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2.柳暗花明，毛澤東提出“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

　　6月18日，毛澤東等中央首長到達了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領的紅三十軍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住在一座法式建築的天主教堂院內。當天晚上，在天主教堂的東廂房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中央和軍委領導會見了李先念。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和紅軍全體同誌，對四方麵軍全體指戰員表示親切關懷和慰問，並充分肯定了四方麵軍的成績，給四方麵軍很高評價。他說：“過去兩支紅軍獨立作戰，現在會合了。這樣，我們的力量更大了。”

　　紅一、四方麵軍的會合，是紅軍長征史上的一件大事。紅一、四方麵軍會師，蔣介石在雅安地區“圍殲”紅軍的企圖破產了，紅軍人數一下子壯大到10 萬餘人，為開創新局麵創造了有利條件。。

　　兩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廣大紅軍指戰員無不感到由衷的喜悅。連日來，他們互訪互學，相互把自己身邊的珍愛之物贈給對方留作紀念。四方麵軍的強大實力，使長途征戰遭受損失的中央紅軍信心倍增。而黨中央來了，四方麵軍指戰員們的心裏感到有了依歸；“朱毛紅軍”，毛澤東、朱德，他們雖已早聞其名，但昔日充滿著景仰、神奇的領袖和兄弟部隊，如今來到了麵前，並將戰鬥在一起，更加使他們憧憬著未來的光明前程。

　　中國工農紅軍兩大主力會師的重要意義，敵人也看到了。國民黨高級將領沮喪地說：

　　“國軍防止朱毛西竄之聲，早已傳之數年，今朱毛畢竟西竄，而達其預定之目的矣。在朱毛西竄當中，行營三令五申，嚴防朱毛與徐‘匪’向前會合，聲猶在耳，墨尚未幹，而朱毛畢竟與徐‘匪’向前、張匪國燾會合矣。然而全川之六路大軍，不能拒堵徐‘匪’之南竄，中央與各省數十萬勁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中央雖有河山之險隔，給養之困難，病疫之交侵，霜雪之嚴冷，均不足以懾‘匪’膽，而刺激其改變初衷。兩大洪流，竟於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有六日（應為6 月12 日），在懋功之達維合攏。查國軍電令，一再言曰，須收聚殲之效，今使之聚矣，何以不殲。然在分竄之中，各個尚且不能擊破，今既會合，則已蔓不可圖，尚可聚殲之大言不慚哉。”

　　這裏敵人也佩服紅軍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頑強的戰鬥力，承認紅軍兩大主力會合後力量更強大，“已蔓不可圖”，再談“聚殲”紅軍，就是“大言不慚”了。

　　兩軍會合後紅軍的行動方向應該指向哪裏？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問題，是毛澤東正在思考的問題。

　　毛澤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號。

　　6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華工農紅軍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吞並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針，實際上為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進軍路線指明了大方向。

　　長征原本是一場求生圖存的大轉移，毛澤東為什麽提出“北上抗日”呢？

　　在遵義會議前後，毛澤東就提出了“抗日”的口號。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遵義期間居住的那幢樓，牆上仍留下兩條宣傳標語：

　　“白軍弟兄，團結起來，到北方抗日！”

　　“白軍士兵們，抗日去！”

　　如果說遵義時提出的“到北方抗日”隻是一個口號，一個策略的話，那麽6 月中旬時，“北上抗日”已成為共產黨的一個方針，一個名副其實的行動方略。此前，中央紅軍曾決定與四方麵軍會合後，進入川西北地區建立根據地。但兩軍會合後，情況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魔爪由我國東北伸向華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全國人民堅決要求抗日的形勢下，蔣介石卻繼續采取不抵抗主義，並瘋狂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全國抗日民主運動迅速走向新的高漲。同時，兩個方麵軍的勝利會師，總兵力已達9 個軍10 多萬人，士氣旺盛，戰鬥力大增。這是革命戰爭勝利發展的有利條件。然而，由於這時紅軍所在的大、小金川流域及其周圍的川西北地區，情況與原來預想的大不相同，雖然地域不小，但屬高山窮穀；道路不多，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又多是藏民聚居區，既不利於紅軍大兵團機動作戰，也不利於主力紅軍的生存發展，不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條件。因此，毛澤東果斷提出“北上抗日”。

　　在達維鎮，毛澤東在慶祝會上號召廣大指戰員為“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

　　6 月16 日2 時，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張聞天聯名發出《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四方麵軍電》，其內容為：

　　（甲）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兩方麵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

　　（乙）目前計劃則兄方全部及我野戰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於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製時，則以陝、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

　　（丙）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裏，均深山窮穀，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遊（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隻有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

　　（丁）我野戰軍十二號已全部通過天全、蘆山之線，十八號主力及中央機關可集中懋功、兩河口之線，因糧食極少，不能休息，約月底全軍可集中理番地區，並準備渡岷江。

　　電文所示：“赤化以四川為中心的川陝甘三省廣大地區，是此後野戰軍與四方麵軍的共同行動的基本任務。”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此時的意見就是如此。

　　這個電文，有兩個特點：一是具體化了“北上”方針的內容；二是電文還僅僅是個建議、設想，並非命令，因為電文的結尾，客氣地寫著如此字樣：“弟等意見如此，兄意如何，乞複為盼！”

　　在懋功，毛澤東詳細詢問了紅四方麵軍的情況。他還打開一幅軍用地圖，邊看邊問李先念：“岷（江）嘉（陵江）地區的氣候怎樣？地形怎樣？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怎樣？還能不能打回去？”然後，向李先念等詳盡地分析了目前形勢，指出：“全國抗日高漲正在到來，整個形勢對我們很有利，一、四方麵軍要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相互學習，親密團結，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他還說：“今後一、四方麵軍的行動方針，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發展。”

　　此時，“北上抗日”有了具體的內容，已成為黨的戰略方針。

　　紅軍長征是在國共矛盾和中日矛盾同時尖銳的形勢下進行的。“日、蔣、共”三角鬥爭構成當時中國政局的時代內容。但“日、蔣、共”又不同於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的“魏、蜀、吳”。因為華北事變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帝國主義從關外大肆向關內侵略，出現華北危機，日本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是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在內的全中國人民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抗日”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心聲，“北上抗日”完全符合當時全國政治形勢和敵我態勢。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及時抓住了日本入侵對中國時局和國人心理造成的新變化，果敢地提出“北上抗日”的口號，扛起抗日的民族大旗，將紅軍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與北上抗日有機地結合起來，將民族利益與黨的利益巧妙地結合起來。同時，西北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最薄弱的一環，又接近華北抗日前線，打開新的局麵在這裏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方麵多於不利方麵。因此，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是抗日的需要，紅軍發展的需要，也是切實可行的。

　　後來事物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隨著中央紅軍安家陝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深入人心，蔣介石再叫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口號，就在全國人民那裏輸了理。

　　“北上抗日”口號的提出，反映了毛澤東高屋建瓴的戰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