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工業搖籃

第二節 金城亮點與達官顯貴相連兩家工廠與一毛二毛相連

　　在蘭州設立毛紡織廠，由杜月笙、錢新之、劉鴻生和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孔祥熙及甘青寧三省主席穀正倫、馬步芳、馬鴻逵等人發起並募集股款。此廠關係軍需民用，得到蔣介石重視，即令軍委會發給“貨運特種護照”以利運輸。

　　1943年夏天，劉鴻生著手籌備西北毛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設在重慶，工程處設在蘭州。

　　這是一個官商合股經營的毛紡企業，股金3100萬元，其中官股1000餘萬元，約占總股金的34%。其餘為金融界及私人投資。後因物價激漲，器材價格超預算，籌備會決議擴充資本1億元。公司的股東，有中央經濟部、甘肅省政府、青海省政府、複興商業公司等。金融界有交通銀行、新華銀行、山西裕華銀行。杜月笙是私人投資中最高的，500萬元。

　　廠地是甘肅省政府以官價撥讓的。考慮到洗毛用水之便，以黃河北廟灘子34畝土地為基地，作為省府的一部分投資。又收購東鄰一家造紙廠的12畝地以及附近地皮10多畝。共計占地麵積63畝多。

　　由劉鴻生主持的重慶中國毛紡織公司以投資形式廉價轉讓給拉毛機、剪呢機、燙呢機等機器設備抵作股金，並免費提供圖紙。

　　1943年建成梳紡、織造、染整等廠房300餘間。1944年7月又建了倉庫、禮堂、飯廳、職工宿舍、學校、圍牆。1945年10月10日正式開工生產。這個西北毛紡廠就是後來蘭州第二毛紡廠的前身。

　　西北毛紡廠特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於1946年6月在重慶成立。董事14人，監察6人。同年7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董監聯席會議推舉杜月笙為董事長；劉鴻生為經理；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係的平伯任副經理；總工程師邱陵是中國毛紡廠總工程師，比利時國立紡織學校畢業。

　　在蘭州開辦的這家西北毛紡廠，大部分職員從設在重慶的中紡公司調入。組織機構是：董事——經理——廠長。下設營業、會計、總務，製造四課。有職員39人，工人270人。揀毛的臨時工月平均170人。

　　揀羊毛是最艱苦的工作，每天雇用女童數十名。她們解開毛捆，用手把毛撕碎，揀去所含沙土碎石糞便等雜質。再一類一類地分開堆放，將山羊毛、山羊絨、綿羊毛、春毛、秋毛、花毛分開。然後送去水洗、晾曬。

　　工廠運轉順利，軍政部訂製的軍毯順利產出。1946年實際生產毛呢8萬多米，其中軍服呢58946米，其餘都是製服呢、西服呢、大衣呢等，這些呢子頗受顧主歡迎。此時，資金增加到3個億。

　　職員與工人的工資待遇相距很大。職員月薪最高650元，最低50元；工人最高60元，最低6元。時值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工人的月收入往往買不到20斤麵粉。青年工人三個月掙的錢還不夠買一雙布鞋。而董事長、董事等除了按股取利潤外，車馬費等收入更為可觀。

　　1947年5月30日，在上海召開股東大會，決議增資至15億元。

　　麵對物價飛漲，資金周轉極慢的現實，毛紡廠就與青海省政府洽妥，用毛紡廠所製的優質呢絨交換羊毛。

　　廠家看到呢絨受歡迎，供不應求。便又添置發電機、提花織機和蒸刷機各一部，加織大批厚薄駝毛絨，運到上海製成精美的床毯及男女外衣，遠銷港澳。這一段可謂毛紡廠的黃金歲月。是年，毛紡廠又收購了停辦的西北洗毛廠。

　　西北洗毛廠是1940年劉鴻生與複興商業公司合資經營的。廠地在黃河北岸草場街口（今二毛廠內西南角）。

　　劉鴻生調查得知，抗戰以前，西北年產各種羊毛五六萬斤，最高可達1200萬斤。這些羊毛的去向是：天津外商各大洋行派人在青海、寧夏、甘肅采購皮毛；包頭的大皮毛商店派人直接深入牧區駐莊收購，由駱駝或皮筏運到包頭，再轉火車直運天津賣給洋行；寧夏的羊毛由駱駝運往包頭再集中運往天津；青海羊毛大都在西寧集中，把毛擰緊裝入牛皮囊內，連成皮筏，上麵散裝羊毛包，或將羊毛裝在木筏上，順湟水入黃河到蘭州，再順河而下過寧夏達包頭。最後是西北羊毛全經包頭到了天津，由洋行收購並出口海外。

　　抗戰期間，海運被封，大批出口物資隻能陸路運銷。國民政府的複興商業公司就在蘭州成立西北分公司，主要收購邊陲各省的羊毛，在蘭州分類整理、打包，陸運蘇聯，換回抗戰軍用物資。所有西運的羊毛須在星星峽由蘇聯專家檢驗，被認為中國羊毛雜質大（粘有沙土、糞便等），如不揀洗，增加成本運費，很不經濟。西北分公司認同蘇聯專家的意見，就在哈密全部挑揀、水洗、曬幹，再打包起運。

　　1940年，劉鴻生與複興商業公司合資經營這家洗毛廠後，劉從重慶運來洗毛機及拖水機，又委派工程師平伯主持洗毛廠。一度洗毛業務相當繁忙。

　　1945年抗戰勝利後，來自外地的大多員工紛紛返回原籍，廠子停產。1947年由西北毛紡廠收購，兩廠連成一片，促進了毛紡廠的進一步發展。不料，1948年1月29日淩晨2時，西北毛紡廠梳紡工場發生火災，造成賬麵損失6億多元。按當時市價估合法幣45億元。廠家采取應急措施，很快複工，生產又有起色，各機關商號爭相訂貨。

　　1949年，解放戰爭的戰火臨近蘭州，兵荒馬亂，貨幣貶值，蘭州人處於困境，經濟蕭條。

　　1949年8月上旬，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緊急命西北毛紡廠遷移青海，不遷即毀。但部分員工自發組織護廠團，借故推托，使派來裝運機器的5輛汽車空空而去，拆機計劃落空。廠長胡逸耕與“長官公署”周旋，延續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城，廠子才得以保全下來。8月27日，由軍管會接管西北毛紡廠。此時資金總值為十一億八千七百多萬元。1949年這個廠銷售各種呢絨4.45萬米，全年盈利一億四千一百多萬元。

　　解放後，西北毛紡廠變成了蘭州第二毛紡廠，迎來了一個新時代。

　　抗戰時期由雍興公司投資創辦的蘭州毛紡織廠，正是蘭州第一毛紡廠的前身。盡管一毛廠現已破產，變成了曦華源地產，但它誕生和成長的過程畢竟是蘭州工業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雍興公司是一個有特殊背景的公司，其董事長是當時主持中國銀行的宋子文。總經理束雲章是中國銀行西北區行經理。因為區行所在地天水為漢代的雍州，就把公司命名為“雍興”。

　　“雍興”，是在金融資本向工業資本滲透的世界潮流中產生的一種新型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甘肅，興起在陝西，其企業基本上都是抗戰期間舉辦的。下屬20個企事業單位，分布在川陝甘三省，設有駐渝辦事處和駐隴辦事處。抗戰時期的蘭州機器廠、蘭州化工廠、蘭州麵粉廠、蘭州毛紡織廠，都是雍興公司直屬廠子。

　　1939年，束雲章派潘炳興考察西北羊毛資源，發現甘寧青三省年產羊毛40萬擔，尚有大量資源沒有利用，建毛紡廠實有必要。同年冬天，雍興公司撥款60萬元，派潘炳興為經理，還有西北工學院紡織係畢業生王文光等二人，一起來到蘭州籌辦蘭州毛紡織廠。當時設備很難買，他們就利用英國運來的廢紡織機器，改成毛紡機和毛織機。

　　知道洗毛用水量大，想把廠址選在臨近黃河的地方。但一時難覓適當廠址，就暫時租用中國銀行河路倉庫一部分，即蘭州市第八區吳家園村街52號，占地10餘畝，有土房8座共40多間。招收工人及藝徒百餘人。安裝32台鋼製高陽式窄幅織機，20台鐵製高陽織布機，60架手搖紡紗車，3口染鍋。

　　1941年6月，蘭州毛紡織廠開工生產。產品分三類：毛呢、毛毯、地毯。後來還織棉毛呢、各色絨線及毛氈。

　　工廠采取集中自紡和發毛發車外紡相結合的辦法，一是在馬灘、廣武門、雷壇河設毛紡所數處，雇工紡紗；二是發車發毛，委托商戶或合作社或農戶代紡；三是從秦安、通渭等外縣收購毛紗。

　　1944年，添置了各種先進機具，由手工操作變為機器生產。職工增加到179人，年產褐子3038米，地毯4382條，雙幅純毛呢20333米，還能生產單幅純毛呢，單雙幅棉毛呢、白市布、人字呢、西班牙斜紋呢等。就毛呢一項來說，1943年年產2萬餘米，1945年增至3萬餘米。

　　1946年，擴展了廠址增加了設備。8月以後專門生產純毛呢和地毯，年產量達10萬米。

　　當時曾設想，大量生產敦煌壁畫圖案的地毯出口外銷，還與瑞士洋行進行過談判。直到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這個廠變成了蘭州第一毛紡廠。從此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雍興公司1941年在蘭州開辦的蘭州麵粉廠，規模最大，年產麵粉15萬袋以上（1袋22公斤）。

　　加工成品糧的製粉工業（麵粉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幾千年來，中國種植的小麥，最早是用石臼搗碎製成麵粉。後來一直沿用手推和驢推石磨乃至水磨，磨成麵粉。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開始用輥式磨粉機。1823年，波蘭首先建成一座使用輥式磨粉機的工廠，由此逐步形成現代化麵粉工業。中國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用動力機械磨麵粉的。但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除了沿海一些大中城市中很少的麵粉加工廠以外，許多城市及廣大農村仍沿用傳統的石磨。蘭州自明清以來大多用水磨磨製麵粉。

　　雍興公司創辦的蘭州麵粉廠設在七裏河吳家園，與雍興開辦的紡織廠相連。總投資國幣100萬元。麵袋是用買來的河南土布做的。僅1940年一次就買了土布3922匹。

　　這個廠於1942年開始營業，其意義是，蘭州第一次有了現代製粉工業。然而，要讓吃慣了土磨麵粉的蘭州人接受機製麵粉，還得廣泛宣傳。好在一位叫玉英的作者錄存了該廠當時刊登的一則廣告，叫“出售麵粉啟事”，其內容如下：

　　敬啟者，敝廠為增加後方生產，便利民食起見，購置新式麵粉機器，聘請優良製粉員工，選辦各地超等小麥。幾年來，承社會各界人士愛護指導，現已就緒，深表謝意。於十二月開始試磨，粉質潔白細膩，香甜滋補。茲將麵粉價格分別列後：頭等粉每袋50元，二等粉每袋49元，三等粉每袋46元，普通粉每袋38元，平民粉每袋18元。

　　除了本廠設門市部銷售外，在西關街、橋門街、暢家巷、橫街子、河北廟灘子等處設代銷點，委托各商號或騾馬車店代銷。

　　從機製麵粉廠誕生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吳家園的蘭州麵粉廠已於1971年遷至小西坪。今天蘭州的各大麵粉廠，引進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在潔淨明亮的廠房中歡快運轉的現代化麵粉生產線上依然流動著抗戰時期蘭州麵粉廠的基因。

　　戰事的刺激和受外力作用的推動，抗戰時期蘭州工業遇上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隻因為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歸於官僚資本所有，而不久抗戰勝利，隨著全國形勢劇變，官員和派來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東走，經費也不再撥給。

　　宋子文讓雍興公司總經理束雲章去接受日本在中國所設的紡織廠；劉鴻生去擔任善後救濟總署執行長兼上海分署署長，又被推舉為中國工業聯合總會理事長；甘肅建設廳廳長張心一也調回中國銀行工作。

　　領軍人物一個個遠走高飛，注定了蘭州工業衰落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