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成長故事

第十五章 理學大師朱熹

　　程朱理學作為儒學的最大繼承和發揚影響了中國幾百年的時間，作為程朱理學的創始人。朱熹可以稱得上是繼孔子和孟子之後的又一位大師。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灝、程頤關於理氣關係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創立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係，世稱程朱理學。朱熹認為“理”是天地萬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隻有去發現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囚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要求人們放棄“私欲”，服從“天理”。他平生誌在樹立理學，其學術成果不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曆史上沒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曆史上也是罕見的，為此，他被譽為中國中世紀最大的學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於希臘的著名思想家亞裏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於歡樂。幼年失父，中年喪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貧困到經常要借貸的地步。有陸遊的詩為證：“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機遇要算入朝擔任寧宗的侍講官，他想借這塊陣地，向皇帝灌輸自己的“帝王之學”，他滔滔不絕，四十餘天連講七次，寧宗裝做從善如流的樣子，朱嘉高興地認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評是有限度的，當觸動到統治者根基時，一紙內批逐出經筵國門。雖然朱熹遵守師訓，自號“晦翁”，給自己立下“不遠複”的座右銘，但反道學家們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為“偽師”，其理學被斥為“偽學”，加以嚴禁，他的許多學生遭拘禁流放。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憂鬱而死。

　　死後的朱熹卻如孔子一樣，被封建王朝“禮遇有加”，朱熹溢號文公，後理宗即位，追贈他為太師，親筆禦書“宋代聖人”匾額，並封其為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廟。朱嘉家埋祖墳之山被稱為文公山。山上建積慶亭並立石碑，上刻“枯枝敗葉不得挪動”，官府還派兵看守，保護山上墳瑩樹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掃墓時手植的古杉，雖曆經800多年的風雨，至今還生氣盎然。

　　在紫陽鎮的東門古城牆下，有朱嘉親筆手書的墨寶“廉泉”，該泉清澈見底，長年不涸。據婺源當地人介紹，在舉源為官的人，從未因貪汙失去烏紗帽的。這一“百官共廉”現象，有人試圖從“風水學”中找到注解，而社會學家則歸結於紫陽古鎮的理學淵源和傳統的人文環境。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餘秋雨語）。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辛棄疾話來概括：“曆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作為文人的朱熹，是不該從政，也不會從政。因而，朱熹一輩子未做大官，也鮮有顯著政績。朱熹一生，舉凡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三教九流、巫醫百工，都有朋友，不少還情投意深。“野人載酒來，農啖日西夕”。朱熹為山路崎嶇，老農來往不便過意不去，一再叮嚀“歸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相傳在紫陽古鎮近郊的三都村（今縣城文公北路），朱熹與門人騰磷到此，見村內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見人影與天上的雲彩，便問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緋塘。朱熹哦了一聲：“我倆神交也。”隨即吟詩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1198年，朱熹避居（東）建陽石洞，但還不停止講學。1199年3月9日病死於建陽。他的遺體下葬時，他的學生不顧朝廷禁令從四麵八方趕來，官府怕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今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陸遊、辛棄疾與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時，年邁的放翁用顫抖的雙手寫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享。”辛氏則作詞一首親往吊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謂生死，凜凜猶生。”

　　如今，紫陽古鎮已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旅遊勝地了，然而，大多數來這裏的遊客，都不解古鎮的命名，更對朱熹不甚了解。然而，隻要他們走近古鎮，就會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會走近曆史，而走近曆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與其他曆史文人一樣，是願意被人遺忘的。但卻又不會被人遺忘！

　　朱熹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曆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漸東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製兼侍講等職。平生不喜為官，“仕於外者僅九考（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宋無學案·元晦學案》上），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在福建講學。晚年卷入當時進行的政治鬥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為“偽學”、其人也被定為“偽學首魁”，直到去世之時“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後不久，“黨禁”解除，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於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鬆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師從屬於“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他早年為學博雜，泛濫詞章，出人佛老，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從二十四歲起，他受學於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後，朱熹終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熹的學問淵博，於學無所不窺，在先秦諸子、佛道思想、史學文學、天文地理、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典章爾律等許多方麵，都有相當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大縝密精致的思想體係。

　　他的理學在明清兩代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縣主簿，為官以教養為先務。他對同安故宰相蘇頌的道德學問深表欽佩，侶建蘇公調。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導植樹，並留下許多墨跡。日常公務，細致入微，對賦稅簿籍，逐日點對，以防吏青從中作弊，凡對百姓有利的事，必恪盡職守，不憚勞累。

　　紹興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準備啟用張浚出兵抗金，並下詔征求內外朝臣陳述政見，朱熹立即上書陳事，在《壬午應詔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並向皇帝提出三項重大措施：“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麵督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見朱熹，朱熹麵奏三紮：第一紮，建議皇帝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第二紮，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張非戰無以複仇，非守無以製勝”，應當“合戰守之計以為一”第三紮，尖銳批評當時“諫諍之塗（途）尚壅（堵塞），幸（以謅媚而得寵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蟬（盡）而國用末節”，應當立即“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結果，皇帝不予采納。朱熹上諫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講學，探求學問，著書立說，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間，他的學術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學體係，初步實現了集理之大成宿願，名聲頗大。

　　朱熹在學術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為難，若不任用，會招棄賢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擾”朝政。經過一番研究，決定差遣他遠知偏僻之地南康軍。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縣。他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貼出《知南康榜文》：第一，為解決南康“民力日困，無複安上樂生之心”的社會問題，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陳。第二，請士民鄉鄰父老、每年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第三，鄉黨父老，推選子弟，入學讀經。是年，朱熹又奏請免除賦稅，並派司戶參軍與“逐縣知縣親指旱傷四段地頭，對帳檢視”。秋後又下發《勸農文》，勸農民“趁此大時多種蕎麥及大小麥”度過災荒。又極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與《種種桑法》。翌年九月，發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間亦躬行其上、勞苦勤恤者甚眾”；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曾親至白鹿洞書院視察。眼見這座曾經與嶽麓、睢陽、石鼓並稱“天下四大書院”的遺址，棟宇不存，毀於兵火的一片廢墟，感到極其傷心，然又為書院的優美自然環境讚不絕口。他說；“觀其四壁，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計，其廢壞無不興一葺至於儒生舊館隻此一處，而一廢累年不複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懼，而太過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後世”，“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請求，孝宗皇帝終於批準重興白鹿書院。書院落成之日，他飲酒賦詩：“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並作《白鹿洞成告先聖文》），還屢次請求孝宗皇帝為白鹿洞書院題匾、賜太上皇帝禦書石經、監等九經流注疏。他根據多年的教育經驗，親自製訂了《白鹿洞書院教規》，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欲，遷善改過。4、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以及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熟讀精思的學習原則。這是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綱領。這個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製度這一，它不僅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製度的課題，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注目，國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製度的課題，他不隻興書院，訂規章，經常親自授課講學，每逢休沐，即親至書院與學生一起質疑問難。朱熹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書院講學時，曾寫過一首詩贈給學生：諸郎有誌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個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以告誡弟子精學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書院規模和教學質量均為全國之冠，四方好學之士，負發裹糧，前來求學。建昌人胡泳。李燔、呂炎和呂濤兄弟，都昌人黃灝、彭潯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澤縣）人馮倚，星子人周穎等，均學有專攻，後來都成為傳播理學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在推行教化、整頓吏治、興利除弊等方麵政聲顯著，於淳熙八年（1181年）任滿，暫回崇安故裏。光宗時，趙汝愚奏為待製、侍講。時韓胃擅權，排斤趙汝愚。慶元年（1195）年，趙汝愚罷相。朱熹、彭龜年指責過韓，均得罪。三年，將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於“偽學逆黨藉”，而朱熹被定為“偽學之首”史稱“慶元黨禁”。兩年後，朱熹病逝，享年72歲。理宗時，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從祀孔廟。

　　朱熹一生勤奮好學，關心國事民情，曾立誌報效朝廷，獻身國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爭權奪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誌，終於絕意於官場，潛心學術，致力於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成為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他廣注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在哲學思想上，他從二程關於理氣關係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係，世稱朱程學派、又稱閩學、考亭學派。他認為“理在先，氣在後”，但其宇宙形成說卻能接受古代科學成果，主張陰陽二氣的演化論，如從高山上殘留蚌殼論證地質變遷（原為海洋）說等。在人性論上，他強調“天理”和“人欲”的對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緩和社會矛盾。其社會曆史觀，又主張恢複三代之治，願“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學，一直成為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在明清兩代被奉為儒學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覽和精密分析的學風，對後世學者很有影響，日本在德川時代，“朱子學”也頗流行。他進行學術研究和講學緊密結合，師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他在教學實踐中的經驗，對後代書院的發展、自由講學風氣的提高、學術研究空氣的濃厚都有影響。他的學術著作很多，有《四書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詞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朱熹在同“兼領學事”，直接管理地方教育。他積極擴建縣學，在明倫堂左邊建教思堂，又增設誌道、據德、依仁、遊藝四齋，在文廟大成殿後倡建經史閣，多方征集圖書900多卷藏於其中。在城隅隙地開辟射圃。他不辭勞苦，足跡遍金廈，采風勸學。還善於發現人才，重用人才，訪得本縣徐應中、王賓“位進土善於講學，且德行誠實，就向縣令舉薦，聘二人到縣學任教，同時”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眾。在學校管理方麵，朱天認為要以理喻人，他說：“學校之政，不患法製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但他對違法亂紀的生員，也決不姑息遷就。他看到有些生員學習不認真，或投機取巧，或未到散學時間就回家，就專門寫了，《同安縣沂學者見洲諸生》、《補試榜湖等文告，要大家學習古人“愛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陰”，仿效“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特為觀聽之美而已”，能“致思於科舉之外”、“使學者有成材，而庫序有實用”，堅決反對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的市儈作風。

　　朱意在同安雖然隻有5年，但他的誨人不倦、孜孜以求的治學精神對同安文化卻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他一生講究讀書方法，曾極有見地的指出：“讀書負多，最是大病，下相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他培養了許升、王力行等門徒及許許多多的“再傳弟子”。同安縣的講學之風，正是從朱房簿同才興起的。元至五十年（135年）建的“文公書院”供奉著朱熹畫像，既是後代傳道授業的場所，也表達了後學對這位先賢的敬仰與懷念。

　　朱熹的學說為：

　　1、理氣論：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麵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於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由理氣論引申到理事論，朱熹進一步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事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認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跡，但卻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朱受又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體稱為“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稟受了這個理（太極）人微言輕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隻有廠個，卻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

　　2、心性論：朱熹曾認真地研究了《中庸》關於“已發”、“未發”的思想，以及二程以來諸儒對此問題的討論，其觀點在四十歲前後有所不同，前期認為“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這個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響；後期則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已發”、“未發”提心理活動的不同階段或狀態，並以“未女”為性，“已發”為情。在心性論方麵，朱高提出了重要的“心統性情”的理論，這是他對張載思想的發展，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麵，前者指人稟理而生、專以理而言。純粹至善的性；後者指人稟氣而有形的、有清濁偏正善惡的性，這是他對程頤思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範疇，認為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欲”。

　　3、認識論：朱熹發揮了《大學》關於“格物致知”的思想，對“格物”的解釋，朱熹認為，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為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總的說來，朱熹的理論是對程頤“格物窮理”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為了發揮其思想，提出《大學》篇中缺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於是還專門作了《補格物致知傳》。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後”的觀點，認為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強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與傳統儒家的觀點一致，朱熹的知行觀主要強調的也是道德的踐履問題，而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

　　4、功夫論：在修養功夫方麵，朱熹主張“主敬涵養”，他不僅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門弟子及他自己的修養體驗。朱熹的“主敬”理論突出強調了“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動的狀態中的“主敬”，這是貫穿於“未發”和“已顯、知和行的全過程。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的目的，朱熹認為就在於”存天理，去人欲。這一結論一方麵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麵，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為社會普通道德法則的意義。

　　在經學方麵，朱熹有許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義》、《易啟蒙學》、《耆卦考誤》、《易傳》、《古易音訓》、《損益象說》、《易答問》、《朱文公易說》等；《書》有《書古經》、《書傳緝說》、《書說》、《文公書說》、《書經問答》等；《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圖解》、《朱子井田譜》、《禮記辯》、《儀禮經傳通解續》、《朱子禮纂》等；《孝經》有《考經刊誤》、《考經存異》；《四書》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大學集傳》、《大學詳說》。《大學啟蒙》、《論語要義》（兩種）、《論語訓蒙口義》、《論語詳說》、《孟子集解》、《孟子問辨》、《四書音訓》等。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但僅從以上這個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四書集注》。自元朝中期後，此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為止。朱熹於《四書》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他早年著力於《論語》、《孟子》，晚年尤工於《大學》、《中庸》，辨析毫厘，遠在《易本義》和《詩集傳》（這兩書也為明清科舉功令）之上。至於對《大學》分經傳、補“格致”，那是出於其經學中的“宋學”之主觀立場，此點雖有論辯之餘地，卻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

　　朱熹治經，艱苦重漢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論語訓蒙口義》中所說的：“本之注疏以通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自義理之學興，學者多以為得孔孟不傳之統，對漢儒經注頗為鄙薄，朱熹認為這是不恰當的。所以，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正如錢穆指出的：“朱子於經學，雖主以漢唐三注疏為主，亦采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並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群流，采擷英華，釀製新實。些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中，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後鄭玄一千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

　　朱熹一生著述極豐，是中國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誌》中著錄者有四十餘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餘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後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餘種。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並非溢美之虛語、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除《四書集注》外，當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