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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古典政治經學的鼻祖——亞當·斯密
1723年6月5日，在風景秀麗的蘇格蘭的克科第港口城市，亞當·斯密來到了一個富裕的家庭。不幸的是，他的父親已於幾個月前故去，斯密是這家的獨子，得到了母親很好的照顧與教育。小時的斯密體弱多病，他很愛讀書，記憶力驚人，常常一個人自言自語，沉醉於自己的遐想之中。
14歲時，斯密以優異成績從克科第市立中學畢業，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他在這裏修完了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倫理學等課，講授倫理學的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不顧教會的反對，堅持在講課中宣傳信仰自由、政治自由的觀點，給斯密以很大的啟發，也使他確立了正確的理論方向。
1740年，17歲的斯密得到了獎學金，人牛津大學繼續深造。但是，此時的牛津大學死氣沉沉，成了陳腐理論的避難所。一次，學校當局發現斯密在閱讀大衛·休謨的《人性論》，立即將書沒收，並對斯密嚴厲訓斥。但這種陳規戒律並未束縛住斯密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在牛津的6年中，飽覽群書，積累了豐富廣博的知識。後來，他與休謨相識，兩人誌同道合，常一起討論理論與現實問題，結下了終生友誼。
1748年，斯密受聘擔任了愛丁堡大學的講師，講授英國文學史。3年後母校聘請他出任教授，講授道德哲學。按照當時的分類，道德哲學分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包括經濟學）四大部分，幾乎涉及了社會科學的一切方麵。斯密講課從不照本宣科，他旁征博引，並不斷引用社會上的新觀點、新事例，深深地吸引了聽課的學生。而且，他還根據學生的表情不斷改進自己的講演內容和方式。豐富的內容，靈活的方式，使斯密聲名鵲起。1759年，他將倫理學部分的講義整理修改後以《道德情操論》的名義出版，受到社會的歡迎與重視，斯密從此躋身於國內一流學者之列。
在論述社會倫理的這部書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句名言。他說：“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一個單獨的棋子都有它自己的運動原則，與立法機關可能選用來指揮它的原則完全不同。如果它們不一致或正好相反，這盤棋將下得很艱苦，而社會必然隨時處於高度的混亂之中。”他提出應當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人們追求個人私利，政府機關不要橫加幹涉，自然地會帶來社會利益。
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的14年是斯密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格拉斯哥大學是所新興的開放的學校，除課堂外，它陸續建立了發明家瓦特的車間、天文學家威爾遜的鑄造所和天文台等實驗場所。斯密熱衷於接觸各界人士，進行社會調查。他常常到車間、工廠了解實際的生產情況，與瓦特也結成了好朋友。他還參加了格拉斯哥市長創辦的經濟學俱樂部每周一次的討論會，也常常專程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參加學術活動，他是愛丁堡哲學學會和擇優學會的成員。擇優學會很重視經濟問題，尤其偏重於農業問題。這些活動極大地豐富了斯密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堅定了他應讓經濟自由發展的觀念。他在法學和政治學的講演中，指斥了當時存在的封建殘餘對經濟發展的束縛，初步說明了實行經濟自由政策的優越性。他的這部分講演在1896年根據一學生的筆記以《亞當·斯密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講演》名義出版。
1764年，斯密離開格拉斯哥大學，作為貝克萊公爵的私人教師，陪同他進行了為期3年的歐洲大陸遊學。在法國期間，他考察了法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結識了魁奈、杜爾哥等著名經濟學家及許多啟蒙學派的思想家，與他們廣泛地交流思想，並就他準備撰寫的經濟著作征求他們的意見。魁奈等重農學派的經濟理論給了他很大的啟發，豐富了他的知識。
返國後，他在剛剛建立的大英博物館進一步搜集了資料，就回到家鄉，“閉門造車”，潛心著書。經過7年殫精竭慮的研究與思考，他的著作終於寫成了。1773年春，他攜書稿到倫敦出版，不料在倫敦又發現許多新資料，特別是杜爾哥寄來的《關於課稅的備忘錄》，以及北美殖民地日益強烈的反抗的詳細報道。斯密立刻在倫敦住下來，研究這些新材料，對自己的書稿進行修改補充。
日月如梭，一晃3年過去了，斯密嘔心瀝血的這部巨作，到1776年3月終於問世。書的名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在這部宏大龐雜的著作中，斯密勾畫了政治經濟學的整體結構，論述不同的經濟政策、經濟學說、財政製度與國民財富增長的關係。盡管在理論上有矛盾之處，在經濟政策上卻始終主張在社會經濟中實行自由放任、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反對封建殘餘的束縛和重商主義，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
書一出版，立刻在社會上引起積極的反響。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敏銳地察覺到斯密的經濟理論對英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紛紛研讀這部著作，尋找改革的理論。議會辯論時，議員們常常摘引書中的語錄，為自己的觀點作辯護。一些政府官員在製定重要的經濟政策時，也找到斯密，征求他的意見。例如，1779年，愛爾蘭發生騷動，要求貿易自由，英國貿易大臣卡萊爾就此一再要求斯密發表意見。斯密做出詳細分析，指出給予愛爾蘭貿易自由不會損害英國的利益。傳說，在一次政治家的聚會上，斯密一到場，全體與會人員立刻起立歡迎，斯密請大家坐下，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尊敬地說：“不，您先坐，我們再坐，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國富論》的出版，奠定了斯密著名學者的地位，人們尊稱他為“蘇格蘭賢人”。他遷居到倫敦，參加了廣泛多樣的社交活動。1778年，斯密被任命為蘇格蘭海關稅務司司長，年薪600英鎊，他攜母親到愛丁堡定居。長期以來，他與母親相依為命，始終未論婚娶。1787—1788年，斯密兩次被母校格拉斯哥大學選為名譽校長。
斯密是個對工作、對學問異常認真的人。海關大量繁瑣的日常行政事務，使斯密獲得了實際的知識，也消磨掉了他的時間。在任司長的12年裏，他並未停止著述。《國富論》的每次再版，他都依據新的知識，作出修訂。1789年，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他還抱病修訂了《道德情操論》的第6版。但是，他計劃撰寫的關於文學和法學的兩部規模宏大的著作，卻沒有時間完成了。臨終前，他將全部未完成的手稿付之一炬，他不願意將欠完美的東西留給後人。
1790年7月7日，斯密與世長辭了。簡樸的墓碑上寫著：“《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安眠於此。”
斯密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著名學者，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無論怎麽強調都不過分。在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的初期，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經濟自由的理論和政策，指導了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資產階級掃除封建殘餘，拋棄重商主義，確立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在理論上，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對剩餘價值起源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20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在研究斯密的理論，尋找發揮“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正確途徑。
14歲時，斯密以優異成績從克科第市立中學畢業，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他在這裏修完了拉丁語、希臘語、數學、倫理學等課，講授倫理學的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不顧教會的反對，堅持在講課中宣傳信仰自由、政治自由的觀點，給斯密以很大的啟發，也使他確立了正確的理論方向。
1740年，17歲的斯密得到了獎學金，人牛津大學繼續深造。但是，此時的牛津大學死氣沉沉，成了陳腐理論的避難所。一次，學校當局發現斯密在閱讀大衛·休謨的《人性論》，立即將書沒收，並對斯密嚴厲訓斥。但這種陳規戒律並未束縛住斯密自由奔放的思想，他在牛津的6年中，飽覽群書，積累了豐富廣博的知識。後來，他與休謨相識，兩人誌同道合，常一起討論理論與現實問題，結下了終生友誼。
1748年，斯密受聘擔任了愛丁堡大學的講師，講授英國文學史。3年後母校聘請他出任教授，講授道德哲學。按照當時的分類，道德哲學分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包括經濟學）四大部分，幾乎涉及了社會科學的一切方麵。斯密講課從不照本宣科，他旁征博引，並不斷引用社會上的新觀點、新事例，深深地吸引了聽課的學生。而且，他還根據學生的表情不斷改進自己的講演內容和方式。豐富的內容，靈活的方式，使斯密聲名鵲起。1759年，他將倫理學部分的講義整理修改後以《道德情操論》的名義出版，受到社會的歡迎與重視，斯密從此躋身於國內一流學者之列。
在論述社會倫理的這部書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句名言。他說：“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一個單獨的棋子都有它自己的運動原則，與立法機關可能選用來指揮它的原則完全不同。如果它們不一致或正好相反，這盤棋將下得很艱苦，而社會必然隨時處於高度的混亂之中。”他提出應當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人們追求個人私利，政府機關不要橫加幹涉，自然地會帶來社會利益。
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的14年是斯密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格拉斯哥大學是所新興的開放的學校，除課堂外，它陸續建立了發明家瓦特的車間、天文學家威爾遜的鑄造所和天文台等實驗場所。斯密熱衷於接觸各界人士，進行社會調查。他常常到車間、工廠了解實際的生產情況，與瓦特也結成了好朋友。他還參加了格拉斯哥市長創辦的經濟學俱樂部每周一次的討論會，也常常專程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參加學術活動，他是愛丁堡哲學學會和擇優學會的成員。擇優學會很重視經濟問題，尤其偏重於農業問題。這些活動極大地豐富了斯密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堅定了他應讓經濟自由發展的觀念。他在法學和政治學的講演中，指斥了當時存在的封建殘餘對經濟發展的束縛，初步說明了實行經濟自由政策的優越性。他的這部分講演在1896年根據一學生的筆記以《亞當·斯密關於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講演》名義出版。
1764年，斯密離開格拉斯哥大學，作為貝克萊公爵的私人教師，陪同他進行了為期3年的歐洲大陸遊學。在法國期間，他考察了法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結識了魁奈、杜爾哥等著名經濟學家及許多啟蒙學派的思想家，與他們廣泛地交流思想，並就他準備撰寫的經濟著作征求他們的意見。魁奈等重農學派的經濟理論給了他很大的啟發，豐富了他的知識。
返國後，他在剛剛建立的大英博物館進一步搜集了資料，就回到家鄉，“閉門造車”，潛心著書。經過7年殫精竭慮的研究與思考，他的著作終於寫成了。1773年春，他攜書稿到倫敦出版，不料在倫敦又發現許多新資料，特別是杜爾哥寄來的《關於課稅的備忘錄》，以及北美殖民地日益強烈的反抗的詳細報道。斯密立刻在倫敦住下來，研究這些新材料，對自己的書稿進行修改補充。
日月如梭，一晃3年過去了，斯密嘔心瀝血的這部巨作，到1776年3月終於問世。書的名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在這部宏大龐雜的著作中，斯密勾畫了政治經濟學的整體結構，論述不同的經濟政策、經濟學說、財政製度與國民財富增長的關係。盡管在理論上有矛盾之處，在經濟政策上卻始終主張在社會經濟中實行自由放任、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反對封建殘餘的束縛和重商主義，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生活。
書一出版，立刻在社會上引起積極的反響。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敏銳地察覺到斯密的經濟理論對英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紛紛研讀這部著作，尋找改革的理論。議會辯論時，議員們常常摘引書中的語錄，為自己的觀點作辯護。一些政府官員在製定重要的經濟政策時，也找到斯密，征求他的意見。例如，1779年，愛爾蘭發生騷動，要求貿易自由，英國貿易大臣卡萊爾就此一再要求斯密發表意見。斯密做出詳細分析，指出給予愛爾蘭貿易自由不會損害英國的利益。傳說，在一次政治家的聚會上，斯密一到場，全體與會人員立刻起立歡迎，斯密請大家坐下，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尊敬地說：“不，您先坐，我們再坐，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國富論》的出版，奠定了斯密著名學者的地位，人們尊稱他為“蘇格蘭賢人”。他遷居到倫敦，參加了廣泛多樣的社交活動。1778年，斯密被任命為蘇格蘭海關稅務司司長，年薪600英鎊，他攜母親到愛丁堡定居。長期以來，他與母親相依為命，始終未論婚娶。1787—1788年，斯密兩次被母校格拉斯哥大學選為名譽校長。
斯密是個對工作、對學問異常認真的人。海關大量繁瑣的日常行政事務，使斯密獲得了實際的知識，也消磨掉了他的時間。在任司長的12年裏，他並未停止著述。《國富論》的每次再版，他都依據新的知識，作出修訂。1789年，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他還抱病修訂了《道德情操論》的第6版。但是，他計劃撰寫的關於文學和法學的兩部規模宏大的著作，卻沒有時間完成了。臨終前，他將全部未完成的手稿付之一炬，他不願意將欠完美的東西留給後人。
1790年7月7日，斯密與世長辭了。簡樸的墓碑上寫著：“《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安眠於此。”
斯密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著名學者，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無論怎麽強調都不過分。在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的初期，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經濟自由的理論和政策，指導了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資產階級掃除封建殘餘，拋棄重商主義，確立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在理論上，他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對剩餘價值起源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在20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在研究斯密的理論，尋找發揮“看不見的手”作用的正確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