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王明與張國燾的兩次較量
曾經在中共曆史上叱吒風雲的王明（原名陳紹禹）與張國燾有不少共同點。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曆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份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曆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鬆、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製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麵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曆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張國燾到延安後，政治地位與紅一、四方麵軍會師時不可同日而語。但他還是政治局委員，黨的一係列重要文電，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係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麵對麵”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麵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誌，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麽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餘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麽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麵有文章，我能有什麽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誌，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麵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麽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在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歸國的王明。聞知是王明，已現怒態的張國燾在寒風中一激靈，冰冷襲擊全身。
這次，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不僅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明的份量可想而知。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以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昔日的宿敵王明從共產國際歸來，以欽差大臣自居，而張國燾卻正失勢落魄，兩相比較，他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張國燾打心眼裏厭惡王明，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惹不起躲得起。於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他心裏默默地說，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他相信，以王明的無知與狂妄，肯定會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辮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製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做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淩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就在這時，原四方麵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也可以說，是王明把張國燾從延安逼走了，導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全文如下：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黨。查張國燾曆年來在黨內所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采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與全黨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采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毫無悔改，最後竟以書麵聲明自行脫黨。張國燾這種行為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曆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及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決定的公布，對張國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張國燾沒有想到中央會如此果斷地處理他，慌忙給周恩來等寫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忽閱報上載有開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
但是，中共中央已經把張國燾掃地出門，沒有人再理會他了。從中央決定公布之日，在各級組織和部隊中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同誌們在短暫的震驚之後，對張國燾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和不齒。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第七號命令--《關於開除張國燾邊區政府執行委員及代主席等一切職務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執行委員兼代主席張國燾，於本月三日經主席團派往中部謁黃帝陵，即棄職潛逃。在此全國抗戰緊急關頭，張國燾此種行動，實屬有違革命利益和革命紀律。特由本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開除其本政府執行委員及其一切職務。嗣後凡張國燾一切言論行動，本政府概不負責。
就這樣，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在人們的視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國民黨的他很快就被國民黨擯棄，過著很困窘的生活，最後淒慘地客死異國他鄉。
首先，他倆都出身於富戶。張國燾189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縣上栗，父親是一個鄉紳；王明1904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父親是一個商販。
其次，他倆都曾是我黨早期的最高層領導幹部。張國燾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他負責組織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會師後任紅軍總政委、中央軍委副主席。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負責亞洲、拉美各國共產黨事務。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嚴重損失。
再次，他倆在叛黨叛國的路上“殊途同歸”。1938年張國燾棄自己為之奮鬥十幾載的信仰而去，成為反黨急先鋒。事隔20年，即1958年，去蘇聯定居的王明步其後塵，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我黨曆史，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槍手。
然而，這兩位在我黨早期頗具份量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糟糕，彼此間曾有過兩次較量，但都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第一次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為紀念這位與其有著偉大友誼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年11月28日，第一批學生在紛飛大雪中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曆屆學生中，有許多是後來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如鄧小平、博古、傅鍾、張聞天、俞秀鬆、王稼祥、陳昌浩、伍修權、孫冶方、沈澤民、張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還有後來將莫斯科中山大學鬧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陳紹禹）。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任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並開始在黨內領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極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托派問題被免職後，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書記塞特尼可夫與代理校長阿古爾在學校工作上意見不一，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嚴重分歧。他們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黨務派”和“教務派”。不久，副校長米夫利用兩派之間的矛盾，經過與王明共同策劃，搞垮了阿古爾，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長一職。從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製了中山大學支部局，逐漸形成了以米夫為靠山、以王明為代表的王明教條宗派集團。這個集團從脫離實際照搬照套的教條主義出發，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的宗派立場，慣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手段。在好幾次風潮中，將鬥爭的矛頭對準了張國燾，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而後去了鄂豫皖蘇區。
第二次較量是在延安。這一次張國燾敗得更慘。
紅一、四方麵軍懋功會師，毛澤東、張國燾相擁而慶。然而，自恃兵強馬壯的張國燾卻拒絕北上企圖另立中央。經曆了南下的數次慘敗後，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南下的錯誤主張，三過草地，也北上到達延安。
張國燾到延安後，政治地位與紅一、四方麵軍會師時不可同日而語。但他還是政治局委員，黨的一係列重要文電，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後，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負責人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係到張國燾在過草地期間“逼宮奪權”的表現，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後，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麵對麵”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麵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台來，脫下布鞋，朝張國燾劈頭蓋臉地打去。全場立時震驚了。張國燾忙站起身，捂著臉，舉起一隻手，高聲吼道：“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後，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
“國燾同誌，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麽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餘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麽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裏麵有文章，我能有什麽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誌，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麵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麽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後，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於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並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在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歸國的王明。聞知是王明，已現怒態的張國燾在寒風中一激靈，冰冷襲擊全身。
這次，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不僅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明的份量可想而知。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以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昔日的宿敵王明從共產國際歸來，以欽差大臣自居，而張國燾卻正失勢落魄，兩相比較，他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張國燾打心眼裏厭惡王明，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誌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惹不起躲得起。於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他心裏默默地說，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他相信，以王明的無知與狂妄，肯定會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辮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製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做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淩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就在這時，原四方麵軍重要將領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也可以說，是王明把張國燾從延安逼走了，導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全文如下：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黨。查張國燾曆年來在黨內所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采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與全黨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采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毫無悔改，最後竟以書麵聲明自行脫黨。張國燾這種行為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曆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及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為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決定的公布，對張國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張國燾沒有想到中央會如此果斷地處理他，慌忙給周恩來等寫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忽閱報上載有開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
但是，中共中央已經把張國燾掃地出門，沒有人再理會他了。從中央決定公布之日，在各級組織和部隊中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同誌們在短暫的震驚之後，對張國燾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和不齒。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第七號命令--《關於開除張國燾邊區政府執行委員及代主席等一切職務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執行委員兼代主席張國燾，於本月三日經主席團派往中部謁黃帝陵，即棄職潛逃。在此全國抗戰緊急關頭，張國燾此種行動，實屬有違革命利益和革命紀律。特由本政府執行委員會決定，開除其本政府執行委員及其一切職務。嗣後凡張國燾一切言論行動，本政府概不負責。
就這樣，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在人們的視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國民黨的他很快就被國民黨擯棄，過著很困窘的生活，最後淒慘地客死異國他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