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我任指導員期間，正是我國“文革”期間。曆史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回顧當時的情況，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難以理解的情景。
196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由副連長改任為副指導員。1966年3月至1969年11月，我任無線電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參加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根據黨中央文件精神，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亦稱“四清”運動。這一運動從1964年就開始了，到66年下半年已進行了兩年多，每期都抽調部隊幹部參加，每期半年時間。當時我任連隊指導員剛半年時間，心裏也想去參加“社教運動”，到農村去鍛煉鍛煉。
願望真的實現了。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和台長郭傳剛、吳明廣三人，一起到六合縣參加社教運動，我們師的幹部由副師長鄭克良帶隊，並擔任社教團的副團長。10月6日開始集中培訓，主要是學習毛主席有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條”、“十六條”等文件，分團領導要求所有工作隊員，要把“老三篇”和“二十三”及有關毛主席語錄都要背下來，還規定到生產隊後要抽查，並將抽查情況在分團內進行通報。這給我們精神上增加了一定的壓力。由於我們沒有參加過“四清”運動，所以就虛心地向老工作隊員學習，請教他們可能遇到什麽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集訓剛結束，我就參加了“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議一結束，我就直接到六合縣八佰公社官塘大隊參加社教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社教工作隊的隊員。
到農村後，主要任務是組織生產隊幹部和廣大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在學習的過程中搞些調查研究，為搞“四清”做準備。工作隊決定由我給全大隊社員做一次學習《為人民服務》的輔導報告，我運用張思德、雷鋒、焦裕祿等英模人物為人民服務的典型事例，深入淺出地講解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並要求邊學邊用，“活學活用”，社員們聽得聚精會神，長時間的掌聲算是對我講課的報答。
我們到生產隊工作半個月後，就組織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當時的日記中有一篇題為《貧下中農最聽毛主席的話》，這樣寫道：
今天，生產隊召開了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我感到比前兩天民兵講用會開的好，當我領讀完“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後，就有許多社員爭先恐後的發言了。我感到他們亮思想亮得好，特別是學了就用，使我很感動。他們中許多人不識字，但背誦毛主席語錄很用功，學了就用，用毛主席的話指導自己行動，為生產隊做了許多好事，不留名，不要記工分，甘當無名英雄。這使我深深感到，貧下中農最聽毛主席的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農民是我們的戰鬥任務，毛澤東思想一旦被工農群眾所掌握，就可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比如，生產隊長說：“我以前用喇叭筒喊人，一次兩次都不走，三次四次才見人在門口露露頭，學了毛主席著作後，我喇叭一喊，社員就主動下田了。”社員說：“隊長喇叭筒喊一次，我不動身，喊兩次，我頭一伸，喊三次，我慢慢騰騰才動身，到了田頭等一等，幹起活來不認真，晚上記工我爭工分。學了毛主席著作後，隊長不喊我們就下田了，都是早上工，晚收工，做了好事也不記工。是毛澤東思想統一了我們的行動，不是隊長的喇叭筒。”我深深地感到“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標，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我來到社教隊後，和地方一位社教隊員老韓分在官塘大隊工作，互相學習，配合很好。我在貧農郝相林家裏代飯，他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一家五口人對我都很好。特別是52歲的王大媽，對我特別關照。吃稀飯的時候，把鍋底濃的裝到我的碗裏，吃幹飯的時候，把老鵝肉放到我碗裏埋著。天冷了，把她家的墊被鋪到我床上。她一個字不識，能背好多條毛主席語錄，她還主動地參加“講用會”，而且講得頭頭是道，使我很受教育。
我們社教隊在農村隻有37天，就匆匆忙忙地撤離了。當時文化大革命來勢非常猛，就在我們進隊時紅衛兵已在城市裏造反了。並逐步地漫延到農村。我們接到上級通知，不要幹涉紅衛兵行動，紅衛兵若問工作隊的態度，就回答我們主要是組織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見到大隊在外地學習的學生，回到大隊後就組織“造反兵團”，三個人扛著一麵“造反兵團”的大旗。他們今天鬥這個地主，明天鬥那個富農，並揚言“社教隊執行了資產階的反動路線”。對此我們很不理解。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在社教分團團部工作的通信科長李榮欣給我的通知：“立即到八佰社教分團團部，接受重要任務。”從官塘村到八佰有七八公裏路，我一口氣就跑到了八佰鎮，在分團部見到了李科長：“科長同誌，有什麽緊急任務啊？”他告訴我：“目前形勢很緊張，部隊領導要求我們立即撤出社教隊，明天必須全部回到部隊。你吃點飯就趕回去，通知你們連的另外兩位幹部。”說著就把我領到公社食堂，我隻吃了一碗飯就往回趕，途中我通知了郭傳剛和吳明廣，並約定明天上午9點鍾在官塘汽車停靠站集中上車。當我回到住地時已是深夜12點鍾了，王大媽一家都沒有睡覺在等我。當我告訴他們明天我要回部隊的時候，全家人都哭了。郝相林流著眼淚對我說：“你們來到村裏，群眾多高興，你們走了，我們有話對誰去講？”我告訴他們：“地方社教隊員現在還不走，我們以後可以常通信。”這一夜誰都沒有睡好覺。
第二天天剛亮，王大媽就起床，為我送行，她給我煮了糯米飯，還炒了好幾個菜。臨走的時候，貧下中農冒雨送我到村頭。王大媽一定要把我送到小山坡前，我勸她回去，她說：“真舍不得讓你們走，送送你表達我們貧下中農一片心意”。經我再三勸說她才止步。有的社員一直把我送到公共汽車停靠站，等我們坐的汽車開走後他們才回家。一路上我在想，我們在農村隻有37天時間，隻是做了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工作，和貧下中農結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們在六合轉乘去南京的公交車，在六合汽車站見到遍地都是大字報，車上旅客更是議論紛紛，什麽“現在工廠不冒煙，農民不下田，學生不上課，還說形勢大好，真讓人難以理解”。有的說：“現在要鬥走資派，凡是幹部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還有人說：“毛主席講造反有理，現在造反派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沒有幹部管單位就癱瘓了……”我們車到南京，更是讓人吃驚，全城變成了紅色的海洋，到處都是大字報，在顯要位置都貼上毛主席的巨幅畫像，巨大的橫幅上寫著：“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最最紅的紅太陽”，學生們扛著“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大街上行走，汽車常停下來為紅衛兵讓路……見此情景，心中真有點說不出的感覺。到營房後，領導立即組織我們學習，印象最深的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軍人是講紀律的。後來，我們才知道，搞社教是執行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搞的，如果我們不立即撤出社教隊，就會被造反派抓住當“走資派”批了。所以撤出時才會那麽緊張和神秘。
回到部隊不久，我又接受了重返八佰公社的任務。主要是部隊同誌在撤離社教隊時，時間緊張，走的急促，有的同誌給房東的糧票沒交齊，有的夥食費沒有交，還有的借房東鋼筆沒有還……這樣，領導上就派我返回八佰公社，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落實好，同時進一步檢查群眾紀律，做好群眾工作。
當我到達八佰後，老天爺不幫忙，突然下起了大雪。路被大雪覆蓋了。我隻能按照老鄉指引的方向，走了一村又一村，一家一戶去落實。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總算是在傍晚時間，跑到了我當時代夥的官塘村郝相林家。王大媽見我來了，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用手摸摸我那己經結成冰的褲腿，兩眼流下了淚。我說：“請幫我脫下鞋子，用火烤烤就行了”。她急忙說：“千萬不能用火烤，要是烤了就把腳烤壞了”。說著，她親手幫我將褲管的冰敲開，又幫我輕輕地脫下鞋襪，用幹毛巾將腳裹好，叫來兒子郝相林，讓我把腳伸到他兒子的懷裏焐暖。她告訴我“隻有這樣慢慢焐暖，腳才會慢慢恢複原樣，如果用火一烤，腳就可能烤壞，那樣你就走不回部隊了。”我想，貧下中農對解放軍的這種感情，隻有在戰爭年代才能體會到，而和平時期是很難體會到的，我這次走出軍營，在和貧下中農相處的實踐中我體會到了，實屬難能可貴。
1965年9月，因工作需要，我由副連長改任為副指導員。1966年3月至1969年11月，我任無線電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參加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根據黨中央文件精神，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亦稱“四清”運動。這一運動從1964年就開始了，到66年下半年已進行了兩年多，每期都抽調部隊幹部參加，每期半年時間。當時我任連隊指導員剛半年時間，心裏也想去參加“社教運動”，到農村去鍛煉鍛煉。
願望真的實現了。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和台長郭傳剛、吳明廣三人，一起到六合縣參加社教運動，我們師的幹部由副師長鄭克良帶隊，並擔任社教團的副團長。10月6日開始集中培訓，主要是學習毛主席有關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二十三條”、“十六條”等文件，分團領導要求所有工作隊員，要把“老三篇”和“二十三”及有關毛主席語錄都要背下來，還規定到生產隊後要抽查，並將抽查情況在分團內進行通報。這給我們精神上增加了一定的壓力。由於我們沒有參加過“四清”運動，所以就虛心地向老工作隊員學習，請教他們可能遇到什麽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集訓剛結束，我就參加了“南京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議一結束，我就直接到六合縣八佰公社官塘大隊參加社教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社教工作隊的隊員。
到農村後，主要任務是組織生產隊幹部和廣大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在學習的過程中搞些調查研究，為搞“四清”做準備。工作隊決定由我給全大隊社員做一次學習《為人民服務》的輔導報告，我運用張思德、雷鋒、焦裕祿等英模人物為人民服務的典型事例，深入淺出地講解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並要求邊學邊用，“活學活用”，社員們聽得聚精會神，長時間的掌聲算是對我講課的報答。
我們到生產隊工作半個月後，就組織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當時的日記中有一篇題為《貧下中農最聽毛主席的話》，這樣寫道：
今天，生產隊召開了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我感到比前兩天民兵講用會開的好，當我領讀完“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後，就有許多社員爭先恐後的發言了。我感到他們亮思想亮得好，特別是學了就用，使我很感動。他們中許多人不識字，但背誦毛主席語錄很用功，學了就用，用毛主席的話指導自己行動，為生產隊做了許多好事，不留名，不要記工分，甘當無名英雄。這使我深深感到，貧下中農最聽毛主席的話，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農民是我們的戰鬥任務，毛澤東思想一旦被工農群眾所掌握，就可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比如，生產隊長說：“我以前用喇叭筒喊人，一次兩次都不走，三次四次才見人在門口露露頭，學了毛主席著作後，我喇叭一喊，社員就主動下田了。”社員說：“隊長喇叭筒喊一次，我不動身，喊兩次，我頭一伸，喊三次，我慢慢騰騰才動身，到了田頭等一等，幹起活來不認真，晚上記工我爭工分。學了毛主席著作後，隊長不喊我們就下田了，都是早上工，晚收工，做了好事也不記工。是毛澤東思想統一了我們的行動，不是隊長的喇叭筒。”我深深地感到“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標，就會齊心來做……群眾齊心了，一切事情就好辦了。”
我來到社教隊後，和地方一位社教隊員老韓分在官塘大隊工作，互相學習，配合很好。我在貧農郝相林家裏代飯，他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一家五口人對我都很好。特別是52歲的王大媽，對我特別關照。吃稀飯的時候，把鍋底濃的裝到我的碗裏，吃幹飯的時候，把老鵝肉放到我碗裏埋著。天冷了，把她家的墊被鋪到我床上。她一個字不識，能背好多條毛主席語錄，她還主動地參加“講用會”，而且講得頭頭是道，使我很受教育。
我們社教隊在農村隻有37天，就匆匆忙忙地撤離了。當時文化大革命來勢非常猛，就在我們進隊時紅衛兵已在城市裏造反了。並逐步地漫延到農村。我們接到上級通知，不要幹涉紅衛兵行動，紅衛兵若問工作隊的態度，就回答我們主要是組織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見到大隊在外地學習的學生，回到大隊後就組織“造反兵團”，三個人扛著一麵“造反兵團”的大旗。他們今天鬥這個地主，明天鬥那個富農，並揚言“社教隊執行了資產階的反動路線”。對此我們很不理解。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在社教分團團部工作的通信科長李榮欣給我的通知：“立即到八佰社教分團團部，接受重要任務。”從官塘村到八佰有七八公裏路，我一口氣就跑到了八佰鎮，在分團部見到了李科長：“科長同誌，有什麽緊急任務啊？”他告訴我：“目前形勢很緊張，部隊領導要求我們立即撤出社教隊，明天必須全部回到部隊。你吃點飯就趕回去，通知你們連的另外兩位幹部。”說著就把我領到公社食堂，我隻吃了一碗飯就往回趕，途中我通知了郭傳剛和吳明廣，並約定明天上午9點鍾在官塘汽車停靠站集中上車。當我回到住地時已是深夜12點鍾了，王大媽一家都沒有睡覺在等我。當我告訴他們明天我要回部隊的時候，全家人都哭了。郝相林流著眼淚對我說：“你們來到村裏，群眾多高興，你們走了，我們有話對誰去講？”我告訴他們：“地方社教隊員現在還不走，我們以後可以常通信。”這一夜誰都沒有睡好覺。
第二天天剛亮，王大媽就起床，為我送行，她給我煮了糯米飯，還炒了好幾個菜。臨走的時候，貧下中農冒雨送我到村頭。王大媽一定要把我送到小山坡前，我勸她回去，她說：“真舍不得讓你們走，送送你表達我們貧下中農一片心意”。經我再三勸說她才止步。有的社員一直把我送到公共汽車停靠站，等我們坐的汽車開走後他們才回家。一路上我在想，我們在農村隻有37天時間，隻是做了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工作，和貧下中農結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們在六合轉乘去南京的公交車，在六合汽車站見到遍地都是大字報，車上旅客更是議論紛紛，什麽“現在工廠不冒煙，農民不下田，學生不上課，還說形勢大好，真讓人難以理解”。有的說：“現在要鬥走資派，凡是幹部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還有人說：“毛主席講造反有理，現在造反派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沒有幹部管單位就癱瘓了……”我們車到南京，更是讓人吃驚，全城變成了紅色的海洋，到處都是大字報，在顯要位置都貼上毛主席的巨幅畫像，巨大的橫幅上寫著：“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最最紅的紅太陽”，學生們扛著“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大街上行走，汽車常停下來為紅衛兵讓路……見此情景，心中真有點說不出的感覺。到營房後，領導立即組織我們學習，印象最深的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軍人是講紀律的。後來，我們才知道，搞社教是執行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搞的，如果我們不立即撤出社教隊，就會被造反派抓住當“走資派”批了。所以撤出時才會那麽緊張和神秘。
回到部隊不久，我又接受了重返八佰公社的任務。主要是部隊同誌在撤離社教隊時，時間緊張，走的急促，有的同誌給房東的糧票沒交齊，有的夥食費沒有交，還有的借房東鋼筆沒有還……這樣，領導上就派我返回八佰公社，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一件落實好，同時進一步檢查群眾紀律，做好群眾工作。
當我到達八佰後，老天爺不幫忙，突然下起了大雪。路被大雪覆蓋了。我隻能按照老鄉指引的方向，走了一村又一村，一家一戶去落實。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總算是在傍晚時間，跑到了我當時代夥的官塘村郝相林家。王大媽見我來了，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用手摸摸我那己經結成冰的褲腿，兩眼流下了淚。我說：“請幫我脫下鞋子，用火烤烤就行了”。她急忙說：“千萬不能用火烤，要是烤了就把腳烤壞了”。說著，她親手幫我將褲管的冰敲開，又幫我輕輕地脫下鞋襪，用幹毛巾將腳裹好，叫來兒子郝相林，讓我把腳伸到他兒子的懷裏焐暖。她告訴我“隻有這樣慢慢焐暖，腳才會慢慢恢複原樣，如果用火一烤，腳就可能烤壞，那樣你就走不回部隊了。”我想，貧下中農對解放軍的這種感情，隻有在戰爭年代才能體會到，而和平時期是很難體會到的，我這次走出軍營，在和貧下中農相處的實踐中我體會到了，實屬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