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不知道賬簿是什麽
薩斯基亞·範維侖伯格，來自維侖伯格家族。她父親羅伯塔斯·維侖伯格，前呂伐登市長，號稱弗裏斯蘭省的首富，能跟荷蘭執政共進午餐。外界傳得沸沸揚揚，連倫勃朗自己都相信，薩斯基亞家確實有百萬盾的資產。
事實是，羅伯塔斯·維侖伯格的確聲名顯赫，但他老人家離家在外，並不打理家事，直到1624年過世；此前兩年，他的妻子，也就是薩斯基亞的母親，也已去世。薩斯基亞有兩個哥哥做法律工作，一個哥哥從了軍；一大堆姐姐分別嫁到了荷蘭的四麵八方，還有大批叔叔姑姑堂兄表弟七大姑八大姨—那是個無比龐大的家族。
多虧了荷蘭領先全歐洲的市場經濟，維侖伯格家族的產業種類繁多；也因為荷蘭的市場經濟，維侖伯格家族基本沒有現金：他們的錢潑灑在各個領域，化作了債券、地租、保險，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他們的家族中人依然有租子收入，但你如果要求兌換現金一次性付清，就要了老命。維侖伯格家族的賬分得太散了，每一筆錢的結算，都要求家族所有直係親屬一起同意，然後還要估價、籌算、分賬。這裏麵自然還得經曆無數的轉讓、公證、簽名……而倫勃朗對這一切，根本毫無概念。他隻是隱約覺得：“薩斯基亞家挺有錢。”他生活在這樣的氛圍裏，卻不知道那些錢可能隻停留在瑣碎的賬麵數據上，卻到不了他手裏。
他買下那座一萬三千盾的大房子，此後陸續付了一半房款，還剩七千盾和房貸利息。他總覺得自己靠版畫一年能掙三千盾，但到薩斯基亞死後，他還有幾千盾的賬收不回來；薩斯基亞的哥哥、他的大舅子兼媒人亨德裏克在外吹噓，說倫勃朗那幅《夜巡》能給他帶來五千盾的收入，但實際隻有不到二千盾—畫裏每個人一百盾，隊長和副隊長二百盾—而且那批自衛隊軍官正在一邊毀他的銷路，一邊試圖集體賴賬。
倫勃朗不在乎錢，或者說，他不想顯得自己在乎錢。他工作勤奮，頗有銷路，便覺得安全，覺得自己總會有收入的，哪怕這些賬款實際可能收不回來。他不想讓自己變成錙銖必究的小市民。他覺得自己是個大人物了，能超脫世俗了，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自由灑脫地買日本盔甲、地球儀、刀劍、拉斐爾的畫、名貴瓷器和香料了，而這些東西的價碼，會自然消失在他的賬簿上—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也懶得去算，隻覺得“應該是很多吧，多到我不用擔心的地步”。
在這一點上，他實在太不荷蘭人了。荷蘭人在安排生活時，總要做到支出低於收入；市民閑坐開玩笑，便覺得國家也該如此：估算收入，通過稅則，吸收些私人儲蓄，加以資本化，既保護個人利益，又捍衛公認道德……這就是荷蘭人，他們覺得國家和自己都應該量入為出，一個省錢的政府—哪怕錢省下貼補不到自己身上—也比一個揮霍的政府好。而在17世紀的荷蘭，一個普通市民真得花時間理財。因為荷蘭境內，各省貨幣淩亂，佛蘭德鎊、杜卡盾、法國銀幣、北歐銀幣，都可使用，德國和西班牙的貨幣亦可通用，加上荷蘭盾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兌換不一，所以各階層對此都極為用心。他們要時常精確兌換貨幣，以便保值—這一切，倫勃朗根本不知道。許多時候支票來了，他看了便收起來，也不去兌換。他隻知道：我好像有許多錢似的，這就夠了。
可是1642年，他得開始擔心了。薩斯基亞逝世，他並沒得到他想象中那樣驚人份額的數字；他的畫交出去了，所得收入和他計算的不符；他不擅長上門逼債，也無法幹預自衛隊的心思—他們正對著自衛隊集體畫像，那幅後來被叫作《夜巡》的東西想：“這畫幅太大了，兩邊要截掉些才能張掛；可不能白截，得少給倫勃朗些錢才能不吃虧……”而且，整個阿姆斯特丹正在覺得這家夥言過其實，“拿了我們的錢，交出了虛幻的試驗品”！他的現金沒有進賬，他的收入正待大幅減縮，他的巨額資產眼看隻是個巨大的幻覺。
如此，當1642年告終時，倫勃朗·哈爾門鬆·範賴恩，從年初自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落得了一個奇怪的處境：他失去了妻子，敗壞了名譽，而且結束了前半生最璀璨的時光—婚姻、富翁的幻覺、年輕畫家的偉大聲名，到此全部開始走下坡路。
但他自己，似乎並沒有對此下滑的絕境有所警醒。那年夏天，薩斯基亞彌留之際，他畫了許多幅薩斯基亞；薩斯基亞死去後，他繼續認真工作，而且喜歡上了外出溜達。他不流連阿姆斯特丹郊區的風景，卻愛去農村，看靜謐的所在。命運與悲劇深淵漸行漸近之時，他卻正要開始自己的又一次風骨變化。
事實是，羅伯塔斯·維侖伯格的確聲名顯赫，但他老人家離家在外，並不打理家事，直到1624年過世；此前兩年，他的妻子，也就是薩斯基亞的母親，也已去世。薩斯基亞有兩個哥哥做法律工作，一個哥哥從了軍；一大堆姐姐分別嫁到了荷蘭的四麵八方，還有大批叔叔姑姑堂兄表弟七大姑八大姨—那是個無比龐大的家族。
多虧了荷蘭領先全歐洲的市場經濟，維侖伯格家族的產業種類繁多；也因為荷蘭的市場經濟，維侖伯格家族基本沒有現金：他們的錢潑灑在各個領域，化作了債券、地租、保險，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方式。他們的家族中人依然有租子收入，但你如果要求兌換現金一次性付清，就要了老命。維侖伯格家族的賬分得太散了，每一筆錢的結算，都要求家族所有直係親屬一起同意，然後還要估價、籌算、分賬。這裏麵自然還得經曆無數的轉讓、公證、簽名……而倫勃朗對這一切，根本毫無概念。他隻是隱約覺得：“薩斯基亞家挺有錢。”他生活在這樣的氛圍裏，卻不知道那些錢可能隻停留在瑣碎的賬麵數據上，卻到不了他手裏。
他買下那座一萬三千盾的大房子，此後陸續付了一半房款，還剩七千盾和房貸利息。他總覺得自己靠版畫一年能掙三千盾，但到薩斯基亞死後，他還有幾千盾的賬收不回來；薩斯基亞的哥哥、他的大舅子兼媒人亨德裏克在外吹噓，說倫勃朗那幅《夜巡》能給他帶來五千盾的收入，但實際隻有不到二千盾—畫裏每個人一百盾，隊長和副隊長二百盾—而且那批自衛隊軍官正在一邊毀他的銷路，一邊試圖集體賴賬。
倫勃朗不在乎錢，或者說，他不想顯得自己在乎錢。他工作勤奮，頗有銷路，便覺得安全，覺得自己總會有收入的，哪怕這些賬款實際可能收不回來。他不想讓自己變成錙銖必究的小市民。他覺得自己是個大人物了，能超脫世俗了，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自由灑脫地買日本盔甲、地球儀、刀劍、拉斐爾的畫、名貴瓷器和香料了，而這些東西的價碼，會自然消失在他的賬簿上—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也懶得去算，隻覺得“應該是很多吧，多到我不用擔心的地步”。
在這一點上，他實在太不荷蘭人了。荷蘭人在安排生活時，總要做到支出低於收入；市民閑坐開玩笑，便覺得國家也該如此：估算收入，通過稅則，吸收些私人儲蓄，加以資本化，既保護個人利益，又捍衛公認道德……這就是荷蘭人，他們覺得國家和自己都應該量入為出，一個省錢的政府—哪怕錢省下貼補不到自己身上—也比一個揮霍的政府好。而在17世紀的荷蘭，一個普通市民真得花時間理財。因為荷蘭境內，各省貨幣淩亂，佛蘭德鎊、杜卡盾、法國銀幣、北歐銀幣，都可使用，德國和西班牙的貨幣亦可通用，加上荷蘭盾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兌換不一，所以各階層對此都極為用心。他們要時常精確兌換貨幣，以便保值—這一切，倫勃朗根本不知道。許多時候支票來了，他看了便收起來，也不去兌換。他隻知道：我好像有許多錢似的，這就夠了。
可是1642年，他得開始擔心了。薩斯基亞逝世，他並沒得到他想象中那樣驚人份額的數字；他的畫交出去了，所得收入和他計算的不符；他不擅長上門逼債，也無法幹預自衛隊的心思—他們正對著自衛隊集體畫像，那幅後來被叫作《夜巡》的東西想：“這畫幅太大了，兩邊要截掉些才能張掛；可不能白截，得少給倫勃朗些錢才能不吃虧……”而且，整個阿姆斯特丹正在覺得這家夥言過其實，“拿了我們的錢，交出了虛幻的試驗品”！他的現金沒有進賬，他的收入正待大幅減縮，他的巨額資產眼看隻是個巨大的幻覺。
如此，當1642年告終時，倫勃朗·哈爾門鬆·範賴恩，從年初自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落得了一個奇怪的處境：他失去了妻子，敗壞了名譽，而且結束了前半生最璀璨的時光—婚姻、富翁的幻覺、年輕畫家的偉大聲名，到此全部開始走下坡路。
但他自己，似乎並沒有對此下滑的絕境有所警醒。那年夏天，薩斯基亞彌留之際，他畫了許多幅薩斯基亞；薩斯基亞死去後，他繼續認真工作，而且喜歡上了外出溜達。他不流連阿姆斯特丹郊區的風景，卻愛去農村，看靜謐的所在。命運與悲劇深淵漸行漸近之時，他卻正要開始自己的又一次風骨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