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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二十年代中國的態勢
1914年7月，中華革命黨成立於日本，這是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時與領導成員的合影。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組成的偉大國家，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科技，極大地促進了世界東西方文明的發展。但是，由於長期的封建專製製度特別是晚清政府的腐敗統治，自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列強的頻頻入侵，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總是與封建統治的壓迫相結合，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給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自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鬥爭開始，中國人民先後發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等，尋求富國強兵、挽救民族危機的道路，尤其是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將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並采取一係列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清王朝近300年統治的覆滅和中國數千年封建君主製的結束。
從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協助下，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的組織。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產黨小組的領導下，俞秀鬆、羅亦農等8人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編輯部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批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有劉少奇、羅亦農、任湘時等。此後，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各地也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7月23日晚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開幕，31日下午閉幕。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
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12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和旅日的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參加了大會。他們代表著50多名黨員。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出席了大會。大會進行到7月30日，因會場突然遭租界暗探的幹擾，被迫中斷。最後一天的會議是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隻遊船上舉行的。
中共一大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建立了中央領導機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以嶄新的姿態投入革命鬥爭。
1925年1月，孫中山病情加重，26日，德俄兩國醫生為他施行手術，確診為晚期肝癌。2月24日開始，病情惡化。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11號。他在遺囑中指出，要達到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並強調“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噩耗傳出，舉國哀痛。19日，移靈中央公園。24日起，舉行公祭。公祭期間，前往吊唁的民眾達74.6萬餘人次。4月2日，靈樞移往西山碧雲寺。
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別任外交、軍事、財政部長，聘請鮑羅廷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采取了一些整頓和改革措施來加強政權建設。
1925年8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為消除軍令不統一的狀態，取消了地方軍名稱，設立軍事委員會，並將駐廣東的各支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黃埔軍校學生和一部分粵軍編為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譚延闓所部湘軍為第二軍；朱培德所部滇軍為第三軍；李濟深率領的粵軍為第四軍；李福林所部為第五軍；程潛所部湘軍和其他一些零星部隊編為第六軍。
1926年11月8日，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適應革命時勢之要求”決定遷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於武漢。11月26日，國民政府派出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司法部長徐謙和蘇聯顧問鮑羅庭以及隨行人員共60餘人，到武漢進行遷都籌備工作。12月13日，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1927年1月1日在武漢正式辦公。
1929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此次會議，蔣介石得以獨攬黨政軍大權。圖為出席全會委員的合影。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蔣介石、胡漢民、張靜江等12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為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隊總司令。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下令“通緝共產黨首要”，實行“清黨”。
在外交上，南京國民政府仍然屈從於帝國主義。1928年3月，國民政府與英美帝國主義談判1927年3月24日炮擊南京的事件，帝國主義對南京人民的野蠻暴行未受任何譴責，國民政府反倒表示歉意，願賠償“損失”，“懲辦凶手”，下令通緝在南京領導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共產黨員林伯渠。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阻止國民黨軍“北伐”占領濟南，悍然出兵濟南，製造了“濟南慘案”，屠殺中國和平軍民7823人，財產損失2957多元。日本侵略軍還慘殺了當時前往交涉此事的中國外交代表蔡公時及其下屬17人。對蔡橫施暴行，先割去其耳鼻舌頭，挖掉雙眼，再加以殘殺，1929年2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當局就此案談判，在達成的協議中，竟將日軍大屠殺罪行及所造成的巨額財產損失一筆勾銷，宣稱中日兩國所受損害，由中日聯合實地調查決定；中國政府承諾負責保護“在中國之日本國臣民之生命及財產安全”；雙方共同聲明，“視此不快之感情，悉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為了順應濟南慘案後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帝要求，從1928年7月起，向帝國主義列強開展了某些軟弱的外交鬥爭，發起了以收回關稅自主權、廢除領事裁判權為主要內容的“改訂新約運動”，但收效甚微。在關稅問題上，南京政府陸續與美、德、挪、荷、比、意、葡、西、英、法、日等十幾個國家，重訂了通商或關稅新約。這些新約雖承認中國關稅自主，雙方對等，相互享受最惠國待遇，但由於中國產業落後，出口商品少，不可能獲得與帝國主義同等的利益；更何況有些新約，並未放棄對中國征稅的約製，中國海關的行政權仍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總稅務司繼續由英國人擔任，各地海關要職也多為外國人據有。所謂“關稅自主”並未取得多少成效。
在廢除領事裁判權方麵，帝國主義列強連形式上的讓步也沒有。1928年至1929年間，南京政府就廢除領事裁判權問題向有關國家分別發出照會，但各國以種種借口一拖再拖，不予允諾。直至1929年底，各國才勉強表示願酌情改善領事裁判權製度。據此，南京政府急忙宣稱，自1930年1月1日起，凡僑居中國之外國國民，應“一律遵守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之法令規章”。美英法政府對此毫不含糊，立即發表聲明作出解釋，指出，1930年1月1日僅僅是逐漸取消治外法權日期的開始而已。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並規定於1932年元旦起施行。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南京政府隻得通令暫緩實行，取消領事裁判權一事不了了之。
1928年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的決議》。2月28日，國民黨政府將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西北國民軍和北方革命軍改編為第l、2、3集團軍，分別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任總司令。4月8日，又將桂係部隊編為第4集團軍，由李宗仁任總司令。
4月5日，蔣介石在徐州誓師，打出“完成統一大業”的旗號，發動對張作霖的“北伐”。9日，各路“北伐軍”分別從京漢、津浦、正太等鐵路線同時進攻。5月1日，第1集團軍攻占濟南。日本公然出兵山東，進占濟南。5月1日，“北伐軍”繞道北上，逼近京津。奉軍退往山海關。
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告成”。20日，張作霖的長子、奉軍第三方麵軍團長張學良就任奉天軍務督辦、東北三省保安司令，宣布停止內戰，睦鄰外交。12月29日，張學良力排日本的武力威脅和奉係內部的幹擾，通電“易幟”，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總司令官。在此以前，西南各省已先後通電擁蔣，新疆、熱河也宣布“易幟”。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統一”。
1928年4月底，南昌起義的部隊和河南起義的農民軍，在朱德、陳毅率領下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5月4日，召開軍民大會，宣布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改稱工農紅軍第4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兩軍勝利會師，使紅軍的力量大大增強。
在此前後，紅軍連續粉碎江西軍閥朱培德部的四次“進剿”，井岡山根據地迅速擴大，進入全盛時期。5月，湘贛邊界工農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紅軍5軍主力到達井岡山，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至1930年8月，隨著贛南、閩西、閩北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再加上湘贛、湘鄂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連結贛、湘、閩、鄂的中央根據在，並創建了紅一方麵軍（轄紅1、3軍），總兵力近4萬人。
在鄂豫皖邊區，由黃麻起義點燃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勢。1930年4月，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成立，統一領導鄂豫邊、豫東南、皖西3塊革命根據地，並將紅11軍改編為紅軍第1軍，轄3個師。5月，紅軍乘國民黨新軍閥中原大戰之機，大舉出擊，3個地區聯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據地。
在湘鄂西地區，由周逸群、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經兩年鬥爭，到1932年，建立了湘鄂西洪湖根據地，創建了紅2軍團（轄第2、6軍）。
在閩浙贛地區，1930年春，紅軍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形勢，打下了景德鎮，建立閩浙贛根據地，創建紅10軍。
1930年8月27日，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奉蔣介石命令，在武漢召集湘鄂贛三省黨、政、軍高級官員舉行“綏靖會議”，策劃合力對紅軍和紅色根據地進行“圍剿”。會議通過了《湘鄂贛三省剿匪實施大綱案》，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別“圍剿”各個蘇區紅軍的總方針。接著，陸續向各革命根據地周圍調動軍隊。
茅坪八角樓。毛澤東曾在這裏起草決議和報告。1930年12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以魯滌平為總指揮，進攻贛南。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至1931年1月3日，連獲兩勝，殲敵一個半師，其餘諸敵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遂被粉碎。
1931年4月，蔣介石以何應欽為總指揮，率國民黨軍20萬對贛南區和閩西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軍第一方麵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至5月31日，五戰五捷，殲敵3萬多人，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7月初，蔣介石又調動兵力30萬人，自任總司令，對贛南區和閩西區實行第三次“圍剿”。從7月1日至9月15日，紅軍先後潰敵7個師，殲敵17個團，斃傷俘敵3萬餘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
與此同時，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鄂豫皖區的紅軍接連粉碎了蔣介石的兩次“圍剿”，其他根據地的紅軍也先後取得反擊敵軍多次“圍剿”的勝利。全國紅軍又恢複發展到10萬人，赤衛隊也發展到10餘萬人。
1931年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也得到發展。各革命根據地的省、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權先後建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的葉坪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及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等重要的法律和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25日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組成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改瑞金為瑞京，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工農民主政權的領導下，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政權、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並取得了顯著成就。
總之，到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大小15塊根據地，主力紅軍發展到15萬人，並接連打破了國民黨軍發動的三次大規模“圍剿”。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了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與南京國民政府兩個政權根本對立的局麵。
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總是與封建統治的壓迫相結合，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給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重任務。自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鬥爭開始，中國人民先後發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等，尋求富國強兵、挽救民族危機的道路，尤其是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將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並采取一係列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清王朝近300年統治的覆滅和中國數千年封建君主製的結束。
從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協助下，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的組織。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產黨小組的領導下，俞秀鬆、羅亦農等8人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編輯部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批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有劉少奇、羅亦農、任湘時等。此後，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各地也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7月23日晚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開幕，31日下午閉幕。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
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12人，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和旅日的周佛海。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參加了大會。他們代表著50多名黨員。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出席了大會。大會進行到7月30日，因會場突然遭租界暗探的幹擾，被迫中斷。最後一天的會議是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隻遊船上舉行的。
中共一大的中心任務是討論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大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建立了中央領導機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以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誕生，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共產黨一誕生，就以嶄新的姿態投入革命鬥爭。
1925年1月，孫中山病情加重，26日，德俄兩國醫生為他施行手術，確診為晚期肝癌。2月24日開始，病情惡化。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病逝於北京鐵獅子胡同11號。他在遺囑中指出，要達到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並強調“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噩耗傳出，舉國哀痛。19日，移靈中央公園。24日起，舉行公祭。公祭期間，前往吊唁的民眾達74.6萬餘人次。4月2日，靈樞移往西山碧雲寺。
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許崇智、廖仲愷分別任外交、軍事、財政部長，聘請鮑羅廷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采取了一些整頓和改革措施來加強政權建設。
1925年8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為消除軍令不統一的狀態，取消了地方軍名稱，設立軍事委員會，並將駐廣東的各支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黃埔軍校學生和一部分粵軍編為第一軍，蔣介石為軍長；譚延闓所部湘軍為第二軍；朱培德所部滇軍為第三軍；李濟深率領的粵軍為第四軍；李福林所部為第五軍；程潛所部湘軍和其他一些零星部隊編為第六軍。
1926年11月8日，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適應革命時勢之要求”決定遷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於武漢。11月26日，國民政府派出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司法部長徐謙和蘇聯顧問鮑羅庭以及隨行人員共60餘人，到武漢進行遷都籌備工作。12月13日，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職權。1927年1月1日在武漢正式辦公。
1929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此次會議，蔣介石得以獨攬黨政軍大權。圖為出席全會委員的合影。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蔣介石、胡漢民、張靜江等12人為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為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隊總司令。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下令“通緝共產黨首要”，實行“清黨”。
在外交上，南京國民政府仍然屈從於帝國主義。1928年3月，國民政府與英美帝國主義談判1927年3月24日炮擊南京的事件，帝國主義對南京人民的野蠻暴行未受任何譴責，國民政府反倒表示歉意，願賠償“損失”，“懲辦凶手”，下令通緝在南京領導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共產黨員林伯渠。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阻止國民黨軍“北伐”占領濟南，悍然出兵濟南，製造了“濟南慘案”，屠殺中國和平軍民7823人，財產損失2957多元。日本侵略軍還慘殺了當時前往交涉此事的中國外交代表蔡公時及其下屬17人。對蔡橫施暴行，先割去其耳鼻舌頭，挖掉雙眼，再加以殘殺，1929年2月，國民政府與日本當局就此案談判，在達成的協議中，竟將日軍大屠殺罪行及所造成的巨額財產損失一筆勾銷，宣稱中日兩國所受損害，由中日聯合實地調查決定；中國政府承諾負責保護“在中國之日本國臣民之生命及財產安全”；雙方共同聲明，“視此不快之感情，悉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為了順應濟南慘案後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帝要求，從1928年7月起，向帝國主義列強開展了某些軟弱的外交鬥爭，發起了以收回關稅自主權、廢除領事裁判權為主要內容的“改訂新約運動”，但收效甚微。在關稅問題上，南京政府陸續與美、德、挪、荷、比、意、葡、西、英、法、日等十幾個國家，重訂了通商或關稅新約。這些新約雖承認中國關稅自主，雙方對等，相互享受最惠國待遇，但由於中國產業落後，出口商品少，不可能獲得與帝國主義同等的利益；更何況有些新約，並未放棄對中國征稅的約製，中國海關的行政權仍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總稅務司繼續由英國人擔任，各地海關要職也多為外國人據有。所謂“關稅自主”並未取得多少成效。
在廢除領事裁判權方麵，帝國主義列強連形式上的讓步也沒有。1928年至1929年間，南京政府就廢除領事裁判權問題向有關國家分別發出照會，但各國以種種借口一拖再拖，不予允諾。直至1929年底，各國才勉強表示願酌情改善領事裁判權製度。據此，南京政府急忙宣稱，自1930年1月1日起，凡僑居中國之外國國民，應“一律遵守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之法令規章”。美英法政府對此毫不含糊，立即發表聲明作出解釋，指出，1930年1月1日僅僅是逐漸取消治外法權日期的開始而已。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並規定於1932年元旦起施行。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南京政府隻得通令暫緩實行，取消領事裁判權一事不了了之。
1928年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的決議》。2月28日，國民黨政府將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西北國民軍和北方革命軍改編為第l、2、3集團軍，分別由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任總司令。4月8日，又將桂係部隊編為第4集團軍，由李宗仁任總司令。
4月5日，蔣介石在徐州誓師，打出“完成統一大業”的旗號，發動對張作霖的“北伐”。9日，各路“北伐軍”分別從京漢、津浦、正太等鐵路線同時進攻。5月1日，第1集團軍攻占濟南。日本公然出兵山東，進占濟南。5月1日，“北伐軍”繞道北上，逼近京津。奉軍退往山海關。
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告成”。20日，張作霖的長子、奉軍第三方麵軍團長張學良就任奉天軍務督辦、東北三省保安司令，宣布停止內戰，睦鄰外交。12月29日，張學良力排日本的武力威脅和奉係內部的幹擾，通電“易幟”，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總司令官。在此以前，西南各省已先後通電擁蔣，新疆、熱河也宣布“易幟”。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統一”。
1928年4月底，南昌起義的部隊和河南起義的農民軍，在朱德、陳毅率領下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5月4日，召開軍民大會，宣布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改稱工農紅軍第4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兩軍勝利會師，使紅軍的力量大大增強。
在此前後，紅軍連續粉碎江西軍閥朱培德部的四次“進剿”，井岡山根據地迅速擴大，進入全盛時期。5月，湘贛邊界工農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紅軍5軍主力到達井岡山，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至1930年8月，隨著贛南、閩西、閩北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再加上湘贛、湘鄂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連結贛、湘、閩、鄂的中央根據在，並創建了紅一方麵軍（轄紅1、3軍），總兵力近4萬人。
在鄂豫皖邊區，由黃麻起義點燃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勢。1930年4月，中共鄂豫皖邊區特委成立，統一領導鄂豫邊、豫東南、皖西3塊革命根據地，並將紅11軍改編為紅軍第1軍，轄3個師。5月，紅軍乘國民黨新軍閥中原大戰之機，大舉出擊，3個地區聯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據地。
在湘鄂西地區，由周逸群、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經兩年鬥爭，到1932年，建立了湘鄂西洪湖根據地，創建了紅2軍團（轄第2、6軍）。
在閩浙贛地區，1930年春，紅軍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形勢，打下了景德鎮，建立閩浙贛根據地，創建紅10軍。
1930年8月27日，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奉蔣介石命令，在武漢召集湘鄂贛三省黨、政、軍高級官員舉行“綏靖會議”，策劃合力對紅軍和紅色根據地進行“圍剿”。會議通過了《湘鄂贛三省剿匪實施大綱案》，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別“圍剿”各個蘇區紅軍的總方針。接著，陸續向各革命根據地周圍調動軍隊。
茅坪八角樓。毛澤東曾在這裏起草決議和報告。1930年12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以魯滌平為總指揮，進攻贛南。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至1931年1月3日，連獲兩勝，殲敵一個半師，其餘諸敵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遂被粉碎。
1931年4月，蔣介石以何應欽為總指揮，率國民黨軍20萬對贛南區和閩西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軍第一方麵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至5月31日，五戰五捷，殲敵3萬多人，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7月初，蔣介石又調動兵力30萬人，自任總司令，對贛南區和閩西區實行第三次“圍剿”。從7月1日至9月15日，紅軍先後潰敵7個師，殲敵17個團，斃傷俘敵3萬餘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
與此同時，從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鄂豫皖區的紅軍接連粉碎了蔣介石的兩次“圍剿”，其他根據地的紅軍也先後取得反擊敵軍多次“圍剿”的勝利。全國紅軍又恢複發展到10萬人，赤衛隊也發展到10餘萬人。
1931年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隨著紅軍戰爭的勝利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也得到發展。各革命根據地的省、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權先後建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的葉坪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及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紅軍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等重要的法律和決議，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25日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組成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改瑞金為瑞京，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工農民主政權的領導下，革命根據地進行了政權、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並取得了顯著成就。
總之，到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大小15塊根據地，主力紅軍發展到15萬人，並接連打破了國民黨軍發動的三次大規模“圍剿”。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了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與南京國民政府兩個政權根本對立的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