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創辦《論語》
1932年盛夏的好幾個晚上，林語堂和章克標、邵洵美、李青崖、金增嘏、沈有乾、林徽因、張光宇、潘光旦、葉公超等十多人，在邵洵美的客廳裏醞釀創辦《論語》半月刊。“大家講起要出一本刊物來消消閑，發發牢騷，解解悶氣，好在邵洵美開著時代書店可以發行出來，推銷沒有困難。關於刊物內容，談得不多；刊物的名字，談得最久。都想要有一個雅俗共賞，有吸引力、號召力，要喊得響、站得起，而且驚人又迷人，又是大家都熟悉的，用來一炮打響，出奇製勝。”可是，刊物的名字遲遲定不下來。最後，章克標從林語堂的“林語”兩字悟到孔子的《論語》兩字，便提議“就用《論語》的刊名！”博得了大家的讚同。此外，一致推舉林語堂為主編。
林語堂接受同人的委托後，經過一番籌劃，《論語》半月刊創刊號於9月16日出版。而且果然是“一炮打響”，創刊號竟重印了幾次。《論語》成為影響頗大並有所爭議的刊物。而林語堂的名字則一直與《論語》聯係在一起了。
其實，林語堂隻主編了《論語》創刊號至26期。當他編了26期後，由於忙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以及跟時代書店總經理章克標有矛盾，便辭去了主編職務，改請陶亢德接替他擔任主編。此後，他不再參與編務活動，隻是該刊的主筆之一。對陶亢德接編《論語》，他認為“編論語甚好”，“更形活潑可愛”。陶亢德編完82期後，林語堂登出脫離《論語》社的《啟事》：“自八十三期起，即脫離論語社及論語半月刊一切關係。”他與陶亢德一道離開了《論語》社。《論語》改由邵洵美、鬱達夫合編，實際上由邵洵美負責，1937年8月出至117期後停刊。他對邵洵美執編時的《論語》，極為不滿。認為自從他和陶亢德離開後，“這份雜誌不久就降格而成為滑稽笑話的性質，後來也就無疾而終”。因而，我們今天評價他與《論語》的關係，應從他及陶亢德執編的《論語》來加以考察。
林語堂辦《論語》的宗旨是怎樣的呢？他在《論語》創刊號《緣起》中說：“論語》社同人，鑒於世道日微，人心日危，發了悲天憫人之念，辦一刊物，聊抒愚見，以貢獻於社會國家。”在《論語》第3期《我們的態度》中，他更明確地指出“論語》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為主要目標”，但不是“專載遊戲文字，啟青年輕浮叫囂之風，專做挖苦冷笑損人而不利己的文字”，不是“預備出新《笑林廣記》供人家茶餘酒後談笑的資料”。並說：
我們不想在文字國說空言，高談闊論，隻睜開眼睛，敘述現實。若說我們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讀者，注重觀察現實罷了。人生是這樣的舞台，中國社會，政治，教育，時俗，尤其是一場的把戲，不過扮演的人，正正經經，不覺其滑稽而已。隻須旁觀者對自己肯忠實，就會見出其矛盾，說來肯坦白，自會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寫實主義的。我們抱這寫實主義看這偌大國家扮春香鬧學的把戲，難免好笑。我們不是攻擊任何對象，隻希望大家頭腦清醒一點罷了。
此外，《論語》創刊不久，又每期連續刊載《論語同人戒條》十條。這十條的主要意思，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既不板起臉孔教訓別人，也不發表色情下流的文字。
從這些材料來看，林語堂執編《論語》時，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中立的姿態，在文學上準備抱寫實主義的態度，對現實問題發表一些意見，對社會國家起一點積極作用，並且力求用幽默文字來反映現實生活，用“笑”來促使人們“頭腦清醒一點”。這樣的辦刊態度，應該說是較為嚴肅認真的。
事實上，《論語》創辦之初，發表了不少用幽默筆法來譏刺時弊的文字。有的讀者認為，三期《論語》“均以關於政治或政府或政府要人者為多。雖然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究竟未免偏重政治的時下惡俗。而且縱然沒有‘反革命’的心，或者免不了‘反革命’的嫌疑。編輯先生總應該留心取締才好”。於是，林語堂在《論語》第6期《編輯後記》中，給《論語》的“格調”確定為三個方麵：
（一）對於思想文化的荒謬，我們是毫不寬貸的；對於政治，可以少談一點，因為我們不想殺身以成仁；而對於個人，即絕對以論事不論人的原則為繩墨；同一個人，我們這期也許褒譽，下期也許譏貶，如果個人之行徑前後矛盾，難怪我們的批評也要前後反複。
（二）應該減少諷刺文字，增加無所為的幽默小品文，如遊記，人物素描之類。固然，在國勢阽危思想過渡之際，我們不敢專學西洋人享清福，如《笨拙》、《生活》、《判官》一類的尋開心，但是到底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諷刺，至少也不要以諷刺為主。……幽默之種類繁多，有文有野，有雅有俗，有雋有露，有苦有淡，《論語》若能使國人多嚐幾種口味，辨其鹹酸苦辣，也就為功不淺了。
（三）諷刺固然太多，記事實感太少，作者盡管說得天花亂墜，讀者除去增加一些歪見以外，毫無所得。我們極想用幽默筆調，做半月大事記，凡事敘述的原原本本，又能詳其底蘊，真切而有意味。但是這件恐非有人專門看報訪采材料不可，目前不易辦到。唯各地幽默通信，如有人願負義務，我們是極歡迎的。無論大事記，或是各地通信，不必刻意尋奇，平凡的事，隻消用幽默輕快的筆調敘述得來，水到渠成，自然成趣。如各地有此種通信，以書信式攀談式寫來，上自政治，中至社會，旁及教育交際民風民謠，不妨假定《論語》讀者為知交，易長篇偉論為密室閑談，忘其條理，斷其起伏，信筆寫來，意倦便擱筆便有模範小品文出現。
這三條有關《論語》格調的意見，自然是不算要求很高的，但也不是庸俗無聊的。而且，其中雖然說“對於政治，可以少談一點，因為我們不想殺身以成仁”，但此後《論語》仍然刊登了不少在幽默中寓有諷意的文字。直至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後，林語堂曾發表《談女人》說：
近來更覺得誠已走入鑽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談社會與人生。學漢朝太學生的清議，不如學魏晉人的清談，隻不要有人又來將亡國責任掛在清談者之身上。由是決心從此脫離清議派，走入清談派，並書“隻求許我掃門前雪，不管他媽瓦上霜”之句，於案上玻璃片以下自戒。書完奮身而起曰：“好！我們要談女人了！”請以《女論語》始。如果我們清談的力量，能造成如晉代謝道韞“詠絮才高”一班的風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國粉飾太平做一種點綴吧。
林語堂真的完全放棄“談政治”，改為“談女人”了嗎？不是。他這番話不過是憤激之詞，表現了對南京政府統治下沒有言論自由的不滿。因為在刊登《談女人》的21期《論語》上，他就編發了《頑石點頭》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熱衷於打內戰而不抗日，諷刺它北平失了等於沒失，殺共產黨就是殺敵人，打同胞就是打日本，中國將亡就是中國得救。同時編發了《時行語集聯》，對南京政府不戰而逃、節節敗退作了諷刺。此外還刊登了《民國萬稅》漫畫，絕妙地嘲諷南京政府用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來魚肉百姓。這表明他還是熱衷於“談政治”的。
當陶亢德接編《論語》時，林語堂曾致信他說：
……大概有性靈、有骨氣、有見解、有閑適氣味者必錄之；萎靡、疲弱、寒酸、血虧者必棄之。其景況適如風雨之夕，好友幾人，密室閑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嚐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無油腔滑調，然亦未嚐嬉笑怒罵，而斤斤以陶情笑謔為戒也。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吾輩縱談之範圍與態度也。
這實際上是勉勵陶亢德繼續堅持他執編《論語》時的編刊方針。而陶亢德也是盡力這樣做的。正如他所表示的：“我之編論語，不僅我的手段應為孕育論語者的目的而施，且因目的正相同，更願努力——成為如‘一切的一切’之努力之努力。”
由此可見，林語堂和陶亢德執編《論語》的態度確實是較為認真的。正因為這樣，就決定了他們執編的《論語》具有好些值得肯定之處。
首先，發表了宋慶齡、魯迅和茅盾等人的好些文章。如宋慶齡的具有曆史文獻意義的《廣州脫險記》，魯迅的雜文《學生與玉佛》、《誰的矛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兩封通信》（複魏孟克）、《“論語”一年》、《玄武湖怪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柯桑記錄的魯迅在北大的演講稿）、《航空救國之願》、《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踢》和《現代史》（後五篇是轉載的），茅盾的《也算是“現代史”罷！》、《老鄉紳》和《漢奸》。此外，還刊登了老舍、鬱達夫等人的不少小說和散文。
同時，運用各種表現形式對南京政府作了諷刺。如“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許屁無捐”對聯，和“民國萬稅”漫畫，生動地嘲諷南京政府用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來魚肉百姓。《某督辦》描述魯督辦一天外出視察時，數百名鄉民高呼口號感激督辦“救命”之恩，說他們原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多年未見天日，幸蒙督辦大刮地皮，已刮了地皮十八層，使他們得以見天日。《封麵禍》描寫一位青年因為有一本封麵上印有一個大胡子人相片的書（即巴枯寧），就被當作共產黨嫌疑分子而被逮捕審訊。《活埋論》對南京政府慣用的殘酷手段“活埋”，考證了它的起源，並列舉了它的“好處”，即“省錢”，“省事”，還“便於秘密執行”。《不抵抗主義之起源考》從托爾斯泰到老子，從葉銘深到孟子等中外不抵抗主義者作了考證，借以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寡母的悲聲》更是斥責他們“放著日本不去打，關上大門自己打起來！這些大帥哪裏還有人心肝，千刀萬剮該不該？”漫畫《危險的親善》畫著一個佩有國民黨黨徽的女郎很親熱地依偎著一隻老虎。漫畫《我所認識之怪人》則畫了兩個人：一人拱手攘外，一人持槍安內。顯然，它們都具有很強的諷刺意味。
此外，《論語》的“半月要聞”、“雨花”、“群言堂”、“古香齋”和“補白”等欄目中，登有大量具有諷刺性的現實材料。如38期的“半月要聞”中，報道複旦大學學生張文烈因手上凍瘡顯露出紅色，竟被密探當作共產黨抓進巡捕房；39期“半月要聞”中披露了廈門的《福建泰晤士報》討好日本海軍司令。而“古香齋”欄更是經常刊登具有暴露意義的反麵材料，曾得到魯迅的稱讚。他在《準風月談·“滑稽”例解》中表示：“論語》一年我最愛看‘古香齋’一欄，如四川營山縣長愛穿長衫令，又如北平社會局禁女人養雄犬文……這那裏是滑稽作家所能憑空寫得出來的？”這“古香齋”欄之所以好，就在於讓人們知道當時社會中存在著荒謬可笑的事情，從而引起思考和不滿。
除了這些之外，《論語》也刊登過一些思想傾向不好和“為笑笑而笑笑”的文字。這就使它具有明顯的複雜性，為當時的左翼和右翼都有所不滿。正如陶亢德所說的：“世人對於《論語》均曾揮其如椽之筆，大肆誅罰，好像《論語》不死大禍不止似的。左派說《論語》以笑麻醉大眾的覺醒意識，右派說《論語》以笑消沉民族意識。”而且，1934年7月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持下成立的微風文藝社，曾討論“聲討魯迅、林語堂應如何辦理案”，議決函請出版界、報界“在魯迅、林語堂作風未改變前”拒絕其作品之出版、發表，“呈請黨政機關嚴厲製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警告魯迅、林語堂迅即改變其作風，否則誓與周旋”。
可是，縱觀林語堂和陶亢德執編的《論語》，其發表諷刺南京政府統治的文章是大量的，遠比傾向不好的文字多。而且，他在提倡幽默等方麵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因而，我們不應簡單地把它作全盤否定，而應該肯定它值得肯定的方麵。
林語堂接受同人的委托後，經過一番籌劃，《論語》半月刊創刊號於9月16日出版。而且果然是“一炮打響”，創刊號竟重印了幾次。《論語》成為影響頗大並有所爭議的刊物。而林語堂的名字則一直與《論語》聯係在一起了。
其實，林語堂隻主編了《論語》創刊號至26期。當他編了26期後，由於忙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以及跟時代書店總經理章克標有矛盾，便辭去了主編職務，改請陶亢德接替他擔任主編。此後，他不再參與編務活動，隻是該刊的主筆之一。對陶亢德接編《論語》，他認為“編論語甚好”，“更形活潑可愛”。陶亢德編完82期後，林語堂登出脫離《論語》社的《啟事》：“自八十三期起，即脫離論語社及論語半月刊一切關係。”他與陶亢德一道離開了《論語》社。《論語》改由邵洵美、鬱達夫合編，實際上由邵洵美負責，1937年8月出至117期後停刊。他對邵洵美執編時的《論語》，極為不滿。認為自從他和陶亢德離開後，“這份雜誌不久就降格而成為滑稽笑話的性質，後來也就無疾而終”。因而，我們今天評價他與《論語》的關係，應從他及陶亢德執編的《論語》來加以考察。
林語堂辦《論語》的宗旨是怎樣的呢？他在《論語》創刊號《緣起》中說：“論語》社同人，鑒於世道日微，人心日危，發了悲天憫人之念，辦一刊物，聊抒愚見，以貢獻於社會國家。”在《論語》第3期《我們的態度》中，他更明確地指出“論語》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為主要目標”，但不是“專載遊戲文字，啟青年輕浮叫囂之風，專做挖苦冷笑損人而不利己的文字”，不是“預備出新《笑林廣記》供人家茶餘酒後談笑的資料”。並說：
我們不想在文字國說空言，高談闊論，隻睜開眼睛，敘述現實。若說我們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讀者，注重觀察現實罷了。人生是這樣的舞台，中國社會，政治，教育，時俗，尤其是一場的把戲，不過扮演的人，正正經經，不覺其滑稽而已。隻須旁觀者對自己肯忠實，就會見出其矛盾，說來肯坦白，自會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寫實主義的。我們抱這寫實主義看這偌大國家扮春香鬧學的把戲，難免好笑。我們不是攻擊任何對象，隻希望大家頭腦清醒一點罷了。
此外，《論語》創刊不久，又每期連續刊載《論語同人戒條》十條。這十條的主要意思，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既不板起臉孔教訓別人，也不發表色情下流的文字。
從這些材料來看，林語堂執編《論語》時，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中立的姿態，在文學上準備抱寫實主義的態度，對現實問題發表一些意見，對社會國家起一點積極作用，並且力求用幽默文字來反映現實生活，用“笑”來促使人們“頭腦清醒一點”。這樣的辦刊態度，應該說是較為嚴肅認真的。
事實上，《論語》創辦之初，發表了不少用幽默筆法來譏刺時弊的文字。有的讀者認為，三期《論語》“均以關於政治或政府或政府要人者為多。雖然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究竟未免偏重政治的時下惡俗。而且縱然沒有‘反革命’的心，或者免不了‘反革命’的嫌疑。編輯先生總應該留心取締才好”。於是，林語堂在《論語》第6期《編輯後記》中，給《論語》的“格調”確定為三個方麵：
（一）對於思想文化的荒謬，我們是毫不寬貸的；對於政治，可以少談一點，因為我們不想殺身以成仁；而對於個人，即絕對以論事不論人的原則為繩墨；同一個人，我們這期也許褒譽，下期也許譏貶，如果個人之行徑前後矛盾，難怪我們的批評也要前後反複。
（二）應該減少諷刺文字，增加無所為的幽默小品文，如遊記，人物素描之類。固然，在國勢阽危思想過渡之際，我們不敢專學西洋人享清福，如《笨拙》、《生活》、《判官》一類的尋開心，但是到底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諷刺，至少也不要以諷刺為主。……幽默之種類繁多，有文有野，有雅有俗，有雋有露，有苦有淡，《論語》若能使國人多嚐幾種口味，辨其鹹酸苦辣，也就為功不淺了。
（三）諷刺固然太多，記事實感太少，作者盡管說得天花亂墜，讀者除去增加一些歪見以外，毫無所得。我們極想用幽默筆調，做半月大事記，凡事敘述的原原本本，又能詳其底蘊，真切而有意味。但是這件恐非有人專門看報訪采材料不可，目前不易辦到。唯各地幽默通信，如有人願負義務，我們是極歡迎的。無論大事記，或是各地通信，不必刻意尋奇，平凡的事，隻消用幽默輕快的筆調敘述得來，水到渠成，自然成趣。如各地有此種通信，以書信式攀談式寫來，上自政治，中至社會，旁及教育交際民風民謠，不妨假定《論語》讀者為知交，易長篇偉論為密室閑談，忘其條理，斷其起伏，信筆寫來，意倦便擱筆便有模範小品文出現。
這三條有關《論語》格調的意見，自然是不算要求很高的，但也不是庸俗無聊的。而且，其中雖然說“對於政治，可以少談一點，因為我們不想殺身以成仁”，但此後《論語》仍然刊登了不少在幽默中寓有諷意的文字。直至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後，林語堂曾發表《談女人》說：
近來更覺得誠已走入鑽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談社會與人生。學漢朝太學生的清議，不如學魏晉人的清談，隻不要有人又來將亡國責任掛在清談者之身上。由是決心從此脫離清議派，走入清談派，並書“隻求許我掃門前雪，不管他媽瓦上霜”之句，於案上玻璃片以下自戒。書完奮身而起曰：“好！我們要談女人了！”請以《女論語》始。如果我們清談的力量，能造成如晉代謝道韞“詠絮才高”一班的風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國粉飾太平做一種點綴吧。
林語堂真的完全放棄“談政治”，改為“談女人”了嗎？不是。他這番話不過是憤激之詞，表現了對南京政府統治下沒有言論自由的不滿。因為在刊登《談女人》的21期《論語》上，他就編發了《頑石點頭》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熱衷於打內戰而不抗日，諷刺它北平失了等於沒失，殺共產黨就是殺敵人，打同胞就是打日本，中國將亡就是中國得救。同時編發了《時行語集聯》，對南京政府不戰而逃、節節敗退作了諷刺。此外還刊登了《民國萬稅》漫畫，絕妙地嘲諷南京政府用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來魚肉百姓。這表明他還是熱衷於“談政治”的。
當陶亢德接編《論語》時，林語堂曾致信他說：
……大概有性靈、有骨氣、有見解、有閑適氣味者必錄之；萎靡、疲弱、寒酸、血虧者必棄之。其景況適如風雨之夕，好友幾人，密室閑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嚐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無油腔滑調，然亦未嚐嬉笑怒罵，而斤斤以陶情笑謔為戒也。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吾輩縱談之範圍與態度也。
這實際上是勉勵陶亢德繼續堅持他執編《論語》時的編刊方針。而陶亢德也是盡力這樣做的。正如他所表示的：“我之編論語，不僅我的手段應為孕育論語者的目的而施，且因目的正相同，更願努力——成為如‘一切的一切’之努力之努力。”
由此可見，林語堂和陶亢德執編《論語》的態度確實是較為認真的。正因為這樣，就決定了他們執編的《論語》具有好些值得肯定之處。
首先，發表了宋慶齡、魯迅和茅盾等人的好些文章。如宋慶齡的具有曆史文獻意義的《廣州脫險記》，魯迅的雜文《學生與玉佛》、《誰的矛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兩封通信》（複魏孟克）、《“論語”一年》、《玄武湖怪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柯桑記錄的魯迅在北大的演講稿）、《航空救國之願》、《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踢》和《現代史》（後五篇是轉載的），茅盾的《也算是“現代史”罷！》、《老鄉紳》和《漢奸》。此外，還刊登了老舍、鬱達夫等人的不少小說和散文。
同時，運用各種表現形式對南京政府作了諷刺。如“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許屁無捐”對聯，和“民國萬稅”漫畫，生動地嘲諷南京政府用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來魚肉百姓。《某督辦》描述魯督辦一天外出視察時，數百名鄉民高呼口號感激督辦“救命”之恩，說他們原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多年未見天日，幸蒙督辦大刮地皮，已刮了地皮十八層，使他們得以見天日。《封麵禍》描寫一位青年因為有一本封麵上印有一個大胡子人相片的書（即巴枯寧），就被當作共產黨嫌疑分子而被逮捕審訊。《活埋論》對南京政府慣用的殘酷手段“活埋”，考證了它的起源，並列舉了它的“好處”，即“省錢”，“省事”，還“便於秘密執行”。《不抵抗主義之起源考》從托爾斯泰到老子，從葉銘深到孟子等中外不抵抗主義者作了考證，借以抨擊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寡母的悲聲》更是斥責他們“放著日本不去打，關上大門自己打起來！這些大帥哪裏還有人心肝，千刀萬剮該不該？”漫畫《危險的親善》畫著一個佩有國民黨黨徽的女郎很親熱地依偎著一隻老虎。漫畫《我所認識之怪人》則畫了兩個人：一人拱手攘外，一人持槍安內。顯然，它們都具有很強的諷刺意味。
此外，《論語》的“半月要聞”、“雨花”、“群言堂”、“古香齋”和“補白”等欄目中，登有大量具有諷刺性的現實材料。如38期的“半月要聞”中，報道複旦大學學生張文烈因手上凍瘡顯露出紅色，竟被密探當作共產黨抓進巡捕房；39期“半月要聞”中披露了廈門的《福建泰晤士報》討好日本海軍司令。而“古香齋”欄更是經常刊登具有暴露意義的反麵材料，曾得到魯迅的稱讚。他在《準風月談·“滑稽”例解》中表示：“論語》一年我最愛看‘古香齋’一欄，如四川營山縣長愛穿長衫令，又如北平社會局禁女人養雄犬文……這那裏是滑稽作家所能憑空寫得出來的？”這“古香齋”欄之所以好，就在於讓人們知道當時社會中存在著荒謬可笑的事情，從而引起思考和不滿。
除了這些之外，《論語》也刊登過一些思想傾向不好和“為笑笑而笑笑”的文字。這就使它具有明顯的複雜性，為當時的左翼和右翼都有所不滿。正如陶亢德所說的：“世人對於《論語》均曾揮其如椽之筆，大肆誅罰，好像《論語》不死大禍不止似的。左派說《論語》以笑麻醉大眾的覺醒意識，右派說《論語》以笑消沉民族意識。”而且，1934年7月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持下成立的微風文藝社，曾討論“聲討魯迅、林語堂應如何辦理案”，議決函請出版界、報界“在魯迅、林語堂作風未改變前”拒絕其作品之出版、發表，“呈請黨政機關嚴厲製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警告魯迅、林語堂迅即改變其作風，否則誓與周旋”。
可是，縱觀林語堂和陶亢德執編的《論語》，其發表諷刺南京政府統治的文章是大量的，遠比傾向不好的文字多。而且，他在提倡幽默等方麵也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因而，我們不應簡單地把它作全盤否定，而應該肯定它值得肯定的方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