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五卅慘案之後,北京人民的愛國運動一直在不停地發展著。1925年10月27日,北京各學校團體五萬餘人又在天安門舉行集會和遊行,反對段祺瑞執政府邀請英、美、法等十二國參加“關稅特別會議”,主張關稅自主。但巡警斷絕交通,並與遊行群眾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這表明廣大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極為關心中國的命運。
可是,就在這時,那些企圖依附於段祺瑞執政府的“名流”、“學者”和遺老遺少卻又跳將出來,鼓吹“勿談政治”,“閉門讀書”,“讀書救國”。而教育總長章士釗則於同年11月2日主持教育部部務會議,公然規定小學學生必須讀經,自四年級起,每周一小時。這實際上是推行所謂“讀經救國”的謬論。
針對“勿談政治”、“閉門讀書”和“讀書救國”等謬說,林語堂於1925年11月6日寫了《謬論的謬論》一文予以有力的抨擊。他指出,“勿談政治”、“閉門讀書”、“讀書救國”等等,是“現時政府及名流的主張”,他們把政治看作隻是“官僚的事,是與小百姓無關的”,“是中華官國應有的政治學”。而這種態度,實際上是“中國人古來惡談政治的惡根性的表現”,“實不過蓋藏些我們民族的懶惰性與頹喪性而已,不過是我們中庸知命係統哲學的新解釋,是我們羲皇上人擊壤而歌的新變相——總而言之就是西人所謂‘東方文化精神’的新表示而已。”其結果,勢必“中國的命運也就完了”。因而,他表示堅決反對“勿談政治”主義,並主張“凡健全的國民不可不談政治,凡健全的國民都有談政治的天職”。
在這裏,可以看出林語堂是把對現實的批判與傳統文化的反思緊密結合起來,因而使他所作的有關評論格外具有說服力,並能引起人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