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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往日本

  楊度雖在經濟特科第一場考試中高居第一等第二名,在查辦新黨的謠言中,沒敢參加隨後的複試,就匆忙逃往日本躲避“名捕之禍”。同第一次主動到日本考察教育相比,這次隻能用亡命日本來形容。

  對楊度能在這場特科考試中取得如此優異成績,極力反對他留日的老師王闓運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遊學日本的結果:“雲特科名單已到,王代功名在疑似之間,楊度第二,日本力也。”等到看到複試單時,王闓運對第一二名皆被黜落的結果表示駭異,但或許是不滿於弟子背離自己的學說,對楊度的黜落又顯得有點幸災樂禍:

  得陳十一郎書,雲楊度被劾,已往東海。書癡自謂不癡,故至如此。

  保守的老師不同情楊度的這次災禍,激進的革命派對楊度也是譏評有加。當時上海的《國民日日報》聽到楊度被捕的傳言時,於第四號發表《捕楊度》一篇短評,譏諷清廷之舉,是“既欲爵之,而後捕之,何雲雨之翻覆至如是也!”該報旋又在第六號刊載《楊度受知於張之洞》一篇短訊,對楊度頗有譏議。因《蘇報》案正在坐牢的章太炎也在獄中對這一傳聞大發感慨,做了一首《獄中聞湘人某被捕有感》的詩,表明自己對清廷的態度是“保種平生願,征科絕命方”,嘲諷赴經濟特科考試的楊度是為浮名所誘,“千載《湘軍誌》,浮名是鎖韁”。

  楊度在流亡之初,因所遭受的此次災禍而增加了對清政府的憤恨,反滿的種族主義思想有所流露。他在1903年10月寫作了氣勢磅礴的《湖南少年歌》長詩,其中既有憂心國事的感傷,又有自己鬱鬱不得誌的煩悶,強烈表達了救中國於水火的愛國情懷。楊度首先濃墨重彩描繪了湖南美麗富饒的山川形勝,憂民愛國的湖南傑出曆史人物,接著又“翻前案”,要重新評判湘軍的功過是非。在楊度早年的思想中,湘軍諸將帥一直是他自少年時期就敬慕效仿的對象,曾多次自比為胡林翼,但20世紀初革命派宣揚的反滿種族思潮使他的原有想法產生了動搖。當時一些愛國誌士認為湘軍是“不助同胞助胡滿”,撲滅太平軍的結果是“長毛死盡辮發留,滿洲翎頂遍湘州”,現在無休無止的外憂內患,“禍根推是湘人作”。針對對湘人的這些指責,要是以往楊度肯定會義正詞嚴的駁斥,但此時在種族思想的影響下,明確表示無法分清曲直,“蚌鷸相持漁民利,湘粵紛爭滿人笑。粵誤耶穌湘誤孔,此中曲直誰能校?”在種族觀念的重新審視下,湘軍的蓋世功勳變成了不能分清的是非,曾國藩和洪秀全兩人的功過也要重新加以評定,“國事傷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誰當理”。拋開這難解的是非曲直,作為湘軍子弟的楊度又開始為湘軍將帥大唱讚歌,並特別誇耀自己的老師王闓運,表示要“憑茲敢戰英雄氣”,策馬昆侖,東看浩海,西望諸洲,“一洗西方碧眼兒”。楊度對當時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局勢異常清楚,“於今世界無公理,口說愛人心利己。天演開成大競爭,強權壓倒諸洋水。公法何如一門炮,工商盡是圖中匕。”在這種列強爭相入侵的危急時刻,楊度堅信湖南人是救國的先鋒和中堅,“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至於他自己當然更是中國不世出的傑出英才,他對自己的直接描繪值得征引如下:

  我家數世皆武夫,隻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我年十八遊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雜相半。十載優遊湘水濱,射堂西畔事躬耕。隴頭日午停鋤歎,大澤中宵帶劍行。竊從三無少年說,今日中國無主人。每思天下戰爭事,當風一嘯心縱橫。

  楊度渴望著自己這位“臥龍”能早日當風一嘯,做縱橫天下救中國的百戰英雄,“救世誰為華盛頓,每憂同種一書空。群雄此日爭逐鹿,大地何年起臥龍。”

  楊度這首感情濃鬱的長詩發表於《新民叢報》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號上,該報主編梁啟超對這首詩相當讚賞,抄錄於《飲冰室詩話》時有如下引言:

  湘潭楊皙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盧斯福演說,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請視格蘭德;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請視楊皙子。頃晳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見示,亟錄之,以證餘言之當否也。

  楊度與梁啟超早在戊戌維新時期就已相識,並且兩人還展開了一場激辨,但當時由於兩人思想觀念差別較大而並無深交。楊度在第一次遊學日本期間撰寫的《支那教育問題》刊發在《新民從報》的第二十三號和二十四號,兩人或許會有所接觸,但來往也並不多。

  1903年正月,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的邀請,赴美洲遊曆考察保皇會在海外的發展情況,以及這個新大陸的政治風俗,同年十月返回日本。梁啟超親曆共和憲政的國家後思想日益成熟,政治思想開始了一大轉變,完全放棄了從前所深信的“破壞主義”和“革命排滿”的主張,並公開表示“自今以往,有一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軋轢謾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

  楊度此時已脫離舊學藩籬,和梁啟超的思想觀念有很多共通之處,而且同為亡命海外的逃犯,自然又增加了不少共同話語。以“臥龍”自居的楊度盼望能有一個長相攻錯相規相勵的摯友,恰好梁啟超也與此同時公開召喚相辨難共賞析的知音,兩人經過幾次談論後都覺得對方是難得的佳友。故此次梁啟超自美返日後,多次與楊度討論救國之道,都認為“近以國中青年子弟道德墮落,非有國粹保存之教育,不足以挽狂流。”兩人當然不是希望用單純的仁義道德來救國,而是認為在這樣的過渡時代不能僅僅隻取歐化主義,要與國粹保存主義同時並施。楊度在1903 年底主動致函梁啟超,“嚶其鳴兮,求其友聲”,主動袒露自己心懷,“今同處異國,於眾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過而救吾失者,無如足下。”表示處於當今時代兩人應該聯手救國,做世人表率,“因思古今社會風俗,其能致一時之醇美者,必由於二三君子,以道相規,以學相勵,流風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頹俗。”楊度就此意專門寫了一首詩,回顧兩人的交往,並表達尋求知音的心意:

  誌遠學不逮,名高實難副。古來學者心,栗栗惟茲懼。噫吾新會子,夙昔傳嘉譽。德義期往賢,流風起頑固。囊餘初邂逅,講學微相忤。希聖雖一途,稱師乃殊趣(戊戌春,在長沙論《春秋公羊傳》,各主師說,有異同)。楊朱重權利,墨子尊義務。大道無異同,紛爭實俱誤(餘嚐謂湘潭王先生援莊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實為今世之楊墨,而皆托於孔者也)。茫茫國事急,惻惻憂情著。當憑衛道心,用覺斯民誤。古人濟物情,反身先自訴。功名豈足寶,貴克全予素。君於但求己,小人常外鶩。願以宣聖訓,長於相攻錯。

  楊度這首“嚶鳴求友”的詩和熱情真摯的來信,令梁啟超極為感動,動情地視楊度為難得的良友:

  嗚呼!自萬木草堂離群以來,複生、鐵樵宿草之後,久矣,夫吾之不聞斯言也。吾之疚日積而德日荒也,十年於茲矣。風塵混混中,獲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覺其情之移也。

  自此以後,楊度與梁啟超來往日多,兩人交情日密。

  除了這首感情真摯的求友詩外,楊度還專門為國內中學校寫了幾首歌詞,尤其是《黃河》歌詞,氣勢昂揚、豪邁雄渾,該詞內容為:

  黃河黃河出自昆侖山,遠從蒙古地,流入長城關。古來聖賢,生此河幹。獨立堤上,心思曠然。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人煙。思得十萬兵,長驅西北邊。飲酒鳥梁海,策馬烏拉山。誓不戰勝終不還。君作鐃吹,觀我凱旋。

  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有一評論,“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大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斟酌兩者之間,適合兒童諷頌之程度,蓋又不失祖國文學之精粹,真非易也。楊晳子之《黃河》、《揚子江》諸作,庶可當之。” 這首詞譜曲後在當時廣為傳唱,極大地激發了很多中小學生的民族感情,至今猶有一些老人記憶猶新,當時影響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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