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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戡亂”背景下的經濟、文化與生活
一、社會經濟的崩潰
抗戰勝利後江西的經濟狀況，大體是一個每況愈下的態勢。當時人說，“接收”兩個字似乎超越了一切，社會上開始混亂起來，顯然是沒有戰時來得安定，且日益陷入“一個經濟崩潰的浪潮”，一個“物價波動、商業瘋狂的時代”。在這個浪潮中，工業經濟首當其衝，“一般的富商巨賈，莫不致全力於投機操縱囤積居奇中互爭長短，誰也不會顧及工業界的艱窮而加以同情和援助，誰也沒有想到數十萬勞動群眾的失業，會引起社會不安，都眼看著整個工業逐漸趨於滅亡之道”。到1947年，雖然中國全國工業協會江西分會尚有64家會員企業，但江西工業已呈頹勢，“重工業理事會和本省合辦的各工廠都停工了，興業公司接辦的各工廠也大多數停工了”，複工者僅贛縣電廠、吉安電廠、萍鄉瓷廠及接收日偽的九江陶瓷株式會社（改稱九江瓷廠），其餘因毀損殘缺嚴重難以恢複。至於民營企業，有一定數量的中小廠礦，但“多無力維持再生產，處境困難萬分，掙紮至今，已屬奄奄一息”，時人歎曰，與抗戰期間之蓬勃繁榮狀況相比，令人產生“不勝今昔”之感。
因此，據江西省建設廳1949年2月底的統計，全省工廠情況，除未計入陶瓷行業外，無論是數量還是資本，都下降到穀底：
戰後江西工業的衰敗，有多方麵的原因。第一，南京國民政府在工業布局上，不再看重江西，行政院所分配的建廠地點，“遍及國內各大城市，而江西獨付缺如”。這一點，引起江西工業界、民意機關和各社會團體的極度不滿，他們於1947年5月27日集會，並以11個團體名義致電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經濟部，提出異議，認為“所分配之建廠地點，如係按戰時地方受敵損害程度而言，則江西遭受日寇騷擾區域，幾遍全省，工農商各業資產並文化交通等事業，均蕩然無存；且在戰時貢獻國家之人力物力財力，較之此次指定遷廠地點之京、滬、津、漢、渝、桂、鄭州、海州、大沽口、海南島等地，實有過之無不及。如謂係依各地需要及資源分布狀況為依據，則江西所擁資源至廣，而需要又至殷”。為什麽獨缺江西，這合乎事理嗎？他們甚至質問：如此“倘見諸實施，則我江西將一切落空，尚何經濟建設之可言？”他們要求，根據資源和需要，在江西配設電力煉鋼廠、軋製鋁錫廠、聯合機器廠、紡織機器製造廠和火力發電機組。這一要求可謂合情合理，但終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積極反應。第二，江西省政府也沒有經濟建設的整個計劃，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沒有適當的配合。第三，戰後價廉物美的美國商品傾銷，對地方工業形成強大的衝擊，人們爭購美貨，地方工業產品銷路日蹙。第四，國內戰爭環境的影響以及金融、物價的劇烈波動，使江西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條件，導致所剩不多的工礦企業也“無法維持”，紛紛倒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對江西戰後工業的發展，可以說是致命的。
與工礦業生產的衰落相比，這時的經濟部門中，相對較好一點的是農業。但即便是農業，也呈現衰頹景象。
1948年底，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對江西的經濟情況有一個概括性的總結：“江西原為物產豐富、家給人足之省份，近年來其市場或為外銷所抵觸，或為代替品所奪取，影響一般農民生計至巨。糧食為該省生產品之大宗，因曆經戰亂，地方瘧疾流行，贛東少數縣份且發現鼠疫，死亡率甚高，全省人口竟由三千萬眾減到一千二百餘萬，凡過去遭受赤化縣份人口有減少至半數者，近且鄉村青年為躲避拉丁，率相逃亡，有村莊找不到青年，田園任其荒蕪，即縣城三五裏以外，田園荒蕪亦多，無人耕作，產額年有減少，人民生計愈趨嚴重。”
江西經濟狀況的困窘，從全省收支情況中也可見一斑。據省政府公布的數據，1946年1月到1947年9月省庫的收入，總計為16 740 807 585.15元（法幣），主要來自中央補助860億元（原文如此，疑為86億元），本省課稅收入46億元，公糧變價23億元，地方協助11億元；支出總計為14 258 780 654.40元，主要開支為生活補助費51億元，警保費32億元，營業基金17億元，補助地方13億元。這種情況，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省財政廳1948年下半年的實際收支情況（截至1949年1月底，以金圓券為單位），從收入看，江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中央財政供養：實際收入20 967 336元，其中中央補助款占60.50%，為12 689 301元，是最大的一項收入，超過了全省實際收入的半數（1948年上半年略好，但也占了41.84%。而在1949年的概算中，中央補助更高達全省收入的75.08%）。這種情況說明，江西自身生產、經營能力已經十分低下，連起碼的自給自足也已無法做到。從支出情況看，江西這時開支最大的兩項，一是薪餉，占44.15%，二是暫付款（不明其實際用途），占34.85%。此外，保安警察支出占6.97%，教育文化占3.19%，經濟建設占0.37%，其他建設事業占0.02%，衛生支出占0.12%，行政支出占1.54%，為數都少得可憐。盡管比預算大大地壓縮了行政支出（壓縮約40%），對教育文化仍給予了相當的保護，但杯水車薪，總的說來，已經幾乎沒有像樣的建設可言。
二、文化教育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宣稱“還政於民”，取消新聞檢查，頒布新的《新聞出版法》，在《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12月通過）中，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因此，社會各種力量紛紛開辦報刊，爭取輿論。江西報刊業一時頗為壯觀，如南昌，“出現了空前的畸形發展，陸續創辦的有《中國新報》等30餘家，加上遷回的《民國日報》以及在外縣創辦遷往南昌市的《聲報》等10餘家，共有報紙近50家”。在南昌市編輯發行的這些報刊，最主要者為黨政軍警機關或政治派係所主辦，如省黨部的《江西民國日報》、《正路》，省三青團支團部的《青年報》，省政府教育廳的《大眾日報》，南昌市政府的《市聲》，駐省部隊的《特種兵》，政學係的《中國新報》，軍統的《捷報》，中統的《力行日報》，商會的《華光日報》，金融協會的《征信新聞》。此外，便是由政治人物或報業人士所創辦的。前者如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創辦的《新聞日報》、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楊不平創辦的《文山報》、劉實創辦的《學生報》、南昌市黨部書記長黃光學創辦的《知行報》、省三青團支團部幹事王以勃創辦的《自由報》、南昌市參議員王效平創辦的《新商報》等，後者則有《東方日報》、《天下報》、《東南晚報》、《南昌晚報》、《真情新聞》等。據1946年10月統計，江西全省有報紙105家，通訊社51家，雜誌社135家。這些報刊，有的不乏相當尖銳的言論。
當局對文化事業的領導，仍以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形式進行。但這時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將抗戰時期龐大的文運會規模大大縮小，成立了由省黨部宣傳處長主持的、25位文化人組成的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1946年10月，進一步將原6個專門委員會，整縮為新聞出版、文哲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4個組，同時強調發揮固有文化團體和機構的作用，加強文運會與文化人之間的溝通與團結。文運會以開展“民族文藝”、“民族戲劇”、“民族繪畫”、“推進社教”、“糾正思想”為基本任務，曾印行《民族文藝月刊》、《民族文藝叢書》（含《嶽王傳》、《越王傳》等）、《荊棘畫刊》、《神社說教》之類書刊，組織公演《忠孝坊》、《摩登姑娘》、《鎖著的箱子》、《最後一幕》等戲劇，在青年學生中推行以三民主義為體、新生活運動為用的思想統一運動。文運會的基本活動及目的，還是在為反共“戡亂動員”服務。
民國建立以來，一部分江西籍學者因其出色的學術成就，在國內外聲譽日隆。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定第一屆院士，江西籍學者有物理學家饒毓泰（1891-1968年，臨川人）、物理學家吳有訓（1897-1977年，高安人）、動物學家陳禎（1894-1957年，鉛山人）、植物學家胡先驌（1894-1968年，新建人）、物理化學家吳學周（1902-1983年，萍鄉人）、曆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年，修水人）、政治學家蕭公權（1897-1981年，泰和人）、曆史學家與教育學家傅斯年（1896-1950年，祖籍永豐、生於山東聊城）名列其中，極一時之盛。此外，政治學家楊杏佛、鄒韜奮、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彭學沛，法學家梅汝璈，經濟學家蕭蘧、蕭純錦，曆史學家姚名達、李平心、羅家倫（紹興人，生於進賢），新聞記者黃遠生，文學藝術家遊國恩、夏敬觀、王禮錫、白采、傅抱石、龍榆生，音樂戲劇學家熊佛西、查阜西、程懋筠、謝壽康，邏輯學家吳士棟，生物學家楊惟義、盛彤笙，數學家傅種孫、曾炯，工程學家程孝剛，醫學家黃家駟，佛學家歐陽漸等等，也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作出了富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成就。
江西的教育在這時仍小有發展。1947年，全省設有9個學區，在初等教育方麵，有國民學校及小學18935所，學生1232825人；在中等教育方麵，設有中學、師範、職業學校286所，有學生76356人。高等教育，在完成複員回遷城市後，繼續辦學，1947年，開辦了江西省立陶業專科學校、江西省立水利專科學校。到江西解放前夕，全省共有11所高等院校，分別是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醫學院、江西工專、江西醫專、江西獸專、江西體專、江西農專、聯立信江農專、私立立風藝專、省立陶專、省立水專。有學者研究指出，複員後政府急需大批專門人才，專科學校具有投資少、時間短、見效快的特點等，是這個時期江西專科學校發展速度較快的原因。而專科學校發展速度較快，又成為此時江西高等教育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但高等教育師資力量，因戰後人員流動、返回大城市等原因，較抗戰時期略有下降。
抗戰勝利後，城市出現一時的太平景象，上海文化向內地的影響繼續急速擴大。其中，既有高雅者，也有通俗者。江西作家熊佛西、石淩鶴等相繼在上海出版《鐵花》、《大英雄》等長中篇小說，畫家康莊1948年在南昌舉辦了漫畫展覽。省圖書館藏書較抗戰時的11.3萬冊略有下降，僅為9.2萬冊。社會教育文化機關（如民教館、圖書館、體育場、科學館、健教會、電教處等）有274個，但平均職員不足3人（職員總數699人）。在南昌、九江等城市，黃色刊物流行，成為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當時有人記載，在九江，“書店既不多，生意又清淡。比較風行的是從上海運來的黃色刊物，每家文化供應社，雜誌公司，都大批的擺著。這些海派作風的刊物，為今日九江市民最歡迎的精神食糧。無論什麽時候，踏進書店，總是圍著大群的顧客，有錢的買回家去躺在床上看，沒錢的就站在書店裏讀，一班青年學生們都被麻醉，神魂也顛倒了。我不知道當局是否也曾注意到這些毒害青年腐化學生的刊物的無限製的發行”。
三、人民生活
抗日戰爭後影響社會各界人民生活的主要問題，一是稅負，二是物價。
戰爭後數年，江西為應付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對社會稅費的征收，呈連年增加的趨勢。以1946、1947兩年為例，後一年增長率在8倍以上（未排除物價上漲因素）：
所有稅費，出自人民。稅費的增長，因此直接反映為人民負擔的加重。一年之中，江西人民每人直接承擔的稅負，以貨幣數字計算增長達8倍有餘，可見其重。
為了歡慶抗戰勝利，紓解戰後農民的困難，國民政府行政院曾於1945年9、10月連續頒布了三十四年度豁免田賦令和二五減租令，江西省在其範圍內。這是一項意圖使地主和佃農雙方減輕負擔的政策。與各省一樣，江西省田糧處對於田賦賦額並無確數，據當時估計，全省每畝土地的免賦額，上上田為1880元，上中田為1680元，上下田為1472元；中上田為1312元，中中田為1152元，中下田為992元；下上田為832元，下中田為672元，下下田為576元。這一免賦的利益，由田主所得。但二五減租，則是田主讓利、佃農減負。這一年的所謂二五減租，即是減去租額1/4.江西省政府得中央令後，曾於同年11月30日通過《江西省各縣（市）二五減租實施辦法》，令各縣實施。當時江西的地租，居高不下。全省“租額最高為正產物總收獲量百分之八十，最低百分之十，普通為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但各縣以奉令時已超過普通繳租期間，不能如限辦理，因此省政府將其改為“佃農已照原租繳清本年地租者，業主應將減納數額返還佃農或抵交下年地租”，並將推行二五減租定為1946年度各縣縣長考績之一，省黨部也將其列為1946年度的一項中心工作。
減輕農民的租賦負擔，僅是勝利時的一個慰勞性措施，而不是一項固定性的政策，因此雖是好事，但成效不大。客觀地說，當時全省農村的租佃關係或者說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已與戰前有較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主要是戰後“農村人力缺乏，且多有棄農就傭於都市者，因其獲利較耕田為多”，地主為了使其土地有人佃耕，遂“多有以種子、肥料、農具供給佃農或貸予食糧、耕牛者”，隻有在佃農欠租或抗租時，才終止租佃關係。但抗戰勝利後農村和農民的艱難，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遠非一點臨時減租、優佃措施所能解決。有的實地調查報告指出，1947年時的江西農村狀況，“雖比較去年稍有進步，但一般農民食住，仍成問題，因抗戰期間，敵寇竄擾，壯丁損失甚大，焚毀房屋亦多，一時難複舊規……目前高利貸異常流行，賭風亦仍未盡絕，多以種天花為名聚眾賭博，此皆因鄉鎮保甲尚未能臻健全及教育低落所致，而缺乏領導人物，亦係重大原因”。而日益飛漲的物價與日益加劇的征兵、征糧和征工，對農民生活的打擊，難以言喻。
從1946年開始，物價出現較抗戰時期更為劇烈的騰升。江西所需衣著百貨等日用品，主要來自上海，故全省物價，也主要受上海以及武漢的影響。上海漲風一起，立即波及江西。物價飛漲的程度，以省政府統計處發布的南昌市物價指數為例，可見一斑：
省政府也曾企圖管製物價，如曾組織省會評價委員會隨時調整各項物價，並密派經濟檢查隊嚴厲取締奸商的囤積居奇。但在強勁的漲風麵前，這些措施成效不大。當時有人指出，江西1947年的物價，真是天天漲樣樣漲，平均每月上漲25.5%，約每隔3個月便有一次大漲，“一月份的物價當戰前的六千六百九十倍，而至今年底已達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八倍，一年當中物價便上漲了十四點二六倍。易言之，十二月份一千四百二十六元隻當得一月份一百元，一月份一百元如果擱置不用，留到十二月份隻值得七分錢了！一月份四千元可以買一鬥三機早米，到十二月份四千元隻能買一升糙米。物價上漲之大，真是‘太柏一夢，物異人非’”。“物價的狂漲，無情的周期性的衝擊著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這還隻是1947年的情形，到1948年，情況繼續惡化。8月16日，南昌市麵已經開始使用500萬元麵值的法幣大鈔。雖然同月實行幣製改革，用金圓券取代法幣，但沒過多久，金圓券即與法幣一樣，陷入令人恐慌的狂泄之中。
物價飛漲給社會各階層帶來沉重的生活壓力。大專院校的教職員原為收入較高的群體，但也難以應付飛騰的物價。早在1946年春，中正大學教職員即因南昌市生活必需品價格“幾占全國高峰”，雖經政府提高公教人員津貼，而實際收入微薄反過於前，以致“日食難支，徯蘇無望”，乃全體致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求速予救濟。南昌海員、刨煙業、米業、縫紉軍用服裝等業工人1947年曾因難以維生，發生多起罷工，最後經南昌市勞資評斷委員會評斷，由資方照生活指數相應增加工資。1948年春對景德鎮瓷器工人生活狀況調查，物價高漲加劇了瓷工的痛苦，因不堪生活重壓被迫棄業，工人由15萬人降到5萬人，進而引至瓷業益形衰落。公務員也到了十分拮據的地步。一位縣黨部書記長給省黨部請求加薪的信，說得非常難過：“抗戰八年，民間疾苦已成空前未有之慘劇。勝利方臨，初期休養生息，相與更始，乃以農工凋敝，物價高漲，一月之間，增倍十百，若以年計，奚啻千萬！然農工商賈，尚可耕土貨販，自食其力，其最辛且苦者，在公務人員中，尤以黨工人員為甚。因過去底薪微薄，俸不滿百，低僅數十，縱使加成，計算所得，仍屬無幾，欲求活數口之家，其可得乎？”作為執政黨的中層黨部工作人員，在飛漲的物價麵前，已經叫苦連天，困於應付，難以養活數口之家，人民大眾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個時期社會生活的困竭，從南昌的餐飲業也可得到反映。據1948年的一份資料記載，擁有26萬人口的南昌市，隻有大小菜館、麵館、飯館126家，且生意十分艱難。像白宮、西線、江天、新雅等幾家大菜館，酒席多的日子可收入兩三千萬元，少時則僅有幾百萬元，平均每天不過千萬元，而其中成本需700萬元，所賺300萬除支付工錢、筵席捐、營業稅及電燈等雜費外，實際所得最多隻有幾十萬元，也就夠三五個人像樣地吃一餐酒席而已。生意不好的原因，主要一是物價太高，人們無錢進館子消費；二是捐稅太重，“大館子的筵席捐，平均每天要付三十餘萬，小館子也要三四千元。營業稅一項，大館子每季須繳八九百萬，小館子在百萬以下，八十萬、六十萬、三十萬不等。於是老板們為偷漏筵席捐與營業稅，哪一家館子都是備有兩本賬簿”，令稅務局傷透腦筋。這種苦澀的現象，正是當時社會生活一個側麵的深刻反映。
國民黨當局對保障民眾生活有所計議，但苦無良策，原先建立的《最低工資法》（1936年12月）、《評議工資實施辦法》（1946年6月）等製度性機製，到這時也已形同虛設。物價飛漲、生活困苦，引發和加劇了社會民眾對政權的不滿，並最終成為國民黨統治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江西的經濟狀況，大體是一個每況愈下的態勢。當時人說，“接收”兩個字似乎超越了一切，社會上開始混亂起來，顯然是沒有戰時來得安定，且日益陷入“一個經濟崩潰的浪潮”，一個“物價波動、商業瘋狂的時代”。在這個浪潮中，工業經濟首當其衝，“一般的富商巨賈，莫不致全力於投機操縱囤積居奇中互爭長短，誰也不會顧及工業界的艱窮而加以同情和援助，誰也沒有想到數十萬勞動群眾的失業，會引起社會不安，都眼看著整個工業逐漸趨於滅亡之道”。到1947年，雖然中國全國工業協會江西分會尚有64家會員企業，但江西工業已呈頹勢，“重工業理事會和本省合辦的各工廠都停工了，興業公司接辦的各工廠也大多數停工了”，複工者僅贛縣電廠、吉安電廠、萍鄉瓷廠及接收日偽的九江陶瓷株式會社（改稱九江瓷廠），其餘因毀損殘缺嚴重難以恢複。至於民營企業，有一定數量的中小廠礦，但“多無力維持再生產，處境困難萬分，掙紮至今，已屬奄奄一息”，時人歎曰，與抗戰期間之蓬勃繁榮狀況相比，令人產生“不勝今昔”之感。
因此，據江西省建設廳1949年2月底的統計，全省工廠情況，除未計入陶瓷行業外，無論是數量還是資本，都下降到穀底：
戰後江西工業的衰敗，有多方麵的原因。第一，南京國民政府在工業布局上，不再看重江西，行政院所分配的建廠地點，“遍及國內各大城市，而江西獨付缺如”。這一點，引起江西工業界、民意機關和各社會團體的極度不滿，他們於1947年5月27日集會，並以11個團體名義致電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經濟部，提出異議，認為“所分配之建廠地點，如係按戰時地方受敵損害程度而言，則江西遭受日寇騷擾區域，幾遍全省，工農商各業資產並文化交通等事業，均蕩然無存；且在戰時貢獻國家之人力物力財力，較之此次指定遷廠地點之京、滬、津、漢、渝、桂、鄭州、海州、大沽口、海南島等地，實有過之無不及。如謂係依各地需要及資源分布狀況為依據，則江西所擁資源至廣，而需要又至殷”。為什麽獨缺江西，這合乎事理嗎？他們甚至質問：如此“倘見諸實施，則我江西將一切落空，尚何經濟建設之可言？”他們要求，根據資源和需要，在江西配設電力煉鋼廠、軋製鋁錫廠、聯合機器廠、紡織機器製造廠和火力發電機組。這一要求可謂合情合理，但終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積極反應。第二，江西省政府也沒有經濟建設的整個計劃，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沒有適當的配合。第三，戰後價廉物美的美國商品傾銷，對地方工業形成強大的衝擊，人們爭購美貨，地方工業產品銷路日蹙。第四，國內戰爭環境的影響以及金融、物價的劇烈波動，使江西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條件，導致所剩不多的工礦企業也“無法維持”，紛紛倒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對江西戰後工業的發展，可以說是致命的。
與工礦業生產的衰落相比，這時的經濟部門中，相對較好一點的是農業。但即便是農業，也呈現衰頹景象。
1948年底，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對江西的經濟情況有一個概括性的總結：“江西原為物產豐富、家給人足之省份，近年來其市場或為外銷所抵觸，或為代替品所奪取，影響一般農民生計至巨。糧食為該省生產品之大宗，因曆經戰亂，地方瘧疾流行，贛東少數縣份且發現鼠疫，死亡率甚高，全省人口竟由三千萬眾減到一千二百餘萬，凡過去遭受赤化縣份人口有減少至半數者，近且鄉村青年為躲避拉丁，率相逃亡，有村莊找不到青年，田園任其荒蕪，即縣城三五裏以外，田園荒蕪亦多，無人耕作，產額年有減少，人民生計愈趨嚴重。”
江西經濟狀況的困窘，從全省收支情況中也可見一斑。據省政府公布的數據，1946年1月到1947年9月省庫的收入，總計為16 740 807 585.15元（法幣），主要來自中央補助860億元（原文如此，疑為86億元），本省課稅收入46億元，公糧變價23億元，地方協助11億元；支出總計為14 258 780 654.40元，主要開支為生活補助費51億元，警保費32億元，營業基金17億元，補助地方13億元。這種情況，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省財政廳1948年下半年的實際收支情況（截至1949年1月底，以金圓券為單位），從收入看，江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中央財政供養：實際收入20 967 336元，其中中央補助款占60.50%，為12 689 301元，是最大的一項收入，超過了全省實際收入的半數（1948年上半年略好，但也占了41.84%。而在1949年的概算中，中央補助更高達全省收入的75.08%）。這種情況說明，江西自身生產、經營能力已經十分低下，連起碼的自給自足也已無法做到。從支出情況看，江西這時開支最大的兩項，一是薪餉，占44.15%，二是暫付款（不明其實際用途），占34.85%。此外，保安警察支出占6.97%，教育文化占3.19%，經濟建設占0.37%，其他建設事業占0.02%，衛生支出占0.12%，行政支出占1.54%，為數都少得可憐。盡管比預算大大地壓縮了行政支出（壓縮約40%），對教育文化仍給予了相當的保護，但杯水車薪，總的說來，已經幾乎沒有像樣的建設可言。
二、文化教育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宣稱“還政於民”，取消新聞檢查，頒布新的《新聞出版法》，在《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12月通過）中，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因此，社會各種力量紛紛開辦報刊，爭取輿論。江西報刊業一時頗為壯觀，如南昌，“出現了空前的畸形發展，陸續創辦的有《中國新報》等30餘家，加上遷回的《民國日報》以及在外縣創辦遷往南昌市的《聲報》等10餘家，共有報紙近50家”。在南昌市編輯發行的這些報刊，最主要者為黨政軍警機關或政治派係所主辦，如省黨部的《江西民國日報》、《正路》，省三青團支團部的《青年報》，省政府教育廳的《大眾日報》，南昌市政府的《市聲》，駐省部隊的《特種兵》，政學係的《中國新報》，軍統的《捷報》，中統的《力行日報》，商會的《華光日報》，金融協會的《征信新聞》。此外，便是由政治人物或報業人士所創辦的。前者如省參議會議長王枕心創辦的《新聞日報》、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楊不平創辦的《文山報》、劉實創辦的《學生報》、南昌市黨部書記長黃光學創辦的《知行報》、省三青團支團部幹事王以勃創辦的《自由報》、南昌市參議員王效平創辦的《新商報》等，後者則有《東方日報》、《天下報》、《東南晚報》、《南昌晚報》、《真情新聞》等。據1946年10月統計，江西全省有報紙105家，通訊社51家，雜誌社135家。這些報刊，有的不乏相當尖銳的言論。
當局對文化事業的領導，仍以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形式進行。但這時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將抗戰時期龐大的文運會規模大大縮小，成立了由省黨部宣傳處長主持的、25位文化人組成的江西省文化運動委員會。1946年10月，進一步將原6個專門委員會，整縮為新聞出版、文哲藝術、自然科學、社會科學4個組，同時強調發揮固有文化團體和機構的作用，加強文運會與文化人之間的溝通與團結。文運會以開展“民族文藝”、“民族戲劇”、“民族繪畫”、“推進社教”、“糾正思想”為基本任務，曾印行《民族文藝月刊》、《民族文藝叢書》（含《嶽王傳》、《越王傳》等）、《荊棘畫刊》、《神社說教》之類書刊，組織公演《忠孝坊》、《摩登姑娘》、《鎖著的箱子》、《最後一幕》等戲劇，在青年學生中推行以三民主義為體、新生活運動為用的思想統一運動。文運會的基本活動及目的，還是在為反共“戡亂動員”服務。
民國建立以來，一部分江西籍學者因其出色的學術成就，在國內外聲譽日隆。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定第一屆院士，江西籍學者有物理學家饒毓泰（1891-1968年，臨川人）、物理學家吳有訓（1897-1977年，高安人）、動物學家陳禎（1894-1957年，鉛山人）、植物學家胡先驌（1894-1968年，新建人）、物理化學家吳學周（1902-1983年，萍鄉人）、曆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年，修水人）、政治學家蕭公權（1897-1981年，泰和人）、曆史學家與教育學家傅斯年（1896-1950年，祖籍永豐、生於山東聊城）名列其中，極一時之盛。此外，政治學家楊杏佛、鄒韜奮、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彭學沛，法學家梅汝璈，經濟學家蕭蘧、蕭純錦，曆史學家姚名達、李平心、羅家倫（紹興人，生於進賢），新聞記者黃遠生，文學藝術家遊國恩、夏敬觀、王禮錫、白采、傅抱石、龍榆生，音樂戲劇學家熊佛西、查阜西、程懋筠、謝壽康，邏輯學家吳士棟，生物學家楊惟義、盛彤笙，數學家傅種孫、曾炯，工程學家程孝剛，醫學家黃家駟，佛學家歐陽漸等等，也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作出了富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成就。
江西的教育在這時仍小有發展。1947年，全省設有9個學區，在初等教育方麵，有國民學校及小學18935所，學生1232825人；在中等教育方麵，設有中學、師範、職業學校286所，有學生76356人。高等教育，在完成複員回遷城市後，繼續辦學，1947年，開辦了江西省立陶業專科學校、江西省立水利專科學校。到江西解放前夕，全省共有11所高等院校，分別是國立中正大學、國立中正醫學院、江西工專、江西醫專、江西獸專、江西體專、江西農專、聯立信江農專、私立立風藝專、省立陶專、省立水專。有學者研究指出，複員後政府急需大批專門人才，專科學校具有投資少、時間短、見效快的特點等，是這個時期江西專科學校發展速度較快的原因。而專科學校發展速度較快，又成為此時江西高等教育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但高等教育師資力量，因戰後人員流動、返回大城市等原因，較抗戰時期略有下降。
抗戰勝利後，城市出現一時的太平景象，上海文化向內地的影響繼續急速擴大。其中，既有高雅者，也有通俗者。江西作家熊佛西、石淩鶴等相繼在上海出版《鐵花》、《大英雄》等長中篇小說，畫家康莊1948年在南昌舉辦了漫畫展覽。省圖書館藏書較抗戰時的11.3萬冊略有下降，僅為9.2萬冊。社會教育文化機關（如民教館、圖書館、體育場、科學館、健教會、電教處等）有274個，但平均職員不足3人（職員總數699人）。在南昌、九江等城市，黃色刊物流行，成為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當時有人記載，在九江，“書店既不多，生意又清淡。比較風行的是從上海運來的黃色刊物，每家文化供應社，雜誌公司，都大批的擺著。這些海派作風的刊物，為今日九江市民最歡迎的精神食糧。無論什麽時候，踏進書店，總是圍著大群的顧客，有錢的買回家去躺在床上看，沒錢的就站在書店裏讀，一班青年學生們都被麻醉，神魂也顛倒了。我不知道當局是否也曾注意到這些毒害青年腐化學生的刊物的無限製的發行”。
三、人民生活
抗日戰爭後影響社會各界人民生活的主要問題，一是稅負，二是物價。
戰爭後數年，江西為應付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對社會稅費的征收，呈連年增加的趨勢。以1946、1947兩年為例，後一年增長率在8倍以上（未排除物價上漲因素）：
所有稅費，出自人民。稅費的增長，因此直接反映為人民負擔的加重。一年之中，江西人民每人直接承擔的稅負，以貨幣數字計算增長達8倍有餘，可見其重。
為了歡慶抗戰勝利，紓解戰後農民的困難，國民政府行政院曾於1945年9、10月連續頒布了三十四年度豁免田賦令和二五減租令，江西省在其範圍內。這是一項意圖使地主和佃農雙方減輕負擔的政策。與各省一樣，江西省田糧處對於田賦賦額並無確數，據當時估計，全省每畝土地的免賦額，上上田為1880元，上中田為1680元，上下田為1472元；中上田為1312元，中中田為1152元，中下田為992元；下上田為832元，下中田為672元，下下田為576元。這一免賦的利益，由田主所得。但二五減租，則是田主讓利、佃農減負。這一年的所謂二五減租，即是減去租額1/4.江西省政府得中央令後，曾於同年11月30日通過《江西省各縣（市）二五減租實施辦法》，令各縣實施。當時江西的地租，居高不下。全省“租額最高為正產物總收獲量百分之八十，最低百分之十，普通為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但各縣以奉令時已超過普通繳租期間，不能如限辦理，因此省政府將其改為“佃農已照原租繳清本年地租者，業主應將減納數額返還佃農或抵交下年地租”，並將推行二五減租定為1946年度各縣縣長考績之一，省黨部也將其列為1946年度的一項中心工作。
減輕農民的租賦負擔，僅是勝利時的一個慰勞性措施，而不是一項固定性的政策，因此雖是好事，但成效不大。客觀地說，當時全省農村的租佃關係或者說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已與戰前有較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主要是戰後“農村人力缺乏，且多有棄農就傭於都市者，因其獲利較耕田為多”，地主為了使其土地有人佃耕，遂“多有以種子、肥料、農具供給佃農或貸予食糧、耕牛者”，隻有在佃農欠租或抗租時，才終止租佃關係。但抗戰勝利後農村和農民的艱難，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遠非一點臨時減租、優佃措施所能解決。有的實地調查報告指出，1947年時的江西農村狀況，“雖比較去年稍有進步，但一般農民食住，仍成問題，因抗戰期間，敵寇竄擾，壯丁損失甚大，焚毀房屋亦多，一時難複舊規……目前高利貸異常流行，賭風亦仍未盡絕，多以種天花為名聚眾賭博，此皆因鄉鎮保甲尚未能臻健全及教育低落所致，而缺乏領導人物，亦係重大原因”。而日益飛漲的物價與日益加劇的征兵、征糧和征工，對農民生活的打擊，難以言喻。
從1946年開始，物價出現較抗戰時期更為劇烈的騰升。江西所需衣著百貨等日用品，主要來自上海，故全省物價，也主要受上海以及武漢的影響。上海漲風一起，立即波及江西。物價飛漲的程度，以省政府統計處發布的南昌市物價指數為例，可見一斑：
省政府也曾企圖管製物價，如曾組織省會評價委員會隨時調整各項物價，並密派經濟檢查隊嚴厲取締奸商的囤積居奇。但在強勁的漲風麵前，這些措施成效不大。當時有人指出，江西1947年的物價，真是天天漲樣樣漲，平均每月上漲25.5%，約每隔3個月便有一次大漲，“一月份的物價當戰前的六千六百九十倍，而至今年底已達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八倍，一年當中物價便上漲了十四點二六倍。易言之，十二月份一千四百二十六元隻當得一月份一百元，一月份一百元如果擱置不用，留到十二月份隻值得七分錢了！一月份四千元可以買一鬥三機早米，到十二月份四千元隻能買一升糙米。物價上漲之大，真是‘太柏一夢，物異人非’”。“物價的狂漲，無情的周期性的衝擊著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這還隻是1947年的情形，到1948年，情況繼續惡化。8月16日，南昌市麵已經開始使用500萬元麵值的法幣大鈔。雖然同月實行幣製改革，用金圓券取代法幣，但沒過多久，金圓券即與法幣一樣，陷入令人恐慌的狂泄之中。
物價飛漲給社會各階層帶來沉重的生活壓力。大專院校的教職員原為收入較高的群體，但也難以應付飛騰的物價。早在1946年春，中正大學教職員即因南昌市生活必需品價格“幾占全國高峰”，雖經政府提高公教人員津貼，而實際收入微薄反過於前，以致“日食難支，徯蘇無望”，乃全體致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要求速予救濟。南昌海員、刨煙業、米業、縫紉軍用服裝等業工人1947年曾因難以維生，發生多起罷工，最後經南昌市勞資評斷委員會評斷，由資方照生活指數相應增加工資。1948年春對景德鎮瓷器工人生活狀況調查，物價高漲加劇了瓷工的痛苦，因不堪生活重壓被迫棄業，工人由15萬人降到5萬人，進而引至瓷業益形衰落。公務員也到了十分拮據的地步。一位縣黨部書記長給省黨部請求加薪的信，說得非常難過：“抗戰八年，民間疾苦已成空前未有之慘劇。勝利方臨，初期休養生息，相與更始，乃以農工凋敝，物價高漲，一月之間，增倍十百，若以年計，奚啻千萬！然農工商賈，尚可耕土貨販，自食其力，其最辛且苦者，在公務人員中，尤以黨工人員為甚。因過去底薪微薄，俸不滿百，低僅數十，縱使加成，計算所得，仍屬無幾，欲求活數口之家，其可得乎？”作為執政黨的中層黨部工作人員，在飛漲的物價麵前，已經叫苦連天，困於應付，難以養活數口之家，人民大眾的困難可想而知。
這個時期社會生活的困竭，從南昌的餐飲業也可得到反映。據1948年的一份資料記載，擁有26萬人口的南昌市，隻有大小菜館、麵館、飯館126家，且生意十分艱難。像白宮、西線、江天、新雅等幾家大菜館，酒席多的日子可收入兩三千萬元，少時則僅有幾百萬元，平均每天不過千萬元，而其中成本需700萬元，所賺300萬除支付工錢、筵席捐、營業稅及電燈等雜費外，實際所得最多隻有幾十萬元，也就夠三五個人像樣地吃一餐酒席而已。生意不好的原因，主要一是物價太高，人們無錢進館子消費；二是捐稅太重，“大館子的筵席捐，平均每天要付三十餘萬，小館子也要三四千元。營業稅一項，大館子每季須繳八九百萬，小館子在百萬以下，八十萬、六十萬、三十萬不等。於是老板們為偷漏筵席捐與營業稅，哪一家館子都是備有兩本賬簿”，令稅務局傷透腦筋。這種苦澀的現象，正是當時社會生活一個側麵的深刻反映。
國民黨當局對保障民眾生活有所計議，但苦無良策，原先建立的《最低工資法》（1936年12月）、《評議工資實施辦法》（1946年6月）等製度性機製，到這時也已形同虛設。物價飛漲、生活困苦，引發和加劇了社會民眾對政權的不滿，並最終成為國民黨統治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