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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理會議,林彪挑戰三人軍事小組

  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後經獅子山,過通安,到會理。會理是一個明朝時建立的縣城,城牆厚實,也是川康邊區人口較稠密、物產較豐富的一個縣。毛澤東打算把會理攻下來,讓疲憊的紅軍休息幾天並補充給養,守城的劉元瑭是在通安鎮被紅軍打得痛哭流涕的川康邊防第一旅旅長,這個敗軍之將逃回會理後,守城待援。為此,他搜刮城外農民的糧食,燒盡城外的民房,以掃清所謂射界,還以“嬰城固守”為由,關閉所有城門,不許群眾出入,決心死守。為防兵變,劉元瑭扮作士兵私訪,一聽到有發表不滿言論者,就殺無赦。他還把在通安戰鬥中被俘放回的俘虜以及被紅軍打散逃回的人,全部殺掉,怕他們為紅軍作宣傳。

  5月8日,紅三軍團到達會理城郊,迅速奪取了城東的東山寺和城西南的西來寺的製高點,包圍了會理城。但由於敵人城防堅固,以逸待勞,加上飛機轟炸掃射助威,紅三軍團在東、西城爆破攻城,均未得手。因為會理戰略地位並不十分重要,紅軍隻是路過,所以隻是圍攻,未堅決攻城,目的在於牽製敵人,迫使敵人把周圍兵力撤回城內,並把北麵敵人吸引過來,以掩護紅軍主力休整和順利北上。

  5月12日晚,在會理城郊的鐵廠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在毛澤東的倡議下,5 月中旬在會理附近匆匆忙忙舉行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我在最後一刻被邀請去了”。

  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因為三人軍事小組的權威受到挑戰。

  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在情勢危急的時刻,不僅紅軍,而且黨都應當置於統一權威的領導之下。三人軍事小組的成立,從根本上解決了黨和紅軍的領導問題:一方麵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終於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領袖;另一方麵確立了全黨、全軍統一的領導權威,開始建立第一代領導集體。但是,這種領導結構在剛建立的過程中受到了挑戰。這種挑戰並不是權力之爭,也不是路線之爭,而是源於對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的不理解。

  三人軍事小組成立以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直接指揮下,進行了四渡赤水戰役,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和運動戰的威力。毛澤東自己也說,四渡赤水戰役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但是,由於四渡赤水是一場運動戰,實行大規模的迂回機動,難免有時要多走一些路,也不可能保證每戰必勝。況且,正如宋代抗金名將嶽飛所說,打仗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毛澤東很認同這點。他的體會是:這個“妙”,就是靈活性,是高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就能改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用兵的神奇之處,也隻有運籌帷幄的人才能體會。正因為如此,“四渡赤水以後到會理期間,在中央紅軍領導層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風潮,算是遵義會議後一股小小的餘波。遵義會議以後,有人並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誌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起來帶頭倡儀的一個”。聶榮臻回憶說。

  這在中央紅軍搶渡金沙江之前,這種情緒就已表現得比較突出了。他們隻看到在這期間個別戰鬥打得不好(如土城戰鬥、魯班場戰鬥),而看不到一些打得好的勝仗;隻看到紅軍當時為了隱蔽意圖,實施機動作戰給部隊帶來疲勞的一麵,而對由於實行了大規模的運動戰調動了敵人,從而甩掉和擺脫了敵人的一麵認識不足。擔心在敵軍壓境的情況下,隻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被敵人打垮,倒有可能被拖垮。

  如作為三人指揮小組成員的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他是極力主張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的,此時對毛澤東的指揮藝術不太理解,憂心忡忡,向張聞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個辦法。

  劉少奇4 月中旬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他將了解到的部隊情緒,綜合聽到的意見,加上自己的看法,給軍委發了個電報,也反映了對毛澤東軍事指揮不理解的情緒。電報雲:在大踏步行軍、作戰中,部隊很疲勞,減員也不少;是走路還是打仗,隻走路不打仗,部隊不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林彪畢業於黃埔軍校,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時就和毛澤東在一起,是一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1932年24歲就成為紅一軍團軍團長。四渡赤水以來,林彪對機動作戰一直埋怨,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毛澤東這樣領導指揮還行?

  為了保證搶渡金沙江的勝利,4月2 5日,黨中央和軍委曾同時為此向各軍團領導發出指示。軍委在指示中認真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態勢,指出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消滅敵人,開展局麵,號召要團結一致向著戰勝敵人的目標前進。黨中央指出:“最近時期,將是我野戰軍同敵人決戰爭取勝利以轉變戰局的緊急關頭。”要“以我們全部的精力與體力去消滅萬惡的敵人,一切犧牲為了目前決戰的勝利,是我野戰軍全體指戰員的唯一的鐵的意誌,在這一意誌之下,中央相信你們對中央與軍委所提出的意見,決不會妨礙我們內部的團結一致與保障軍委命令的堅決執行,這種上下的團結一致與軍委命令的堅決執行是我們奪取決戰勝利的先決條件,中央堅信在目前的緊急關頭,你們必須充分發揚你們的果敢機動與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領導全體紅色指戰員奮勇殺敵,並糾正部隊中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來完成中央與軍委所給予你們的神聖的任務。”

  由於黨中央和軍委在當時作戰緊急的情況下及時地指出和糾正了這種情形,同時還有一些領導同誌不讚成林彪等人的看法,使得渡江任務得以順利進行。

  可是,在會理開始休整時,林彪再一次首先挑起這個問題。

  一天,彭德懷突然接到林彪打來的電話,他以煽動的口吻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

  他的這種行為當即被彭德懷回絕了。林彪打電話時,聶榮臻、左權、羅瑞卿、朱瑞都在旁邊。林彪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當即遭到有高度黨性原則的聶榮臻的嚴肅批評。聶榮臻說:“你是什麽地位?你怎麽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

  聶榮臻警告林彪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指令給部隊不執行。”

  林彪拒絕聶榮臻的批評和警告,又寫了一封信給中央三人小組,攻擊四渡赤水戰役,並說:“毛、周、朱的領導會失敗,你下台吧。”他主要的是要求毛澤東下台。他把這封信念給別人聽,企圖煽動別的同誌附和他。林彪要聶榮臻在信上簽名,遭到聶榮臻嚴詞拒絕,並對他說:“革命到了這樣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參加了遵義會議,你現在又來反對遵義會議。你這個態度是不對的。先不講別的,僅就這一點,你也是違犯紀律的。”

  林彪聽不進聶榮臻的批評和忠告,他一個人單獨簽字後就把信上送了。

  上述情緒及意見根源於對四渡赤水的不同認識和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不理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曾明確寫道:“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鬥。因此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的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在實踐過程中產生一些不同認識和意見既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林彪不僅不滿意毛澤東的智慧,而且要改變領導,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周恩來的警覺。鑒於這一情況的發展,當時大部分領導同誌認為,我軍雖然取得了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但敵情仍然是嚴重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確立不久,亟須維護和加強;黨和軍隊高級幹部對戰略方針的不同意見,需要進一步統一,以便團結一致,戰勝強敵,克服麵臨的嚴重困難,開創革命的新局麵。同時,中央紅軍已全部渡過金沙江,需要進一步確定新的行動方針。因此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18 人。他們是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博古、王稼祥、劉少奇、楊尚昆、何克全、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李卓然、董振堂等,會議由張聞天主持。

  在會理會議上,與會同誌看了林彪的信,嚴肅地批評了林彪的錯誤。針對林彪散布的大規模迂回是走“弓背路”,“會把部隊拖垮”的謬論,毛澤東嚴肅地批評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麽!?在這個時期直接跟敵人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還是有好處的。”

  毛澤東之所以稱林彪為“娃娃”,有兩重意思:一是相對於毛澤東,林彪的確是一個“娃娃”。林時年27 歲,是他的愛將,對其閱曆不深,見識不夠,看不到事物複雜性一麵既是一種批評,也是一種寬容。二是他認為林彪的信是37歲的、為舊軍隊服務過的彭德懷鼓動起來的。

  周恩來也批評了林彪,讚揚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藝術,在敵人前堵後追的危急情況下,采用兜大圈子的辦法,四渡赤水,再進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

  朱德、王稼祥等嚴肅地批判了林彪要求撤換領導的錯誤,旗幟鮮明地維護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對林彪的信,彭德懷表示了明確態度,說:

  “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

  關於與這封信的關係,彭德懷後來寫道:

  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一、三軍團在戰鬥中早就形成了這種關係:有時紅一軍團指揮三軍團,有時三軍團指揮紅一軍團,有時就自動配合。……這次,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於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

  林彪當時也沒有說他的信與我無關……此事到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誌莊嚴申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誌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

  用兵的神奇之處得由獲得的神奇之功來證明。由於紅軍勝利擺脫了敵人圍堵這個事實,所以,連對毛澤東不滿的李德當時也不得不承認:紅軍“渡過金沙江以後,在戰略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比較有利的局勢。首先是擺脫了蔣介石的追擊部隊,通往北方的道路暢通無阻了。”“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戰鬥部隊的士氣大振,領導中的意見分歧看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被排除了。”

  因此,會理會議對於林彪提出要改變軍事領導的意見予以否決。

  會議經過討論,一致得出結論:大家都有義務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和軍事領導的團結,反對抵觸情緒。並且明確指出,林彪的活動,不僅在軍事路線上是機會主義的,而且在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上都是機會主義的。還責成林彪自己向有關人員親自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理會議還研究確定了中央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會上,毛澤東指出,紅軍搶渡金沙江成功是戰略上的一個決定性勝利,證明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實行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他建議迅速北進,與紅四方麵軍會合。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立即北上,向四川的西北部前進,與紅四方麵軍會合,建立川、陝、甘邊蘇區。會議還決定組織先遣隊,由具有戰略遠見,在川軍中有很高聲望,對四川的地理民情非常熟悉的劉伯承,任先遣隊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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