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壬癸集》與《頤和園詞》
1913年，王國維在日本出版了《壬癸集》，集1912年（壬子）和1913年（癸醜）兩年寫的詩二十首。現在比較容易見到的為日本京都聖華房聚珍本，在以前還有日本江州舊木大活字印本。這本詩集在當時日本漢學家和國內的清朝遺老中有一定的影響。對故國山河、曆史、風俗的懷念之情，以及抒發了他甘願當清代遺老的心態。
《頤和園詞》，七言古詩，為古代通行的歌行體，敘清代最後滅亡之事，用的卻是莊重的史詩的寫法。《頤和園詞》以歌頌的筆調寫慈禧太後的一生，詩人以她個人身世的最後凋零寄寓對整個清代曆史命運的同情。在現代一般人的心目中，慈禧太後統治時期，訂下了不少賣國條約，喪權辱國，加以太平軍起義，內憂外患頻仍。王國維卻正麵敘述她度過了許多事件而稱之為“中興”。對慈禧的個人才能也讚揚為“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詩人展現了頤和園的景色：“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層峙。隥道盤紆淩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寫景先從遠眺著手，又點出園中著名景點的特色，更寫出祈年殿之幽深，夜景之燦爛。王國維稱許吳梅村“遇白描處尤有深味”，也正可以用來評這幾句詩。慈禧挪用海軍的經費建造了頤和園，此詩卻寫頤和園建成為“是時朝野多豐豫”。傳說慈禧回憶一生經曆，常有慨歎之詞。王國維竟加以寬慰：“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卻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之後，又詳述慈禧一生大事，按實情，慈禧庚子戰敗逃回北京後，進行過“改革”，比如1904年決定停止科舉，王國維早就說：“詔廢八股，實為數百年來一大舉動。”1905年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她在朝廷上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引得滿朝文武目瞪口呆，退朝紛紛去補課。王國維親曆了這段曆史，有共鳴頗自然。詩歌寫她有堅持精神，一直到她臨死時還在做人事安排，然而“寡婦孤兒要易欺”，欺騙人的是袁世凱，詩人對他進行了批判。全詩結束時，當敘清亡。詩人似乎不忍心明言，隻是寄寓歌頌明代陵墓“鬆柏鬱青青”，年年有人去祭奠。詩歌暗示清陵也會有後人祭奠。
王國維《頤和園詞》的發表，引起了廣泛的影響。羅振玉見了十分賞識，親自手寫付石印。日本學者見了譯成日文在《藝文》雜誌發表。王國維與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兩次討論過《頤和園詞》。1912年5月在致鈴木虎雄信中說：“前從《日本及日本人》中見大著《哀清賦》，仆本擬作《東征賦》，因之擱筆。前作《頤和園詞》一首，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非如陳雲伯等但以秀縟見長，有肉無骨也。拙詩附呈，祈教正。”鈴木發表在《藝文》雜誌上的漢詩為《哀將軍曲》，當時日本明治天皇逝世，改元“大正”，引起政治上有人有動搖國體之策劃。此時乃木大將毅然於國內為天皇送葬之際，在家切腹自裁。他夫人知道丈夫的誌向，也於同時自盡。這事件震動朝野，使奸人暫時不敢動作。王國維曾稱頌鈴木虎雄此作為“悲壯淋漓，得古樂府妙處。雖微以直率為嫌，而真氣自不可掩。貴邦漢詩中實未見此作也”。王國維寫端方的《蜀道難》，也有哀將軍之寓意。
鈴木虎雄讀了《頤和園詞》，讚許“風骨俊爽，彩華絢爛”，以梅村詩論之，並表示要譯成日文。王國維再次致函鈴木虎雄說：“頤和園詞》稱獎過實，甚愧。此詞於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於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於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異日。尊論梅村詩，深得中其病。至於龍跳虎臥而見起伏，鯨鏗春麗而不假典故，要唯第一流之作者能之。梅村詩品，自當在上中、上下間，然有清剛之氣，故不致如陳雲伯輩之有肉無骨也。拙詞尊意擬轉載貴邦雜誌，毫無不可。”這裏所謂的“更可悲者”，指端方。《東征賦》大約是以後寫的《蜀道難》。鈴木虎雄稱許《頤和園詞》，以《圓圓曲》比之。一則吳梅村的《圓圓曲》敘明代亡國之情景，《頤和園詞》寫清代之末路，在內容上會自然地聯想起來。二則在藝術表現上，都用歌行體。白居易的詩在日本影響甚大，其歌行體更膾炙人口。有的日本學者讚許王國維的《頤和園詞》似《圓圓曲》，王國維卻回答說：“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這有自謙之意，也有更以白居易為榜樣的意思。白居易與吳梅村的不同處，“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這說明是準確的。其實，王國維本人曆來並不主張寫詩多用典，所以，他曾褒白貶吳。《人間詞話》說：“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隻‘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於此見。”不過，這裏王國維又指出了同樣用典也有不同的藝術天地，稱吳梅村有“清剛之氣”“雄氣駿骨”是也。這裏又要從深一層思考，王國維為什麽用典呢？用詩來概括一個時代，有其難處，而用典有點概括性。《頤和園詞》這首詩表示對慈禧末路的同情，用典增加了詩的古雅的氣息。
王國維與日本學者之間互相酬唱，表達仰慕之情，亦為一盛事。狩野直喜去歐洲看敦煌材料，王國維賦詩以壯其行，這就是《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他寫了詩，先送鈴木虎雄，並在信中說明：“索送狩野教授詩稿，茲特呈上。惟詩中語意，於貴國社會政治前途頗有隱慮，與倫敦《泰姆士時報》意略相同。竊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國維以亡國之民為此言乎？貴國人觀之，或恐不喜，登錄雜誌與否，祈斟酌為幸。”這首詩的意義，是敘王國維與狩野的友情。王國維好多關於敦煌著作的跋語，都受益於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可見，狩野此行甚有意義。詩中敘及日本政局有波動，“此邦瞳瞳如曉月，國體宇內稱第一。微聞近時尚功利，複雲小吏乏風節。”其實，這是日本國內外常見的一般性的評論，王國維的詩也未引起特別的注意。鈴木虎雄送去登在《藝文》雜誌上。
王國維1912年（壬子）所寫三首長詩是《頤和園詞》《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蜀道難》，被稱為“壬子三詩”。到了1913年，他又向繆荃孫報告：“維自陰曆開歲後共作詩十餘首，而此《隆裕太後挽歌辭五言排律九十韻》頗為滿意，惜篇幅太長，不能寫呈，擬將至東以後詩編成一卷付之排印，再行奉呈教正。”這首詩，也在日本報刊上登載了。於是，王國維的遺老形象就進一步樹立起來了。
《壬癸集》中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懷念家鄉的詩，真情洋溢，基本不用典故。《昔遊》首章雲：“端居愛山水，懶性怯遊觀。同遊畏俗客，獨遊興易闌。”以及末章寫的“京師厭塵土，終日常掩關。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他懷念過蘇州的生活，“二年客吳郡，所愛即西山”。他歌詠過杭州的景色，“西湖天下勝，春日四序最。我行直暮春，山路雨初霽。言從金沙港，步至雲林寺”。他對江南景物確是充滿感情，敘寫起來，曆曆如數家珍：“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家家門係船，往往閣臨水。興來即命棹，歸去輒隱幾。……微風葭菼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鳧鷖，淵深躍鰋鯉。枯槎漁網掛，別浦菱歌起。何處無此境，吳會三千裏。”在異國他鄉再憶往事，更顯出寫景真切，情摯意深。
王國維沒有寫出在日本記遊的詩。他從住處去羅家“上班”，必然見到一大片紅葉，他卻寫了一首由櫻花聯想起紅葉的詩《觀紅葉一絕句》：“漫山填穀漲紅霞，點綴殘秋意太奢。若問蓬萊好風景，為言楓葉勝櫻花。”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此花燦爛而短暫，另有一種生命寄托的哲理。王國維定然想起杜牧“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意，稱頌紅葉之美，令人神往。
《頤和園詞》，七言古詩，為古代通行的歌行體，敘清代最後滅亡之事，用的卻是莊重的史詩的寫法。《頤和園詞》以歌頌的筆調寫慈禧太後的一生，詩人以她個人身世的最後凋零寄寓對整個清代曆史命運的同情。在現代一般人的心目中，慈禧太後統治時期，訂下了不少賣國條約，喪權辱國，加以太平軍起義，內憂外患頻仍。王國維卻正麵敘述她度過了許多事件而稱之為“中興”。對慈禧的個人才能也讚揚為“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詩人展現了頤和園的景色：“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層峙。隥道盤紆淩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寫景先從遠眺著手，又點出園中著名景點的特色，更寫出祈年殿之幽深，夜景之燦爛。王國維稱許吳梅村“遇白描處尤有深味”，也正可以用來評這幾句詩。慈禧挪用海軍的經費建造了頤和園，此詩卻寫頤和園建成為“是時朝野多豐豫”。傳說慈禧回憶一生經曆，常有慨歎之詞。王國維竟加以寬慰：“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卻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之後，又詳述慈禧一生大事，按實情，慈禧庚子戰敗逃回北京後，進行過“改革”，比如1904年決定停止科舉，王國維早就說：“詔廢八股，實為數百年來一大舉動。”1905年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她在朝廷上說：“日本有憲法，於國家甚好。”引得滿朝文武目瞪口呆，退朝紛紛去補課。王國維親曆了這段曆史，有共鳴頗自然。詩歌寫她有堅持精神，一直到她臨死時還在做人事安排，然而“寡婦孤兒要易欺”，欺騙人的是袁世凱，詩人對他進行了批判。全詩結束時，當敘清亡。詩人似乎不忍心明言，隻是寄寓歌頌明代陵墓“鬆柏鬱青青”，年年有人去祭奠。詩歌暗示清陵也會有後人祭奠。
王國維《頤和園詞》的發表，引起了廣泛的影響。羅振玉見了十分賞識，親自手寫付石印。日本學者見了譯成日文在《藝文》雜誌發表。王國維與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兩次討論過《頤和園詞》。1912年5月在致鈴木虎雄信中說：“前從《日本及日本人》中見大著《哀清賦》，仆本擬作《東征賦》，因之擱筆。前作《頤和園詞》一首，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非如陳雲伯等但以秀縟見長，有肉無骨也。拙詩附呈，祈教正。”鈴木發表在《藝文》雜誌上的漢詩為《哀將軍曲》，當時日本明治天皇逝世，改元“大正”，引起政治上有人有動搖國體之策劃。此時乃木大將毅然於國內為天皇送葬之際，在家切腹自裁。他夫人知道丈夫的誌向，也於同時自盡。這事件震動朝野，使奸人暫時不敢動作。王國維曾稱頌鈴木虎雄此作為“悲壯淋漓，得古樂府妙處。雖微以直率為嫌，而真氣自不可掩。貴邦漢詩中實未見此作也”。王國維寫端方的《蜀道難》，也有哀將軍之寓意。
鈴木虎雄讀了《頤和園詞》，讚許“風骨俊爽，彩華絢爛”，以梅村詩論之，並表示要譯成日文。王國維再次致函鈴木虎雄說：“頤和園詞》稱獎過實，甚愧。此詞於覺羅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於全國民之運命，與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於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異日。尊論梅村詩，深得中其病。至於龍跳虎臥而見起伏，鯨鏗春麗而不假典故，要唯第一流之作者能之。梅村詩品，自當在上中、上下間，然有清剛之氣，故不致如陳雲伯輩之有肉無骨也。拙詞尊意擬轉載貴邦雜誌，毫無不可。”這裏所謂的“更可悲者”，指端方。《東征賦》大約是以後寫的《蜀道難》。鈴木虎雄稱許《頤和園詞》，以《圓圓曲》比之。一則吳梅村的《圓圓曲》敘明代亡國之情景，《頤和園詞》寫清代之末路，在內容上會自然地聯想起來。二則在藝術表現上，都用歌行體。白居易的詩在日本影響甚大，其歌行體更膾炙人口。有的日本學者讚許王國維的《頤和園詞》似《圓圓曲》，王國維卻回答說：“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這有自謙之意，也有更以白居易為榜樣的意思。白居易與吳梅村的不同處，“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這說明是準確的。其實，王國維本人曆來並不主張寫詩多用典，所以，他曾褒白貶吳。《人間詞話》說：“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隻‘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於此見。”不過，這裏王國維又指出了同樣用典也有不同的藝術天地，稱吳梅村有“清剛之氣”“雄氣駿骨”是也。這裏又要從深一層思考，王國維為什麽用典呢？用詩來概括一個時代，有其難處，而用典有點概括性。《頤和園詞》這首詩表示對慈禧末路的同情，用典增加了詩的古雅的氣息。
王國維與日本學者之間互相酬唱，表達仰慕之情，亦為一盛事。狩野直喜去歐洲看敦煌材料，王國維賦詩以壯其行，這就是《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他寫了詩，先送鈴木虎雄，並在信中說明：“索送狩野教授詩稿，茲特呈上。惟詩中語意，於貴國社會政治前途頗有隱慮，與倫敦《泰姆士時報》意略相同。竊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國維以亡國之民為此言乎？貴國人觀之，或恐不喜，登錄雜誌與否，祈斟酌為幸。”這首詩的意義，是敘王國維與狩野的友情。王國維好多關於敦煌著作的跋語，都受益於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可見，狩野此行甚有意義。詩中敘及日本政局有波動，“此邦瞳瞳如曉月，國體宇內稱第一。微聞近時尚功利，複雲小吏乏風節。”其實，這是日本國內外常見的一般性的評論，王國維的詩也未引起特別的注意。鈴木虎雄送去登在《藝文》雜誌上。
王國維1912年（壬子）所寫三首長詩是《頤和園詞》《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蜀道難》，被稱為“壬子三詩”。到了1913年，他又向繆荃孫報告：“維自陰曆開歲後共作詩十餘首，而此《隆裕太後挽歌辭五言排律九十韻》頗為滿意，惜篇幅太長，不能寫呈，擬將至東以後詩編成一卷付之排印，再行奉呈教正。”這首詩，也在日本報刊上登載了。於是，王國維的遺老形象就進一步樹立起來了。
《壬癸集》中值得重視的，是一些懷念家鄉的詩，真情洋溢，基本不用典故。《昔遊》首章雲：“端居愛山水，懶性怯遊觀。同遊畏俗客，獨遊興易闌。”以及末章寫的“京師厭塵土，終日常掩關。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他懷念過蘇州的生活，“二年客吳郡，所愛即西山”。他歌詠過杭州的景色，“西湖天下勝，春日四序最。我行直暮春，山路雨初霽。言從金沙港，步至雲林寺”。他對江南景物確是充滿感情，敘寫起來，曆曆如數家珍：“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家家門係船，往往閣臨水。興來即命棹，歸去輒隱幾。……微風葭菼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鳧鷖，淵深躍鰋鯉。枯槎漁網掛，別浦菱歌起。何處無此境，吳會三千裏。”在異國他鄉再憶往事，更顯出寫景真切，情摯意深。
王國維沒有寫出在日本記遊的詩。他從住處去羅家“上班”，必然見到一大片紅葉，他卻寫了一首由櫻花聯想起紅葉的詩《觀紅葉一絕句》：“漫山填穀漲紅霞，點綴殘秋意太奢。若問蓬萊好風景，為言楓葉勝櫻花。”櫻花是日本的國花，此花燦爛而短暫，另有一種生命寄托的哲理。王國維定然想起杜牧“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意，稱頌紅葉之美，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