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民國政壇的悲劇英雄鄧演達
1961年，毛澤東在與周穀城的談話中還說：“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鄧演達是我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公開發出《討蔣通電》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準備以武力推翻蔣介石的統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犧牲。
鄧演達曾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代理部長兼學生總隊長、黃埔軍校教育長，在黃埔軍校中實力僅次於蔣介石。且鄧演達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在國民黨中有著很高的威望，是蔣介石當時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
毛澤東讀史的批語中，還有一處提到了鄧演達。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書徐有功傳》時，針對徐有功說的一段話，曾寫下了這樣的批語：“命係庖廚”，何足惜哉，此言不當。嶽飛、文天祥、曾靜、戴名世、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誌，不亦偉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則天當政時的一名司法官吏。在當時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他不僅敢於公正執法，而且敢於站出來為冤情伸張正義，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罷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對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態度是：“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後來，武則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為左肅政治侍禦史。對這一重大升遷，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識抬舉，推辭不幹。他對武則天說了一段使毛澤東讀了十分感慨的話：“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這段話的意思是：我聽說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卻隨時係在掌其生死大權的廚子手中，這是勢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執法，這樣一來，我必然會因此受連累而死。從徐有功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的官場險惡、司法腐敗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預見到了自己公正執法的必然下場。
毛澤東讀到徐有功的這段話時，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徐有功“此言不當”，其理由是，為了理想和正義事業，應該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隻考慮自己有可能犧牲而推諉不幹。
毛澤東在給徐有功的這段話的批語中，一連舉出了九位曆史上為國家民族、為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誌”的節義誌士來作為例證。其中有五位是現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都大名鼎鼎，為大家所熟知，隻有鄧演達不廣為人知。
毛澤東和鄧演達很早就認識了，鄧演達對毛澤東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時代，他倆在農民問題、土地問題上誌同道合，互相支持。他們都認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農民參加，就不可能勝利，認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1926年底，當毛澤東到湖南各地農村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謳歌湖南農民運動時，鄧演達也在很多場合發表演說、撰寫文章，熱情讚頌湖南農民運動。而當時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人卻對農民運動持懷疑、反對態度，更不讚成毛澤東在《報告》中的觀點。無怪乎過了好多年，毛澤東回憶此事時，還不無感慨地說：“大革命時代做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時代，鄧演達對毛澤東十分器重。1926年2月，當鄧演達主持中國革命軍總政治部，設立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時，他就想到了毛澤東，特聘他為委員；同年4月，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成立土地委員會時，鄧演達又在會上親自提議請毛澤東為委員；為了加強對全國農民運動的組織領導，鄧演達決定成立全國農民運動臨時執委會，又特請毛澤東為委員、常委、組織部長；當鄧演達擔任中央農民部部長時，為了培養農民運動幹部，在武昌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鄧演達自任所長，而特聘毛澤東為副所長，主持所務，由此可見鄧演達對毛澤東是多麽賞識。
由於鄧演達忠實遵循中山遺教，認真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部長，並任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等職。
1927年6月30日，鄧演達鑒於革命形勢逆轉，又感到無力挽回狂瀾，就懷著沉痛的心情，決心出走。
臨走前，他給國民黨中央委員寫了一封告別信。信中說：“我以為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張本，照著總理的三民主義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尤其是農工群眾的擁護，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總理的三民主義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為這個，所以離開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們黨的領袖們反省”。信中最後說，“同誌們，革命是我們的職業，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我們的立場。同誌們大家奮鬥！我們一定在最近的將來和大家再見！”
鄧演達將信發出後，即化裝為檢查電線的工人，離開武漢，沿京漢線北上鄭州，再轉西安。在西安會合了由武漢回國的俄國顧問，經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亞，最後抵達莫斯科。
鄧演達於1927年8月15日抵達莫斯科後，一直在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他認為大革命的失敗，首先是領導機構的罪惡；要繼續進行農工的解放工作，隻有否定這一領導機構，建立一個革命的、代表農工利益的和能戰鬥的指揮機構。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慶齡、陳友仁交換了意見。他們一致認為，為了不中斷中國革命，有必要成立一個臨時性的革命領導機關--臨時行動委員會。其任務在於宣告南京、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之罪惡；迅即籌備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籌備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臨時行動委員會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據這一精神，由鄧演達起草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於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與同誌們醞釀成立新組織的問題。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大會。到會的有10個省的代表，包括黃琪翔、章伯鈞、季方、朱蘊山等30餘人。會議由鄧演達主持，通過了六項信條和鄧演達起草的綱領《我們的政治主張》，選舉了中央機構--幹部會，由鄧演達任中央幹部會總幹事。至此，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這一組織便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1931年2月，寧粵分裂，國民黨中有不少中央委員不願與蔣介石合作，而紛紛去廣州，另組國民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鄧演達同陳銘樞、楊杏佛等密商起義反蔣的軍事行動。他們商定：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把“圍剿”紅軍的十九路軍調廣東，樹起停止內戰和反蔣的旗號；鄧演達去江西臨川一帶，策動“圍剿”紅軍的十八軍起義；同時，聯絡武漢駐軍以及西安和華北方麵原西北軍一齊響應，以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臨啟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鄧演達被捕後，蔣介石立即從南京打來電話，命令將鄧押往南京。鄧演達在南京關押期間，蔣介石要他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宣布解散組織；又提出由蔣任總司令、鄧任副總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國考察。這一切，都被鄧演達一句話擋回了：“我要為中華民族維護正氣！”
蔣介石無計可施，便把鄧演達轉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內，嚴加看守。當時，有位看守遞出鄧演達寫的一張字條，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難再聯係，願做白發囚徒，要同誌繼續為革命努力。
鄧演達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個月後，適值蔣介石要宣布下野。據說，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後，鄧演達很有可能上台。鄧如上台，對他威脅最大。於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時為1931年11月29日，鄧演達時年36歲。
鄧演達對毛澤東有著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在上海一方麵積極籌建中國農工民主黨，一方麵又主動找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商談建立共同反蔣聯合陣線問題，但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對鄧演達的主動合作不予理睬。在這種情況下，鄧演達沒有失望，就是因為他把希望寄托在當時還不是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的毛澤東身上。他說：“看來共產黨在‘左’傾機會主義占上風的時候，聯合陣線是不可能實現的，將來如果毛澤東一派當了權，我們是可能合作的。”可見他對毛澤東是多麽信任，而後來曆史發展完全證實了鄧演達的預見。
鄧演達在大革命時代忠實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不惜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鄧演達在毛澤東心目中，正是為了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誌”的節義誌士。所以，毛澤東才會在1961年與周穀城的談話中說：“我很喜歡這個人。”
1981年，胡耀邦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鄧演達列為“一貫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鄧演達的革命功績與地位。
鄧演達是我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公開發出《討蔣通電》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準備以武力推翻蔣介石的統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犧牲。
鄧演達曾任黃埔軍校教練部代理部長兼學生總隊長、黃埔軍校教育長，在黃埔軍校中實力僅次於蔣介石。且鄧演達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在國民黨中有著很高的威望，是蔣介石當時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
毛澤東讀史的批語中，還有一處提到了鄧演達。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書徐有功傳》時，針對徐有功說的一段話，曾寫下了這樣的批語：“命係庖廚”，何足惜哉，此言不當。嶽飛、文天祥、曾靜、戴名世、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諸輩，以身殉誌，不亦偉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則天當政時的一名司法官吏。在當時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他不僅敢於公正執法，而且敢於站出來為冤情伸張正義，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罷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對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態度是：“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後來，武則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為左肅政治侍禦史。對這一重大升遷，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識抬舉，推辭不幹。他對武則天說了一段使毛澤東讀了十分感慨的話：“臣聞鹿走山林而命係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這段話的意思是：我聽說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卻隨時係在掌其生死大權的廚子手中，這是勢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執法，這樣一來，我必然會因此受連累而死。從徐有功這段話可以看出，他對當時的官場險惡、司法腐敗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預見到了自己公正執法的必然下場。
毛澤東讀到徐有功的這段話時，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徐有功“此言不當”，其理由是，為了理想和正義事業，應該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隻考慮自己有可能犧牲而推諉不幹。
毛澤東在給徐有功的這段話的批語中，一連舉出了九位曆史上為國家民族、為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誌”的節義誌士來作為例證。其中有五位是現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都大名鼎鼎，為大家所熟知，隻有鄧演達不廣為人知。
毛澤東和鄧演達很早就認識了，鄧演達對毛澤東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時代，他倆在農民問題、土地問題上誌同道合，互相支持。他們都認為中國革命如果沒有農民參加，就不可能勝利，認為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1926年底，當毛澤東到湖南各地農村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謳歌湖南農民運動時，鄧演達也在很多場合發表演說、撰寫文章，熱情讚頌湖南農民運動。而當時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人卻對農民運動持懷疑、反對態度，更不讚成毛澤東在《報告》中的觀點。無怪乎過了好多年，毛澤東回憶此事時，還不無感慨地說：“大革命時代做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時代，鄧演達對毛澤東十分器重。1926年2月，當鄧演達主持中國革命軍總政治部，設立農民問題討論委員會時，他就想到了毛澤東，特聘他為委員；同年4月，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決議成立土地委員會時，鄧演達又在會上親自提議請毛澤東為委員；為了加強對全國農民運動的組織領導，鄧演達決定成立全國農民運動臨時執委會，又特請毛澤東為委員、常委、組織部長；當鄧演達擔任中央農民部部長時，為了培養農民運動幹部，在武昌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鄧演達自任所長，而特聘毛澤東為副所長，主持所務，由此可見鄧演達對毛澤東是多麽賞識。
由於鄧演達忠實遵循中山遺教，認真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部長，並任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等職。
1927年6月30日，鄧演達鑒於革命形勢逆轉，又感到無力挽回狂瀾，就懷著沉痛的心情，決心出走。
臨走前，他給國民黨中央委員寫了一封告別信。信中說：“我以為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張本，照著總理的三民主義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尤其是農工群眾的擁護，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總理的三民主義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為這個，所以離開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們黨的領袖們反省”。信中最後說，“同誌們，革命是我們的職業，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我們的立場。同誌們大家奮鬥！我們一定在最近的將來和大家再見！”
鄧演達將信發出後，即化裝為檢查電線的工人，離開武漢，沿京漢線北上鄭州，再轉西安。在西安會合了由武漢回國的俄國顧問，經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亞，最後抵達莫斯科。
鄧演達於1927年8月15日抵達莫斯科後，一直在思考中國革命問題。他認為大革命的失敗，首先是領導機構的罪惡；要繼續進行農工的解放工作，隻有否定這一領導機構，建立一個革命的、代表農工利益的和能戰鬥的指揮機構。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慶齡、陳友仁交換了意見。他們一致認為，為了不中斷中國革命，有必要成立一個臨時性的革命領導機關--臨時行動委員會。其任務在於宣告南京、武漢的國民黨中央之罪惡；迅即籌備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籌備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臨時行動委員會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據這一精神，由鄧演達起草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名義於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發表。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與同誌們醞釀成立新組織的問題。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大會。到會的有10個省的代表，包括黃琪翔、章伯鈞、季方、朱蘊山等30餘人。會議由鄧演達主持，通過了六項信條和鄧演達起草的綱領《我們的政治主張》，選舉了中央機構--幹部會，由鄧演達任中央幹部會總幹事。至此，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正式宣告成立（這一組織便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
1931年2月，寧粵分裂，國民黨中有不少中央委員不願與蔣介石合作，而紛紛去廣州，另組國民政府。在這樣的形勢下，鄧演達同陳銘樞、楊杏佛等密商起義反蔣的軍事行動。他們商定：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把“圍剿”紅軍的十九路軍調廣東，樹起停止內戰和反蔣的旗號；鄧演達去江西臨川一帶，策動“圍剿”紅軍的十八軍起義；同時，聯絡武漢駐軍以及西安和華北方麵原西北軍一齊響應，以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臨啟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鄧演達被捕後，蔣介石立即從南京打來電話，命令將鄧押往南京。鄧演達在南京關押期間，蔣介石要他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宣布解散組織；又提出由蔣任總司令、鄧任副總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國考察。這一切，都被鄧演達一句話擋回了：“我要為中華民族維護正氣！”
蔣介石無計可施，便把鄧演達轉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內，嚴加看守。當時，有位看守遞出鄧演達寫的一張字條，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難再聯係，願做白發囚徒，要同誌繼續為革命努力。
鄧演達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個月後，適值蔣介石要宣布下野。據說，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後，鄧演達很有可能上台。鄧如上台，對他威脅最大。於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時為1931年11月29日，鄧演達時年36歲。
鄧演達對毛澤東有著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鄧演達回國後，在上海一方麵積極籌建中國農工民主黨，一方麵又主動找中國共產黨負責人商談建立共同反蔣聯合陣線問題，但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對鄧演達的主動合作不予理睬。在這種情況下，鄧演達沒有失望，就是因為他把希望寄托在當時還不是中國共產黨主要負責人的毛澤東身上。他說：“看來共產黨在‘左’傾機會主義占上風的時候，聯合陣線是不可能實現的，將來如果毛澤東一派當了權，我們是可能合作的。”可見他對毛澤東是多麽信任，而後來曆史發展完全證實了鄧演達的預見。
鄧演達在大革命時代忠實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不惜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鄧演達在毛澤東心目中，正是為了正義事業，不惜“以身殉誌”的節義誌士。所以，毛澤東才會在1961年與周穀城的談話中說：“我很喜歡這個人。”
1981年，胡耀邦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鄧演達列為“一貫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鄧演達的革命功績與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