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變局中的楊度

四、參加經濟特科考試

　　為破格選拔通西學的新式人才，戊戌變法前後清政府就已經準備舉行經濟特科，並幾次下諭，命令各省各舉所知保薦人才，並強調“經濟特科之設，朝廷原期拔取真才，以備賢良之選，非為幸進之途開營謀之路。”政變發生後開設經濟特科的措施無形終斷，自1901年清政府全麵新政開始後，舉行經濟特科又提上了日程。1901年6月初，慈禧太後下令照博學鴻詞科例，開經濟特科，於1903年癸卯科會試前舉行，並要求被保薦者“誌慮忠純，規模閎遠，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政務處遵照命令擬定了七條章程，其中定考試內容為“第一場試曆代史事論一篇，第二場試內政外交策兩道。”到1902年11月，又奉上諭改經濟特科為會試後舉行，並要求被薦者於1903年陰曆4月前齊集京師。

　　1903 年 3 月，楊度前往北京參加經濟特科考試，他得以參加這次考試是由太常寺卿陳兆文的保薦。楊度之所以能被保薦參加這次經濟特科考試，很大程度上應得益於他在日本遊學半年所建立的聲望。楊度同嘉納治五郎關於中國教育問題的談論，以《支那教育問題》為題目連續刊載於《新民從報》第23、24號，並印有單行本出版發行於內地；他應邀為日本大教育家伊澤修二所撰寫的《日本學製大綱》一書寫後序，該書於1902年底發行；此外，他參與創辦的《遊學譯編》也已發行了幾期，他在第一期所撰寫的《遊學譯編序》產生了不少反響。這些文章的刊行使楊度在國內已經有了相當的知名度，或許會是太常寺卿陳兆文保薦他的原因。

　　此次經濟特科考試於1903年7月在保和殿舉行，皇帝親臨禦試。這次考試“由禮部查照殿廷考試向章妥為辦理”，因考試人數較少，原定兩場分試策論，變通為“以第一場為正場，錄取者再行複試一場，均試以論一篇策一道，”第一場論題為“大戴禮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與近世各國學校德育、體育、智育同義論”；策題為“漢武帝造白金為幣，分為三品，當錢多少，各有定直，其後白金漸賤，錢製亦屢更，竟未通行，宜用何術整齊之策”。張之洞等人為欽派閱卷大臣，取定一等四十八人，二等七十九人，梁士怡為一等第一名，楊度為一等第二名。梁士怡為財政專家，對這道策題自然駕輕就熟；而楊度以“教育之目的”遊學日本剛剛歸來，這道教育論題則為他所專擅。梁士怡能壓倒楊度而名列第一，主要應歸因於他的用心良苦：

　　先生對策，洞澈古今，對於幣製之整理，尤多所闡明。且每項均多引曆朝祖訓以免頑固者借口，用心甚苦。乃公擬為首選。

　　張之洞為經濟特科的領銜閱卷大臣，名次乃為他所定，但在首場錄取後，朝野內外悱語沸騰，尤其是對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梁士怡和楊度兩人，更是謠涿紛紜。梁士怡下決心既不複試也不離京，楊度因在《支那教育問題》中談及滿洲壓製支那，反滿的種族主義思想頗顯激烈，於是重新東渡日本避禍，不敢再入場參加複試。慈禧太後在複試時改派榮慶為領銜閱卷大臣，取錄一等袁家榖等九名，二等馮嘉徵等十八名。張之洞作為這次經濟特科風波的主要人物，其年譜中對前後緣由記載如下：

　　首先是內聞內外大臣所保過濫，已有責言，然太後求賢意切，視之甚重，另旨特派公閱卷。閱卷以外臣領首，曠典也。聞閱卷之日，慶親王奕劻謂諸閱卷大臣曰：香翁是老輩，諸君一切請教可也。甲乙皆公所定，第一名梁士怡，第二名楊度，人言嘖嘖，彈劾紛起，指梁士怡為梁啟超族人，有梁頭康尾之謠。康有為原名祖怡，故也。樊山適入都，召對時力詆保薦之濫。善化在樞府，嫉之尤甚。孝欽為所動，至複試時遂改派榮中堂慶為閱卷領銜。公雖在內，非前比矣。榮相極賞識袁家榖卷，公謂此卷不過圓暢，嫌其空疏，榮相大不以為然，竟置第一。閱卷後送軍機處複校，善化又加淘汰，僅取二十七人而已，且擢用極薄，不及鴻詞科遠甚。

　　同陶菊隱等人對這次經濟特科風波的描繪相對照，張之洞年譜中的這個記載相對比較準確，但也有不同看法，當事人之一榮慶在日記中記有自己參加複試閱卷的情況：

　　派閱特科複試卷，香翁以出特派，領銜同陳瑤圃、張振卿、戴小懷、郭春榆、李蠡純各取數本，由香翁定棄取，奉慶邸諸位傳旨，一等十名，二等二十名，不拆封，十一鍾閱畢，四鍾香翁始定畢。

　　不管張之洞在複試時有沒有棄取大權，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兩名最傑出的人才都沒有參加複試。尤其是楊度，不得不開始了漫長的第二次留日生涯。

　　§§第三章 二次遊學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