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提倡西方哲學到“學無中西”
王國維早年以提倡西方哲學自任，他在《教育世界》上刊登照片時，專署“本社專治哲學的社員”。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的開頭就說：“外界之勢力之影響於學術，豈不大哉！”但是，他在大聲疾呼地提倡西方哲學、特別是“深邃偉大之思想”時，也深刻地指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驟輸入我中國，亦自然之勢也。況中國之民固實際的而非理論的，即令一時輸入，非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決不能保其勢力。”王國維辛亥之後到了日本，學習研究的方向、趣味上有了大的轉變。
這時候，他怎樣看待學術上的中西關係呢？一種意見是羅振玉的，他在王國維死後，為他作傳，敘及日本京都生活時說：“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培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聞而悚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庵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麵稱弟子。予以東原之於茂堂者謝之。其遷善徙義之勇如此。”
1983年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載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一文提出了對羅氏的質疑：“該遺老在1923年為《觀堂集林》作序時，隻字未提燒毀《靜庵文集》的事，那時王氏還在，他不好意思當麵造謠。等到論王氏遺書時，王氏已不在人間，死無對證，他就可以信口胡說。此不可信者一。”其二是1920、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售《靜庵文集》，據此，吳氏認為“王氏行篋中的《靜庵文集》既已燒毀於前，於商務代售的《靜庵文集》則任其流傳於外，天下可有此理？此不可信者二”。三是，提倡尼采、叔本華，從整體上說，“五四”以後之事，因為“辛亥革命隻是政體換了一個形式，至於上層建築的文化，並沒有根本動搖。當時的革命黨人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以精研小學馳名當世”。
研究一個作家、學者，重視對他的學術道路轉折期的分析，十分重要。不同意見的對比，有利於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認真的思索。
1914年初夏，王國維曾為羅振玉寫了一篇《國學叢刊序》，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國學叢刊序》。此叢刊後改名為《雪堂叢刻》，王國維在日本期間的著作，主要刊於此。筆者認為，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是說明他自己學術傾向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的中心是：“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嚐知學者也。”
對於學術，不從中西古今去劃分，而是從學科自身分類和是否是真理加以判定。因為中西古今，對於一個學科來說是一種有關地域的分類：中學有對的，也有錯的；西學有科學的，也有不科學的。所以，對學術的看法，從知識範圍而論，有三類，即科學、史學、文學。以上三類學問區別何在呢？王國維回答說：“凡記敘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象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各國的學術都不出於上述三者，但是，各國所長何在，是由其國民性之不同，境遇之不同造成的。
王國維自己設問：何以言學無新舊也？他認為當時的傾向是將古今不正確地對立起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其原因在於：“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國維這時研究中國古代經典，並非又重新代“聖人立言”。他認為科學上的是非，不是由聖賢的話可作標準的；但是，作為曆史，古人的遺跡有曆史科學上的價值，值得重視。由此可見，王國維並未將新學與舊學對立起來。他說：“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製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這段行文，可以看出，王國維具有當時人難得的發展觀點；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又認為史學與科學縱然有相異的一麵，亦有互相依存的一麵。
王國維又自己設問：何以言學無中西也？因為，世界上的學問，無非科學、史學、文學，那麽中西之別不在有沒有這三門科學，而在於三門學問的深淺廣狹。當時的中國，在爭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王國維尖銳地指出：“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他特別強調，中學西學在中國要互相促進，學術發展才有前途。“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餘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這就是王國維中學、西學“互相促進”論。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常常在一些細微之關鍵處進行考證，這是不是有用呢？他也作了回答。他認為：“餘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學問一般不能馬上搬來作實際的用途，學問有整體上的理論意義，也可能有長遠的曆史價值。他反對主張實用主義地看待學術的功利性。他自信地提出：“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曆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
《國學叢刊》當然以中學為主，然而，這篇序言可以說是一種治國學的新的主張。如果研究王國維國學研究的出發點，研究他的理論上的根本追求，這篇文章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王國維的成績，雖已有公論，但是，不同的人對他常有不同的說法，不同的評價。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視真實的材料，特別是重視他本人署名的文章，當然是更為重要的。借用王國維的話來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
這時候，他怎樣看待學術上的中西關係呢？一種意見是羅振玉的，他在王國維死後，為他作傳，敘及日本京都生活時說：“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培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返經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聞而悚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庵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麵稱弟子。予以東原之於茂堂者謝之。其遷善徙義之勇如此。”
1983年出版的《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載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一文提出了對羅氏的質疑：“該遺老在1923年為《觀堂集林》作序時，隻字未提燒毀《靜庵文集》的事，那時王氏還在，他不好意思當麵造謠。等到論王氏遺書時，王氏已不在人間，死無對證，他就可以信口胡說。此不可信者一。”其二是1920、192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售《靜庵文集》，據此，吳氏認為“王氏行篋中的《靜庵文集》既已燒毀於前，於商務代售的《靜庵文集》則任其流傳於外，天下可有此理？此不可信者二”。三是，提倡尼采、叔本華，從整體上說，“五四”以後之事，因為“辛亥革命隻是政體換了一個形式，至於上層建築的文化，並沒有根本動搖。當時的革命黨人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以精研小學馳名當世”。
研究一個作家、學者，重視對他的學術道路轉折期的分析，十分重要。不同意見的對比，有利於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予以認真的思索。
1914年初夏，王國維曾為羅振玉寫了一篇《國學叢刊序》，他自己也寫了一篇《國學叢刊序》。此叢刊後改名為《雪堂叢刻》，王國維在日本期間的著作，主要刊於此。筆者認為，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是說明他自己學術傾向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的中心是：“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嚐知學者也。”
對於學術，不從中西古今去劃分，而是從學科自身分類和是否是真理加以判定。因為中西古今，對於一個學科來說是一種有關地域的分類：中學有對的，也有錯的；西學有科學的，也有不科學的。所以，對學術的看法，從知識範圍而論，有三類，即科學、史學、文學。以上三類學問區別何在呢？王國維回答說：“凡記敘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凡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象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各國的學術都不出於上述三者，但是，各國所長何在，是由其國民性之不同，境遇之不同造成的。
王國維自己設問：何以言學無新舊也？他認為當時的傾向是將古今不正確地對立起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其原因在於：“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王國維這時研究中國古代經典，並非又重新代“聖人立言”。他認為科學上的是非，不是由聖賢的話可作標準的；但是，作為曆史，古人的遺跡有曆史科學上的價值，值得重視。由此可見，王國維並未將新學與舊學對立起來。他說：“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製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這段行文，可以看出，王國維具有當時人難得的發展觀點；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又認為史學與科學縱然有相異的一麵，亦有互相依存的一麵。
王國維又自己設問：何以言學無中西也？因為，世界上的學問，無非科學、史學、文學，那麽中西之別不在有沒有這三門科學，而在於三門學問的深淺廣狹。當時的中國，在爭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王國維尖銳地指出：“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他特別強調，中學西學在中國要互相促進，學術發展才有前途。“餘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餘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於此學固未為善。”這就是王國維中學、西學“互相促進”論。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常常在一些細微之關鍵處進行考證，這是不是有用呢？他也作了回答。他認為：“餘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學問一般不能馬上搬來作實際的用途，學問有整體上的理論意義，也可能有長遠的曆史價值。他反對主張實用主義地看待學術的功利性。他自信地提出：“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曆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
《國學叢刊》當然以中學為主，然而，這篇序言可以說是一種治國學的新的主張。如果研究王國維國學研究的出發點，研究他的理論上的根本追求，這篇文章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王國維的成績，雖已有公論，但是，不同的人對他常有不同的說法，不同的評價。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視真實的材料，特別是重視他本人署名的文章，當然是更為重要的。借用王國維的話來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