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進一步提倡幽默
林語堂這時最具特色的一個文化活動，是進一步提倡幽默。這成了我國30年代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來，林語堂早在1924年就曾提倡幽默，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麽，他為什麽要在這時繼續大力提倡幽默呢？其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在中國切實地發展幽默文化。他曾明確表示：
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現代散文之技巧，亦係西方文學之一部。文學之外，尚有哲學、經濟、社會，我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吧。現代文化生活是極豐富的。倘使我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國哼哼唧唧及杭喲杭喲派之文學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中國文學內容體裁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增加中國人心靈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方文化，雖然自身不免詫異，如洋博士被人認為西洋文學專家一樣，也可聽天由命吧。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他提倡幽默是為了有利於增加中國文學的品種和格調，有益於豐富中國人的心靈生活。二是為了運用幽默藝術來反映或批評人生。他認為，幽默不是遊戲文字，更不是一味荒唐的東西，“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是寫實主義的，“與諷刺極近”，用寓莊於諧的手法來表現社會人生的滑稽現象，並“希望大家頭腦清醒一點罷了”。自然，他竭力提倡幽默，而不是倡導諷刺，是跟時代環境有關的。當時文禁森嚴，白色恐怖愈益嚴重，他“不想殺身以成仁”。可是，從他寫的大量幽默文字來看，又是多少帶有諷刺色彩的，即他的幽默是傾向於諷刺的。可見他是運用較為委婉溫和的幽默手法來達到“譏貶”社會人生的目的。這就表明，他當時竭力提倡幽默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他重新提倡幽默時，不少人未能理解和接受。有的人認為將英語Humour譯為“幽默”不如譯為“語妙”，有的人認為譯為“幽妙”好；有的人則誤以為“幽默即是滑稽，沒有主張的寄托，無關弘旨，難登大雅之堂”。鑒於存在著類似這樣一些不同的看法，他用答讀者來信、編輯後記等方式來對幽默展開探討，並曾先後在《論語》上刊登了周穀城的《論幽默》，錢仁康的《論幽默的效果》，徐碧暉的《魯迅小說與幽默藝術》，林語堂的《答青崖論幽默的譯名》和《論幽默》，炳文的《史大林的幽默》，汪倜然譯的《論幽默》，徐懋庸譯的《笑之社會性質與幽默藝術》等論文。這些文章對幽默藝術作了認真的研討，有助於提高人們對幽默的認識水平。
為了促進人們理解幽默，他在《論語》上開辟了《幽默文選》和《西洋幽默》專欄，刊載了不少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中國古代的幽默作品有《晏子詼諧》、《蘇秦吃鹹蛋的故事》、《說京師翠微山》、《論私》、《病梅館記》、《生員論》、《論死》、《醉叟傳》、《釋愁文》等；西方的幽默作品有《節婦多情記》、《學究與賊》、《照相館中》、《醫生與病人》、《理發師》等。人們通過閱讀這些中外幽默作品，無疑能夠感受到幽默的特性。
為了促進幽默文化的發展，他把《論語》辦成以發表幽默作品為主的刊物。“古香齋”及“半月要聞”欄所刊載的現實生活材料，“皆無需文人筆下之點綴，自然為幽默上乘之材料”。而魯迅、林語堂、老舍、姚穎、陶亢德、徐、何容、大華烈士等人的作品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幽默感。自然，從《論語》登載的作品來看，未必都是成熟的幽默之作。可是有不少人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幽默藝術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已表明幽默確實是有益於文學和人生需要的。因此，正如林語堂指出的：“論語》即使沒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卻至少改過國人對於幽默的態度。”
尤為值得重視的是，他對幽默藝術作了多方麵的探討，形成了較為係統的幽默理論，為我國幽默理論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一，首創幽默概念。幽默文學在中國雖然古已有之，但幽默作為一種文論概念卻未曾有過。而林語堂卻於1924年和1933年兩次將英語Humour譯成“幽默”，並作了科學的闡釋。盡管有人對它有所異議甚至反對，但他認為“幽默”二字本是純譯音，所取於其義者，用幽默含有假癡假呆之意，作語隱謔，令人靜中尋味，不讚成把它改為“語妙”或“幽妙”等，更是反對那種以為沒有必要在中國提倡幽默的意見，認為“中國若早有幽默，何必辦《論語》來提倡？在旁邊喊‘中國無幽默’並不會使幽默的根芽逐漸發揚光大”。正是在他的努力倡導下，才終於使“幽默”成為人們所承認和接受的一個科學概念。
其二，對西方的幽默理論和幽默小品具有精當的認識。林語堂曾認真研究過亞裏斯多德、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柏克森、弗勞特和麥烈蒂斯（今譯梅瑞狄斯）、蕭伯納等人有關幽默的論說和幽默小品，並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柏克森所說的“不得要領”，弗勞特所說的“太專門”，而亞裏斯多德、柏拉圖、康德所說的則大體相同，即幽默“就是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係得一快感，而發為笑”。然而，他最讚賞英國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其《喜劇論》中對幽默所作的論述，稱他將幽默的本質說得“很透辟”，並援引了幾段原文來加以分析說明。對於西方的幽默小品，他則認為有的文字極清淡，如閑談一樣，求其深入人心；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或者長議論，談人生；有的專宣傳主義，如蕭伯納，其筆調大都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他的這些認識直接影響了他的幽默觀的形成，並對人們理解幽默也不無助益。
其三，探討中國幽默文化的傳統。中國傳統文化有沒有幽默？這是從未有人涉足的問題。而且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幽默，中國民族不擅長幽默。而林語堂卻認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一定會出現幽默的文學。因而，他不相信隻會西方文化有幽默，中國文化沒有幽默。而且他經過一番探討後，不但發現了中國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條較清晰的發展線索。他指出，《詩經》中的某些詩篇就“含有幽默的氣味”，失意之時的孔子也有幽默感，莊子可稱為中國的幽默始祖（屬議論縱橫的幽默），道家是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文學是幽默文學，陶潛是幽默的大詩人，具有淡然自然的幽默感。正統文學沒有幽默，有些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不過是遊戲文字。性靈派的著作中有幽默感很強的議論文，如龔定庵的《論私》、袁中郎的《論癡》、袁子才的《論色》等。非正統派的文學，如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大都有幽默成分。《水滸》描寫李逵，魯智深，使人“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描寫孫行者，豬八戒，使人“於嬉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則“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他所作的這些論斷，足以表明中國文化確實具有幽默的傳統，並且可以說已理出了它的發展脈絡。這充分說明了他獨具慧眼，有真知灼見，開了我國幽默文化研究的先河，無愧為國學研究有獨特貢獻的國學大師。
其四，建立了幽默理論體係。林語堂經過潛心研究西方幽默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幽默傳統後，認識到中西幽默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找到了中西幽默融合的交匯點，闡發了他自己有關幽默的許多看法，從而形成了較為係統的幽默理論。
幽默的界說。什麽是幽默？林語堂在《會心的微笑》一文中說：“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覺得這’會心的微笑的解釋，是很確當，而且易解。”在《論幽默》一文中又說：“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可見，他是把能使人產生“會心的微笑”作為幽默的根本特征來看的。可是，他也指出，“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幽默的笑跟鬱剔滑稽的笑不同，“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醜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這樣的看法，應該說是符合幽默的特性的。
為了說明幽默的本質特征，林語堂還將它與諷刺、滑稽和遊戲文字作了比較。他說：“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衝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隻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鬱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隻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懷舒適而已。”“本刊提倡幽默與昔人遊戲文字所不同者，在於遊戲文字必裝出醜角之麵孔，來說謊話，幽默卻來說真話，要寓莊於諧，打破莊諧之界線。”通過這些比較，對於什麽是幽默便更容易明白了。
幽默與人生的關係。林語堂曾反複強調，“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象的”。可見，他認為社會人生中充滿著幽默，而且它是人類生活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主張“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這就表明，他提倡幽默，絕不是為幽默而幽默，更不是為笑笑而已。
幽默的功能。林語堂曾在《〈笨拙〉記者受封》一文中認為，“如果中國人明白幽默之意義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國中的景象就不會如目前這樣了——言論不會這樣的空疏，滑稽不會這樣的荒唐，詩詞不會這樣的悲鬱，文章不會這樣的呻吟，士氣不會這樣的懦弱，道德不會這樣的虛偽，風俗不會這樣的澆漓，生活不會這樣的幹燥”。在《論幽默》一文中，他更是指出“無論哪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著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幹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這些看法表明，他對幽默於社會人生的重要作用具有充分的認識。在不少人尚不理會幽默的真諦及其價值時，他對幽默的功用竟用這樣深刻的見解，可見他是具有“幽默大師”的眼光的。
幽默的創造。林語堂對於怎樣才能創造幽默，也提出了頗有見地的主張。他認為：“幽默家視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中國文人之具有幽默者，如蘇東坡，如袁子才，如鄭板橋，如吳稚暉，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談諧，是雖無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實。”這顯然是強調作者必須深入體察社會人生，並有獨特的發現和感受，才能具有創造幽默的生活和思想基礎。同時，他認為“蓋幽默之為物，在實質不在皮毛，在見解不在文字，必首先對社會人生有相當的見解，見解而達於‘看穿’時，幽默便自然出來”，“大概世間看得排脫的人，觀覽萬象，總覺得人是太滑稽，不覺失聲而笑”。這些說法的意思，是指作者在對事物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不要受什麽掣肘牽製，從容自然地敘說，便能產生出幽默來。此外，他還認為“幽默隻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幽默含有假癡假呆之意，作語隱謔，令人靜中尋味”。這是要求作者把事物不協調的矛盾客觀地表現出來，不宜把真意和盤托出，應做到含蓄隱蔽，讓讀者自己去回味。這些看法，應該說都是不無道理的。
總之，林語堂是我國最早提倡幽默的重要作家，是我國幽默理論的奠基人和幽默文學的辛勤耕耘者。在他的影響下，有不少作家曾撰寫文章探討幽默藝術，使我國的幽默理論很快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邵洵美編印的《論幽默》一書（共收論文19篇）便集中地體現了當時幽默理論的成就。同時，他執編《論語》時力求發表“幽默而婉約含蓄”的作品（“吃橄欖一類的，初嚐帶點苦澀而回味甚甘”），力避“油滑”、“胡鬧”和“以肉麻當有趣”。這對當時的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使1933年成為“幽默年”，出現了一批以登載幽默文學為主的雜誌，如《談風》、《中庸》、《聊齋》等，造成了“天下無不幽默”的景象。從此之後，幽默文學在我國成為具有獨立品格和特殊魅力的文學品種得到了不斷發展，並愈來愈受到讀者的歡迎。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林語堂提倡幽默一直未能得到評論界的公允評價。我們認為，即使他提倡幽默時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他的提倡之功及其積極貢獻卻是主要的，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否則，便是對曆史真實的不尊重，亦無法說清我國現代幽默是怎樣興起和發展的。
本來，林語堂早在1924年就曾提倡幽默，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麽，他為什麽要在這時繼續大力提倡幽默呢？其目的有兩個：一是為了在中國切實地發展幽默文化。他曾明確表示：
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現代散文之技巧，亦係西方文學之一部。文學之外，尚有哲學、經濟、社會，我沒有辦法，你們去提倡吧。現代文化生活是極豐富的。倘使我們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國哼哼唧唧及杭喲杭喲派之文學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間接增加中國文學內容體裁或格調上之豐富，甚至增加中國人心靈生活上之豐富，使接近西方文化，雖然自身不免詫異，如洋博士被人認為西洋文學專家一樣，也可聽天由命吧。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他提倡幽默是為了有利於增加中國文學的品種和格調，有益於豐富中國人的心靈生活。二是為了運用幽默藝術來反映或批評人生。他認為，幽默不是遊戲文字，更不是一味荒唐的東西，“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是寫實主義的，“與諷刺極近”，用寓莊於諧的手法來表現社會人生的滑稽現象，並“希望大家頭腦清醒一點罷了”。自然，他竭力提倡幽默，而不是倡導諷刺，是跟時代環境有關的。當時文禁森嚴，白色恐怖愈益嚴重，他“不想殺身以成仁”。可是，從他寫的大量幽默文字來看，又是多少帶有諷刺色彩的，即他的幽默是傾向於諷刺的。可見他是運用較為委婉溫和的幽默手法來達到“譏貶”社會人生的目的。這就表明，他當時竭力提倡幽默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他重新提倡幽默時，不少人未能理解和接受。有的人認為將英語Humour譯為“幽默”不如譯為“語妙”，有的人認為譯為“幽妙”好；有的人則誤以為“幽默即是滑稽，沒有主張的寄托，無關弘旨，難登大雅之堂”。鑒於存在著類似這樣一些不同的看法，他用答讀者來信、編輯後記等方式來對幽默展開探討，並曾先後在《論語》上刊登了周穀城的《論幽默》，錢仁康的《論幽默的效果》，徐碧暉的《魯迅小說與幽默藝術》，林語堂的《答青崖論幽默的譯名》和《論幽默》，炳文的《史大林的幽默》，汪倜然譯的《論幽默》，徐懋庸譯的《笑之社會性質與幽默藝術》等論文。這些文章對幽默藝術作了認真的研討，有助於提高人們對幽默的認識水平。
為了促進人們理解幽默，他在《論語》上開辟了《幽默文選》和《西洋幽默》專欄，刊載了不少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中國古代的幽默作品有《晏子詼諧》、《蘇秦吃鹹蛋的故事》、《說京師翠微山》、《論私》、《病梅館記》、《生員論》、《論死》、《醉叟傳》、《釋愁文》等；西方的幽默作品有《節婦多情記》、《學究與賊》、《照相館中》、《醫生與病人》、《理發師》等。人們通過閱讀這些中外幽默作品，無疑能夠感受到幽默的特性。
為了促進幽默文化的發展，他把《論語》辦成以發表幽默作品為主的刊物。“古香齋”及“半月要聞”欄所刊載的現實生活材料，“皆無需文人筆下之點綴，自然為幽默上乘之材料”。而魯迅、林語堂、老舍、姚穎、陶亢德、徐、何容、大華烈士等人的作品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幽默感。自然，從《論語》登載的作品來看，未必都是成熟的幽默之作。可是有不少人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幽默藝術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已表明幽默確實是有益於文學和人生需要的。因此，正如林語堂指出的：“論語》即使沒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卻至少改過國人對於幽默的態度。”
尤為值得重視的是，他對幽默藝術作了多方麵的探討，形成了較為係統的幽默理論，為我國幽默理論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一，首創幽默概念。幽默文學在中國雖然古已有之，但幽默作為一種文論概念卻未曾有過。而林語堂卻於1924年和1933年兩次將英語Humour譯成“幽默”，並作了科學的闡釋。盡管有人對它有所異議甚至反對，但他認為“幽默”二字本是純譯音，所取於其義者，用幽默含有假癡假呆之意，作語隱謔，令人靜中尋味，不讚成把它改為“語妙”或“幽妙”等，更是反對那種以為沒有必要在中國提倡幽默的意見，認為“中國若早有幽默，何必辦《論語》來提倡？在旁邊喊‘中國無幽默’並不會使幽默的根芽逐漸發揚光大”。正是在他的努力倡導下，才終於使“幽默”成為人們所承認和接受的一個科學概念。
其二，對西方的幽默理論和幽默小品具有精當的認識。林語堂曾認真研究過亞裏斯多德、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柏克森、弗勞特和麥烈蒂斯（今譯梅瑞狄斯）、蕭伯納等人有關幽默的論說和幽默小品，並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柏克森所說的“不得要領”，弗勞特所說的“太專門”，而亞裏斯多德、柏拉圖、康德所說的則大體相同，即幽默“就是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係得一快感，而發為笑”。然而，他最讚賞英國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其《喜劇論》中對幽默所作的論述，稱他將幽默的本質說得“很透辟”，並援引了幾段原文來加以分析說明。對於西方的幽默小品，他則認為有的文字極清淡，如閑談一樣，求其深入人心；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或者長議論，談人生；有的專宣傳主義，如蕭伯納，其筆調大都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他的這些認識直接影響了他的幽默觀的形成，並對人們理解幽默也不無助益。
其三，探討中國幽默文化的傳統。中國傳統文化有沒有幽默？這是從未有人涉足的問題。而且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沒有幽默，中國民族不擅長幽默。而林語堂卻認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到相當程度時一定會出現幽默的文學。因而，他不相信隻會西方文化有幽默，中國文化沒有幽默。而且他經過一番探討後，不但發現了中國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條較清晰的發展線索。他指出，《詩經》中的某些詩篇就“含有幽默的氣味”，失意之時的孔子也有幽默感，莊子可稱為中國的幽默始祖（屬議論縱橫的幽默），道家是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文學是幽默文學，陶潛是幽默的大詩人，具有淡然自然的幽默感。正統文學沒有幽默，有些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不過是遊戲文字。性靈派的著作中有幽默感很強的議論文，如龔定庵的《論私》、袁中郎的《論癡》、袁子才的《論色》等。非正統派的文學，如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大都有幽默成分。《水滸》描寫李逵，魯智深，使人“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描寫孫行者，豬八戒，使人“於嬉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則“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他所作的這些論斷，足以表明中國文化確實具有幽默的傳統，並且可以說已理出了它的發展脈絡。這充分說明了他獨具慧眼，有真知灼見，開了我國幽默文化研究的先河，無愧為國學研究有獨特貢獻的國學大師。
其四，建立了幽默理論體係。林語堂經過潛心研究西方幽默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幽默傳統後，認識到中西幽默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找到了中西幽默融合的交匯點，闡發了他自己有關幽默的許多看法，從而形成了較為係統的幽默理論。
幽默的界說。什麽是幽默？林語堂在《會心的微笑》一文中說：“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覺得這’會心的微笑的解釋，是很確當，而且易解。”在《論幽默》一文中又說：“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可見，他是把能使人產生“會心的微笑”作為幽默的根本特征來看的。可是，他也指出，“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幽默的笑跟鬱剔滑稽的笑不同，“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醜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這樣的看法，應該說是符合幽默的特性的。
為了說明幽默的本質特征，林語堂還將它與諷刺、滑稽和遊戲文字作了比較。他說：“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為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衝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隻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鬱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隻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懷舒適而已。”“本刊提倡幽默與昔人遊戲文字所不同者，在於遊戲文字必裝出醜角之麵孔，來說謊話，幽默卻來說真話，要寓莊於諧，打破莊諧之界線。”通過這些比較，對於什麽是幽默便更容易明白了。
幽默與人生的關係。林語堂曾反複強調，“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象的”。可見，他認為社會人生中充滿著幽默，而且它是人類生活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他主張“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這就表明，他提倡幽默，絕不是為幽默而幽默，更不是為笑笑而已。
幽默的功能。林語堂曾在《〈笨拙〉記者受封》一文中認為，“如果中國人明白幽默之意義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國中的景象就不會如目前這樣了——言論不會這樣的空疏，滑稽不會這樣的荒唐，詩詞不會這樣的悲鬱，文章不會這樣的呻吟，士氣不會這樣的懦弱，道德不會這樣的虛偽，風俗不會這樣的澆漓，生活不會這樣的幹燥”。在《論幽默》一文中，他更是指出“無論哪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著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幹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這些看法表明，他對幽默於社會人生的重要作用具有充分的認識。在不少人尚不理會幽默的真諦及其價值時，他對幽默的功用竟用這樣深刻的見解，可見他是具有“幽默大師”的眼光的。
幽默的創造。林語堂對於怎樣才能創造幽默，也提出了頗有見地的主張。他認為：“幽默家視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中國文人之具有幽默者，如蘇東坡，如袁子才，如鄭板橋，如吳稚暉，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談諧，是雖無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實。”這顯然是強調作者必須深入體察社會人生，並有獨特的發現和感受，才能具有創造幽默的生活和思想基礎。同時，他認為“蓋幽默之為物，在實質不在皮毛，在見解不在文字，必首先對社會人生有相當的見解，見解而達於‘看穿’時，幽默便自然出來”，“大概世間看得排脫的人，觀覽萬象，總覺得人是太滑稽，不覺失聲而笑”。這些說法的意思，是指作者在對事物有深刻認識的基礎上，不要受什麽掣肘牽製，從容自然地敘說，便能產生出幽默來。此外，他還認為“幽默隻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幽默含有假癡假呆之意，作語隱謔，令人靜中尋味”。這是要求作者把事物不協調的矛盾客觀地表現出來，不宜把真意和盤托出，應做到含蓄隱蔽，讓讀者自己去回味。這些看法，應該說都是不無道理的。
總之，林語堂是我國最早提倡幽默的重要作家，是我國幽默理論的奠基人和幽默文學的辛勤耕耘者。在他的影響下，有不少作家曾撰寫文章探討幽默藝術，使我國的幽默理論很快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邵洵美編印的《論幽默》一書（共收論文19篇）便集中地體現了當時幽默理論的成就。同時，他執編《論語》時力求發表“幽默而婉約含蓄”的作品（“吃橄欖一類的，初嚐帶點苦澀而回味甚甘”），力避“油滑”、“胡鬧”和“以肉麻當有趣”。這對當時的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使1933年成為“幽默年”，出現了一批以登載幽默文學為主的雜誌，如《談風》、《中庸》、《聊齋》等，造成了“天下無不幽默”的景象。從此之後，幽默文學在我國成為具有獨立品格和特殊魅力的文學品種得到了不斷發展，並愈來愈受到讀者的歡迎。可是，由於種種原因，林語堂提倡幽默一直未能得到評論界的公允評價。我們認為，即使他提倡幽默時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他的提倡之功及其積極貢獻卻是主要的，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否則，便是對曆史真實的不尊重，亦無法說清我國現代幽默是怎樣興起和發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