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6.周恩來積勞成疾，病中仍敦促部隊執行夏洮戰役計劃

　　8 月的毛兒蓋，秋風送涼。

　　送走張國燾，毛澤東心事重重。雖然通過大家的努力，沙窩會議上張國燾再次表態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針，但毛澤東十分擔心在行動上他會不會還像以前一樣，不與中央積極配合。事實上，執行“鬆潘戰役”時，紅軍就是吃了張國燾不積極配合的虧，才貽誤戰機，不得已放棄“鬆潘戰役”，改為“夏洮戰役計劃”的。如果下一步張國燾繼續我行我素的話，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毛澤東的憂慮，我們可以在張國燾的回憶錄中找到文字的證實：

　　黨內歧見迅即發展為全麵性，我和四方麵軍的同誌們指責中央的領導不正確，中央的多數人則堅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確，不稍讓步。毛兒蓋會議（注：指沙窩會議）原是企圖彌縫歧見，但又因中央多數過分堅持己見而告失敗。這就使黨的處境更加惡化。

　　由此可見，沙窩會議上，張國燾的舉手僅僅隻是舉手而已。張國燾與毛澤東等中央其他領導人政見和感情的裂痕並沒因舉手而彌合，相反，它在進一步加深。

　　這時周恩來突然病倒了。病因是積勞成疾，加上營養不良。

　　長征以來，周恩來的工作特別忙碌，忙得沒有時間剃胡須，胡須既長且黑，大家就叫他“胡公”。楊尚昆對周恩來的工作情形有深刻印象，回憶說：

　　長征中的恩來同誌，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線，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抉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後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況來齊後，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後，他才睡覺。這時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戰鬥生活又要開始了。本來劉伯承同誌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來同誌不要他起草作戰命令，而由自己承擔起來。

　　白天，他又要和部隊一起行軍。因為睡眠不足，騎馬時常常打瞌睡，容易摔下來，隻能步行。一到駐地，他又顧不得休息，等到忙完，常是下半夜了。剛睡下，來了情況，又得把他叫醒處理。有一次參謀有事向他請示，周恩來在睡夢中“嗯”了一聲，參謀以為他已同意，就退出來。第二天，他說他完全不知道這件事，就規定：以後必須把他喊得坐起來，才算叫醒。在長征的那些日子裏，他常常整夜不睡，實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會，抬起頭來接著又工作。到毛兒蓋之前他已有病。到毛兒蓋後，由於糧食缺乏，他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的身體終於支持不住了。

　　這次疾病來勢異常凶猛。連續幾天，周恩來一直發著高燒，不能進食。醫生最初當作長征路上的多發病——瘧疾來治。但幾天後高燒仍不退，而且發現肝部腫大，皮膚呈黃色。王斌、李治兩位醫生檢驗後，確診是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瘍，急需排膿。但在這種環境下無法消毒，根本不能開刀或穿刺。醫生隻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並讓衛士到60裏以外的高山上取冰塊冷敷在他的肝區上方。

　　周恩來一直昏迷不醒，睡在木板床上。鄧穎超把周恩來脫下的灰色羊毛背心拿過來看，結果找到170多個虱子，擠虱子的血把兩個指甲都染紅了。靠著用冰塊局部冷凍的辦法，從早上10時敷到下午5、6 點鍾，周恩來逐漸清醒，不時地呻吟著，並說肚子痛。鄧穎超和醫生把他扶起來，終於排出了半盆綠色的膿來，他的燒才慢慢退下來了。

　　周圍的局勢那樣緊急，已不能再等待了。8月11日，周恩來剛蘇醒過來，就給紅一、三軍團去電，要他們堅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準備在7 天至10 天內離班佑北上。

　　“夏洮戰役計劃”是兩軍會師後第一次改變戰役方針的計劃，它的成敗關係著北上紅軍能否找到立足點。毛澤東對此傾注了很大的精力。新戰役計劃的要旨是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地區，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爭取在洮河流域滅敵主力，以創建甘南根據地。

　　對於這一計劃，張國燾也是讚同的，並且為實施戰役目標提出了行動方案：將紅一、四方麵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以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由朱德、張國燾負責，向阿壩開進，然後北去。以毛兒蓋地區的紅一、三、四軍團、三十軍為右路，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隨右路軍行動。

　　一切都商量好了。毛澤東等人也很高興，大家都覺得北進軍事行動，並未因黨內歧見而停滯下來。於是，右路軍的先頭部隊出發了……

　　然而，中共中央萬萬沒有想到，張國燾回到卓克基之後不久，又橫生枝節。

　　他給中央發來電報，提出西出阿壩，北進夏河之後，變原戰役計劃中向東（陝西）發展為向西（青海）發展的主張。理由有二：一是可以避開國民黨軍隊主力；二是可以打通國際路線。

　　“北上”、“南下”之爭，又演進成了“東進”、“西進”之爭。

　　8月14日，徐向前、陳昌浩收到了張國燾以紅軍總司令部名義發來的指示電報：左路軍“一縱隊現在陸續北進，1 9 號可進攻阿壩”。右路軍應速“經班佑向洮河左岸出動”。

　　8月15日，張國燾、朱德也收到了毛澤東等以中共中央名義發來的指示電報：“無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麵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一、四方麵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隻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

　　兩個電報針鋒相對，張國燾要右路軍出洮河左岸，向左路軍靠攏，然後西向去青、新。毛澤東要左路軍出夏河，沿右路軍北進路線追蹤而上，然後東向去陝甘。

　　張國燾執意要去阿壩，分歧又一次公開化。

　　於是，中央機關又不得不停了下來，8月2 0日舉行政治局會議。這就是曆史上的“毛兒蓋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聶榮臻、李先念。周恩來生病，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在左路軍，葉劍英帶右路軍先頭部隊先行，彭德懷率三軍團殿後，均未參加會議。

　　毛澤東將“西進”和“東進”的分歧擺到桌麵上。

　　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我們的行動方向，一是向東（陝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岷州、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絕不應因遇到一些困難，轉而向西。王稼祥發言支持毛澤東。

　　沒有張國燾的會議，大家的意見空前的一致，連陳昌浩也態度十分肯定。

　　毛澤東見大家的思想統一，很高興，還特地表揚了陳昌浩的發言，他說：向東還是向西，是全局中的關鍵。向東，是積極的方針，我們必須采取這一方針。

　　會議討論了常委的分工，決定：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工作，張聞天負責組織部工作，博古負責宣傳部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會議決定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成立《幹部必讀》編委會，由張聞天兼主編；成立中央機關報《鬥爭》編委會，由博古任主編，張聞天、王稼祥為編委。

　　會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張國燾作鬥爭的問題。毛澤東說：鬥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開展鬥爭是不適宜的。目前我們應采取教育的方式，寫文章，不指名、不引證。可指定專人搜集材料，研究這個問題。

　　“毛兒蓋會議”以毛澤東的發言為基礎，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決定”在對東進方針進行肯定的同時，指出西進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由於形勢的變化，“毛兒蓋會議”在堅持北上這一原則的基礎上，對先期製定的夏洮戰役的具體部署進行了三個調整：一是兵力部署由分（兩路）調整為合二為一；二是行軍路線由左右兩路齊頭北進調整為以一路縱隊沿同一路線先後北進；三是紅軍北進主力，由主要依靠左路軍調整為主要依靠右路軍。

　　這一部署的調整，尤其是變右路軍為北進主力，有重大的曆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