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憂患意識
王國維的生活和思想發展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877-1894年）：這是18歲以前的少年時代，接受傳統的教育，基本上可以說是接受舊學的時期。第二個時期（1894-1911年）：從家鄉到上海追求新學的時期，他學習了康德、叔本華等德國哲學家的思想，努力用自己學到的新思想總結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經驗。在文學創作，特別是在美學上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這是文學和美學的時期。第三個時期（1911-1923年）：辛亥革命後，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全力鑽研中國古代文化，尤長於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韻之學。前半段在日本研究，後半段回上海，在哈同辦的學校中教書，編雜誌，取得了學術上的豐收。1921年編定《觀堂集林》24卷，為一生的代表作，取得了國學研究方麵的卓著成績，獲得了世界聲譽。這是學術研究成熟的時期。第四個時期（1924-1927年）：從上海到北京，當了退了位的末代皇帝的文學侍從，參加過小朝廷的政治活動，又極力想自拔而不能。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清華學堂研究院當導師，在學術上做了多方麵的開拓，這是學術研究的豐收時期，也是他人生的頂峰。
1898年陰曆正月，王國維在他父親親自護送下，乘王升記輪船赴上海。抵滬第二天下午即拜會汪康年兄弟，接《時務報》的工作。那時，汪康年在上海主持《時務報》。王國維獲《時務報》聘任，為同鄉許家惺引薦，開始以代理許家惺工作的方式進入《時務報》。當時俗語說：“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胡適甚至說，這個時代是《時務報》的時代。梁啟超的許多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就是在《時務報》上發表的。不過王國維赴任時，梁啟超已離開了《時務報》。原有的《時務報》精神銳減了。王國維在報社任庶務，具體工作為校對報紙、代寫信、代作文、校對書籍。除去到東文學社念三小時外語外，“幾無暇晷，於學問絲毫無益，而所入不及一寫字人，又奚為哉！”王國維每月薪水隻有12元，名為代許家惺工作，而許家惺卻是每月20元的薪水。那時“米價奇昂，小民萬難度日”，王國維的苦惱很受人們的同情。
半年以後，王國維在給許家惺的信中說：“弟近來事較多於兄所言數倍，唯改東文事略減，而寫信反為弟專職，又須校書，校書人祝心淵去，事又歸弟辦；又須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而薪水一切如舊，反加減焉。心恒不樂。”
王國維到了上海，看到了並不理想的外部世界，對國事更為憂心忡忡。憂患意識十分強烈，這是他當時思想上的特點。他認為當時中國麵臨著帝國主義聯合瓜分的危險，而清政府又不思變法，於是中國人“如圈牢羊豕，任其隨時宰割而已”。因各國先後強占租界，紛紛簽訂不平等條約，王國維認為：“瓜分之局已見榜樣，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於足下者十倍於茲，每一捉筆不知其何以忘也。”
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也搞點什麽廢除科舉，什麽“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憲製度。王國維卻看得十分清楚：“常謂此刻欲望在上者變法，萬萬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於是他希望辦教育，特別是師範教育以教育後代。可是，他到了上海，看到原以為可寄予希望的“士大夫”卻十分令人失望。因為，“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壘奇特之才，而於學術異同之際意見極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終不能合群，私見之難泯，蓋如此也”。他在另一處又重申道：“大抵合群二字，為天下第一難事。其所以難合，實因民質未進之故，斯賓塞爾之言深足味也。外患日逼，民生日困，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
在這樣的環境中，王國維時時預感到國難的來臨。他為自己作出的選擇是：“來日大難，非專門之學恐不能糊口。”他心懷憂患意識，兢兢業業地度日。
王國維將救國的希望寄托於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在他的時代，富國強兵的道路許多人走過了，單純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軍事技術，已經走不通。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就是最好的說明。王國維思想深沉，以為學習先進的思想首先學習西方哲學思想，才是根本。所以，當他聽到傳言說西方人不久將不讓東方人譯書時，怒氣衝衝地宣稱：“若禁中國譯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為奴矣。此等無理之事，西人頗有之，如前年某西報言欲禁止機器入中國是也。如此行為可懼之至。”
1898年陰曆正月，王國維在他父親親自護送下，乘王升記輪船赴上海。抵滬第二天下午即拜會汪康年兄弟，接《時務報》的工作。那時，汪康年在上海主持《時務報》。王國維獲《時務報》聘任，為同鄉許家惺引薦，開始以代理許家惺工作的方式進入《時務報》。當時俗語說：“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胡適甚至說，這個時代是《時務報》的時代。梁啟超的許多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就是在《時務報》上發表的。不過王國維赴任時，梁啟超已離開了《時務報》。原有的《時務報》精神銳減了。王國維在報社任庶務，具體工作為校對報紙、代寫信、代作文、校對書籍。除去到東文學社念三小時外語外，“幾無暇晷，於學問絲毫無益，而所入不及一寫字人，又奚為哉！”王國維每月薪水隻有12元，名為代許家惺工作，而許家惺卻是每月20元的薪水。那時“米價奇昂，小民萬難度日”，王國維的苦惱很受人們的同情。
半年以後，王國維在給許家惺的信中說：“弟近來事較多於兄所言數倍，唯改東文事略減，而寫信反為弟專職，又須校書，校書人祝心淵去，事又歸弟辦；又須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而薪水一切如舊，反加減焉。心恒不樂。”
王國維到了上海，看到了並不理想的外部世界，對國事更為憂心忡忡。憂患意識十分強烈，這是他當時思想上的特點。他認為當時中國麵臨著帝國主義聯合瓜分的危險，而清政府又不思變法，於是中國人“如圈牢羊豕，任其隨時宰割而已”。因各國先後強占租界，紛紛簽訂不平等條約，王國維認為：“瓜分之局已見榜樣，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於足下者十倍於茲，每一捉筆不知其何以忘也。”
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也搞點什麽廢除科舉，什麽“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憲製度。王國維卻看得十分清楚：“常謂此刻欲望在上者變法，萬萬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於是他希望辦教育，特別是師範教育以教育後代。可是，他到了上海，看到原以為可寄予希望的“士大夫”卻十分令人失望。因為，“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壘奇特之才，而於學術異同之際意見極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終不能合群，私見之難泯，蓋如此也”。他在另一處又重申道：“大抵合群二字，為天下第一難事。其所以難合，實因民質未進之故，斯賓塞爾之言深足味也。外患日逼，民生日困，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
在這樣的環境中，王國維時時預感到國難的來臨。他為自己作出的選擇是：“來日大難，非專門之學恐不能糊口。”他心懷憂患意識，兢兢業業地度日。
王國維將救國的希望寄托於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在他的時代，富國強兵的道路許多人走過了，單純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軍事技術，已經走不通。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就是最好的說明。王國維思想深沉，以為學習先進的思想首先學習西方哲學思想，才是根本。所以，當他聽到傳言說西方人不久將不讓東方人譯書時，怒氣衝衝地宣稱：“若禁中國譯西書，則生命已絕，將萬世為奴矣。此等無理之事，西人頗有之，如前年某西報言欲禁止機器入中國是也。如此行為可懼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