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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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澄澄的太陽還未褪盡秋天的暑熱，陳西瀅和淩淑華從日本回京立足未穩，便急匆匆由上海轉水路南下武漢，到新創建的武漢大學報到。

　　武漢大學的前身是清末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民國二年(1913)改建為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堂，十年後又改名武昌師範大學。民國十五年(1926)又與國立武昌商科大學、省立醫科大學、省立法科大學、省立文科大學、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合並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另有國立北京中俄大學和上海大學部分師生並入。校址分設三處，稱中山大學一院、二院和三院。校部設在武昌城內紫陽湖畔東廠口的一院，學生近2000人。民國十七年(1928)，改建為國立武漢大學。

　　陳西瀅、淩淑華因為沒有租好房子，先到老同學皮宗石家暫住，以後搬到武昌曇華林街一所教會人士的院落裏租住。院落雖不大，但院中有一株高大的楊樹，綠蔭匝地，讓人感到十分清幽。

　　曇華林位於武漢老城的東北角，地處螃蟹岬(山)以南，花園山、鳳凰山以北，街道呈現出“一路兩街環繞周邊，老街裏巷居中貫通”的格局。自近代漢口開埠以來，美、英、瑞、意教會組織在這裏建教堂、辦學校，有武漢的“租界”之稱。各類學校二十多所，最有名氣的當屬文化書院。圍繞著曇華林西至得勝橋，東至雲架橋，北至中山路，南至糧道街，東西長一千二百米，南北寬八百米，總麵積一平方公裏。代表性建築有北伐的得勝橋、馬道門、太平試館、崇真堂、育嬰堂、鼓架坡半園、三義村、涵三宮、雲架橋、“孟宗哭竹”的孝子巷、六通寺、城隍廟、供奉劉關張的靈瑞道院、國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廳舊址、石瑛故居、錢基博(錢鍾書之父)故居樸園、劉公館、伍修權的家等，這些地點不僅見證著曆史的滄桑，還承載著文化、經濟、民俗和宗教的故事。

　　胡適來武漢講學與武大教授（珞珈三傑）合影

　　曇華林地名始載光緒九年(1883)《湖北省城內外街道總圖》。“曇華林”一說是指此地多小型庭院，且善植曇花；一說是印度梵文的譯音。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這一街名可能與佛教有關，可惜未再作進一步考證。

　　十月，陳西瀅安排好住處，即到原中山大學主樓上課。淩淑華因無留洋背景，隻得在家做全職太太。

　　武大的首任校長（開始由劉樹杞代理）王世傑，字雪艇，一八九一年生於湖北崇陽。他四歲入私塾，十二歲到武昌南路高等小學就讀，畢業後入湖北優級師範理化專科學校，二十歲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科。一九一一年十月輟學南歸，參加了武昌起義，參與組建國民黨湖北支部。二次革命失敗後到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獲碩士學位，後又入法國巴黎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在留法期間，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他被中國留學生選為代表，向中國代表團力陳拒絕簽字。一九二○年冬，應北京大學蔡元培之聘，回國任北大教授兼法律係主任，是《現代評論》的創辦人和主要撰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到漢口後，他離開北大，轉赴南京任國民政府法製局局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又任武漢大學校長。

　　一九二九年五月，王世傑上任後，教學之外考慮最多的是選址建校的問題。八月，他請來了地質學家李四光、農林學家葉雅各等人來考察，最後擇定武昌城東靠近東湖的邏迦山(俗稱羅家山)作為校園新址。然而，這是一片丘嶺叢葬之地。幾千年來，城內城外的百姓死了就埋葬於此。淩叔華剛來的時候，這裏荒塚累累，一望無際。因在這裏建校，那些荒塚必須遷走，校方費了無數口舌和大筆資金，又加上政府的壓力，那些死者家屬才算答應了。然而，那些死者後裔並不去認領，每天掘出無數骨骸，皚皚然堆放在那裏，最後還是學校為他們建了三座靈塔，才將其安置。

　　選址、遷葬問題解決了，大家還覺得地名也不吉利，王世傑請大家起名字，最後采納了詩人、文學院院長聞一多的建議，用同音不同字的辦法取名珞珈山，亦含堅硬玉飾之意，既保留了原來人們的稱謂，又詩意盎然，同時還象征武大是“兩湖”最高最美的學府。

　　武漢大學由美國著名建築師凱爾斯設計，他到後經過多次實地考察，參照中國傳統“軸線對稱，主從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樓”的建築理念，以邏迦山為中心，利用山與穀布置學區，使得建築與自然有機形成一體，堪稱美輪美奐。中央是圖書館，兩翼是文學院和法學院，站圖書館平台上，武大全貌盡收眼底。

　　學校占地三千多畝，建築麵積近八萬平米，主要建築有文、法、理、工四個學院和體育館、圖書館、飯廳、學生宿舍、俱樂部、教室住宅、實驗室、大門牌坊以及水塔等建築組成。

　　招標以後，由武漢著名的漢協盛和永茂等營造廠以及上海六合公司分別承建各項工程。從一九二九年三月動土，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成大部分建築，最先完成的是文學院、理學院、“老齋舍”（學生宿舍）和“十八棟”（教授小洋樓），工學院（1934）、法學院（1935）最後建成。王世傑見到漂亮的“十八棟”說，沒有舒適的住所，難得名牌教授。武大首批教授王世傑（首任校長）、王星拱（二任校長）、周鯁生（三任校長）、楊瑞六、陳源、皮宗石、袁昌英、任凱南、李劍農、邵逸周、石瑛等，全是由英國學成歸來，他們雲集於珞珈山下，為武漢大學奠定了學風和學術基礎。建校期間，王世傑帶領學生從東廠口步行到邏迦山造林，半年之內，植樹五十萬株。

　　建新校是一個巨大工程，無疑給廣大師生點燃新的夢想，困難和期待成為這群追夢人的又一考驗，需要時間一步步將矛盾消解。

　　校園建設的路線圖令陳西瀅心裏升起希望之火，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其教學工作。可是在這裏住久了的淩叔華覺得並不怎麽好。比起古都北京和風光秀麗的日本相去甚遠，加之這個冬天落雨不斷，居室陰冷，成了她一塊心結。過年後不久，這裏又爆發了蔣桂戰爭，蔣介石任命朱培元、劉峙、韓複榘為一、二、三路總指揮，派兵進攻武漢，後來桂係敗退，李宗仁、白崇禧分別南逃廣西。一段時間，這裏人心惶惶，混亂一片。

　　在寂寞、不滿和無聊的時候，淩叔華便用創作來打發日子。她給在上海的胡適寫信，同時還寄去她新創作的小說《小哥兒倆》，請他轉《新月》雜誌，信中還說：

　　此間比北京自然說不上，一冬總是落雨，春來正慶幸可以享享陽光與自然界的美，又被什麽戰事鬧得雞犬不寧。最可惜的是武漢大學預計今秋可落成的依山臨湖的新校址，又成雲煙了。一天槍彈的錢，銷去三兩所大學的希望，這是想不到會這樣快的！

　　誌摩為梁任公跑了兩次北京，聽北京朋友說，他說話的態度很有些像三四年前的人了。小曼據說依然虛弱的很，她亦可憐，精神也振作不起來吧。

　　我們夏天還回北方，此間大約熱得不堪，現在仲春已行路時出汗了。你們夏天不離上海嗎？

　　四月二十一日接到胡適的回信後，五月十一日她又寫信給胡適：

　　四月廿一的信收到，甚感朋友的勉勵。自來武昌，一冬愔愔的白過了，到了春天，院子熱鬧，屋內稍清靜，所以趕緊趁時寫些東西。最近寫了兩篇，並寄上其一《楊媽》。不知你還記得四年前大家在府上吃飯，高一涵先生說故事，你代為懸賞征文的事不？當日我倒是認真想寫，但又寫不出來，後是大家都沒有下筆，我也懶下去了。現在居然大家已經忘掉了時，我寫了。如仍有賞，隻好賞我一個人吧！(自然，及格與否，無比較也不能定)。這裏麵的女仆，是拿我用過的一個作模子，太太是我想像的好太太(聽說高太太素有賢名)，高先生我知道不多，不妥地方大約也不會有多少吧。這篇閱後，還望便中賜以指正。如果《新月》要用，就請你叫他們先抄一份下來，因我這一篇在六月中就得拿去印書的。如果你覺得可以注明這事實，就請注數語(最好隻及事實的)，我倒不是想因注而傳流不朽，不過想著留一點紀念，叫讀此篇的朋友知道，隻有我一個人還未忘這件事吧了。

　　這一年，淩叔華先後創作並發表了短篇小說《小劉》、《小哥兒倆》、《送車》、《楊媽》、《搬家》、《女人》等作品。暑假從北京回來後，淩叔華又給胡適寫信：

　　我們這裏真是孤陋得很，朋友們也不會想到給這一個畸角的人們寫封信的。我仍然度我看家生活，武昌是個具有中國城市各種劣點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裏，哪裏也別想去。房子又小院子又狹，陽光也不能看到一片！這種無聊生活怎好呢？寫東西，總說那幾個人，叫人都厭了，不說還不如不寫好。

　　……

　　可憐活活的一個人，整天關在三四丈的幾間小房裏，除了吃睡之外，看書看得眼也黑了！

　　陳西瀅致胡適的信中，也談及了叔華的情緒：“叔華在這裏，卻實在是活埋。她時時悶得要哭，我也沒有法子勸慰，也許有一天她連哭都不想哭了，那我們在別人看來是完了，在自己也許倒好了。”

　　曇華林居住時期的淩叔華，她不停到崇真堂附近的郵局發信、寄稿件，在這條一千二百米的東西長街上不知走了多少趟。如果腳印是時間濾光器的話，這條街上一定會留下她很有質感的腳步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