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在清華學校
1916年，林語堂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後，應北京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周治春之聘，任該校英語教員。
林語堂到清華學校之初，還沒有完全擺脫基督教的羈絆。他雖然在聖約翰大學就讀時，已拋棄了基督教義中的好些荒謬說法，但他的宗教意識畢竟根深蒂固，未能從根本上打破神的觀念。他往往認為，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徹底崩潰，人類的生命自然也就不會存在。因而，他在校內自動兼帶一個星期日聖經班，並任聖經班的恭祝聖誕會主席。
這自然是很不適宜的，不免大受同事們的非議。正當他十分苦惱之時，他問同事劉大鈞：“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得到的答複卻是：“為什麽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隻因為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這一答語，體現了儒家人類尊嚴和西方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莫大的說服力，終於把他與基督教的精神聯係衝塌了。他從此認識到，如果我們之所以愛人是要依賴與在天上的一位第三者發生關係，那麽，我們的愛並不是真愛，而真愛人的應該是看見人的麵孔才會真心愛他。於是，他感慨自己為什麽一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真是“愚不可及”。
林語堂這時還有一個頗為苦惱的事情，就是缺乏紮實的國學知識。他一直在不重視中文學習的教會學校念書，盡管自學過一些國學書籍，但畢竟有限得很，更是缺少係統，因而不僅“學問差”，連中文基礎也是“很浮泛不深”，“僅僅是半通”。而現在置身於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且在中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學校執教，他便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國學知識和中文基礎，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心態常常處於窘迫之中。
於是，他下決心“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博覽國學書籍，以充實自己，“洗雪恥辱”。他最先是從看《紅樓夢》著手的。他認為，這不僅可以幫助他學習標準的北京話，而且可以提高文學語言的修養。他感到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實在是太美了。同時，他經常跑去以賣舊書著名的琉璃廠翻看和選購國學書籍。諸如《人間詞話》、《四庫集錄》、《說文》、《玉篇》、《廣韻》、《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等。久而久之，他的國學修養不再那麽空疏了，不僅可以跟書商談論書籍，而且可以談論古本了。可見，在清華學校任教期間，他進一步打好了自己的國學基礎。他後來回憶說：“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功也。”
1917年1月2日，胡適和陳獨秀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等文，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主張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林語堂對於這場文學革命運動，熱情關注，並持支持態度。他於1918年3月2日撰寫了《論漢字索引製及西洋文學》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他在文中，明確表示讚同文學革命，並提出了頗為重要的看法：
我們文學革命的大宗旨，實在還隻是個形式的改革（用白話代替文言之謂也）。……
我們既然以文學革命提倡，而吾人尚未曾看見西文的好處到底是怎樣，自然該負那做個榜樣、喚醒國人心目中的責任。應該以此為我們的大義務。對於此點，應該下全力著手。雖是現在新青年所刊的自然皆重老實有理的話。其趨向自然對的。但弟的意思，是要為白話文學（白話當文用，後來自有白話文學）設一個像西方論理細密精深，長段推究，高格的標準。人家讀一次這種的文字，要教他不要崇拜新文學也做不到了。這才盡我們改革新國文的義務。
白話為吾人平日所說的話，所以其性質，最易泛濫，最易說一大場無關著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話。我們須要戒用白話的人，不要胡思亂寫，沒有去取。雖是形式上，正如胡適君所說，“寧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於文”（記不清是胡適君說的不是），而意義上，決不容有此毛病也。
這些看法表明，林語堂早在文學革命之初，就認為文學革命不能隻是語言形式的改革，而應借鑒西方文學才能創作出真正的新文學來，而且使用口語寫作時也應注意有所去取。這對於文學革命是不無裨益的。因而，錢玄同特地給林語堂文加了按語：“西人文章之佳處，我們中國人當然要效法他的。我們提倡新文學，自然不單是改文言為白話，便算了事。”這說明了林語堂的看法，受到了錢玄同的重視。
在文學革命精神的影響下，林語堂這時開始致力於語文學方麵的研究工作，並創造了一種新的檢字法，即“首筆”檢字法，“對康熙字典首發第一炮攻擊”。他曾撰寫《漢字索引製說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號上。從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研製新的檢字法，是有感於二百多年來，一直沿用著的康熙字典，“檢法迂緩，隸部紛如，不適今用”。而他研製的檢字法，卻隻須記住字的“橫”、“直”、“撇”、“點”、“勾”位次，便可查出要尋找的字來，頗為“簡便捷速”。
蔡元培曾為他編撰的《漢字索引》寫序，對他創造的檢字法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林君玉堂有鑒於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應用於華文之點劃，而有《漢字索引》之創製：立十九“母筆”以為華文最小之分子；其兩分子或三分子之接觸，則更以“交筆”“離筆”別之；而接筆之中，又別為“外筆”“內筆”二類。以此為部，則無論何字，弟取其最初三筆之異同，而準之以為先後，其明白簡易，遂與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檢閱之速，亦與西文相等。苟以之應用於字典，辭書，及圖書名姓之記錄，其足以節省吾人檢字之時間，而增諸求學與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事實上，林語堂所創製的檢字法，後來成為漢語字典的檢字方法，並被廣泛地運用於其他辭書。所謂“後來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範圍”，是合符實際情形的說法。
除了創製新的檢字法外，林語堂還研究了成語辭書編輯法。他曾將自己的有關想法寫成《分類成語辭書編纂》一文，發表於1918年的《清華季刊》。他指出，曆來辭書的編製方法，“陳陳相因，至今日已不適於一般學生之用”，應有一種更科學的方法。而他提出的編纂方法，則是將意思相近的成語編排在一起，按第一個字的“首筆”編排次序。這一編纂方法，具有集中、簡明和易檢的優點。
林語堂研究字典檢字法和成語辭書編纂法，看似簡單平凡的事情，但其實是對於文化教育事業極為有益的。
林語堂到清華學校之初，還沒有完全擺脫基督教的羈絆。他雖然在聖約翰大學就讀時，已拋棄了基督教義中的好些荒謬說法，但他的宗教意識畢竟根深蒂固，未能從根本上打破神的觀念。他往往認為，如果上帝不存在，整個宇宙將徹底崩潰，人類的生命自然也就不會存在。因而，他在校內自動兼帶一個星期日聖經班，並任聖經班的恭祝聖誕會主席。
這自然是很不適宜的，不免大受同事們的非議。正當他十分苦惱之時，他問同事劉大鈞：“如果我們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愛同行，行見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呀？”得到的答複卻是：“為什麽呢？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隻因為我們是人的緣故。做好人正是人所當做的咧。”這一答語，體現了儒家人類尊嚴和西方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具有莫大的說服力，終於把他與基督教的精神聯係衝塌了。他從此認識到，如果我們之所以愛人是要依賴與在天上的一位第三者發生關係，那麽，我們的愛並不是真愛，而真愛人的應該是看見人的麵孔才會真心愛他。於是，他感慨自己為什麽一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真是“愚不可及”。
林語堂這時還有一個頗為苦惱的事情，就是缺乏紮實的國學知識。他一直在不重視中文學習的教會學校念書，盡管自學過一些國學書籍，但畢竟有限得很，更是缺少係統，因而不僅“學問差”，連中文基礎也是“很浮泛不深”，“僅僅是半通”。而現在置身於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且在中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學校執教，他便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國學知識和中文基礎，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心態常常處於窘迫之中。
於是，他下決心“開始認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博覽國學書籍，以充實自己，“洗雪恥辱”。他最先是從看《紅樓夢》著手的。他認為，這不僅可以幫助他學習標準的北京話，而且可以提高文學語言的修養。他感到襲人和晴雯說的語言，實在是太美了。同時，他經常跑去以賣舊書著名的琉璃廠翻看和選購國學書籍。諸如《人間詞話》、《四庫集錄》、《說文》、《玉篇》、《廣韻》、《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等。久而久之，他的國學修養不再那麽空疏了，不僅可以跟書商談論書籍，而且可以談論古本了。可見，在清華學校任教期間，他進一步打好了自己的國學基礎。他後來回憶說：“蓋自任清華教席之後，我即努力於中國文學，今日之能用中文寫文章者，皆得力於此時之功也。”
1917年1月2日，胡適和陳獨秀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等文，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主張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林語堂對於這場文學革命運動，熱情關注，並持支持態度。他於1918年3月2日撰寫了《論漢字索引製及西洋文學》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他在文中，明確表示讚同文學革命，並提出了頗為重要的看法：
我們文學革命的大宗旨，實在還隻是個形式的改革（用白話代替文言之謂也）。……
我們既然以文學革命提倡，而吾人尚未曾看見西文的好處到底是怎樣，自然該負那做個榜樣、喚醒國人心目中的責任。應該以此為我們的大義務。對於此點，應該下全力著手。雖是現在新青年所刊的自然皆重老實有理的話。其趨向自然對的。但弟的意思，是要為白話文學（白話當文用，後來自有白話文學）設一個像西方論理細密精深，長段推究，高格的標準。人家讀一次這種的文字，要教他不要崇拜新文學也做不到了。這才盡我們改革新國文的義務。
白話為吾人平日所說的話，所以其性質，最易泛濫，最易說一大場無關著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話。我們須要戒用白話的人，不要胡思亂寫，沒有去取。雖是形式上，正如胡適君所說，“寧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於文”（記不清是胡適君說的不是），而意義上，決不容有此毛病也。
這些看法表明，林語堂早在文學革命之初，就認為文學革命不能隻是語言形式的改革，而應借鑒西方文學才能創作出真正的新文學來，而且使用口語寫作時也應注意有所去取。這對於文學革命是不無裨益的。因而，錢玄同特地給林語堂文加了按語：“西人文章之佳處，我們中國人當然要效法他的。我們提倡新文學，自然不單是改文言為白話，便算了事。”這說明了林語堂的看法，受到了錢玄同的重視。
在文學革命精神的影響下，林語堂這時開始致力於語文學方麵的研究工作，並創造了一種新的檢字法，即“首筆”檢字法，“對康熙字典首發第一炮攻擊”。他曾撰寫《漢字索引製說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號上。從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研製新的檢字法，是有感於二百多年來，一直沿用著的康熙字典，“檢法迂緩，隸部紛如，不適今用”。而他研製的檢字法，卻隻須記住字的“橫”、“直”、“撇”、“點”、“勾”位次，便可查出要尋找的字來，頗為“簡便捷速”。
蔡元培曾為他編撰的《漢字索引》寫序，對他創造的檢字法作了高度評價。他說：
林君玉堂有鑒於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應用於華文之點劃，而有《漢字索引》之創製：立十九“母筆”以為華文最小之分子；其兩分子或三分子之接觸，則更以“交筆”“離筆”別之；而接筆之中，又別為“外筆”“內筆”二類。以此為部，則無論何字，弟取其最初三筆之異同，而準之以為先後，其明白簡易，遂與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檢閱之速，亦與西文相等。苟以之應用於字典，辭書，及圖書名姓之記錄，其足以節省吾人檢字之時間，而增諸求學與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事實上，林語堂所創製的檢字法，後來成為漢語字典的檢字方法，並被廣泛地運用於其他辭書。所謂“後來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範圍”，是合符實際情形的說法。
除了創製新的檢字法外，林語堂還研究了成語辭書編輯法。他曾將自己的有關想法寫成《分類成語辭書編纂》一文，發表於1918年的《清華季刊》。他指出，曆來辭書的編製方法，“陳陳相因，至今日已不適於一般學生之用”，應有一種更科學的方法。而他提出的編纂方法，則是將意思相近的成語編排在一起，按第一個字的“首筆”編排次序。這一編纂方法，具有集中、簡明和易檢的優點。
林語堂研究字典檢字法和成語辭書編纂法，看似簡單平凡的事情，但其實是對於文化教育事業極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