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長故事

第六節 厲聲嚴辭斥分封

　　秦王嬴政誌得意滿，認為傳統的“王”的稱號已經不足以標誌自己前無古人的功業，應該有個更加崇高、偉大而神聖的稱號。因此他決定將上天神界之“上帝”和古來聖人之“三皇”結合在一起，給自己冠以“皇帝”的新尊號，來顯示他一統天下的蓋世功勳，並企圖使秦的帝業由他這位始皇帝開始，二世、三世，傳之無窮。於是原來的秦王嬴政變成了秦始皇。在一片歡慶勝利的氛圍之中，君臣上下無不認為秦王朝已經奠定了穩如磐石的萬代基業。

　　但建立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才能求得長治久安，使這個高度統一的新王朝運行不已牢不可破呢？在這個問題上，大臣們提出了尖銳對立的兩種意見，分別指出了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規劃了兩個不同的藍圖版本。

　　丞相王綰提出：“秦王朝國土廣大，中央不適宜都來直接進行管理，應該在原燕、齊、楚等邊遠地區，分別分封皇帝的幾個兒子為王，由他們單獨來進行管理。我覺得，還是實行自商周以來傳統的那種分區治理的方式為好。”這種意見得到許多大臣的讚同。他們認為，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之下，由於在危機出現的時候，尤其是中原以外的邊疆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區，中央政府不容易做出迅速而適當的反應，所以還是利用傳統的分封製比較穩妥。

　　但李斯堅決反對。他首先力陳分封製的弊端，說：“周初分封子弟為諸侯，原來是想讓他們藩衛王室。但過了幾代人之後，這些諸侯實力坐大，血緣疏遠，就都變成了一個個的獨立王國，互相問如仇敵，你攻我伐，周天子也禁止不住了。五百多年來，鬧得天下沸沸揚揚，不得安寧，最後反而拆了周王朝自己的台。”因此李斯認為，“現在天下好不容易重新統一了，應在各地區設置郡縣等層級的地方政府，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員去治理。至於王子和功臣，可以讓他們多享受經濟上的好處，衣食租稅（中央征收的租稅劃出來一部分由王朝貴族享有），重賞財物（金錢布帛和車馬府第等），這樣他們也容易被皇帝控製。不實行分封，天子的意誌可以直接貫徹到國家的每個角落，國家實行一元化治理，既沒有爭論也沒有戰爭內鬥，這才是安定天下的好辦法”。

　　這兩種意見，反映了儒法兩家不同的政治觀念。秦始皇是以法家理論為指導統一天下的，對這套理論十分熟悉，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特別是對它的效用十分肯定。因此聽完李斯的意見後，他便毫不猶豫地說：“幾百年來，天下長期苦於戰亂，都是因為分封諸侯造成的。現在我們假如重新分封王國，等於又開啟了動亂之源，怎麽能使國家安寧！還是廷尉的意見對！”

　　在李斯的輔佐之下，秦始皇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鞏固新王朝的統一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如中央實行“三公九卿”製，即中央官員分設三公和幾卿，所有官員包括丞相在內都是隨時可以任免的官僚，而不是可以世襲的貴族；地方實行郡縣製，即將地方政府分為郡、縣兩級，其長官也是由中央隨時任免，他們隻對皇帝負責，是代理而不是主人；在全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和貨幣，充實和完善各項法律製度，收繳和銷毀流散於民問的所有兵器，拆平原來分裂時期修建的城壕關津等防禦工事，把在地方上具有潛在勢力的六國舊貴族由他們的東方故土遷往西部的關中和巴蜀地區，等等。為使“六合之內，無不臣服”，秦始皇派兵南開五嶺（橫跨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等省區邊境的五個山嶺的統稱，當時越過五嶺就是進入南蠻之地了），把越族聚居的“百越”之地納入秦朝版圖，並在那裏設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和許多縣。為解除戰國以來北方匈奴族對中原的侵擾問題，他又派蒙恬率領三十萬軍隊征戰朔方（當時泛指北方），並在今天的內蒙古河套以南以北地區設置三十四個縣和九原郡。與此同時，秦始皇開靈渠，修馳道、直道，以轉運軍需；移民屯邊，墾荒戍守，以鞏固中原王朝對邊疆地區的控製，解決對邊疆軍需物資的運輸問題；還沿著北方的黃河陰山一線修築萬裏長城，以防禦匈奴的南侵。所有這些，無不需要征發大量的民力物力來實施。

　　這些措施，雖然具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把這些措施集中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推行得過快過急；再加上當時的人口數量在長期的戰亂之後，大量減少，閃此繁重的兵役勞役超出了社會能夠承擔的負荷，使人民不堪忍受。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戰爭動員式的社會狀態不但沒有改變，相反秦始皇窮奢極欲的本性惡性膨脹。他大修宮殿，如奢華的阿房宮，不計代價地築建自己龐大的驪山陵墓等等。當時全國隻有兩千萬人口，而服役者竟不下二百萬。丁男不足，又征婦女，大量人口脫離生產，致使田地荒蕪，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秦始皇為了支撐戰爭和工程的耗費，又加倍征收賦稅。農民已經無法正常生存下去，然而稍有不滿和反抗，即又遭到官府殘酷的鎮壓。

　　秦始皇為自己的成功衝昏了頭腦，自以為不可一世，恨不得一口吞盡天下，一世做完萬代的事。殊不知，在秦統一過程中，他的力量來源於民眾對統一戰爭的支持，而一旦失去這種支持，他就變成了孤家寡人。地主階級就像一個人一樣，其成長需要時問，其成熟既需要正麵的經驗積累，又需要反麵的教訓警戒（後者尤其重要）。這時的秦始皇正處於階級成長的少年時期，沒有經過農民力量的打擊，過於迷信自己的主觀意誌，以為任何事情隻要想做就一定可以做到。這一點，不僅秦始皇，地主階級整個執政集團包括盲目迷信暴力和崇拜權力的李斯等法家人物都不能很清醒地看到，倒是繼承了夏、商、周三代統治者豐富政治經驗的儒家人物，還能不時向秦始皇敲敲警鍾。後來劉邦等人物經過農民戰爭的暴風雨，認識到人民力量的偉大，知道欲安國家必先存百姓，認識到人民是水，統治者是船，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的道理。這時不是一個人或某兒個人，而是整個階級都在成長、成熟，從而也更加嫻於統治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