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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上海“國際化”的破滅
蔣介石這次到上海，除了部署防務外，還要召見幾位老朋友。首先就是上海灘上的“聞人”杜月笙。
杜月笙驅車到了複興島，見到蔣介石，彼此寒暄幾句，蔣介石就開口道：
“鏞老，去年12月，你能出麵領導上海紳商各界搞‘國際化’，自救救國，此乃義舉，可惜得不到國際上的支持……”
原來，1948年12月，蔣介石曾召見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滬後，立即在中匯大樓宴請英、美巨商及各界領袖，提出上海“國際化”的設想。杜月笙說：“上海是遠東第一大城市，全國經濟命脈之所在，斷斷不宜受戰火的破壞。”他要求各界有識之士，務須共同努力，使上海成為一個“不設防城市”，並籲請交戰雙方，避免以上海作為戰場，而地方秩序，則暫由外國軍隊維持雲雲。可是這一主張，沒有得到美方支持，《大美晚報》在社論中公開表示，要“免於侵犯他國主權之嫌”，還說“外國當局是否願出麵肩負此特殊困難責任，尚不可知”。
杜月笙歎口氣說：“這件事打了回票了……”
“我曉得，我曉得。”蔣介石連連點頭，不勝感慨，“現在美國人也很調皮，他們也怕出頭露麵，所以我還是叫湯恩伯嚴守京、滬、杭。和談未可樂觀，一旦破裂，共軍渡江，你可以在適當時機到台灣去，到台灣去。”
“情況有那麽嚴重嗎？”杜月笙問。
“這是最壞的打算。”蔣介石關心地說，“鏞老，民國十六年‘四一二’清黨，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記得當時外人問你，‘清共若幹時間可告成功？’你說‘二十四小時成功’。真幹脆，外國人驚異了，他們說，‘歐美各國均有共黨，其人數雖不多，聲勢卻甚大，清共尚且不能奏效，你們能在二十四小時一舉解決，似謂狂舉’。鏞老呀，你的‘中華共進會’是立了大功的。還有，處決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這個赤色分子，所以你不能留下來，你必須走呀！”
“是……”杜月笙一聽到“中華共進會”和汪壽華事件，不禁背上發冷。不錯，他就是靠了這一手才弄到南京政府少將谘議頭銜的。他比黃金榮還榮耀，他還任過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顧問呢！
“鏞老，還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釋，”蔣介石頗為抱歉地說，“去年8月，經國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事先我確實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嗯，否則，我不會讓他們那麽胡鬧！誰沒有親戚朋友呀，叫至親好友丟臉的事，我能幹嗎？”
蔣介石說的這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發後實行的所謂“幣製改革”。當時，他們發行金圓券，強令民間所藏的金銀外幣一律交出，兌換金圓券，想以此作為挽救瀕於絕境的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的強心劑。蔣介石派了蔣經國，以“上海區經濟督導副專員”的名義親臨上海督戰。蔣經國率領了“戡亂建國大隊”“上海青年服務隊”，對私藏金銀外幣和從事投機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加以打擊，逮捕了好些人。
當時上海人稱此為“蔣經國打老虎”，蔣經國成了顯赫一時的“打虎英雄”，在被捕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杜月笙的三少爺杜維屏。
蔣經國一再“邀請”杜月笙參加座談會，杜卻不作任何表示，回家深居簡出，也不發表什麽意見。不料報紙上卻登出這樣的消息：“杜氏因兒子被捕，三次晉謁蔣經國，均被擋駕，因此頗為怨恨雲雲。”杜月笙感到再不表態是不行的了，他借給報館去信更正之機說：“此次，小兒維屏，以經營場外交易，違反交易所法，致被解送法院。自始至終，鏞認為依法辦理，實為天經地義，其間絕無說情之事，報載三度請謁均被擋駕之說，純係虛構。二十年來，鏞之愛護領袖，服從政府，眾所周知。幣製改革，隻能成功，不許失敗。經國先生執法嚴正，不枉不縱，深致敬佩。”
但是，杜月笙畢竟是有謀有算的，還有眾多的徒子徒孫們在為他效力。他不動聲色地派人調查了揚子公司等非法大囤積的事實，有一次在蔣經國召開的大會上公開發言說：“我兒子觸犯法紀，罪有應得，但請一秉至公，平等辦理。據我所知，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紗布貨物，遠遠超過維屏等各家，請專員立即派員去查看，萬勿使其逍遙法外。”
揚子公司乃蔣經國的表兄弟、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所經營，蔣經國對此不是沒有看法的，無奈這孔令侃有後台，又礙於宋美齡的顏麵，故隱忍不發。但在杜月笙的“將軍”下，他隻得派了“青年服務隊”，跟著杜月笙所派的人，把揚子公司倉庫團團圍住。
孔令侃向他姨母呼救。宋美齡立即乘專機赴滬，當麵叫蔣經國把這案子撤銷。蔣經國說：“這怎能服眾呢？”
“那好，”宋美齡氣呼呼地說，“此案必須由你父親親自處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亂動。”
蔣經國隻好允諾。其實，宋美齡在離開南京前，已急電在北平指揮遼沈戰事的蔣介石，促其見電速來上海。蔣介石不知出了什麽大事，乘專機飛滬，一到機場，宋美齡一個人首先登機，如此這般向老頭子說了一番。然後由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和蔣經國陪回本宅。大家在客廳坐定，宋美齡開腔了：“總統長途南來，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談。”第二天一早，蔣經國去見他父親。半小時以後走出來，即露出垂頭喪氣的神態，他對摯友說：“我隻有先在家盡孝，而後再對國盡忠了。”
蔣經國就此辭職。一場“打虎”運動煙消雲散。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親國戚，便悄悄溜到香港暫避風頭。當然，他沒有消卻“怨恨”，所以蔣介石要向他解釋。
杜月笙見到蔣介石後沒有多少天，便租了一條船到香港，買屋卜居。他活著的時候沒有去過台灣，倒叫一個幫友黃振世回內地找過楊嘯天。這是解放以後的事了。杜叫黃去打聽共產黨對留在內地的一些“聞人”的態度，楊嘯天叫黃振世帶回信說：“我在民國十六年幹的壞事不比杜老少，隻要改過從善，人家也寬容了我，叫杜老回內地來，保他無事。”不料，1950年8月16日，這個“海上聞人”，卻在香港咽了最後一口氣。
杜月笙驅車到了複興島，見到蔣介石，彼此寒暄幾句，蔣介石就開口道：
“鏞老，去年12月，你能出麵領導上海紳商各界搞‘國際化’，自救救國，此乃義舉，可惜得不到國際上的支持……”
原來，1948年12月，蔣介石曾召見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滬後，立即在中匯大樓宴請英、美巨商及各界領袖，提出上海“國際化”的設想。杜月笙說：“上海是遠東第一大城市，全國經濟命脈之所在，斷斷不宜受戰火的破壞。”他要求各界有識之士，務須共同努力，使上海成為一個“不設防城市”，並籲請交戰雙方，避免以上海作為戰場，而地方秩序，則暫由外國軍隊維持雲雲。可是這一主張，沒有得到美方支持，《大美晚報》在社論中公開表示，要“免於侵犯他國主權之嫌”，還說“外國當局是否願出麵肩負此特殊困難責任，尚不可知”。
杜月笙歎口氣說：“這件事打了回票了……”
“我曉得，我曉得。”蔣介石連連點頭，不勝感慨，“現在美國人也很調皮，他們也怕出頭露麵，所以我還是叫湯恩伯嚴守京、滬、杭。和談未可樂觀，一旦破裂，共軍渡江，你可以在適當時機到台灣去，到台灣去。”
“情況有那麽嚴重嗎？”杜月笙問。
“這是最壞的打算。”蔣介石關心地說，“鏞老，民國十六年‘四一二’清黨，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記得當時外人問你，‘清共若幹時間可告成功？’你說‘二十四小時成功’。真幹脆，外國人驚異了，他們說，‘歐美各國均有共黨，其人數雖不多，聲勢卻甚大，清共尚且不能奏效，你們能在二十四小時一舉解決，似謂狂舉’。鏞老呀，你的‘中華共進會’是立了大功的。還有，處決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這個赤色分子，所以你不能留下來，你必須走呀！”
“是……”杜月笙一聽到“中華共進會”和汪壽華事件，不禁背上發冷。不錯，他就是靠了這一手才弄到南京政府少將谘議頭銜的。他比黃金榮還榮耀，他還任過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顧問呢！
“鏞老，還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釋，”蔣介石頗為抱歉地說，“去年8月，經國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事先我確實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嗯，否則，我不會讓他們那麽胡鬧！誰沒有親戚朋友呀，叫至親好友丟臉的事，我能幹嗎？”
蔣介石說的這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發後實行的所謂“幣製改革”。當時，他們發行金圓券，強令民間所藏的金銀外幣一律交出，兌換金圓券，想以此作為挽救瀕於絕境的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的強心劑。蔣介石派了蔣經國，以“上海區經濟督導副專員”的名義親臨上海督戰。蔣經國率領了“戡亂建國大隊”“上海青年服務隊”，對私藏金銀外幣和從事投機倒把的“不法分子”狠狠加以打擊，逮捕了好些人。
當時上海人稱此為“蔣經國打老虎”，蔣經國成了顯赫一時的“打虎英雄”，在被捕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杜月笙的三少爺杜維屏。
蔣經國一再“邀請”杜月笙參加座談會，杜卻不作任何表示，回家深居簡出，也不發表什麽意見。不料報紙上卻登出這樣的消息：“杜氏因兒子被捕，三次晉謁蔣經國，均被擋駕，因此頗為怨恨雲雲。”杜月笙感到再不表態是不行的了，他借給報館去信更正之機說：“此次，小兒維屏，以經營場外交易，違反交易所法，致被解送法院。自始至終，鏞認為依法辦理，實為天經地義，其間絕無說情之事，報載三度請謁均被擋駕之說，純係虛構。二十年來，鏞之愛護領袖，服從政府，眾所周知。幣製改革，隻能成功，不許失敗。經國先生執法嚴正，不枉不縱，深致敬佩。”
但是，杜月笙畢竟是有謀有算的，還有眾多的徒子徒孫們在為他效力。他不動聲色地派人調查了揚子公司等非法大囤積的事實，有一次在蔣經國召開的大會上公開發言說：“我兒子觸犯法紀，罪有應得，但請一秉至公，平等辦理。據我所知，揚子公司所囤積的紗布貨物，遠遠超過維屏等各家，請專員立即派員去查看，萬勿使其逍遙法外。”
揚子公司乃蔣經國的表兄弟、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所經營，蔣經國對此不是沒有看法的，無奈這孔令侃有後台，又礙於宋美齡的顏麵，故隱忍不發。但在杜月笙的“將軍”下，他隻得派了“青年服務隊”，跟著杜月笙所派的人，把揚子公司倉庫團團圍住。
孔令侃向他姨母呼救。宋美齡立即乘專機赴滬，當麵叫蔣經國把這案子撤銷。蔣經國說：“這怎能服眾呢？”
“那好，”宋美齡氣呼呼地說，“此案必須由你父親親自處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亂動。”
蔣經國隻好允諾。其實，宋美齡在離開南京前，已急電在北平指揮遼沈戰事的蔣介石，促其見電速來上海。蔣介石不知出了什麽大事，乘專機飛滬，一到機場，宋美齡一個人首先登機，如此這般向老頭子說了一番。然後由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和蔣經國陪回本宅。大家在客廳坐定，宋美齡開腔了：“總統長途南來，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談。”第二天一早，蔣經國去見他父親。半小時以後走出來，即露出垂頭喪氣的神態，他對摯友說：“我隻有先在家盡孝，而後再對國盡忠了。”
蔣經國就此辭職。一場“打虎”運動煙消雲散。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親國戚，便悄悄溜到香港暫避風頭。當然，他沒有消卻“怨恨”，所以蔣介石要向他解釋。
杜月笙見到蔣介石後沒有多少天，便租了一條船到香港，買屋卜居。他活著的時候沒有去過台灣，倒叫一個幫友黃振世回內地找過楊嘯天。這是解放以後的事了。杜叫黃去打聽共產黨對留在內地的一些“聞人”的態度，楊嘯天叫黃振世帶回信說：“我在民國十六年幹的壞事不比杜老少，隻要改過從善，人家也寬容了我，叫杜老回內地來，保他無事。”不料，1950年8月16日，這個“海上聞人”，卻在香港咽了最後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