　　唉，“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或許是最理想的結局了。

　　哪怕我們至死都不能相見或正常來往，但能相安無事，彼此理解與體諒，我則盡可能地幫助他有一個理想些的物質生活，那也未嚐不是一種福分了。不是說“平安是福嗎”？

　　緣於這個基本原因，也緣於當時的實際境遇和安撫許小彗的考慮，景予飛在三年後，也即許小彗又一次挺著大肚子告訴他懷上了她自己的婚生子之際，簽署了一紙特殊協議給許小彗。當然，是根據許小彗的要求。

　　當時，她拿出一張紙和筆來，要求景予飛給她一紙承諾，保證自己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會要求她交出言真的撫養權。也就是說，他要在確保正常承擔言真撫養費的前提下，徹底放棄對言真的撫養權和監護權，即永遠不和她爭孩子。今後與孩子見不見麵，孩子承認不承認他，則要待言真長大成人後，由其本人作出決定。景予飛必須遵從言真的選擇。

　　表麵上，景予飛強烈反對並遲遲不肯寫這個承諾。實際上，他並不很在意這個東西，甚至在當時的情勢下，他還樂意簽這麽一個東西，以減輕當下的某種心理壓力：就算許小彗真的肯把孩子給他，他也難以承擔由此而來的種種新的困擾。因而，不如且維持著現狀再說吧--何況這現狀是你許小彗逼出來的。

　　不僅因為前述之原因，他心中始終存有一個信念，即相信兒子成人後，如能在合適的機緣下和自己見麵，他終究會理解自己的種種苦衷而願意悅納自己的（這是許小彗阻擋不了的）。而由於沒有帶過言真，他當時對孩子的感情更多地體現在責任和血緣層麵上，並且始終存有一種朝不保夕的自危感，最大的願望就是自保，就是太平，就是少麻煩。

　　同時，他心裏也非常清楚，即使自己不情願，最終也決不可能不服從許小彗的意誌。所以他還是同意並與許小彗簽訂了這麽一份不平等條約。

　　但是，出於某種考慮，他又必須在許小彗麵前顯示出自己對言真並非缺乏感情或不在意。直覺告訴他，輕易允諾放棄對言真的監護權，隻會加倍激起她對自己的不滿……

　　經過又一輪唇槍舌劍後，景予飛又一次很是“無奈”地滿足了許小彗的要求，在紙上寫下：我保證永遠承擔自己對言真應盡的一切經濟和法律責任，永遠不與許小彗爭奪兒子言真的監護權和撫養權。將來與兒子的關係如何相處，由其成人後決定，並保證遵從言真的任何選擇。

　　接過紙條的許小彗，臉上又一次閃過那種抑製不住的、微妙的而讓景予飛特別不舒服的一笑。那裏有欣慰和慶幸，分明也有自得和嘲諷。

　　那一刻景予飛的心猛烈悸動著，生出了尖銳的懊悔。

　　也許正是這種隨著時日的演進而逐漸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的懊悔和自責，促成了景予飛後來的無盡煩惱與突然爆發的心理疾患。

　　這乃至上述的種種都是後話了，且容後文慢慢細表吧。

　　現在的問題是，早已過了約定的時間，許小彗仍然不見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