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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軍國主義運動
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具有濃厚的封建殘餘和軍國主義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日本暴露了其內在結構的脆弱而開始麵臨危機。在日本國內，資本主義陷入了全麵的社會危機。
1918年3月蘇維埃俄國與德國在布列斯特和談的前後，英法兩國政府曾強烈請求日本出兵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幹涉。當時美國對此持反對態度，擔心這樣會把西伯利亞置於日本勢力之下，而且惡化同蘇俄的關係。日本國內統治階層對出兵也意見不一，軍部、外務省積極主張並尋找出兵的時機。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在海參崴登陸。5月經西伯利亞向西部戰線轉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團叛亂，使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幹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據英法兩國的要求，美國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團為目的、限定各國出兵7000人到海參崴的建議，於是上述四國締結了一項協定，四國派兵2.8萬去蘇俄。但日本寺內內閣計劃全麵出兵幹涉蘇俄革命，最後決定出兵1.2萬人，而且聲明日軍行動將不止於海參崴，“為援助捷克軍，可向海參崴以外地方出動，並隨形勢的發展，預料有增派的必要”，這就為擴大武裝幹涉埋下了伏筆。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師團在海崴登陸，第三師團向外貝加爾方向出動，並對海參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領了從海參崴到伯力、赫塔的鐵路沿線，10月末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幹涉軍已達7.2萬人。1920年6月，日本繼續出兵西伯利亞。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聲明在10月末以前從北庫頁島以外的地區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日軍的慘敗而告終，結果死亡官兵6000餘人，耗資6億日元之多，在國內外遭到強烈的譴責。
1920～1921年，日本爆發了曆史上空前深刻的經濟危機，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5%，處於寄生地主控製壓迫下的農民紛紛破產。
經濟危機襲擊下的日本失業工人。經濟危機尚未過去，1923年9月1日，以東京為中心的整個關東地區以及靜岡、山梨等縣突然發生強烈地震。震源在距東京市中心約200公裏，震級7.9級，地震最嚴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帶。橫濱的人造陸地地區很多人被壓死，東京以下町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曉仍在繼續燃燒。
由於地震發生時正是午飯時間，更加重了災情。關東大地震給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和災難，地震中死亡9.9萬人，傷1.4萬人，4.3萬人失蹤，房屋被震倒毀者12.8萬戶，半毀者12.6萬戶，燒毀44.7萬戶，被水衝走868戶，受害者總數達340萬眾之多。這次大地震使京濱一帶的電信、電話、交通網被切斷。下町一帶被熊熊大火燒光，在一處被燒毀的遺址上，4萬多人被活活燒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為饑餓的難民。
9月2日，山本權兵已內閣實施戒嚴令，發布《取締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著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亂局麵。但日本政府卻借口地震中的混亂要求近衛師出兵，並命令“嚴厲取締搗亂計劃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種計劃”。
12月午間出現了“朝鮮人要暴動”、“社會主義者要暴動”以及放火、搶劫的謠言，於是12日傍晚起在東京、神奈川縣、玉縣、千葉縣，新設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將為司令官的戒嚴司令部。17日頒布了《關於維持治安的懲罰條例》，到20日出動兵力已達5萬人。戒嚴期間大肆逮捕朝鮮人，連續發生屠殺朝鮮人事件。當時旅居日本的朝鮮人和中國人被殘殺者達6000人之多，2萬人被監禁。
震災發生後，以政府的救災票據問題為中心，引發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機，許多大公司和銀行倒閉，金融界一片混亂。日本半封建的農業則一直陷入慢性危機。
1929年10月，自美國首先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又使脆弱的日本經濟受到新的更大的衝擊，社會再也不能保持大戰前那種穩定了。
伴隨經濟危機同來的是社會政治危機。頻繁發生的經濟動蕩和危機，不僅導致工人大量失業、農民大量破產，而且也威脅到中間階層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民的反抗鬥爭層出不窮。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從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剝削的鬥爭勇氣。日本統治者則陷入極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內正毅在一次地方長官會議上訓示：嚴防“不合國體的國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後，一場規模空前的群眾抗議運動便蓬勃興起，繼而席卷全國。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米價暴漲，故稱米騷動。
與資本主義工業的急劇發展相比，日本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城市人口激增，進入20世紀後糧食問題日益嚴重。由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參與帝國主義國家對俄國革命的武裝幹涉，大批軍糧的收集使得市場可供糧食減少。地主和米商乘機囤積居奇，米價一路攀升。麵對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地主利益，既不允許外國大米自由輸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價，聽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價、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來，四個月內米價上漲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議之火首先在富山縣新川郡魚津町點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從事裝卸貨物等重體力勞動的婦女們，正經曆饑餓之苦。她們看到本地生產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運往外地，不禁怒火滿腔。數百名婦女聚集起來，力阻本縣大米裝船外運。
魚津的抗議運動很快引起附近區域的連鎖響應。8月3日，淤積已久的怨憤終於爆發了，騷亂首先由西水橋村的漁婦女們所起。這天傍晚，村裏那口古老的大鍾“當當”地敲響了，沉滯凝澀的鍾聲似乎在訴說和發泄無米下鍋的婦們心中的哀怨和憤怒。300多人不約而同地奔出家門，湧向米店，要求降價出售大米。老板一看這麽多人，嚇得緊閉大門，並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憤怒的漁婦們見老板不理她們，便開始砸門。厚厚的木板門在婦女們的撞擊中開始搖晃。可就在這時，警察趕來了，他們拚命地吹著哨子，用槍托和皮靴驅趕著人群。漁婦們更加怒不可遏，多日來的憤怒與委屈像山洪一樣爆發了。她們轉向與警察對打起來。已被餓得麵黃肌瘦、奄奄一息的她們也不知哪來那麽大力氣，竟然打倒了數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絕地趕來，皮鞭在人群裏呼嘯，槍托在漁婦們頭上飛舞。她們已有多人受傷，仍不肯罷休，似乎已經豁出去了，什麽都不顧了。最後，一名警察朝天空開了槍，才把這次騷亂平息了下去。
西水橋村的搶米消息第二天傳到對岸的漁村東水橋。那裏的婦女們像是受到某種啟示似的，800多人當即來到當地一家大米店，這個米店已囤積了1000多袋大米，正準備運往外地高價出售。漁婦們起初是和平地與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運走大米，就在當地賣。
也許是西水橋村搶米的失敗使老板有持無恐，他態度強橫，瞪著眼說：“米是我的，我愛賣給誰就賣給誰，你們有什麽權力管我？”他的老婆、那個一身肥肉胖得像豬似的女人更惡毒，隻聽她扯著公鴨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們！嫌米貴就別活了！”聽到這話，婦女們壓抑著的怒火再也控製不住，不知是誰高聲了一聲：“跟他們廢什麽話，搶啊！”漁婦們一擁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夥計被她們推到一邊，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搶而空。等米店的夥計帶著警察趕到後，隻看見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婦。
富山縣的搶米風潮很快波及全國。此時的日本民眾的不滿情緒早已猶如澆滿了油的幹柴。富山縣的漁婦們的行動，無疑等於在上麵點著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動，搗毀或搶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戶，幾萬市民發生暴動，幾家最大的米店被搗毀。有個大奸商叫鈴木，不但被燒掉了大米總店，連住宅也被憤怒的市民們一把火燒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內內閣”的口號。在首都東京，雖然警察當局加強了戒備，在各米店、工廠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崗哨，仍然有幾萬市民進行遊行示威，並試圖搗毀米店。8月中旬，“米騷動”達到高潮。隨後，各大城市的暴動相繼被鎮壓下去，但在廣大農村地區，“米騷動”繼續持續著。
1918年日本這場“米騷動”波及了全國3/4的地區，參加的人數在1000萬人以上。一部分海軍水兵也參加了暴動。這次風潮沉重地打擊了日本政府，使他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當時的寺內內閣在這場騷亂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內閣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價，懲治奸商。人民的鬥爭終於取得了部分勝利。
以1918年席卷全國的米騷運動為起點，工人的罷工鬥爭和農民的租佃糾紛此起彼伏，持續不斷。有的甚至發展為武裝暴動，通過鬥爭建立和發展了農會組織及許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左派組織。
在國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國際和平結構，仍由英法等歐洲戰勝國居於主導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與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門戶開放”的原則，實際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獨占中國市場與資源的計劃。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一統天下被打破，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迅猛興起，又從另一方麵形成了對於日本的猛烈衝擊。在中國，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這對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無疑又是一個沉重打擊。
毫無疑問，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陷入了危機四伏、到處碰壁的困境。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階層、集團、政治力量對於本民族的曆史與前途進行集中的反思，並作出自己的反應與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法西斯運動開始興起並發展起來。
在經濟危機期間，日本的民間法西斯運動和軍隊法西斯運動發展，並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這兩種法西斯運動的推動下，實現了日本軍部法西斯化，為天皇法西斯體製奠定了基礎。這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特色所在。
全麵經濟危機爆發後，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利用中小資產階級對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恐懼和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提出了“革新”和“反財閥”的口號，大肆攻擊政黨政治，極力進行迎合民意的宣傳。它們對外鼓吹侵略擴張、稱霸亞洲和世界，對內宣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民主主義，要求對現存體製進行“革新”，對社會和經濟進行改造，實行以天皇為首的軍事獨裁。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從而獲得了這一階層廣大成員和青年軍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法西斯運動。
日本的民間法西斯組織派別林立，五花八門。主要有北一輝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謂“純日本主義派”，權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農本自治主義，有高畠素之、赤鬆克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派。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法西斯團體。至1932年3月，由權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領導的“愛鄉會”，已經設立了28個支部，成員發展到560餘人。他們發動的農村請願運動曾轟動一時。1932年5月，赤鬆克和下中彌三郎同一天分別建立日本國家社會黨和新日本國民同盟，公開支持軍部法西斯化和對外侵略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團體和準法西斯團體有501個。其中，半數以上是1932～1933年出現的，共有成員28萬人，主要成員來自中小資產階級。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寫出了《國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綱》（1923年發行時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同年8月，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在東京組建了日本第一個法西斯團體——猶存社，標誌著法西斯運動在日本的興起。
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以綱要加注的形式，簡要明確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張，認為隻有依靠“國民的總代表”、“國家的根本”天皇指導，在鄉軍人發動政變，實行“國家改造”，才能擺脫“大日本帝國麵臨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難”。在對外關係上，北一輝強烈主張日本有“對外開戰之積極權力”，赤裸裸地叫囂戰爭。
《改造法案》以其強烈的蠱惑性、欺騙性、狂熱性，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最激進的綱領，在日本的青年軍官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1920年，北一輝從中國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猶存社，並與大川周明一道成為該社的台柱。猶存社以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為核心經典，秘密印發，致力於法西斯“國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傳工作”。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改造”，來建立一個稱霸亞洲的大日本帝國。
在猶存社的鼓動下，北一輝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軍人和學生中引起共鳴。東京帝國大學的“日之會”、北海道帝國大學的“烽之會”、早稻田大學的“潮之會”、拓植大學的“魂之會”、以及第五高等學校的“東光會”、佐賀高等學校的“太陽會”、京都帝國大學的“猶興學會”等法西斯主義團體紛紛出籠。
雖然由於北一輝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猶存社在1923年解體，但法西斯運動卻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團體、派別不斷湧現，如，大川周明的“純日本主義派”，權藤成卿、橘孝三郎的農本自治主義派，高畠素之的國家社會主義派，等等。
民間法西斯運動產生之後不久，日本軍隊也興起了法西斯運動。1921年10月27日，旅歐陸軍軍官永田鐵山、小煙敏四郎、岡村寧茨在萊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溫泉聚會，商討日本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他們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和總體戰思想，約定回國後將致力於“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製、建立總動員態勢”。這就是所謂“巴登巴登密約”，又叫做“三頭密約”。10月28日，東條英機亦從柏林趕到，加入密約。“巴登巴登密約”的結成，是日本軍隊法西斯運動的起點。
永田鐵山等人回國後，邀集年齡相近、誌同道合的陸軍中央幕僚軍官，於1923年建立了二葉會，討論如何改革陸軍等問題。
1924年初，在升官發跡的舞台的幕後，長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後的頑抗。長州藩的首領田中義一將軍——一個接替前輩實力派、搞權術的山縣的頭腦簡單的家夥——召集陸軍中的元老們在他家開了一次會。他揚言：“我們麵臨著薩摩藩的陰謀。讓我們徹底粉碎他們。”
6個月後，長州藩的一些將軍和少數政友會的同盟者，僅得以在公眾麵前保全了麵子。他們獲準去搞垮這個卑躬屈節的清浦內閣，條件是他們要接受陸軍的改組計劃。
1924年6月，由戴單眼鏡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組成新內閣，此人在十年前曾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新內閣把陸軍的清洗當作一項例行的經濟措施而滿不在乎，而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普選法的新問題方麵。自1902年以來，所有的日本自由黨人都在為取消3日元的人頭稅而鬥爭。這時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態度，讚成取消，同時又讚成把全體選民從330萬人增至1400萬人，使25歲以上的男人都有選舉權。保皇派的報紙卻捏造了一些反對增加普選人數的極端守舊的評論員寫的文章，於是一場無中生有的大論戰充斥於報紙的頭版上。
當全國的注意力被轉移時，陸相宇垣卻站在一邊沒有受人注意，他表麵上是對陸軍進行“裁軍”，實際上他正在軍官團中進行一筆複雜的討價還價的交易，通過這筆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長州藩將軍連同一批經過選擇並給以補償的薩摩藩將軍和其他藩族的將軍均自動辭職。約有2000名軍官被裁減，另外在一開始似乎有8萬名左右士兵與他們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師團被宣布解散，但這些師團中的許多中隊和大隊則不予觸動，待命處理。當許多長州藩族的軍官退伍後，他們的部隊重新被分配去充實還保存著的師團，或到新成立的輔助部隊去充當軍官。當這項工作結束時，隻有33894人和6098匹馬被裁出陸軍，原來看來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編入部隊。
此外，強製軍事訓練時間被縮短到六周，以便萬一在全國動員時，政府能為每個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訓練。為了彌補訓練時間的不足，組織了有1200名教官的陸軍教導團，其成員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學校和預科學校。體育教官保證每個青年在服役前要學好尚武精神的原則、列隊操練、軍刀和步槍操練。他們通過對教職員的恫嚇威脅，在以後幾年中將逐步嚴密地控製課程，於是，日本的教育就成為一種教條口號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當陸軍改組計劃逐步地一個營一個營地展開時，被裁減的長州藩軍官在私下大發牢騷，但在公開場合，竟不可思議地毫無怨言。這種沉默，一方麵的確純應歸因於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紀律；但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三羽鳥”所製訂的人員計劃的高明。他們在開始改組時，已把裕仁的年輕軍官黨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崗位。“三羽鳥”中為首的永田鐵山在1924年，親自在行將撤銷的一個聯隊中擔任了四個月的軍官，該聯隊駐於長州境內，由長州藩族的軍官擔任聯隊幹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權術，防止了該聯隊士兵所策劃的一場嘩變。
到了1925年3月，當撤銷四個師團——四幅先輩在其周圍犧牲的神聖戰旗——的消息最後公諸於眾時，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經如此鞏固，以致他在貴族院的寵信們得以在普選法案上加上一條附款。當普選法在1925年5月5日獲得通過時，它的支持者還保證投票讚成治安維持法。這個功勞在很大程度上要歸諸裕仁的老大哥，那個瘦長衰弱的藤原族近衛公爵，此人在10年之後，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間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務。這個法案被人攻擊為“危險思想法”，因為它使警察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來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它於1925年5月12日在議會沒有經過多大辯論就通過了。這是通過普選法後一星期的事。15年後，它將使近衛公爵得以把普選改變成普遍協議，從而組成了一個虔誠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單一大政黨。
日本民眾所期待的普選法案，1925年2月29日終於通過立法程序。根據普選法案，選舉權中廢除納稅額的限製，因而使具有選舉權的公民由330萬人增加到1250萬人。法案規定年滿25歲的男子有選舉權，30歲以上的男子有被選舉權。但是“接受救濟的貧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原先，法案規定隻要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選舉權，除了“接受公費者”例外。樞密院則將被選舉者的年齡提高為30歲，並且增加上述兩項限製。
根據修正後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資助的學生，以及寄住在親戚家的人，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此外還附加一項政友會的修正案，當選人若在選舉中違反選舉法，必須追究連帶責任，這反映出相當濃厚的政黨色彩。此外，選舉候選人還必須繳付2000日幣。
1927年，日本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又稱“昭和金融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經曆了1920年的經濟危機和出兵西伯利亞的慘敗，致使日本經濟在困境中掙紮。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成為此次金融大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政府以財政資金作為貸款用以賑災，使產業與金融的關係混亂不堪，第一次討論內閣藏相片岡直溫在第52屆議會上提出兩個整理震災票據的法案時，由於不慎將渡邊銀行的經營內容和盤托出，引起東京、橫濱一帶發生銀行擠兌現象，繼而各大銀行相繼宣布歇業。3月22日，議會通過決議發行公債救濟震災區票據持有者，日本銀行同時放出3億多日元貸款，危機暫告平息。
1927年3月，擠兌現象開始波及到全國，許多銀行宣布破產，金融危機開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內閣倒台，隨之金融混亂達到頂點，危及到許多工業部門。繼任的田中義一內閣發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銀行暫停營業，努力收拾殘局。5月，金融危機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機導致日本政府下決心解除了黃金出口禁令，並使銀行高度壟斷集中，確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銀行的優勢。
1927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壟斷資產階級期望從對外侵略中尋找出路，因而重用軍閥。4月17日，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代表最反動最富侵略的日本統治集團，公開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義一主持在東京舉行了所謂“東方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代表。會議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對華“積極”行動綱領，即公開侵略中國的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就是田中在會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侵略方針。東方會議的決定成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礎。
盡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發現，但曆史已經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正是按照“東方會議”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針進行侵略和爭奪東方和世界霸權的。
在田中執政的兩年中（到1929年7月2日），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兩次出兵山東，侵占我國青島和濟南。東方會議決定了對華政策綱領，根據公布的內容：第一，區別“中國本土和滿蒙”，堅決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割出來，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第二，認為當前中國不可能統一，應和“各地的穩健政權”取得適當聯係，即極力使軍閥分裂互鬥，從中選擇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國在華權益以及日僑生命財產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時，帝國當根據需要采取堅決自衛的措施”，即日本堅決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人們為敵；第四，“萬一動亂（中國革命）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日本的特殊地位與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時，帝國將不問它是來自哪一方麵，有立即堅決采取適當措施加以保衛的決心”。
1927年12月，永田鐵山在整備局作《論國家總動員》的報告，明確提出必須把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源全部加以統製的思想。這樣，就在日本法西斯體係中加進了新的內容；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製，而民間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便成為幕僚革新派進行全國總動員的重要手段。
在二葉會的影響下，參謀本部課員鈴曜貞一和土橋勇、石原莞爾等更為年輕的軍部中央校、尉級軍官，於1928年組織了“研究國策”的木曜會。1929年5月，二葉會、木曜會合二為一，建立了“一夕會”，標誌著軍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鐵山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戰略的研究，以及長期在德國對歐洲各國的觀察，認為日本要在未來的世界戰爭中取勝，必須進行總體戰。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日本的國力同美英有著難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國力贏弱的日本還要以一國的力量同多國對抗。為了縮小差距，進行總體戰，充分調動一切人力、物力，必須建立總體戰體製。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淩晨，日本政府對日本共產黨進行了全國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於同年2月日本在舉行第一次大選時，“無產政黨”非常活躍。政友會與民政黨隻取得微弱多數，而日共支持的勞農黨卻獲得19.3萬張選票，各“無產政黨”共得48萬張選票。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又號召“建立工農政府”。
於是，田中義一內閣在召集議會之前，決定對共產黨及其有關係者實施這次大搜捕。當時日本內務大臣鈴木起用了曾起草過治安維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長山岡萬之助為警保局長，山岡下令日本警察機構全體出動，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為名，在全國範圍內的1道3府27縣一舉逮捕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1600餘人。
在嚴刑拷打之後，對其中483人以違犯治安維持法起訴，其中學生和青年居多數。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決定，禁止勞農黨、日本工會總評會和全日本無產者同盟等團體集會結社。這次大鎮壓，使日本工農運動和民主運動受到沉重打擊。
完全受軍部控製的日本廣田內閣成員合影。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義一內閣下令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大逮捕，這是繼“三·一五”事件後，日本政府對以共產黨人為主要對象的又一次鎮壓活動。這一天政府出動警憲在各府縣共逮捕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領導人市川正一、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和佐野軍等均被逮捕。之後根據《治安維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訴，日本共產黨因此受到沉重打擊，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連日本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授美濃部亮古都說：“政治的光明正大幾乎絕跡，使有良心的人痛歎黑暗政治的到來。”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發了金融危機，之後又麵臨1929年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依賴對外貿易，並與美國市場有密切聯係的日本經濟，很快遭到沉重打擊，工農業生產嚴重萎縮，大批企業破產。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同時，右翼法西斯團體也猖撅活動，並與官僚、軍閥加緊勾結。
日本黃金解禁令頒布是指民政黨濱口雄幸內閣撤消1917年以後實行的黃金出口禁令，實行國際金本位製。1929年7月濱口取代田中出任總理大臣後，進行了內閣人事調整，任命幣原喜重郎為外務大臣，著手醫治田中內閣時期由於執行冒險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係列失敗創傷；任命井上準之助為藏相，以實施緊縮財政方針，健全經濟。日本亟需通過利用外國投資和建立國際信貨關係，同英美等國進行協調，這成了“黃金解禁”的外部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禁止黃金口。戰後，歐美等國家在渡過經濟危機以後，先後實施黃金解禁方案，恢複金本位製。由於戰後危機和災危機、金融危機，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複金本位製。日本在這一期間的出口額逐年下降，尤其是對華貿易陷入絕境。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麵，必須對黃金出口禁令鬆綁，降低國內物價體係，使之達到國際水平，以擴大出口，緩解通貨膨脹。
以1927年金融大危機為契機，黃金解禁論抬頭。1930年1月11日，濱口內閣以藏相井上準之助為主，斷然解除黃金出口和黃金兌換的禁令，同時，宣布削減政府預算，降低月工資，加強勞動製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從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現經濟大危機的前兆，1931年又發生“九·一八事變”和英國停止實施金本位製等事件，使得日本黃金解禁令的出台引發本就不景氣的國內經濟更趨惡化，終於導致了經濟危機。1930年12月成立犬養毅內閣宣布停止實施金本位製，再次禁止黃金出口。以後，金本位製始終未能在日本恢複。
1929年6月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為了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對內推行緊縮財政和產業合理化政策，對美英采取“協調”外交方針，並以政治手段將中國東北攫為己有，成為日本的獨占殖民地。而日本軍部特別是陸軍省、總參謀部和關東軍中的少壯派，則主張立即出兵侵占“滿洲”，以擺脫日本的經濟危機。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準法西斯團體曾經試圖建立全國統一的組織。1931年6月底，由日本國民黨、黑龍會、大日本青年等19個團體，試圖聯合組成法西斯主義大日本生產黨。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統一嚐試。但是，所有的統一嚐試均因內部存在分歧和爭吵而未能成功。民間法西斯團體遂把自己的事業和希望寄托於軍隊內部的法西斯勢力身上。
日本軍部是近代天皇製的核心，是近代軍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在經濟大危機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軍部實現了法西斯化，成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角。1930年9月，以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一些中下層軍官建立櫻會，1932年，原一夕會的一些成員同其他一些軍官，形成了以永田鐵山為中心的統製派，成為推動軍內法西斯運動的兩股勢力。由於統製派主張保持軍部中央機構的統製，以合法手段，先外後內，自上而下對國家進行法西斯改造，建立軍部獨裁統治。因此，統製派的主張，得到大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1934年1月，“帶有統製色彩”的林銑十郎接任陸相，同年3月任命“統製派”領導人永田鐵山少將為軍務局長，成為僅次於陸相、陸軍次官的最有實權的人物。統製派由此確立了對陸軍的支配權。陸軍是日本軍部的主導，支配了陸軍就意味著掌握了對軍隊的主導權。
軍部還有計劃、有步驟地從組織上操縱國民和民眾輿論，對國家政務施加壓力。1931年，在鄉軍人會會員發展到263萬多人，在各地實際上起著反動的政治作用。軍部通過在鄉軍人會，將其影響擴大到全國各地和幾乎所有基層單位，並通過大日本聯合青年團，把全國青少年置於自己的控製和影響之下。此外，軍部還通過駐地的部隊，對各地管轄的居民直接進行宣傳、煽動和組織其他活動。軍部通過上述手段，為擴大、確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擊、摧垮政黨政治奠定了基礎。
實力日益壯大的軍內法西斯勢力，利用危機，同民間法西斯勢力相呼應，連續向政黨政治發起進攻。1931年3月，以橋本欣五郎為首的櫻會陸軍軍官與大川周明一起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試圖推翻內閣。
1930年4月22日，濱口內閣簽訂了《關於限製和裁減海軍軍備條約》，遭到軍方和右翼反動團體的責難。他們指責政府軟弱無能，借機進行軍國主義宣傳，主張改造國內“體製”，加強軍事獨裁統治。11月2日，議會批準了倫敦條約。11月14日，濱口首相前去參加陸軍大演習時，在東京車站遭到右翼團體“愛國社”成員住鄉屋留雄的狙擊，身負重傷，後於1931年8月26日死去。
濱口首相被刺，是軍部準備發動戰爭的信號。同年末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少壯派軍官組織了“櫻會”，企圖發動政變，建立以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為首腦的“改造政府”，後未遂。4月間“民政黨”總裁若禮次郎繼任首相後，就加速了準備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步伐。在作好臨戰前準備的同時，日本軍部和政府利用所謂“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加緊為侵略中國東北製造輿論，到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九·一八”事變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軍內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這一有利條件，采取各種手段實現軍部獨裁，以奪取政權。1931年10月，櫻會陸軍軍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劃發動武裝政變，以策應關東軍占領中國東北，建立軍事獨裁政權。政變計劃動員陸海軍少壯軍官和民間法西斯勢力，襲擊首相官邸和警視廳，殺死首相若概禮次郎和外相幣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貞夫上將為首相、建川美次為外相的軍部法西斯政府。後來，這一政變計劃由於中途泄密而再次流產。但是，軍部又一次對“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隻是受到暫時性的“保護性拘留”，主謀橋本也隻受到了20天“閉門反省”的處分。
“十月事件”後，法西斯恐怖活動達到了有恃無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間，日本又發生“血盟團事件”。民間法西斯組織血盟團與以藤井齊為首的海軍少壯軍官相勾結，連續刺殺了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長團琢磨。5月15日，以士官學校學生為主體的陸海軍青年軍官及血盟團餘黨發動政變，襲擊了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警視廳、政友會本部、三菱銀行、日本銀行等處，殺死首相犬養毅。史稱“五·一五”事件。政變雖被粉碎，但內閣被迫辭職。軍部借口“時局非常”，拒絕政黨繼續組閣。5月26日，海軍上將、前駐朝鮮總督齋滕實在軍部的支持下，根據軍部的“廢除政黨政治”的要求，成立了“舉國一致內閣”。日本曆史上的政黨內閣時代從此結束，軍部法西斯勢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進一步得到加強。1934年10月，陸軍省發表題為《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的小冊子，公開叫囂“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稱“國防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確立一切服從戰爭的“國防政策”，“重新組織、經營國家和社會”。按照法西斯總體戰思想，建立法西斯極權體製。這本小冊子是統製派和整個軍部確立法西斯極權體製的綱領，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受到社會右翼和軍部法西斯分子的堅決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場“明征國體”運動，全力攻擊日本政黨內閣的理論基礎“天皇機關說”，使“國體論”成了極權主義統一國民和改造國家的核心理論。軍部法西斯勢力隨時利用“天皇”和“國體”的大棒，鎮壓一切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並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展開“鏟除異端”的活動。陸軍省發表的小冊子和“明征國體”運動，成為軍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標誌。
日本軍部實現法西斯化，為確立軍部對內閣的政治支配地位，為實現日本政體的法西斯化，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1918年3月蘇維埃俄國與德國在布列斯特和談的前後，英法兩國政府曾強烈請求日本出兵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幹涉。當時美國對此持反對態度，擔心這樣會把西伯利亞置於日本勢力之下，而且惡化同蘇俄的關係。日本國內統治階層對出兵也意見不一，軍部、外務省積極主張並尋找出兵的時機。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借口在海參崴登陸。5月經西伯利亞向西部戰線轉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團叛亂，使帝國主義進行武裝幹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據英法兩國的要求，美國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團為目的、限定各國出兵7000人到海參崴的建議，於是上述四國締結了一項協定，四國派兵2.8萬去蘇俄。但日本寺內內閣計劃全麵出兵幹涉蘇俄革命，最後決定出兵1.2萬人，而且聲明日軍行動將不止於海參崴，“為援助捷克軍，可向海參崴以外地方出動，並隨形勢的發展，預料有增派的必要”，這就為擴大武裝幹涉埋下了伏筆。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師團在海崴登陸，第三師團向外貝加爾方向出動，並對海參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領了從海參崴到伯力、赫塔的鐵路沿線，10月末在西伯利亞的日本幹涉軍已達7.2萬人。1920年6月，日本繼續出兵西伯利亞。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聲明在10月末以前從北庫頁島以外的地區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以日軍的慘敗而告終，結果死亡官兵6000餘人，耗資6億日元之多，在國內外遭到強烈的譴責。
1920～1921年，日本爆發了曆史上空前深刻的經濟危機，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5%，處於寄生地主控製壓迫下的農民紛紛破產。
經濟危機襲擊下的日本失業工人。經濟危機尚未過去，1923年9月1日，以東京為中心的整個關東地區以及靜岡、山梨等縣突然發生強烈地震。震源在距東京市中心約200公裏，震級7.9級，地震最嚴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帶。橫濱的人造陸地地區很多人被壓死，東京以下町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曉仍在繼續燃燒。
由於地震發生時正是午飯時間，更加重了災情。關東大地震給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和災難，地震中死亡9.9萬人，傷1.4萬人，4.3萬人失蹤，房屋被震倒毀者12.8萬戶，半毀者12.6萬戶，燒毀44.7萬戶，被水衝走868戶，受害者總數達340萬眾之多。這次大地震使京濱一帶的電信、電話、交通網被切斷。下町一帶被熊熊大火燒光，在一處被燒毀的遺址上，4萬多人被活活燒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為饑餓的難民。
9月2日，山本權兵已內閣實施戒嚴令，發布《取締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著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亂局麵。但日本政府卻借口地震中的混亂要求近衛師出兵，並命令“嚴厲取締搗亂計劃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種計劃”。
12月午間出現了“朝鮮人要暴動”、“社會主義者要暴動”以及放火、搶劫的謠言，於是12日傍晚起在東京、神奈川縣、玉縣、千葉縣，新設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將為司令官的戒嚴司令部。17日頒布了《關於維持治安的懲罰條例》，到20日出動兵力已達5萬人。戒嚴期間大肆逮捕朝鮮人，連續發生屠殺朝鮮人事件。當時旅居日本的朝鮮人和中國人被殘殺者達6000人之多，2萬人被監禁。
震災發生後，以政府的救災票據問題為中心，引發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機，許多大公司和銀行倒閉，金融界一片混亂。日本半封建的農業則一直陷入慢性危機。
1929年10月，自美國首先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又使脆弱的日本經濟受到新的更大的衝擊，社會再也不能保持大戰前那種穩定了。
伴隨經濟危機同來的是社會政治危機。頻繁發生的經濟動蕩和危機，不僅導致工人大量失業、農民大量破產，而且也威脅到中間階層的生存。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民的反抗鬥爭層出不窮。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從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剝削的鬥爭勇氣。日本統治者則陷入極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內正毅在一次地方長官會議上訓示：嚴防“不合國體的國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後，一場規模空前的群眾抗議運動便蓬勃興起，繼而席卷全國。運動的直接原因是米價暴漲，故稱米騷動。
與資本主義工業的急劇發展相比，日本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城市人口激增，進入20世紀後糧食問題日益嚴重。由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參與帝國主義國家對俄國革命的武裝幹涉，大批軍糧的收集使得市場可供糧食減少。地主和米商乘機囤積居奇，米價一路攀升。麵對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日本政府為了保護地主利益，既不允許外國大米自由輸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價，聽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價、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來，四個月內米價上漲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議之火首先在富山縣新川郡魚津町點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從事裝卸貨物等重體力勞動的婦女們，正經曆饑餓之苦。她們看到本地生產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運往外地，不禁怒火滿腔。數百名婦女聚集起來，力阻本縣大米裝船外運。
魚津的抗議運動很快引起附近區域的連鎖響應。8月3日，淤積已久的怨憤終於爆發了，騷亂首先由西水橋村的漁婦女們所起。這天傍晚，村裏那口古老的大鍾“當當”地敲響了，沉滯凝澀的鍾聲似乎在訴說和發泄無米下鍋的婦們心中的哀怨和憤怒。300多人不約而同地奔出家門，湧向米店，要求降價出售大米。老板一看這麽多人，嚇得緊閉大門，並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憤怒的漁婦們見老板不理她們，便開始砸門。厚厚的木板門在婦女們的撞擊中開始搖晃。可就在這時，警察趕來了，他們拚命地吹著哨子，用槍托和皮靴驅趕著人群。漁婦們更加怒不可遏，多日來的憤怒與委屈像山洪一樣爆發了。她們轉向與警察對打起來。已被餓得麵黃肌瘦、奄奄一息的她們也不知哪來那麽大力氣，竟然打倒了數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絕地趕來，皮鞭在人群裏呼嘯，槍托在漁婦們頭上飛舞。她們已有多人受傷，仍不肯罷休，似乎已經豁出去了，什麽都不顧了。最後，一名警察朝天空開了槍，才把這次騷亂平息了下去。
西水橋村的搶米消息第二天傳到對岸的漁村東水橋。那裏的婦女們像是受到某種啟示似的，800多人當即來到當地一家大米店，這個米店已囤積了1000多袋大米，正準備運往外地高價出售。漁婦們起初是和平地與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運走大米，就在當地賣。
也許是西水橋村搶米的失敗使老板有持無恐，他態度強橫，瞪著眼說：“米是我的，我愛賣給誰就賣給誰，你們有什麽權力管我？”他的老婆、那個一身肥肉胖得像豬似的女人更惡毒，隻聽她扯著公鴨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們！嫌米貴就別活了！”聽到這話，婦女們壓抑著的怒火再也控製不住，不知是誰高聲了一聲：“跟他們廢什麽話，搶啊！”漁婦們一擁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夥計被她們推到一邊，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搶而空。等米店的夥計帶著警察趕到後，隻看見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婦。
富山縣的搶米風潮很快波及全國。此時的日本民眾的不滿情緒早已猶如澆滿了油的幹柴。富山縣的漁婦們的行動，無疑等於在上麵點著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動，搗毀或搶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戶，幾萬市民發生暴動，幾家最大的米店被搗毀。有個大奸商叫鈴木，不但被燒掉了大米總店，連住宅也被憤怒的市民們一把火燒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內內閣”的口號。在首都東京，雖然警察當局加強了戒備，在各米店、工廠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崗哨，仍然有幾萬市民進行遊行示威，並試圖搗毀米店。8月中旬，“米騷動”達到高潮。隨後，各大城市的暴動相繼被鎮壓下去，但在廣大農村地區，“米騷動”繼續持續著。
1918年日本這場“米騷動”波及了全國3/4的地區，參加的人數在1000萬人以上。一部分海軍水兵也參加了暴動。這次風潮沉重地打擊了日本政府，使他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當時的寺內內閣在這場騷亂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內閣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價，懲治奸商。人民的鬥爭終於取得了部分勝利。
以1918年席卷全國的米騷運動為起點，工人的罷工鬥爭和農民的租佃糾紛此起彼伏，持續不斷。有的甚至發展為武裝暴動，通過鬥爭建立和發展了農會組織及許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左派組織。
在國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國際和平結構，仍由英法等歐洲戰勝國居於主導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美國與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門戶開放”的原則，實際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獨占中國市場與資源的計劃。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一統天下被打破，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迅猛興起，又從另一方麵形成了對於日本的猛烈衝擊。在中國，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的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麵貌煥然一新，這對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無疑又是一個沉重打擊。
毫無疑問，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陷入了危機四伏、到處碰壁的困境。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階層、集團、政治力量對於本民族的曆史與前途進行集中的反思，並作出自己的反應與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法西斯運動開始興起並發展起來。
在經濟危機期間，日本的民間法西斯運動和軍隊法西斯運動發展，並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這兩種法西斯運動的推動下，實現了日本軍部法西斯化，為天皇法西斯體製奠定了基礎。這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特色所在。
全麵經濟危機爆發後，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組織，利用中小資產階級對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恐懼和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提出了“革新”和“反財閥”的口號，大肆攻擊政黨政治，極力進行迎合民意的宣傳。它們對外鼓吹侵略擴張、稱霸亞洲和世界，對內宣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民主主義，要求對現存體製進行“革新”，對社會和經濟進行改造，實行以天皇為首的軍事獨裁。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從而獲得了這一階層廣大成員和青年軍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規模的法西斯運動。
日本的民間法西斯組織派別林立，五花八門。主要有北一輝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謂“純日本主義派”，權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農本自治主義，有高畠素之、赤鬆克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派。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法西斯團體。至1932年3月，由權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領導的“愛鄉會”，已經設立了28個支部，成員發展到560餘人。他們發動的農村請願運動曾轟動一時。1932年5月，赤鬆克和下中彌三郎同一天分別建立日本國家社會黨和新日本國民同盟，公開支持軍部法西斯化和對外侵略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團體和準法西斯團體有501個。其中，半數以上是1932～1933年出現的，共有成員28萬人，主要成員來自中小資產階級。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輝，寫出了《國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綱》（1923年發行時改名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同年8月，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在東京組建了日本第一個法西斯團體——猶存社，標誌著法西斯運動在日本的興起。
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以綱要加注的形式，簡要明確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張，認為隻有依靠“國民的總代表”、“國家的根本”天皇指導，在鄉軍人發動政變，實行“國家改造”，才能擺脫“大日本帝國麵臨內憂外患同時襲來的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難”。在對外關係上，北一輝強烈主張日本有“對外開戰之積極權力”，赤裸裸地叫囂戰爭。
《改造法案》以其強烈的蠱惑性、欺騙性、狂熱性，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最激進的綱領，在日本的青年軍官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1920年，北一輝從中國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猶存社，並與大川周明一道成為該社的台柱。猶存社以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為核心經典，秘密印發，致力於法西斯“國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傳工作”。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改造”，來建立一個稱霸亞洲的大日本帝國。
在猶存社的鼓動下，北一輝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軍人和學生中引起共鳴。東京帝國大學的“日之會”、北海道帝國大學的“烽之會”、早稻田大學的“潮之會”、拓植大學的“魂之會”、以及第五高等學校的“東光會”、佐賀高等學校的“太陽會”、京都帝國大學的“猶興學會”等法西斯主義團體紛紛出籠。
雖然由於北一輝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猶存社在1923年解體，但法西斯運動卻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團體、派別不斷湧現，如，大川周明的“純日本主義派”，權藤成卿、橘孝三郎的農本自治主義派，高畠素之的國家社會主義派，等等。
民間法西斯運動產生之後不久，日本軍隊也興起了法西斯運動。1921年10月27日，旅歐陸軍軍官永田鐵山、小煙敏四郎、岡村寧茨在萊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溫泉聚會，商討日本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他們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和總體戰思想，約定回國後將致力於“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製、建立總動員態勢”。這就是所謂“巴登巴登密約”，又叫做“三頭密約”。10月28日，東條英機亦從柏林趕到，加入密約。“巴登巴登密約”的結成，是日本軍隊法西斯運動的起點。
永田鐵山等人回國後，邀集年齡相近、誌同道合的陸軍中央幕僚軍官，於1923年建立了二葉會，討論如何改革陸軍等問題。
1924年初，在升官發跡的舞台的幕後，長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後的頑抗。長州藩的首領田中義一將軍——一個接替前輩實力派、搞權術的山縣的頭腦簡單的家夥——召集陸軍中的元老們在他家開了一次會。他揚言：“我們麵臨著薩摩藩的陰謀。讓我們徹底粉碎他們。”
6個月後，長州藩的一些將軍和少數政友會的同盟者，僅得以在公眾麵前保全了麵子。他們獲準去搞垮這個卑躬屈節的清浦內閣，條件是他們要接受陸軍的改組計劃。
1924年6月，由戴單眼鏡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組成新內閣，此人在十年前曾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新內閣把陸軍的清洗當作一項例行的經濟措施而滿不在乎，而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普選法的新問題方麵。自1902年以來，所有的日本自由黨人都在為取消3日元的人頭稅而鬥爭。這時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態度，讚成取消，同時又讚成把全體選民從330萬人增至1400萬人，使25歲以上的男人都有選舉權。保皇派的報紙卻捏造了一些反對增加普選人數的極端守舊的評論員寫的文章，於是一場無中生有的大論戰充斥於報紙的頭版上。
當全國的注意力被轉移時，陸相宇垣卻站在一邊沒有受人注意，他表麵上是對陸軍進行“裁軍”，實際上他正在軍官團中進行一筆複雜的討價還價的交易，通過這筆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長州藩將軍連同一批經過選擇並給以補償的薩摩藩將軍和其他藩族的將軍均自動辭職。約有2000名軍官被裁減，另外在一開始似乎有8萬名左右士兵與他們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師團被宣布解散，但這些師團中的許多中隊和大隊則不予觸動，待命處理。當許多長州藩族的軍官退伍後，他們的部隊重新被分配去充實還保存著的師團，或到新成立的輔助部隊去充當軍官。當這項工作結束時，隻有33894人和6098匹馬被裁出陸軍，原來看來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編入部隊。
此外，強製軍事訓練時間被縮短到六周，以便萬一在全國動員時，政府能為每個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訓練。為了彌補訓練時間的不足，組織了有1200名教官的陸軍教導團，其成員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學校和預科學校。體育教官保證每個青年在服役前要學好尚武精神的原則、列隊操練、軍刀和步槍操練。他們通過對教職員的恫嚇威脅，在以後幾年中將逐步嚴密地控製課程，於是，日本的教育就成為一種教條口號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當陸軍改組計劃逐步地一個營一個營地展開時，被裁減的長州藩軍官在私下大發牢騷，但在公開場合，竟不可思議地毫無怨言。這種沉默，一方麵的確純應歸因於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紀律；但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三羽鳥”所製訂的人員計劃的高明。他們在開始改組時，已把裕仁的年輕軍官黨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崗位。“三羽鳥”中為首的永田鐵山在1924年，親自在行將撤銷的一個聯隊中擔任了四個月的軍官，該聯隊駐於長州境內，由長州藩族的軍官擔任聯隊幹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權術，防止了該聯隊士兵所策劃的一場嘩變。
到了1925年3月，當撤銷四個師團——四幅先輩在其周圍犧牲的神聖戰旗——的消息最後公諸於眾時，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經如此鞏固，以致他在貴族院的寵信們得以在普選法案上加上一條附款。當普選法在1925年5月5日獲得通過時，它的支持者還保證投票讚成治安維持法。這個功勞在很大程度上要歸諸裕仁的老大哥，那個瘦長衰弱的藤原族近衛公爵，此人在10年之後，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間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務。這個法案被人攻擊為“危險思想法”，因為它使警察幾乎擁有無限的權力來鎮壓持不同政見的人。它於1925年5月12日在議會沒有經過多大辯論就通過了。這是通過普選法後一星期的事。15年後，它將使近衛公爵得以把普選改變成普遍協議，從而組成了一個虔誠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單一大政黨。
日本民眾所期待的普選法案，1925年2月29日終於通過立法程序。根據普選法案，選舉權中廢除納稅額的限製，因而使具有選舉權的公民由330萬人增加到1250萬人。法案規定年滿25歲的男子有選舉權，30歲以上的男子有被選舉權。但是“接受救濟的貧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原先，法案規定隻要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選舉權，除了“接受公費者”例外。樞密院則將被選舉者的年齡提高為30歲，並且增加上述兩項限製。
根據修正後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資助的學生，以及寄住在親戚家的人，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此外還附加一項政友會的修正案，當選人若在選舉中違反選舉法，必須追究連帶責任，這反映出相當濃厚的政黨色彩。此外，選舉候選人還必須繳付2000日幣。
1927年，日本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又稱“昭和金融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經曆了1920年的經濟危機和出兵西伯利亞的慘敗，致使日本經濟在困境中掙紮。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成為此次金融大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政府以財政資金作為貸款用以賑災，使產業與金融的關係混亂不堪，第一次討論內閣藏相片岡直溫在第52屆議會上提出兩個整理震災票據的法案時，由於不慎將渡邊銀行的經營內容和盤托出，引起東京、橫濱一帶發生銀行擠兌現象，繼而各大銀行相繼宣布歇業。3月22日，議會通過決議發行公債救濟震災區票據持有者，日本銀行同時放出3億多日元貸款，危機暫告平息。
1927年3月，擠兌現象開始波及到全國，許多銀行宣布破產，金融危機開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內閣倒台，隨之金融混亂達到頂點，危及到許多工業部門。繼任的田中義一內閣發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銀行暫停營業，努力收拾殘局。5月，金融危機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機導致日本政府下決心解除了黃金出口禁令，並使銀行高度壟斷集中，確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銀行的優勢。
1927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壟斷資產階級期望從對外侵略中尋找出路，因而重用軍閥。4月17日，政友會總裁、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代表最反動最富侵略的日本統治集團，公開推行帝國主義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義一主持在東京舉行了所謂“東方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代表。會議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對華“積極”行動綱領，即公開侵略中國的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就是田中在會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侵略方針。東方會議的決定成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礎。
盡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發現，但曆史已經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正是按照“東方會議”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針進行侵略和爭奪東方和世界霸權的。
在田中執政的兩年中（到1929年7月2日），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兩次出兵山東，侵占我國青島和濟南。東方會議決定了對華政策綱領，根據公布的內容：第一，區別“中國本土和滿蒙”，堅決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割出來，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第二，認為當前中國不可能統一，應和“各地的穩健政權”取得適當聯係，即極力使軍閥分裂互鬥，從中選擇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國在華權益以及日僑生命財產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時，帝國當根據需要采取堅決自衛的措施”，即日本堅決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人們為敵；第四，“萬一動亂（中國革命）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日本的特殊地位與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時，帝國將不問它是來自哪一方麵，有立即堅決采取適當措施加以保衛的決心”。
1927年12月，永田鐵山在整備局作《論國家總動員》的報告，明確提出必須把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源全部加以統製的思想。這樣，就在日本法西斯體係中加進了新的內容；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總體戰體製，而民間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意識”，便成為幕僚革新派進行全國總動員的重要手段。
在二葉會的影響下，參謀本部課員鈴曜貞一和土橋勇、石原莞爾等更為年輕的軍部中央校、尉級軍官，於1928年組織了“研究國策”的木曜會。1929年5月，二葉會、木曜會合二為一，建立了“一夕會”，標誌著軍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鐵山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過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軍事戰略的研究，以及長期在德國對歐洲各國的觀察，認為日本要在未來的世界戰爭中取勝，必須進行總體戰。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日本的國力同美英有著難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國力贏弱的日本還要以一國的力量同多國對抗。為了縮小差距，進行總體戰，充分調動一切人力、物力，必須建立總體戰體製。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淩晨，日本政府對日本共產黨進行了全國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於同年2月日本在舉行第一次大選時，“無產政黨”非常活躍。政友會與民政黨隻取得微弱多數，而日共支持的勞農黨卻獲得19.3萬張選票，各“無產政黨”共得48萬張選票。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又號召“建立工農政府”。
於是，田中義一內閣在召集議會之前，決定對共產黨及其有關係者實施這次大搜捕。當時日本內務大臣鈴木起用了曾起草過治安維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長山岡萬之助為警保局長，山岡下令日本警察機構全體出動，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嫌疑為名，在全國範圍內的1道3府27縣一舉逮捕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1600餘人。
在嚴刑拷打之後，對其中483人以違犯治安維持法起訴，其中學生和青年居多數。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決定，禁止勞農黨、日本工會總評會和全日本無產者同盟等團體集會結社。這次大鎮壓，使日本工農運動和民主運動受到沉重打擊。
完全受軍部控製的日本廣田內閣成員合影。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義一內閣下令在全國進行了一次大逮捕，這是繼“三·一五”事件後，日本政府對以共產黨人為主要對象的又一次鎮壓活動。這一天政府出動警憲在各府縣共逮捕了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領導人市川正一、鍋山貞親、三田村四郎和佐野軍等均被逮捕。之後根據《治安維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訴，日本共產黨因此受到沉重打擊，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連日本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授美濃部亮古都說：“政治的光明正大幾乎絕跡，使有良心的人痛歎黑暗政治的到來。”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發了金融危機，之後又麵臨1929年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依賴對外貿易，並與美國市場有密切聯係的日本經濟，很快遭到沉重打擊，工農業生產嚴重萎縮，大批企業破產。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同時，右翼法西斯團體也猖撅活動，並與官僚、軍閥加緊勾結。
日本黃金解禁令頒布是指民政黨濱口雄幸內閣撤消1917年以後實行的黃金出口禁令，實行國際金本位製。1929年7月濱口取代田中出任總理大臣後，進行了內閣人事調整，任命幣原喜重郎為外務大臣，著手醫治田中內閣時期由於執行冒險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係列失敗創傷；任命井上準之助為藏相，以實施緊縮財政方針，健全經濟。日本亟需通過利用外國投資和建立國際信貨關係，同英美等國進行協調，這成了“黃金解禁”的外部條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禁止黃金口。戰後，歐美等國家在渡過經濟危機以後，先後實施黃金解禁方案，恢複金本位製。由於戰後危機和災危機、金融危機，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複金本位製。日本在這一期間的出口額逐年下降，尤其是對華貿易陷入絕境。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麵，必須對黃金出口禁令鬆綁，降低國內物價體係，使之達到國際水平，以擴大出口，緩解通貨膨脹。
以1927年金融大危機為契機，黃金解禁論抬頭。1930年1月11日，濱口內閣以藏相井上準之助為主，斷然解除黃金出口和黃金兌換的禁令，同時，宣布削減政府預算，降低月工資，加強勞動製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從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現經濟大危機的前兆，1931年又發生“九·一八事變”和英國停止實施金本位製等事件，使得日本黃金解禁令的出台引發本就不景氣的國內經濟更趨惡化，終於導致了經濟危機。1930年12月成立犬養毅內閣宣布停止實施金本位製，再次禁止黃金出口。以後，金本位製始終未能在日本恢複。
1929年6月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為了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對內推行緊縮財政和產業合理化政策，對美英采取“協調”外交方針，並以政治手段將中國東北攫為己有，成為日本的獨占殖民地。而日本軍部特別是陸軍省、總參謀部和關東軍中的少壯派，則主張立即出兵侵占“滿洲”，以擺脫日本的經濟危機。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準法西斯團體曾經試圖建立全國統一的組織。1931年6月底，由日本國民黨、黑龍會、大日本青年等19個團體，試圖聯合組成法西斯主義大日本生產黨。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統一嚐試。但是，所有的統一嚐試均因內部存在分歧和爭吵而未能成功。民間法西斯團體遂把自己的事業和希望寄托於軍隊內部的法西斯勢力身上。
日本軍部是近代天皇製的核心，是近代軍國主義的集中體現。在經濟大危機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軍部實現了法西斯化，成為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角。1930年9月，以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一些中下層軍官建立櫻會，1932年，原一夕會的一些成員同其他一些軍官，形成了以永田鐵山為中心的統製派，成為推動軍內法西斯運動的兩股勢力。由於統製派主張保持軍部中央機構的統製，以合法手段，先外後內，自上而下對國家進行法西斯改造，建立軍部獨裁統治。因此，統製派的主張，得到大多數中上層軍官的支持。1934年1月，“帶有統製色彩”的林銑十郎接任陸相，同年3月任命“統製派”領導人永田鐵山少將為軍務局長，成為僅次於陸相、陸軍次官的最有實權的人物。統製派由此確立了對陸軍的支配權。陸軍是日本軍部的主導，支配了陸軍就意味著掌握了對軍隊的主導權。
軍部還有計劃、有步驟地從組織上操縱國民和民眾輿論，對國家政務施加壓力。1931年，在鄉軍人會會員發展到263萬多人，在各地實際上起著反動的政治作用。軍部通過在鄉軍人會，將其影響擴大到全國各地和幾乎所有基層單位，並通過大日本聯合青年團，把全國青少年置於自己的控製和影響之下。此外，軍部還通過駐地的部隊，對各地管轄的居民直接進行宣傳、煽動和組織其他活動。軍部通過上述手段，為擴大、確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擊、摧垮政黨政治奠定了基礎。
實力日益壯大的軍內法西斯勢力，利用危機，同民間法西斯勢力相呼應，連續向政黨政治發起進攻。1931年3月，以橋本欣五郎為首的櫻會陸軍軍官與大川周明一起策劃發動武裝政變，試圖推翻內閣。
1930年4月22日，濱口內閣簽訂了《關於限製和裁減海軍軍備條約》，遭到軍方和右翼反動團體的責難。他們指責政府軟弱無能，借機進行軍國主義宣傳，主張改造國內“體製”，加強軍事獨裁統治。11月2日，議會批準了倫敦條約。11月14日，濱口首相前去參加陸軍大演習時，在東京車站遭到右翼團體“愛國社”成員住鄉屋留雄的狙擊，身負重傷，後於1931年8月26日死去。
濱口首相被刺，是軍部準備發動戰爭的信號。同年末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少壯派軍官組織了“櫻會”，企圖發動政變，建立以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為首腦的“改造政府”，後未遂。4月間“民政黨”總裁若禮次郎繼任首相後，就加速了準備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步伐。在作好臨戰前準備的同時，日本軍部和政府利用所謂“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加緊為侵略中國東北製造輿論，到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
“九·一八”事變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軍內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這一有利條件，采取各種手段實現軍部獨裁，以奪取政權。1931年10月，櫻會陸軍軍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劃發動武裝政變，以策應關東軍占領中國東北，建立軍事獨裁政權。政變計劃動員陸海軍少壯軍官和民間法西斯勢力，襲擊首相官邸和警視廳，殺死首相若概禮次郎和外相幣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貞夫上將為首相、建川美次為外相的軍部法西斯政府。後來，這一政變計劃由於中途泄密而再次流產。但是，軍部又一次對“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變的主要策劃者隻是受到暫時性的“保護性拘留”，主謀橋本也隻受到了20天“閉門反省”的處分。
“十月事件”後，法西斯恐怖活動達到了有恃無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間，日本又發生“血盟團事件”。民間法西斯組織血盟團與以藤井齊為首的海軍少壯軍官相勾結，連續刺殺了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長團琢磨。5月15日，以士官學校學生為主體的陸海軍青年軍官及血盟團餘黨發動政變，襲擊了首相官邸、內大臣官邸、警視廳、政友會本部、三菱銀行、日本銀行等處，殺死首相犬養毅。史稱“五·一五”事件。政變雖被粉碎，但內閣被迫辭職。軍部借口“時局非常”，拒絕政黨繼續組閣。5月26日，海軍上將、前駐朝鮮總督齋滕實在軍部的支持下，根據軍部的“廢除政黨政治”的要求，成立了“舉國一致內閣”。日本曆史上的政黨內閣時代從此結束，軍部法西斯勢力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進一步得到加強。1934年10月，陸軍省發表題為《國防之本義及其強化》的小冊子，公開叫囂“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稱“國防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確立一切服從戰爭的“國防政策”，“重新組織、經營國家和社會”。按照法西斯總體戰思想，建立法西斯極權體製。這本小冊子是統製派和整個軍部確立法西斯極權體製的綱領，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受到社會右翼和軍部法西斯分子的堅決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場“明征國體”運動，全力攻擊日本政黨內閣的理論基礎“天皇機關說”，使“國體論”成了極權主義統一國民和改造國家的核心理論。軍部法西斯勢力隨時利用“天皇”和“國體”的大棒，鎮壓一切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抗，並在日本全國範圍內展開“鏟除異端”的活動。陸軍省發表的小冊子和“明征國體”運動，成為軍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標誌。
日本軍部實現法西斯化，為確立軍部對內閣的政治支配地位，為實現日本政體的法西斯化，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