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獨學的時代
1902年夏，王國維從日本回國。他認為“自是以後，遂為獨學的時代矣”。這時候，按他自己計算是25歲。到他寫兩篇《自序》時（1907年），他自己算“已過三十”。這段“獨學”的時代，是學習西方哲學，進行哲學、美學研究和創作舊詩詞的時代。王國維在這時期的職業是1903年在南通通州師範學校教書，1904年轉到蘇州師範學堂教書，1906年與羅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學部就職。
王國維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觀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狀況與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標相比，並不滿意。他在《自序》的一開頭就說：“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誌學以來，十有餘年，體素羸弱，不能銳進於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這裏所說的誌學“十有餘年”，大約從1894年知世尚有“新學”開始，亦即從放棄走原來的科舉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稱“獨學”時代到而立之年，為學的情況如何呢？王國維在《自序》中說：“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其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則二三時，多或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朋友談論，則涉獵雜書。唯此二三時間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也。”這說明王國維的“獨學”，指的是自學。用現代語言說，主要是業餘學習。對這段自學的成績，王國維在《自序》中指出：“餘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但總的來說，他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認為：“夫以餘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餘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
王國維自己重視的“獨學的時代”，實際上是開始從事研究哲學的時代。他研究哲學有個人的原因：“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當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編《教育世界》雜誌的需要。這兩方麵的前提是：重視哲學。那時，西方哲學和文化已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了。特別是嚴複譯《天演論》以進化論的世界觀激勵過許多人救國自強的熱情。梁啟超通俗地介紹西方各種學說更是影響廣泛。他創造性地提出“新民說”，宣揚與封建倫理思想相對立的新的倫理觀，即要“新國”，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奮鬥精神，愛國、利群、尚武、自尊、冒險等品質的新民。王國維重視的是哲學，他一邊鑽研叔本華、康德哲學，一邊利用雜誌進行宣傳介紹，一邊冷靜地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一邊寫詩填詞抒發自己對人生真諦的感受。他並不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隻是在哲學的意義上對人生進行係統的思考。
王國維對哲學的興趣，受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兩君的影響。他見到田岡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華哲學。以後更多的具體指導為藤田君。
如果我們要介紹王國維學習德國哲學的過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讀康德的書，務求最終讀懂的經曆。
據王國維自己的介紹，1903年春他開始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來了。在讀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過巴爾善的《哲學概論》、文特爾彭的《哲學史》，讀的是英文本，但能與日文本對照，所以，大略能讀下來。經過這樣的準備，仍然看不懂康德的書，於是放下康德，先讀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特別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學批判”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學關鍵”。29歲時，1905年，“更返而讀康德之書，則非複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康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這裏，王國維未敘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來，這一次是將叔本華哲學與康德哲學對比起來閱讀，其實是學習的關鍵處。《教育世界》在1904年5月刊出《康德之哲學論》，未署作者之名。該刊的言論一般均署名的，介紹性質的文章，常不署名。這些介紹文章不應定為是王國維的著作，也可能是譯自日文的介紹文章。王國維作為“專治哲學的社員”，其間又正在攻康德哲學，這兩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寫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國維定然也看到，也理解，這是完全有把握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推想到，王國維的第二次閱讀大約在這個時期，能理解康德哲學也可能在這個時候。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1904年6月開始發表的。從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實際上僅就文章的主要傾向而言，已開始看出有康德的影響了。王國維對自己看通康德的書，評價甚高。他說：“此則當日誌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這正是王國維確立自己美學理想的契機。他的“獨學”的時代，是尋求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的時代。
從現有材料看，王國維是我國最早介紹康德、叔本華美學思想的學者。他在1903年8月發表了《康德像讚》，讚頌康德“丹鳳在霄，百鳥皆暗”、“百歲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間，梁啟超發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分五期連載於《新民叢報》上。王國維為何接受康德美學，他作過總結性的說明：“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的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愛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這段話，是理解王國維為何接受康德美學的關鍵。康德構建了龐大的思想體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是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高峰。在美學方麵，康德首先著眼於確立審美經驗與非審美經驗的區別。原來，經驗主義美學把“美”與“快感”混同起來了；理性主義者又將“美”與“善”混同起來。這樣，康德的美學就有將審美快感說成是“超功利”的結論。王國維對康德美學中提出的許多豐富內容很有共鳴。但是，他對康德高嚴的形而上學有不解之處。在康德的龐大的哲學體係中，他將世界區分為現象界和物自體。人的能力隻能看到現象，這是有經驗作為基礎的。而物自體是在人的感覺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論的。他舉例說，盲人無經驗所以不能擁有許多認識，白癡無理性所以也不能擁有許多知識。他似乎企圖調和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論作為自己的結論。總之，在康德哲學看來，表象界是人的經驗可以把握的，但是經驗總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體涉及對事物根本性質的終極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經驗之外，又是不可知的。
康德提出的根本問題，能引起人的思考。叔本華接受過康德美學，同時，又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以及柏拉圖關於理念的概念等材料，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哲學和美學體係。到了叔本華那裏，原來康德的“現象界”，被稱為“表象”；原來康德的“自在之物”，被改造為意誌。意誌成了世界和事物的本原。叔本華又進一步吸收了柏拉圖關於理念的概念，充實自己的哲學體係。叔本華所說“理念”，是意誌的直接的客體化，又依據已有的理念外化為萬千事物。叔本華這樣的發揮，將問題說得更明晰了，幫助了王國維把握康德哲學。叔本華一生有不少奇事和奇行，因而也被人稱為奇人。他在心理上有強烈的優越感，輕視一般的俗人，造成孤獨的個性：性格抑鬱、暴躁、乖僻，常被恐懼和幻想所困擾。叔本華在哲學上的理論意圖是想排除哲學中的臆斷，即黑格爾的“絕對理性”，他認為世界之謎，要從世界本身中去找答案，他找到的是“意誌”。但當他將“意誌”貫串一切的時候，也出現了不少臆斷。叔本華高度評價康德哲學，認為這是曆史發展中起轉折作用的學說。他認為，康德以前的哲學家，主要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美的根源的揭示上麵，在於判斷什麽是美的，什麽是不美的。康德卻走另一條路，即重在分析人的本身，人的主觀的感情和審美能力，研究作為審美主體的人。叔本華的哲學和美學進一步向純主觀方麵發展。
實事求是地說，對於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康德哲學著作是難讀的。傳說康德有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讀了《純粹理性批判》原稿的一半，就因感到艱澀而讀不下去了，並且告訴康德，再讀下去就要生病了。康德本人一生生活在狹小的環境中，每天遵循鍾表般準確的生活作息製度，他在德國哲學的一種學究氣氛中生活和沉思。他自己將在哲學上的發現，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學上的發現。康德哲學比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深化了，更係統化了。康德的曆史功績還在於他在認識論、倫理學和美學方麵都提出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即人性有一個心理結構的問題。王國維接受康德美學，首先在文字上遇到困難。他用的英譯本，是一種簡譯本。這從王國維的中文譯文和現在通行的中文譯本對照起來，便可以看清楚。當然，王國維又用日譯本加以對照。但作為產生康德哲學的前提的文化背景，特別是哲學上已有的爭論，當時不可能清楚，就王國維的知識準備而言，更多的是用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去比附著思考德國哲學。中國先哲的《論語》、《孟子》、《莊子》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但大都是明晰地告訴人應如何生活的結論。在康德哲學那裏，卻主要是引導人如何去思考問題。王國維本來受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影響頗深，這與經驗主義美學、實證論的知識論距離比較接近，與康德美學的距離就遠了。但是，王國維具有勇於探索的精神，他認為向中國介紹康德美學，是更為重要的。其實，王國維接受康德、叔本華美學確有其內在的可以產生共鳴的條件。王國維本人的氣質是內向的，有憂鬱的性格，作為一個學者，他是理智型的，深沉是他的特色。他思索著人生的真諦，思索著國家的不幸，思索著家族的興衰，很容易受到叔本華的哲學的吸引。
王國維選擇的理論目標和他的實際工作條件應該說有很大的矛盾。他多次埋怨自學的艱難，隻能在工作之餘去學習而感到精力不足，以及語言上的障礙等等。他意識到自己的實際條件，所以，他並不是從康德、叔本華的整個理論體係上來介紹的；也不可能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中係統地介紹他們的哲學和美學理論。王國維在把握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和美學的主要觀點之後，認真地向中國讀者介紹這些學說，特別是他創造性地運用美學原則來研究中國的文學、哲學，創造出新的理論成果，使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就其主要方麵而言，如果說他的《紅樓夢評論》凝聚著學習叔本華哲學的心得，那麽，《去毒篇》、《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人間嗜好之研究》則散發著康德美學的智慧。他按照當時中國的需要和編輯工作的實際去介紹、運用德國哲學和美學，他的評價常帶有讚頌性。王國維受德國哲學的影響，除了具體的結論以外，重要的是在方法論上受到德國哲學的啟示。德國哲學的開闊的思路，縝密的論證，深入的思考，富有理論色彩。王國維在這裏受到了思維的訓練，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王國維介紹德國哲學，從客觀方麵說，當時的德國哲學被公認為世界哲學的高峰。與當時嚴複介紹進化論，梁啟超介紹西方各種學說相比較，王國維的介紹更深入了。他認為中國最需要哲學。比如討論叔本華哲學中關於人的欲望的研究，當時，王國維的一位朋友張爾田就寫信給他說：“滅絕此欲者，佛學也；主張此欲者，泰西諸學也。惟寡欲、節欲而言無欲者，則我中邦思想也。由此義而後有種種道理發生，由此義而後有種種製度成立，由此義而後研究種種學術，才不致偏倚而為世道人心之害。此今日先決問題也。”其實，這些問題也是在王國維心裏反複思考著的。
王國維有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觀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狀況與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標相比，並不滿意。他在《自序》的一開頭就說：“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犬馬之齒，已過三十。誌學以來，十有餘年，體素羸弱，不能銳進於學。進無師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這裏所說的誌學“十有餘年”，大約從1894年知世尚有“新學”開始，亦即從放棄走原來的科舉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稱“獨學”時代到而立之年，為學的情況如何呢？王國維在《自序》中說：“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其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則二三時，多或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朋友談論，則涉獵雜書。唯此二三時間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也。”這說明王國維的“獨學”，指的是自學。用現代語言說，主要是業餘學習。對這段自學的成績，王國維在《自序》中指出：“餘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但總的來說，他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認為：“夫以餘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又每日為學時間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況財力精力之倍於餘者，循序而進，其所造豈有量哉！”
王國維自己重視的“獨學的時代”，實際上是開始從事研究哲學的時代。他研究哲學有個人的原因：“體素羸弱，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當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編《教育世界》雜誌的需要。這兩方麵的前提是：重視哲學。那時，西方哲學和文化已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了。特別是嚴複譯《天演論》以進化論的世界觀激勵過許多人救國自強的熱情。梁啟超通俗地介紹西方各種學說更是影響廣泛。他創造性地提出“新民說”，宣揚與封建倫理思想相對立的新的倫理觀，即要“新國”，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奮鬥精神，愛國、利群、尚武、自尊、冒險等品質的新民。王國維重視的是哲學，他一邊鑽研叔本華、康德哲學，一邊利用雜誌進行宣傳介紹，一邊冷靜地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一邊寫詩填詞抒發自己對人生真諦的感受。他並不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隻是在哲學的意義上對人生進行係統的思考。
王國維對哲學的興趣，受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兩君的影響。他見到田岡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華哲學。以後更多的具體指導為藤田君。
如果我們要介紹王國維學習德國哲學的過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讀康德的書，務求最終讀懂的經曆。
據王國維自己的介紹，1903年春他開始讀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來了。在讀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過巴爾善的《哲學概論》、文特爾彭的《哲學史》，讀的是英文本，但能與日文本對照，所以，大略能讀下來。經過這樣的準備，仍然看不懂康德的書，於是放下康德，先讀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特別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學批判”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學關鍵”。29歲時，1905年，“更返而讀康德之書，則非複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康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這裏，王國維未敘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來，這一次是將叔本華哲學與康德哲學對比起來閱讀，其實是學習的關鍵處。《教育世界》在1904年5月刊出《康德之哲學論》，未署作者之名。該刊的言論一般均署名的，介紹性質的文章，常不署名。這些介紹文章不應定為是王國維的著作，也可能是譯自日文的介紹文章。王國維作為“專治哲學的社員”，其間又正在攻康德哲學，這兩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寫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國維定然也看到，也理解，這是完全有把握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推想到，王國維的第二次閱讀大約在這個時期，能理解康德哲學也可能在這個時候。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1904年6月開始發表的。從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實際上僅就文章的主要傾向而言，已開始看出有康德的影響了。王國維對自己看通康德的書，評價甚高。他說：“此則當日誌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這正是王國維確立自己美學理想的契機。他的“獨學”的時代，是尋求人生理想和審美理想的時代。
從現有材料看，王國維是我國最早介紹康德、叔本華美學思想的學者。他在1903年8月發表了《康德像讚》，讚頌康德“丹鳳在霄，百鳥皆暗”、“百歲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間，梁啟超發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分五期連載於《新民叢報》上。王國維為何接受康德美學，他作過總結性的說明：“餘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偉大的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愛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這段話，是理解王國維為何接受康德美學的關鍵。康德構建了龐大的思想體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是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高峰。在美學方麵，康德首先著眼於確立審美經驗與非審美經驗的區別。原來，經驗主義美學把“美”與“快感”混同起來了；理性主義者又將“美”與“善”混同起來。這樣，康德的美學就有將審美快感說成是“超功利”的結論。王國維對康德美學中提出的許多豐富內容很有共鳴。但是，他對康德高嚴的形而上學有不解之處。在康德的龐大的哲學體係中，他將世界區分為現象界和物自體。人的能力隻能看到現象，這是有經驗作為基礎的。而物自體是在人的感覺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論的。他舉例說，盲人無經驗所以不能擁有許多認識，白癡無理性所以也不能擁有許多知識。他似乎企圖調和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論作為自己的結論。總之，在康德哲學看來，表象界是人的經驗可以把握的，但是經驗總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體涉及對事物根本性質的終極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經驗之外，又是不可知的。
康德提出的根本問題，能引起人的思考。叔本華接受過康德美學，同時，又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以及柏拉圖關於理念的概念等材料，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哲學和美學體係。到了叔本華那裏，原來康德的“現象界”，被稱為“表象”；原來康德的“自在之物”，被改造為意誌。意誌成了世界和事物的本原。叔本華又進一步吸收了柏拉圖關於理念的概念，充實自己的哲學體係。叔本華所說“理念”，是意誌的直接的客體化，又依據已有的理念外化為萬千事物。叔本華這樣的發揮，將問題說得更明晰了，幫助了王國維把握康德哲學。叔本華一生有不少奇事和奇行，因而也被人稱為奇人。他在心理上有強烈的優越感，輕視一般的俗人，造成孤獨的個性：性格抑鬱、暴躁、乖僻，常被恐懼和幻想所困擾。叔本華在哲學上的理論意圖是想排除哲學中的臆斷，即黑格爾的“絕對理性”，他認為世界之謎，要從世界本身中去找答案，他找到的是“意誌”。但當他將“意誌”貫串一切的時候，也出現了不少臆斷。叔本華高度評價康德哲學，認為這是曆史發展中起轉折作用的學說。他認為，康德以前的哲學家，主要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美的根源的揭示上麵，在於判斷什麽是美的，什麽是不美的。康德卻走另一條路，即重在分析人的本身，人的主觀的感情和審美能力，研究作為審美主體的人。叔本華的哲學和美學進一步向純主觀方麵發展。
實事求是地說，對於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康德哲學著作是難讀的。傳說康德有一位學哲學的朋友，讀了《純粹理性批判》原稿的一半，就因感到艱澀而讀不下去了，並且告訴康德，再讀下去就要生病了。康德本人一生生活在狹小的環境中，每天遵循鍾表般準確的生活作息製度，他在德國哲學的一種學究氣氛中生活和沉思。他自己將在哲學上的發現，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學上的發現。康德哲學比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深化了，更係統化了。康德的曆史功績還在於他在認識論、倫理學和美學方麵都提出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即人性有一個心理結構的問題。王國維接受康德美學，首先在文字上遇到困難。他用的英譯本，是一種簡譯本。這從王國維的中文譯文和現在通行的中文譯本對照起來，便可以看清楚。當然，王國維又用日譯本加以對照。但作為產生康德哲學的前提的文化背景，特別是哲學上已有的爭論，當時不可能清楚，就王國維的知識準備而言，更多的是用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去比附著思考德國哲學。中國先哲的《論語》、《孟子》、《莊子》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但大都是明晰地告訴人應如何生活的結論。在康德哲學那裏，卻主要是引導人如何去思考問題。王國維本來受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影響頗深，這與經驗主義美學、實證論的知識論距離比較接近，與康德美學的距離就遠了。但是，王國維具有勇於探索的精神，他認為向中國介紹康德美學，是更為重要的。其實，王國維接受康德、叔本華美學確有其內在的可以產生共鳴的條件。王國維本人的氣質是內向的，有憂鬱的性格，作為一個學者，他是理智型的，深沉是他的特色。他思索著人生的真諦，思索著國家的不幸，思索著家族的興衰，很容易受到叔本華的哲學的吸引。
王國維選擇的理論目標和他的實際工作條件應該說有很大的矛盾。他多次埋怨自學的艱難，隻能在工作之餘去學習而感到精力不足，以及語言上的障礙等等。他意識到自己的實際條件，所以，他並不是從康德、叔本華的整個理論體係上來介紹的；也不可能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中係統地介紹他們的哲學和美學理論。王國維在把握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和美學的主要觀點之後，認真地向中國讀者介紹這些學說，特別是他創造性地運用美學原則來研究中國的文學、哲學，創造出新的理論成果，使當時的讀者耳目一新。就其主要方麵而言，如果說他的《紅樓夢評論》凝聚著學習叔本華哲學的心得，那麽，《去毒篇》、《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人間嗜好之研究》則散發著康德美學的智慧。他按照當時中國的需要和編輯工作的實際去介紹、運用德國哲學和美學，他的評價常帶有讚頌性。王國維受德國哲學的影響，除了具體的結論以外，重要的是在方法論上受到德國哲學的啟示。德國哲學的開闊的思路，縝密的論證，深入的思考，富有理論色彩。王國維在這裏受到了思維的訓練，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王國維介紹德國哲學，從客觀方麵說，當時的德國哲學被公認為世界哲學的高峰。與當時嚴複介紹進化論，梁啟超介紹西方各種學說相比較，王國維的介紹更深入了。他認為中國最需要哲學。比如討論叔本華哲學中關於人的欲望的研究，當時，王國維的一位朋友張爾田就寫信給他說：“滅絕此欲者，佛學也；主張此欲者，泰西諸學也。惟寡欲、節欲而言無欲者，則我中邦思想也。由此義而後有種種道理發生，由此義而後有種種製度成立，由此義而後研究種種學術，才不致偏倚而為世道人心之害。此今日先決問題也。”其實，這些問題也是在王國維心裏反複思考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