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中央蘇區故事集（第一輯）

第四十五章 中央蘇區新生的紅色軍團

　　在紅軍的長征隊伍中，有一支這樣的部隊，它的行軍序列一直在長征隊伍的最後，它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它就是後人稱為中央蘇區新生的紅色軍團--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

　　第五軍團誕生於1931年的寧都起義，起義前為孫連仲領導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這支部隊原為民國時期著名的西北軍馮玉祥的部隊。大革命時期，這支部隊裏有一大批共產黨人，包括我們熟知的劉伯堅、陳延年、宣俠父、鄧希賢（鄧小平）等人，其中劉伯堅還擔任過該軍的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對該部隊的影響是不容小視的，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和優良作風對該部的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寧漢分裂”後，馮玉祥倒向蔣介石一邊，也開始反共，將劉伯堅等大部分共產黨人清洗出隊，但像劉振亞、袁漢澄（即袁血卒）等沒有暴露身份的共產黨人，得以留了下來。1930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之間發生中原混戰。混戰之後，馮玉祥經營曆時20餘年的西北軍遂完全瓦解崩潰，其殘部為蔣介石收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下轄第二十五師、第二十七師和一個騎兵第一師。全軍總兵力為2萬餘人。其總指揮孫連仲兼任第二十五師師長，高樹勳任第二十七師師長。總指揮部參謀長先是趙大璞，後為趙博生。

　　二十六路軍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所以處處受到蔣介石的歧視和排斥，為了消滅紅軍，同時也為了排斥異己，在1931年2月，蔣介石令其從山東出發，到江西來“剿共”。對此做法，二十六路軍的官兵都表示非常不滿，加之從來沒有和紅軍交過手且聽說紅軍的作戰能力之強，該部的官兵都十分害怕紅軍。到江西後，5月22日該部第二十七師在永豐縣中村首次與紅軍交戰，損失巨大，其第八十一旅大部被紅軍殲滅，2300多人被紅軍俘虜，損失槍支3000餘支和一部無線電台。此戰慘敗，對二十六路軍官兵的士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同時也感到蔣介石驅使他們來“剿共”的險惡用心。二十六路軍大部分為北方人，水土不服，各種疾病頻頻發生。蔣介石對異己部隊的經費、武器和物資有意克扣，戰鬥減員和槍支彈藥的損失也不給補充。這些都使該部的官兵思想混亂、軍心動搖。

　　在二十六路軍“剿匪”期間，隱蔽在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黨人與中革軍委取得了聯係。中革軍委指示在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成立秘密的特別支部。支部書記由劉振亞擔任，組織委員為袁血卒，宣傳委員為王銘五，他們都是極富獻身精神的青年軍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積極開展工作，並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其中包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

　　1931年7月，第二十六路軍參加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進駐寧都。“圍剿”失敗後，仍然留守寧都，並處於紅軍的包圍之中。“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二十六路軍向蔣介石要求回北方抗日，但遭到拒絕，一些高級軍官心灰意冷，紛紛請假離隊，包括總指揮孫連仲。此時正是廣泛開展兵運工作的極好機會。趙博生和特別支部的領導成員對該部官兵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激發了官兵們的愛國熱情。還利用各種機會公開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有意無意地提出“到紅軍中去”的口號。同時，總參謀長趙博生分別爭取了該軍實力派高級軍官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商議舉行全軍起義。

　　就當特別支部的成員們忙著準備起義工作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1931年12月，蔣介石的南昌行營向二十六路軍發出命令：“責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共匪分子，星夜送行營懲處。”當總指揮部的譯電主任，同時也是地下黨員的羅亞平拿到這封急電後，馬上與劉振亞和趙博生進行商議。分析原因後，發現是因為南昌的一個地下機關被國民黨控製，正好中央軍委一名同誌向上海中央匯報工作，在南昌接頭時被國民黨特務抓獲，並使國民黨獲得了二十六路軍地下特別支部三位領導人的名單，因此才發來這份急電。這封意外的電報也成為寧都起義的導火索，加之總指揮孫連仲不在軍中，暴動起義的計劃開始執行。

　　1931年12月14日下午，在位於寧都城東梅江河邊的一棟小洋樓裏的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人來人往，每個人都忙碌著。參謀長趙博生以領餉慶賀和商議向紅軍“進剿”事宜為名，要求全部團以上的軍官在黃昏前到總指揮部開會。晚上，除了第二十五師師長李鬆昆外，其餘開會的軍官全部到齊。晚上九點左右，趙博生先是說明了當下的時局，後莊重地宣布全體起義，參加紅軍。起初軍官的臉上還有些許猶豫，後看到趙博生憤慨激昂的情緒，除少數頑固分子，大部分軍官都決定參加起義。起義的行動進展順利，隻是第二十五師師長李鬆昆堅決反對起義，並與起義部隊發生槍戰，小有傷亡。到12月15日清晨，二十六路軍除了第二十七師八十一旅駐守寧都北40裏外石上砍柴崗的1個團和李鬆昆外，其餘6個旅11個團共17000多人並攜帶了2萬多件武器參加起義。以後起義部隊全部離開寧都，向根據地進發。16日，中革軍委授予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隨後劉伯堅在征得趙博生等起義領導人和地下特支的同意下，向全國播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

　　寧都起義的勝利對當時剛剛誕生的蘇維埃共和國有著重大的意義。首先，寧都起義給紅軍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當時的紅軍還比較弱小，寧都起義後，壯大了紅軍的實力，也給紅軍輸送了一大批軍事指揮幹部和電台技術人員，使中央蘇區主力紅軍從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的3萬餘人驟增到近5萬人；同時，在物資和技術上也給紅軍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寧都起義給紅軍送來8部完好無損的電台，比當時紅軍全部的電台還多。其次，對當時國內人民強烈要求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士氣是一個大大的提升，同時也給了國民黨南京政府，特別是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一次重大的打擊，加劇了國民黨及其軍隊內部的分化。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誌合影，他在照片上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這是對寧都起義的高度評價。

　　（田川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