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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國民黨在江西統治的結束與人民政權的建立
一、統治秩序的瓦解
1948年4月，南京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派胡家鳳出任省政府主席。胡家鳳是江西人，曾長期在江西省政府內從事政務工作，也是民國江西曆史上唯一的一任文人省主席。隻是，這時國共戰爭中心已日漸南移，後方軍事戒備成為常態而日趨嚴密，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人心不穩，統治秩序疾速瓦解。因此，胡家鳳出掌省政，實在是勉為其難。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中央為求了解還在其治下的南方社會狀況，組織中央治安考察團進行考察。其中，以段高魁為組長、由9人組成的第三組考察江西後，對全省政治狀況有一個既全麵又無奈的描述，最能說明問題，特引述其中一段如下：“贛省政治情形，一般言之，其政令之推行與政府控製能力，較之湘、桂兩省稍差，地方不安之因素雖多，但尚在潛伏時期，比之粵省之奸匪竟敢占地攻城、設卡抽稅、實施赤化之情形為好。省縣各級工作人員，多屬十數年前熊主席時代所羅致之老幹部，但曩所提之快幹、硬幹、實幹建設新江西之口號，已成過去。省政府組織，設民、財、教、建四廳及秘書、會計、衛生、合作、社會、統計等六處，與地政、水利等局，組織龐大，待遇菲薄，行政效率減低，政令往往不能貫徹。縣政府組織雖奉令一再裁並，一等縣隻設民、財、建、軍四科及會計、統計各室，與警察、教育等局，但其附屬機關單位極多，以贛縣為例，統計全縣工作人員計有一五八一名，警察及常備隊、公役計一三〇五名，合計全縣共有工作人員二八八六名之多，竭全縣之財力供應經常行政之支出，就感不敷，自屬無法興辦事業。贛縣如此，其他之縣份財力尚遠不及贛縣者可想而知。縣製實施結果，可謂百事俱舉，一事無成，非但不能為民興利，且適足以生弊。一般縣政首長平日作風，一言以蔽之，聯絡權紳應付省方，其全部工作，隻在求征兵征糧之足額，算已盡到縣長責任，至兵之來源是否合理，田糧征收貧富之間擔負是否平均，皆未遑過問……其尤可慮者，乃地方惡勢力日漸增長，遇事把持，破壞政令，黨派鬥爭，普及農村，結黨成群，擁槍自私，幫會風起，腐惡同流。在鄉不法軍官與後方榮譽軍人，或目無法紀，橫行鄉裏，或與奸匪勾結，肆行劫掠。”
這段文字說明，江西各級政權名實不符，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治理社會的能力，其統治秩序處於急劇瓦解中。
更進一步的是，省政當局不僅要應對政權自身的腐敗與墮落，還受到其治下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尖銳挑戰，進而引起社會的全麵失序。首先，一向被國民黨視為其社會基礎加以保護的地主階級，這時已不願聽命於政府當局。他們普遍地擁購槍支，“把持地方，破壞政令，其政治活動能力，上自省府、中央，皆有人為之掩護。因此遇事要挾，甚至包辦三征（征兵、征糧、征工）從中漁利，或縱令部屬化裝行劫，暗中分肥，增購私槍，擴大勢力。政府明知之，亦未予追究”。這就是說，省政當局基本喪失控製能力，隻得聽任地主階級胡作非為，而省府、中央都有人為之掩護，進一步助長著地主階級把持地方、破壞政令的氣焰。這種現象，是末世政權的一大典型表征。
其次，幫會從1947年起趁機在江西快速發展，以致出現“全省各縣，上自政府官吏，下至地方士紳、販夫走卒，紛紛加入，一時幾有不入於紅則入於青之勢（引者注：分別指紅幫、青幫）”。最典型者，幫會滲入到黨政當權人員中，有的地方如第八專員公署，連公署保安副司令和第一科科長，也竟然就是所在地寧都幫會的一二把手。江西當局雖一度曾以幫會激增、情形嚴重，下令取締，但為時已晚，收效不大，經取締後，在吉安、泰和、廣豐、寧岡、永新、豐城、清江、鄱陽、金溪、永豐、高安、宜黃等縣，“潛伏力量仍極嚴重”。幫會的泛濫，加劇了整個社會基礎動搖的程度。
土匪甚多也是這時期嚴重的社會問題。幾乎在全省各縣，都有土匪橫行的記載。顯著者，例如鄱陽縣，1946年起，在蓮花山、黃土坡、橫湧、梘田、響水灘一片，形成多個土匪山頭，他們以“保家自衛”為名，到處招騙良民百姓，誘人為匪，肆無忌憚地攔路搶劫，殘害無辜。農民被逼入夥者，有的地方達到驚人的程度，“如侯岡區黃土坡村13戶，有17人被逼入夥。地處鄱陽湖中的長山村，135戶有133戶參加了土匪組織”。這種情況，也說明了窮苦農民因走投無路而鋌而走險的窘境。
再次，保安團隊對民眾的為害，加劇了社會的緊張和對立。江西一直擁有數量較大的保安團隊，這時全部官兵有1.6萬餘人，但戰鬥力甚差，“而且紀律不佳”，每次出發執行任務時，到處擾民，使“人民所受痛苦有較土匪之害為甚者”，引起社會民眾的普遍憤恨。花費了巨額經費極力擴充的各縣常備自衛隊和警察局，其風紀之劣、訓練之差和裝備缺乏，“更為局外人所難想象”。另一方麵，保安團自衛隊也受到經費緊缺的困擾，以至於傷亡者所得的撫恤，有時還買不到兩隻母雞，不少傷殘官兵因“無力給以充分養老金，每多流為乞丐”。顯然，省政當局連最基本的治安力量也已無力供養。
盡管省政府也還在或認真或應付地辦理一些公文，如1948年10月分別向內政部、國防部呈送《第十六綏靖區專員縣長執行綏靖政務考核獎懲辦法》，這個辦法引起了行政院的注意，當年12月行政院製定公布了《綏靖區司令部、行政公署對轄區（專員）縣長執行綏靖政務考核獎懲辦法（草案）》，基本上采納了江西的辦法；同年，江西也完成並上報了內政部布置的戶口清查和保甲填報的工作，是完全遵命辦理的10餘省市之一。但是，文牘不能代表治績。當時，江西省參議會致電蔣介石說：“建設多阻，民生困難，社會紛擾，經濟動蕩，以致國家元氣受盡摧殘，人心益形渙散”，“江南各省亙及川滇，星火之患，亦時有所聞，劫殺之慘，數見不鮮，且打風彌漫，遍及各地”。這倒是比較大膽而又真實地反映了包括江西在內的南方各省的實情。國民黨的統治，確實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二、方天的撤逃與全省的解放
1949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方天接替胡家鳳，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家鳳在任才9個月即被撤換，是此前民國年間擔任江西省主席職務最短的一位。方天也是江西人，時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南昌指揮所主任。這次同時調換江西、台灣、福建、廣東等地的省主席與軍事長官，是蔣介石實施“備戰言和”決策，在退隱浙江溪口之前為控製軍政實權而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這時，人民解放軍在取得三大戰役戰略決戰的勝利後，已以大軍兵壓長江。蔣介石意圖利用長江天險阻擋人民解放軍的南進，遂將從湖北宜昌到上海的長江防線，以江西湖口為界劃為東西兩個戰區，西戰區為湖口以西到宜昌，由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白崇禧指揮，轄15個軍約25萬人，其中九江駐有夏威兵團，南昌、長沙為其機動和依托地區；湖口以東至上海為東戰區，由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轄25個軍約45萬人，浙贛鐵路及浙東為其機動和依托地區，駐有7個軍。同時，蔣介石還成立了12個編練司令部，專門負責擴軍，其中，江西方麵有駐上饒的第二編練司令部，以胡璉為司令，新編第十、十八、六十七等3個軍（該部隨即被編為第十二兵團，胡璉任司令官）；駐贛州的第三編練司令部，以沈發藻為司令，新編第二十三、七十等兩個軍（該部隨即被編為第十三兵團，沈發藻為司令官）。由此，江西成為溝通國民黨軍東、西兩大集團以及長江防線與東南、華南聯係的樞紐，在國民黨蔣介石的戰略布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蔣介石以武將換文人出主贛政的重要原因。
方天是江西繼熊式輝之後，第二個集省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省主席。他受命指揮胡璉、沈發藻兩部及江西保安團3個旅（6個團），由於胡、沈兩部主要由江西壯丁組成，當時正在收集之中，所以並沒有多大的戰鬥力。同時，方天身兼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主任委員、省保安司令、省民防司令等數職。2月11日，他在省參議會會議上，提出治贛七大方針，宣稱要肅清貪官汙吏，鏟除土豪劣紳，確立用人標準，充實教育，發展生產，改善捐稅征收，實行民主主義。其後，又以省政府的名義，發布了限製地主多占土地和扶植自耕農的土地改革方案，取締幫會組織和械鬥的禁令。這些方針、方案和禁令，頗有些革新時政的意味，表明他在國民黨政權臨近崩潰之際，還企圖有所補救。方天對“省縣各級工作人員多屬十數年前熊主席時代所羅致之老幹部”，以及弊端叢生的省政也相當不滿，因而大動幹戈，在為政僅僅3個月的時間中，“所有省政府委員、專員、縣長等職，被調換者在四分之三以上”，是熊式輝之後的幾任省主席中，唯一敢於打破熊氏盤根錯節的舊規製的人。因此，他也遭到了相當猛烈的攻擊，在他南逃廣東後，逃居重慶的江西幾個國大代表即對他大加抨擊，指斥其所任用人員“不問賢否，唯圖一己派係之安插，狹隘徇私，莫此為甚”，“一味排除異己，圖飽私囊，所有就職時肅清貪汙，任用唯賢之煌煌文告，實已等同具文”，進而要求閻錫山為院長的行政院將其撤職懲辦。
在國民黨不可逆轉的潰敗大勢下，方天即使有整理政權之心，也無回天之力。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後，人民解放軍在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指揮下，按中央軍委指示，當晚在千裏長江發起渡江戰役，譚震林指揮中突擊集團，一舉突破安慶、蕪湖間敵軍防線。次日，粟裕、劉伯承指揮東、西突擊集團分別渡江。22日，西突擊集團第二野戰軍突破長江要塞江西馬當至安徽貴池段防線越過長江，第四兵團第十三軍第三十七師攻占彭澤。當天下午，蕪湖以西的國民黨部隊向浙贛線全線潰退。第二野戰軍與堅持邊區遊擊戰爭的楊明、倪南山皖浙贛支隊以及閩浙贛縱隊勝利會師，隨即多路並進，直逼進賢至義烏的千裏浙贛線。其中，第四兵團在陳賡司令員兼政委指揮下，向樂平、橫峰、弋陽、上饒、貴溪一線挺進，第五兵團在楊勇司令員、蘇振華政委指揮下，進軍景德鎮、德興、玉山、婺源及浙江。到5月上旬，兩個兵團解放了贛東北及南城等廣大地區，控製了浙贛線的義烏至東鄉段，截殲逃敵10餘萬人，敵劉汝明、侯鏡如兩兵團殘部逃往福建，協防的胡璉、沈發藻兩兵團退往贛南。至此，二野切斷了敵湯恩伯、白崇禧東西兩大集團的聯係，為第三野戰軍進軍上海和第二野戰軍進軍南昌創造了有利條件。
5月14日，第四野戰軍先遣部隊第十二兵團在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指揮下，從湖北團風至武穴渡過長江。白崇禧率大部隊撤離武漢，源源經贛北、鄂南退至贛湘桂地區。夏威兵團由九江退南昌。17日，贛北重鎮九江獲得解放。
早在人民解放軍尚未渡江作戰前，江西軍政當局即已開始進行“應變”準備。4月5日，方天主持召開會議，傳達並研究“積極布置地下組織，以資應變”等問題。4月19日，他再次主持省黨部第三十八次執委會議，虛張聲勢地通過所謂江西省黨務改進要點，實則重點“審核並調整各級幹部”，“重建各級組織”，“更換縣區黨部人事一批”，從而為敗退和應變做準備。另外，方天受國防部指派，還負責指揮胡璉、沈發藻兩個兵團和江西3個保安旅承擔江西防務。人民解放軍進軍贛東北後，4月29日，江西省政府停止辦公，各機關開始搬遷南撤。5月5日，方天率省政府及部隊退至吉安，並受命擔任“確保贛江、掩護武漢大軍向株、長安全轉進”及其後策應長沙、衡陽會戰的任務。南昌防務交由從九江退來的第十兵團兼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接替。旋因夏威限令南昌市政府3天內繳交軍費5萬銀元，南昌市長伍季山被迫帶家屬逃走，全市各機關團體隨之紛紛解散。
國民黨敗退前，一方麵利用軍警實施戒嚴，發布“十殺令”，宣稱對有“通匪濟匪”、“造謠惑眾”、“抗稅抗糧”等10種行為之一者殺無赦，使南昌市和全省籠罩在極度恐怖之中。另一方麵，則對全省社會經濟進行了嚴重的搶掠破壞，造成“浙贛與南潯兩路完全不通，橋被破壞者達25%，路線被阻斷者達95%，車輛被撤走者達95%，被破壞的輪汽船就有39隻，公路和航務的器材，幾乎全被破壞或帶走，城鄉關係、省內外物資交流陷於停頓，市場蕭條，工廠大部停工”。此外尚有土匪擾亂、特務破壞，等等。這種惡劣的經濟社會狀況，也給解放軍的進軍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5月16日，擔負配合人民解放軍四野主力進軍中南地區任務的二野第四兵團，開始由浙贛線西移南昌。同日，陳賡鑒於解放軍大軍雲集之勢，“攻占南昌已如探囊取物”，“決定以一個師占領南昌”，遂令所部第三十七師從貴溪出發，強渡撫河，解放南昌；在臨川地區停止待命的第十四軍推進至樟樹，截敵逃路。19日，三十七師師長周學義、政委雷起雲率部冒雨向南昌輕裝疾進，兩晝夜抵達城郊，前衛團於21日晨渡過撫河，逼近南昌。夏威兵團2個師約10000餘人頑強阻擊解放軍的進攻，發生激戰，“不到兩小時，敵我雙方傷亡均在三百人以上”，南北安衝和板溪李村陣地“淹沒在一片火海中”。第三十七師先後擊退敵軍8次反攻，最終擊潰了敵軍的防守。中共南昌城工部和民盟、農工黨等民主黨派，為配合解放南昌，努力地進行了護廠護校、維持秩序和策反保安團隊的工作。22日，國民黨軍炸毀中正橋（解放後修複時更名為南昌八一大橋），棄城西逃，南昌宣告解放。23日，解放軍第四兵團政治部率第三十七師舉行雄壯的入城式，進入南昌。6月3日下午，南昌市5萬軍民匯集人民體育場，舉行歡慶大會，慶祝省會南昌的解放。大會鳴炮36響，各界代表紛紛演講，會後繼續進行火炬大遊行，盛況空前。8日，二野四兵團與四野十五兵團在南昌勝利會師。
陳賡司令員進入南昌市，站在1933年曾與蔣介石嚴詞交鋒，“幾至使蔣無法下台”的南昌百花洲圖書館，眺望著剛剛獲得解放的南昌城，情不自禁地生發出無限的興奮和感慨。這是陳賡繼1927年參加北伐戰爭、八一起義和1933年被捕押送南昌之後第四次進入南昌城。他在日記中寫道：“街市較十數年前，確為繁華”，“這次則以勝利者姿態來此。前三次，或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為階下囚，但均表現了我黨之艱苦奮鬥。無有前三次，則無今日人民之光榮。”陳賡客觀地記述了南昌當時的景象以及中國革命的艱難行程。
為了殲滅實力尚存的白崇禧集團和解放中南各省，四野大部隊開始進行南下作戰。7月8日，林彪、鄧子恢指揮四野第十二、十五兵團和二野第四兵團共10個軍約43萬人，沿株萍路發起湘贛戰役。白崇禧餘部逃向湘南，擔任牽製解放軍二野部隊任務的方天，被逃至廣州的國防部認為“能確實掩護華中大軍側背之安全”，隨之也率部從吉安地區退至贛州。至此，贛西、贛西北廣大地區得到解放，江西境內隻剩贛南一地為國民黨所占據。
7月下旬，四野第十五兵團第四十八軍在兵團副司令員兼軍長賀晉年、政委陳紅麒率領下，奉命進軍贛南，截斷白崇禧集團逃往廣東的退路。這時，方天已將省政府遷於贛州，再兼江西省綏靖總司令，指揮沈發藻兵團的兩個軍和江西的三個保安旅，據守贛南地區；胡璉兵團駐守粵北蕉嶺、梅縣地區，按國防部令企圖“確保贛州，不得已時退防大庾嶺，並以三南為後方，掩護粵北大軍集中”，協防粵北。27日，解放軍第四十八軍從吉安地區分兩路進軍，以1個師經遂川直插南康，切斷敵軍入粵通道；以兩個師沿贛江挺進，準備於8月上旬圍殲贛州方天所部。方天察知解放軍動向，即率省政府及其軍隊再度南逃，江西省政府8月3日由贛州逃至會昌縣城，10日再遷會昌筠門嶺，19日逃尋烏縣吉潭，23日離開江西，逃至粵東梅縣，26日再由梅縣移往汕頭。不久，方天率沈兵團及江西保安旅去台灣，胡兵團在其後的海南島戰役中一部被殲、一部也轉去台灣。
解放軍在贛南進行解放江西的最後作戰。8月14日，解放贛州市。隨後，在劉建華等指揮的粵贛湘邊人民解放總隊第六支隊的配合下，持續追擊、橫掃贛南的殘餘敵軍及國民黨地方政權，並曾深入粵北，殲敵10000多人。8月23日，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色首都瑞金回到人民手中。9月23日，攻克寧都翠微峰，活捉國民黨江西第八區行政專員兼豫章山區綏靖司令黃鎮中。30日，解放石城，結束了解放江西的最後的作戰。至此，江西全境均獲解放，國民黨在江西22年的統治，完全結束。
人民解放軍在江西境內的進軍，有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軍在江西的作戰，得到了劉建華等領導的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總隊第六支隊（贛南支隊）、倪南山等領導的皖浙贛支隊、曾鏡冰等領導的閩浙贛縱隊、蔡敏等領導的中共湘贛邊區工作委員會、李健等領導的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等中共城鄉地下組織和多支人民武裝的積極協助，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江西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等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也為迎接解放作出了貢獻。
三、南昌軍管會與全省人民政權的建立
1949年6月6日，按照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為著保護南昌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保革命秩序，恢複與發展生產起見”，成立南昌軍事管製委員會。軍管會是南昌“軍事管製時期的權力機關，統一全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管製事宜”，由陳正人等11人組成，陳正人為主任，陳奇涵、邵式平為副主任。南昌軍管會隨即成立了由陳奇涵兼司令員、陳正人兼政委的南昌警備司令部，鄧飛、陳南生為正副市長的南昌市人民政府以及軍政、物資、交通、文教、公安等接管部。在南昌之前解放的景德鎮、九江，以及之後解放的吉安、贛州等地，也成立了軍管會。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展有組織、有係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的接管，按行政區劃和係統逐級進行接管，把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財政經濟和文化係統所有在職員工一律留用，“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在很短的時間裏，順利地接管了江西省和南昌等地的政權。軍管會的工作，為人民政權的成立做了必要的準備。
全省人民政權的建立，隨著省境的逐次解放而逐漸推進。早在解放大軍發起渡江戰役之前，中共中央即已預先從解放區調集幹部隨軍南下，為南方新解放區建立人民政權做好了準備。解放軍進入江西後，來自華北、東北和山東解放區的6000餘名幹部，組成南下工作團隨軍跟進。南下幹部預先已被任命相應的職務，組成一地或一縣的黨政軍領導班子，隨軍前進“到哪個縣就接管哪個縣”，一般都是先軍管，再正式建立當地黨政軍機構，展開政權工作。這種形式，有效地保證了剛解放地域社會秩序的迅速穩定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江西的縣級政權，絕大部分按照這種形式建成，也有一小部分地方，如贛東北的婺源、德興等縣和贛南的一些縣，則是先由人民解放支隊組建的。6000多名南下幹部，構成江西人民政權的骨幹隊伍，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長時間發揮著作用，與江西地方幹部一起，為建設新江西做出了重大貢獻。
與獲得解放區域建立地、縣級人民政權的同時，省級人民政權的組建也迅速進行。中共中央抽調早年參加革命的江西籍高級軍政幹部，組建了江西省省級領導機構。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發出第一號布告，宣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並於即日視事；省人民政府“當奉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約法八章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政策，迅速安定秩序，積極發展生產，努力支援前線，為解放全省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江西而奮鬥”。省人民政府由邵式平任主席，範式人、方誌純為副主席。省政府下設6廳，以“雲青為秘書長，李傑庸為副秘書長。方誌純兼民政廳長，鍾平為副廳長。彭加倫為教育廳長，呂良、艾寒鬆為副廳長。趙發生為工商廳長，袁誠賢為副廳長。鄧洪為建設廳長。牛蔭冠為財政廳長，梁達山為副廳長。陳泊為公安廳長，朱明為副廳長”。19日，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員會接續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由陳正人、範式人、楊尚奎、陳奇涵、邵式平5名委員（不久改稱常委）組成，陳正人任書記，範式人、楊尚奎任副書記。25日，以陳奇涵為司令員、陳正人為政委，楊國夫、賀慶積為副司令員、彭嘉慶為副政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西省軍區，也在南昌宣告成立。陳、邵、陳、楊、方等省黨政軍領導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即是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省級黨政領導人，他們熟悉本省的風土人情、曆史現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又進一步積累了治黨、治政和治軍的經驗。他們回贛主持全省黨務、政務和軍務，對江西省人民政權的順利建立和新舊社會的轉軌變型，是一個重要的便利條件。
剛成立的省人民政府以極大的努力，進行了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生產、支援解放大軍進軍西南等各方麵的工作。據創辦不久的《江西日報》9月6日報道，全省行政區劃也已正式確定。省政府將全省行政區域，劃分為1個省直轄市（南昌市），9個專員公署（南昌、九江、袁州、撫州、吉安、贛州、瑞金、樂平、上饒），5個專署管轄市（九江市、撫州市、吉安市、贛州市、景德鎮市），82個縣。全省人口這時共有1253萬人。到1949年9月底，全省各市縣人民政權已全部成立。人民民主政權體係，在江西全省順利建立起來。
1948年4月，南京政府改組江西省政府，派胡家鳳出任省政府主席。胡家鳳是江西人，曾長期在江西省政府內從事政務工作，也是民國江西曆史上唯一的一任文人省主席。隻是，這時國共戰爭中心已日漸南移，後方軍事戒備成為常態而日趨嚴密，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人心不穩，統治秩序疾速瓦解。因此，胡家鳳出掌省政，實在是勉為其難。
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中央為求了解還在其治下的南方社會狀況，組織中央治安考察團進行考察。其中，以段高魁為組長、由9人組成的第三組考察江西後，對全省政治狀況有一個既全麵又無奈的描述，最能說明問題，特引述其中一段如下：“贛省政治情形，一般言之，其政令之推行與政府控製能力，較之湘、桂兩省稍差，地方不安之因素雖多，但尚在潛伏時期，比之粵省之奸匪竟敢占地攻城、設卡抽稅、實施赤化之情形為好。省縣各級工作人員，多屬十數年前熊主席時代所羅致之老幹部，但曩所提之快幹、硬幹、實幹建設新江西之口號，已成過去。省政府組織，設民、財、教、建四廳及秘書、會計、衛生、合作、社會、統計等六處，與地政、水利等局，組織龐大，待遇菲薄，行政效率減低，政令往往不能貫徹。縣政府組織雖奉令一再裁並，一等縣隻設民、財、建、軍四科及會計、統計各室，與警察、教育等局，但其附屬機關單位極多，以贛縣為例，統計全縣工作人員計有一五八一名，警察及常備隊、公役計一三〇五名，合計全縣共有工作人員二八八六名之多，竭全縣之財力供應經常行政之支出，就感不敷，自屬無法興辦事業。贛縣如此，其他之縣份財力尚遠不及贛縣者可想而知。縣製實施結果，可謂百事俱舉，一事無成，非但不能為民興利，且適足以生弊。一般縣政首長平日作風，一言以蔽之，聯絡權紳應付省方，其全部工作，隻在求征兵征糧之足額，算已盡到縣長責任，至兵之來源是否合理，田糧征收貧富之間擔負是否平均，皆未遑過問……其尤可慮者，乃地方惡勢力日漸增長，遇事把持，破壞政令，黨派鬥爭，普及農村，結黨成群，擁槍自私，幫會風起，腐惡同流。在鄉不法軍官與後方榮譽軍人，或目無法紀，橫行鄉裏，或與奸匪勾結，肆行劫掠。”
這段文字說明，江西各級政權名實不符，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治理社會的能力，其統治秩序處於急劇瓦解中。
更進一步的是，省政當局不僅要應對政權自身的腐敗與墮落，還受到其治下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尖銳挑戰，進而引起社會的全麵失序。首先，一向被國民黨視為其社會基礎加以保護的地主階級，這時已不願聽命於政府當局。他們普遍地擁購槍支，“把持地方，破壞政令，其政治活動能力，上自省府、中央，皆有人為之掩護。因此遇事要挾，甚至包辦三征（征兵、征糧、征工）從中漁利，或縱令部屬化裝行劫，暗中分肥，增購私槍，擴大勢力。政府明知之，亦未予追究”。這就是說，省政當局基本喪失控製能力，隻得聽任地主階級胡作非為，而省府、中央都有人為之掩護，進一步助長著地主階級把持地方、破壞政令的氣焰。這種現象，是末世政權的一大典型表征。
其次，幫會從1947年起趁機在江西快速發展，以致出現“全省各縣，上自政府官吏，下至地方士紳、販夫走卒，紛紛加入，一時幾有不入於紅則入於青之勢（引者注：分別指紅幫、青幫）”。最典型者，幫會滲入到黨政當權人員中，有的地方如第八專員公署，連公署保安副司令和第一科科長，也竟然就是所在地寧都幫會的一二把手。江西當局雖一度曾以幫會激增、情形嚴重，下令取締，但為時已晚，收效不大，經取締後，在吉安、泰和、廣豐、寧岡、永新、豐城、清江、鄱陽、金溪、永豐、高安、宜黃等縣，“潛伏力量仍極嚴重”。幫會的泛濫，加劇了整個社會基礎動搖的程度。
土匪甚多也是這時期嚴重的社會問題。幾乎在全省各縣，都有土匪橫行的記載。顯著者，例如鄱陽縣，1946年起，在蓮花山、黃土坡、橫湧、梘田、響水灘一片，形成多個土匪山頭，他們以“保家自衛”為名，到處招騙良民百姓，誘人為匪，肆無忌憚地攔路搶劫，殘害無辜。農民被逼入夥者，有的地方達到驚人的程度，“如侯岡區黃土坡村13戶，有17人被逼入夥。地處鄱陽湖中的長山村，135戶有133戶參加了土匪組織”。這種情況，也說明了窮苦農民因走投無路而鋌而走險的窘境。
再次，保安團隊對民眾的為害，加劇了社會的緊張和對立。江西一直擁有數量較大的保安團隊，這時全部官兵有1.6萬餘人，但戰鬥力甚差，“而且紀律不佳”，每次出發執行任務時，到處擾民，使“人民所受痛苦有較土匪之害為甚者”，引起社會民眾的普遍憤恨。花費了巨額經費極力擴充的各縣常備自衛隊和警察局，其風紀之劣、訓練之差和裝備缺乏，“更為局外人所難想象”。另一方麵，保安團自衛隊也受到經費緊缺的困擾，以至於傷亡者所得的撫恤，有時還買不到兩隻母雞，不少傷殘官兵因“無力給以充分養老金，每多流為乞丐”。顯然，省政當局連最基本的治安力量也已無力供養。
盡管省政府也還在或認真或應付地辦理一些公文，如1948年10月分別向內政部、國防部呈送《第十六綏靖區專員縣長執行綏靖政務考核獎懲辦法》，這個辦法引起了行政院的注意，當年12月行政院製定公布了《綏靖區司令部、行政公署對轄區（專員）縣長執行綏靖政務考核獎懲辦法（草案）》，基本上采納了江西的辦法；同年，江西也完成並上報了內政部布置的戶口清查和保甲填報的工作，是完全遵命辦理的10餘省市之一。但是，文牘不能代表治績。當時，江西省參議會致電蔣介石說：“建設多阻，民生困難，社會紛擾，經濟動蕩，以致國家元氣受盡摧殘，人心益形渙散”，“江南各省亙及川滇，星火之患，亦時有所聞，劫殺之慘，數見不鮮，且打風彌漫，遍及各地”。這倒是比較大膽而又真實地反映了包括江西在內的南方各省的實情。國民黨的統治，確實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二、方天的撤逃與全省的解放
1949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方天接替胡家鳳，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家鳳在任才9個月即被撤換，是此前民國年間擔任江西省主席職務最短的一位。方天也是江西人，時任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兼南昌指揮所主任。這次同時調換江西、台灣、福建、廣東等地的省主席與軍事長官，是蔣介石實施“備戰言和”決策，在退隱浙江溪口之前為控製軍政實權而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這時，人民解放軍在取得三大戰役戰略決戰的勝利後，已以大軍兵壓長江。蔣介石意圖利用長江天險阻擋人民解放軍的南進，遂將從湖北宜昌到上海的長江防線，以江西湖口為界劃為東西兩個戰區，西戰區為湖口以西到宜昌，由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白崇禧指揮，轄15個軍約25萬人，其中九江駐有夏威兵團，南昌、長沙為其機動和依托地區；湖口以東至上海為東戰區，由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轄25個軍約45萬人，浙贛鐵路及浙東為其機動和依托地區，駐有7個軍。同時，蔣介石還成立了12個編練司令部，專門負責擴軍，其中，江西方麵有駐上饒的第二編練司令部，以胡璉為司令，新編第十、十八、六十七等3個軍（該部隨即被編為第十二兵團，胡璉任司令官）；駐贛州的第三編練司令部，以沈發藻為司令，新編第二十三、七十等兩個軍（該部隨即被編為第十三兵團，沈發藻為司令官）。由此，江西成為溝通國民黨軍東、西兩大集團以及長江防線與東南、華南聯係的樞紐，在國民黨蔣介石的戰略布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蔣介石以武將換文人出主贛政的重要原因。
方天是江西繼熊式輝之後，第二個集省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省主席。他受命指揮胡璉、沈發藻兩部及江西保安團3個旅（6個團），由於胡、沈兩部主要由江西壯丁組成，當時正在收集之中，所以並沒有多大的戰鬥力。同時，方天身兼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主任委員、省保安司令、省民防司令等數職。2月11日，他在省參議會會議上，提出治贛七大方針，宣稱要肅清貪官汙吏，鏟除土豪劣紳，確立用人標準，充實教育，發展生產，改善捐稅征收，實行民主主義。其後，又以省政府的名義，發布了限製地主多占土地和扶植自耕農的土地改革方案，取締幫會組織和械鬥的禁令。這些方針、方案和禁令，頗有些革新時政的意味，表明他在國民黨政權臨近崩潰之際，還企圖有所補救。方天對“省縣各級工作人員多屬十數年前熊主席時代所羅致之老幹部”，以及弊端叢生的省政也相當不滿，因而大動幹戈，在為政僅僅3個月的時間中，“所有省政府委員、專員、縣長等職，被調換者在四分之三以上”，是熊式輝之後的幾任省主席中，唯一敢於打破熊氏盤根錯節的舊規製的人。因此，他也遭到了相當猛烈的攻擊，在他南逃廣東後，逃居重慶的江西幾個國大代表即對他大加抨擊，指斥其所任用人員“不問賢否，唯圖一己派係之安插，狹隘徇私，莫此為甚”，“一味排除異己，圖飽私囊，所有就職時肅清貪汙，任用唯賢之煌煌文告，實已等同具文”，進而要求閻錫山為院長的行政院將其撤職懲辦。
在國民黨不可逆轉的潰敗大勢下，方天即使有整理政權之心，也無回天之力。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後，人民解放軍在以鄧小平為書記的總前委指揮下，按中央軍委指示，當晚在千裏長江發起渡江戰役，譚震林指揮中突擊集團，一舉突破安慶、蕪湖間敵軍防線。次日，粟裕、劉伯承指揮東、西突擊集團分別渡江。22日，西突擊集團第二野戰軍突破長江要塞江西馬當至安徽貴池段防線越過長江，第四兵團第十三軍第三十七師攻占彭澤。當天下午，蕪湖以西的國民黨部隊向浙贛線全線潰退。第二野戰軍與堅持邊區遊擊戰爭的楊明、倪南山皖浙贛支隊以及閩浙贛縱隊勝利會師，隨即多路並進，直逼進賢至義烏的千裏浙贛線。其中，第四兵團在陳賡司令員兼政委指揮下，向樂平、橫峰、弋陽、上饒、貴溪一線挺進，第五兵團在楊勇司令員、蘇振華政委指揮下，進軍景德鎮、德興、玉山、婺源及浙江。到5月上旬，兩個兵團解放了贛東北及南城等廣大地區，控製了浙贛線的義烏至東鄉段，截殲逃敵10餘萬人，敵劉汝明、侯鏡如兩兵團殘部逃往福建，協防的胡璉、沈發藻兩兵團退往贛南。至此，二野切斷了敵湯恩伯、白崇禧東西兩大集團的聯係，為第三野戰軍進軍上海和第二野戰軍進軍南昌創造了有利條件。
5月14日，第四野戰軍先遣部隊第十二兵團在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指揮下，從湖北團風至武穴渡過長江。白崇禧率大部隊撤離武漢，源源經贛北、鄂南退至贛湘桂地區。夏威兵團由九江退南昌。17日，贛北重鎮九江獲得解放。
早在人民解放軍尚未渡江作戰前，江西軍政當局即已開始進行“應變”準備。4月5日，方天主持召開會議，傳達並研究“積極布置地下組織，以資應變”等問題。4月19日，他再次主持省黨部第三十八次執委會議，虛張聲勢地通過所謂江西省黨務改進要點，實則重點“審核並調整各級幹部”，“重建各級組織”，“更換縣區黨部人事一批”，從而為敗退和應變做準備。另外，方天受國防部指派，還負責指揮胡璉、沈發藻兩個兵團和江西3個保安旅承擔江西防務。人民解放軍進軍贛東北後，4月29日，江西省政府停止辦公，各機關開始搬遷南撤。5月5日，方天率省政府及部隊退至吉安，並受命擔任“確保贛江、掩護武漢大軍向株、長安全轉進”及其後策應長沙、衡陽會戰的任務。南昌防務交由從九江退來的第十兵團兼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接替。旋因夏威限令南昌市政府3天內繳交軍費5萬銀元，南昌市長伍季山被迫帶家屬逃走，全市各機關團體隨之紛紛解散。
國民黨敗退前，一方麵利用軍警實施戒嚴，發布“十殺令”，宣稱對有“通匪濟匪”、“造謠惑眾”、“抗稅抗糧”等10種行為之一者殺無赦，使南昌市和全省籠罩在極度恐怖之中。另一方麵，則對全省社會經濟進行了嚴重的搶掠破壞，造成“浙贛與南潯兩路完全不通，橋被破壞者達25%，路線被阻斷者達95%，車輛被撤走者達95%，被破壞的輪汽船就有39隻，公路和航務的器材，幾乎全被破壞或帶走，城鄉關係、省內外物資交流陷於停頓，市場蕭條，工廠大部停工”。此外尚有土匪擾亂、特務破壞，等等。這種惡劣的經濟社會狀況，也給解放軍的進軍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5月16日，擔負配合人民解放軍四野主力進軍中南地區任務的二野第四兵團，開始由浙贛線西移南昌。同日，陳賡鑒於解放軍大軍雲集之勢，“攻占南昌已如探囊取物”，“決定以一個師占領南昌”，遂令所部第三十七師從貴溪出發，強渡撫河，解放南昌；在臨川地區停止待命的第十四軍推進至樟樹，截敵逃路。19日，三十七師師長周學義、政委雷起雲率部冒雨向南昌輕裝疾進，兩晝夜抵達城郊，前衛團於21日晨渡過撫河，逼近南昌。夏威兵團2個師約10000餘人頑強阻擊解放軍的進攻，發生激戰，“不到兩小時，敵我雙方傷亡均在三百人以上”，南北安衝和板溪李村陣地“淹沒在一片火海中”。第三十七師先後擊退敵軍8次反攻，最終擊潰了敵軍的防守。中共南昌城工部和民盟、農工黨等民主黨派，為配合解放南昌，努力地進行了護廠護校、維持秩序和策反保安團隊的工作。22日，國民黨軍炸毀中正橋（解放後修複時更名為南昌八一大橋），棄城西逃，南昌宣告解放。23日，解放軍第四兵團政治部率第三十七師舉行雄壯的入城式，進入南昌。6月3日下午，南昌市5萬軍民匯集人民體育場，舉行歡慶大會，慶祝省會南昌的解放。大會鳴炮36響，各界代表紛紛演講，會後繼續進行火炬大遊行，盛況空前。8日，二野四兵團與四野十五兵團在南昌勝利會師。
陳賡司令員進入南昌市，站在1933年曾與蔣介石嚴詞交鋒，“幾至使蔣無法下台”的南昌百花洲圖書館，眺望著剛剛獲得解放的南昌城，情不自禁地生發出無限的興奮和感慨。這是陳賡繼1927年參加北伐戰爭、八一起義和1933年被捕押送南昌之後第四次進入南昌城。他在日記中寫道：“街市較十數年前，確為繁華”，“這次則以勝利者姿態來此。前三次，或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為階下囚，但均表現了我黨之艱苦奮鬥。無有前三次，則無今日人民之光榮。”陳賡客觀地記述了南昌當時的景象以及中國革命的艱難行程。
為了殲滅實力尚存的白崇禧集團和解放中南各省，四野大部隊開始進行南下作戰。7月8日，林彪、鄧子恢指揮四野第十二、十五兵團和二野第四兵團共10個軍約43萬人，沿株萍路發起湘贛戰役。白崇禧餘部逃向湘南，擔任牽製解放軍二野部隊任務的方天，被逃至廣州的國防部認為“能確實掩護華中大軍側背之安全”，隨之也率部從吉安地區退至贛州。至此，贛西、贛西北廣大地區得到解放，江西境內隻剩贛南一地為國民黨所占據。
7月下旬，四野第十五兵團第四十八軍在兵團副司令員兼軍長賀晉年、政委陳紅麒率領下，奉命進軍贛南，截斷白崇禧集團逃往廣東的退路。這時，方天已將省政府遷於贛州，再兼江西省綏靖總司令，指揮沈發藻兵團的兩個軍和江西的三個保安旅，據守贛南地區；胡璉兵團駐守粵北蕉嶺、梅縣地區，按國防部令企圖“確保贛州，不得已時退防大庾嶺，並以三南為後方，掩護粵北大軍集中”，協防粵北。27日，解放軍第四十八軍從吉安地區分兩路進軍，以1個師經遂川直插南康，切斷敵軍入粵通道；以兩個師沿贛江挺進，準備於8月上旬圍殲贛州方天所部。方天察知解放軍動向，即率省政府及其軍隊再度南逃，江西省政府8月3日由贛州逃至會昌縣城，10日再遷會昌筠門嶺，19日逃尋烏縣吉潭，23日離開江西，逃至粵東梅縣，26日再由梅縣移往汕頭。不久，方天率沈兵團及江西保安旅去台灣，胡兵團在其後的海南島戰役中一部被殲、一部也轉去台灣。
解放軍在贛南進行解放江西的最後作戰。8月14日，解放贛州市。隨後，在劉建華等指揮的粵贛湘邊人民解放總隊第六支隊的配合下，持續追擊、橫掃贛南的殘餘敵軍及國民黨地方政權，並曾深入粵北，殲敵10000多人。8月23日，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色首都瑞金回到人民手中。9月23日，攻克寧都翠微峰，活捉國民黨江西第八區行政專員兼豫章山區綏靖司令黃鎮中。30日，解放石城，結束了解放江西的最後的作戰。至此，江西全境均獲解放，國民黨在江西22年的統治，完全結束。
人民解放軍在江西境內的進軍，有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軍在江西的作戰，得到了劉建華等領導的粵贛湘邊區人民解放總隊第六支隊（贛南支隊）、倪南山等領導的皖浙贛支隊、曾鏡冰等領導的閩浙贛縱隊、蔡敏等領導的中共湘贛邊區工作委員會、李健等領導的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等中共城鄉地下組織和多支人民武裝的積極協助，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江西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等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也為迎接解放作出了貢獻。
三、南昌軍管會與全省人民政權的建立
1949年6月6日，按照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為著保護南昌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社會安寧，確保革命秩序，恢複與發展生產起見”，成立南昌軍事管製委員會。軍管會是南昌“軍事管製時期的權力機關，統一全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管製事宜”，由陳正人等11人組成，陳正人為主任，陳奇涵、邵式平為副主任。南昌軍管會隨即成立了由陳奇涵兼司令員、陳正人兼政委的南昌警備司令部，鄧飛、陳南生為正副市長的南昌市人民政府以及軍政、物資、交通、文教、公安等接管部。在南昌之前解放的景德鎮、九江，以及之後解放的吉安、贛州等地，也成立了軍管會。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展有組織、有係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的接管，按行政區劃和係統逐級進行接管，把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財政經濟和文化係統所有在職員工一律留用，“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在很短的時間裏，順利地接管了江西省和南昌等地的政權。軍管會的工作，為人民政權的成立做了必要的準備。
全省人民政權的建立，隨著省境的逐次解放而逐漸推進。早在解放大軍發起渡江戰役之前，中共中央即已預先從解放區調集幹部隨軍南下，為南方新解放區建立人民政權做好了準備。解放軍進入江西後，來自華北、東北和山東解放區的6000餘名幹部，組成南下工作團隨軍跟進。南下幹部預先已被任命相應的職務，組成一地或一縣的黨政軍領導班子，隨軍前進“到哪個縣就接管哪個縣”，一般都是先軍管，再正式建立當地黨政軍機構，展開政權工作。這種形式，有效地保證了剛解放地域社會秩序的迅速穩定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江西的縣級政權，絕大部分按照這種形式建成，也有一小部分地方，如贛東北的婺源、德興等縣和贛南的一些縣，則是先由人民解放支隊組建的。6000多名南下幹部，構成江西人民政權的骨幹隊伍，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後長時間發揮著作用，與江西地方幹部一起，為建設新江西做出了重大貢獻。
與獲得解放區域建立地、縣級人民政權的同時，省級人民政權的組建也迅速進行。中共中央抽調早年參加革命的江西籍高級軍政幹部，組建了江西省省級領導機構。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發出第一號布告，宣告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成立江西省人民政府並於即日視事；省人民政府“當奉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約法八章和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政策，迅速安定秩序，積極發展生產，努力支援前線，為解放全省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江西而奮鬥”。省人民政府由邵式平任主席，範式人、方誌純為副主席。省政府下設6廳，以“雲青為秘書長，李傑庸為副秘書長。方誌純兼民政廳長，鍾平為副廳長。彭加倫為教育廳長，呂良、艾寒鬆為副廳長。趙發生為工商廳長，袁誠賢為副廳長。鄧洪為建設廳長。牛蔭冠為財政廳長，梁達山為副廳長。陳泊為公安廳長，朱明為副廳長”。19日，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員會接續成立。中共江西省委由陳正人、範式人、楊尚奎、陳奇涵、邵式平5名委員（不久改稱常委）組成，陳正人任書記，範式人、楊尚奎任副書記。25日，以陳奇涵為司令員、陳正人為政委，楊國夫、賀慶積為副司令員、彭嘉慶為副政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江西省軍區，也在南昌宣告成立。陳、邵、陳、楊、方等省黨政軍領導人，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即是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和省級黨政領導人，他們熟悉本省的風土人情、曆史現狀，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又進一步積累了治黨、治政和治軍的經驗。他們回贛主持全省黨務、政務和軍務，對江西省人民政權的順利建立和新舊社會的轉軌變型，是一個重要的便利條件。
剛成立的省人民政府以極大的努力，進行了建立和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生產、支援解放大軍進軍西南等各方麵的工作。據創辦不久的《江西日報》9月6日報道，全省行政區劃也已正式確定。省政府將全省行政區域，劃分為1個省直轄市（南昌市），9個專員公署（南昌、九江、袁州、撫州、吉安、贛州、瑞金、樂平、上饒），5個專署管轄市（九江市、撫州市、吉安市、贛州市、景德鎮市），82個縣。全省人口這時共有1253萬人。到1949年9月底，全省各市縣人民政權已全部成立。人民民主政權體係，在江西全省順利建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