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工業搖籃

第一節 戰火助推國家格局變化辦廠遷廠勢必選擇蘭州

　　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西征，使中國最早的製造局、織呢局出現在蘭州，從而肇始了蘭州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到20世紀40年代抗戰時期，西北的戰略地位凸現出來。國家格局改變，為蘭州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1937年盧溝橋事變，全麵抗戰爆發，東北、華北、東南沿海地區大片國土相繼淪陷，迫使中國政治經濟重心轉移，西南、西北開始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國民政府當局宣稱：“抗戰根據地在西南，建設根據地在西北。”

　　政府投資轉向西北，沿海工業的一些設備資金與技術人員紛紛遷往蘭州，民族資本家也西遷避難。到1941年，蘭州的人口一下子由抗戰前的7萬多人增加到17萬餘人。自1937年12月1日，甘肅省成立戰時經濟管理委員會，蘭州成為重要的後方基地。國民政府行政院批準，1941年7月1日，蘭州設市，市政府成立。

　　1940年冬，張心一擔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後，根據形勢需要，與資源委員會、交通部及國家銀行合作，引進資金和技術人員、機器設備，興辦了一些新企業，加強了原有工礦事業。蘭州經濟又呈現興旺景象。

　　在工業建設上，人們的目光又一次落到了左宗棠創辦的蘭州製造局。這個局道路曲折，幾度沉浮。

　　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蘭州道彭英甲恢複生產，遷至小倉子，改名蘭州機器局，一直維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彭英甲離蘭後停產關門。民國六年（1917年）甘肅督軍張廣建，又將蘭州機器局由小倉子遷到萃英門（今蘭大二院）進行擴建。製造槍械彈藥，有140多人。

　　張廣建遷廠的背景，是一片塗滿政治色彩的大煙幕。時值民國初年，袁世凱鼓吹帝製之際，張廣建作為袁氏的忠實親信，以為袁世凱當了皇帝，自己必能躋於顯爵。他一麵秘密勸進，一麵令督軍公署軍需課長鄭元良籌建“王府”。鄭奉命為府第選擇吉地，暗訪到一個叫談協中的榆中人找來一鄉人和興隆山道人，一起看風水。說是五泉山前麵的史家祠堂風水最佳，“龍脈”最旺；其次是萃英門貢院內至公堂、西明遠樓南麵的地段。因最好的五泉吉地已被別人占用，又請另一人看風水，認為五泉與貢院兩地不相上下。這樣，張廣建就決定在貢院修建他的“王府”。

　　與此同時，已派人帶著工匠，持督署的命令會同莊浪茶馬廳、平番（永登）縣長、連城魯土司等赴連城天堂寺一帶尋求大木料。鄭元良親自進山砍伐。

　　由於袁世凱稱帝尚未公開，張廣建隻能打著修建工廠的旗號建“王府”。伐自連城林區的大木材，由大通河經黃河水道源源運到蘭州。

　　工匠們先拆除原舉子應試號房等建築，然後動工建大殿、大門及門外大照壁。這些建築物都是仿照北京順承郡王府的樣子，照壁是用水磨磚做的，上麵刻有百鳥朝鳳，顯得富麗堂皇。門額上的“帶礪門”三個字，由張廣建親書，刻石鑲金於其上。

　　正在籌建中，袁世凱宣布帝製，張廣建受封一等子爵，為甘肅最高爵位。這一下，張廣建督促更急，“王府”工程日夜施工。

　　張廣建沒有想到，袁世凱隻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正當大照壁剛完成，洪憲帝製就垮台了。張廣建灰心喪氣，無奈之下始決定在大殿東西兩邊及其西南角蓋了些工房和辦公室，把蘭州機器局遷到這裏，改名甘肅機器局。張又題寫“甘肅機器局”五字於門樓上。

　　甘肅機器局仍以生產槍械為主，有10餘設備，大部分工序為手工操作。職工140多人，由督軍委派一人，總辦局務，下設股室及鑄工場、鍛工場、炮彈場、冷作場、裝配場、木工部等。產品有七九式步槍、手提式步槍和仿造英、法、德、意等國的步槍、手槍、機關槍。

　　到了民國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部劉鬱芬入甘，其國民軍與甘軍戰事頻繁，加上發生“河湟事變”（即青海、河州的回民起義），因為打仗，這個機器局又有戲了。甘肅機器局易名為“甘肅製造局。”劉鬱芬親筆題寫石碑，正中橫寫“甘肅製造局”五個大字，右邊豎寫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左邊豎寫清苑劉鬱芬。（此石碑黑底黃字，像一本厚重的史書，現存土門墩蘭州通用機器廠退休幹部活動室左側牆壁上，當然它也早已退休了）。

　　這時的甘肅製造局，日夜趕製彈藥，人員迅速增加，工人日平均500餘人，最多時達千餘人。有房屋百餘間，有車床25台、刨床4台、鑽床2台、銑床3台，插床2台。主要製造火藥、子彈、手榴彈、迫擊炮彈、馬刀、步槍、迫擊炮，捷克式、漢陽造、三八式等槍支都能仿造，也能造輕重機槍。並兼做部分鐵鍁等。

　　省政府每月撥經費2萬元，材料費3—4萬元（均為銀幣）。後來甘肅軍事漸平，軍器軍火製造逐漸減少，便由軍工轉為民用生產。國民軍東下後，業務蕭條。到1935年，職工減少到250餘人。1936年“西安事變”後，生產完全停頓。

　　劉鬱芬主甘時期還建立了一個與製造局有關的造幣廠，產量最高時一天鑄造六七萬銀元。造銀元的白銀之來源，是1928年河州鎮守使趙席聘在八坊兩戶姓馬的人家挖出窖藏的白銀200多萬兩，用90匹騾子把這些銀子馱到蘭州，日夜不停地馱運了幾個月。因為銀子太多，過秤來不及，後來幹脆就用鬥量，還委托銀號錢莊代收。奇怪的是不知何故，甘肅造幣廠鑄造的銀元，沒有標明甘肅製造，而仿用的是其他牌子。鑄造最多的是“老人頭”銀元，就是民國三年印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叫“袁大頭”，在省內流通。也造了一部分印有孫中山頭像的銀元。後來由鄧隆任監督時，曾在數萬元“老人頭”銀元上加印甘肅二字。再後來，因原料用完，銀元成色不符合部頒規格，產量大減。最後庫存的100萬銀元作為富隴銀行基金，但被國民軍孫連仲帶走充當軍餉，隻給造幣廠留下100萬元富隴銀行的鈔票。廠子一片空虛，1935年停辦。後來與機械工廠合並。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省政府將甘肅製造局改為甘肅省製造廠，由經費報銷改為自負盈虧。第二年又改成甘肅製造廠總管理處，不久又撤銷。1940年張心一任建設廳廳長後，改名甘肅省建設廳機械工廠。又過了一年，省政府與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合辦機械工廠，定名為甘肅機器廠。

　　變來變去，還是由左宗棠那個蘭州製造局變遷而來。民國三十年（1941年）7月，任命閻樹鬆為甘肅機器廠廠長，因日本飛機轟炸，在蘭州西郊土門墩（今蘭州通用機器廠廠址）購地344.44畝，另建新廠。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正式由萃英門遷到土門墩新廠。新廠建築麵積12525平方米。資本總額3000萬元（法幣）。共有職工322人，各種設備67台。

　　從民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41～1945年），甘肅機器廠製造的產品有6大類近60種。六大類是：機床工具類、農機灌溉機械類、石油機械配件類、輕工毛紡機械類、汽車零件及公路建築機械類、槍械軍工用品類。大部分是民用產品。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調整經濟結構，決定甘肅機器廠裁撤。1946年4月甘肅機器廠正式停辦。1947年3月複工。

　　1949年7月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命令將甘肅機器廠部分設備運往青海。

　　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由市軍管會企業處接管。1950年隸屬甘肅省工業廳領導，定名為“蘭州人民機器廠”。1953年劃歸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三機器工業管理局領導，定名為“蘭州通用機器廠”。1954年造出中國第一台大型洗毛機，機身長達62米，淨重152噸，占地麵積250平方米。開創了甘肅自製大型設備的先例。“一五”期間開始生產采油設備。成為全國機械工業重點骨幹企業之一。

　　抗戰時期的毛紡業，首推國民政府軍政部與甘肅省政府合辦的甘肅製呢廠。這個廠也是由晚清左宗棠創辦的織呢局延續而來。1918年，甘肅官府和一些社會上層人士提出：“放著左宗棠購置的外國紡織機器，不搞官辦，也不組織民辦，不是太可惜了嗎？”當局認為此建議很好，即指示實業廳辦理。

　　正當各方人士為官商合辦還是民辦爭議之中，恰巧馬鴻逵之父馬福祥來蘭，由他出麵協調，確定由甘肅人鄧隆與牛載坤招股商辦。這兩位可謂順應時代潮流的學者型實業家。

　　鄧隆，字德興，甘肅河州人（今臨夏），晚清進士，在四川做過知府，1910年，鄧因母喪回甘。辛亥革命後任甘肅省議會議員、戒煙總局局長及夏河縣縣長等職。曾在官紳合辦的光明火柴廠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在舶來品瑞典“洋火”風行全國的形勢下，光明火柴廠生產的“輪船牌”“朝陽牌”火柴行銷甘青等省。鄧又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關心人民疾苦，熱心慈善事業，對西夏文、藏文研究很有造詣。有深厚的佛學素養。他對紡織業極感興趣。

　　牛載坤，字厚澤，甘肅狄道縣八鬆莊人（今康樂）。曾赴日本考察，當過甘肅工業學校校長，思想開明，主張教育實業救國。牛與紡織業的緣分由來已久，享有“毛襪祖師”的美譽。由於他主辦工藝傳習所，從外地聘請教師、技師，培訓本省學生，通過學生回鄉輾轉傳授，一時羊毛紡線編織物遍地開花。織褐子、織毛衣、毛襪、毛帽，民眾自己紡織自己穿戴，成為時尚。

　　鄧牛二人一拍即合，商定招股成立甘肅製呢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製呢公司，起先主要生產各種羊毛駝毛粗紗，賣給眾多編織毛衣毛褲的人。計劃以此積累資金，添購外國的精紡機器設備，再生產粗呢。

　　公司與西藏喇嘛寺聯係，批量訂銷粗呢。又生產了一批毯子和栽絨毯，在公司自辦的商店應市。生產大有起色，一度加開夜班。

　　信息閉塞的鄧隆興衝衝將本公司產的呢子運往上海推銷。不料到上海一看，才發現物美價廉的洋貨充斥市場。相比之下，自己的產品與洋貨優劣相差很大。他趕緊把呢子樣品藏起來，把帶去的一批呢子減價在上海大拍賣了。

　　蘭州出的呢子顯然是技術工藝落後，缺乏市場競爭力。眼看著進口的細呢，毛毯逐漸流入蘭州市場，甘肅製呢公司質粗價高的產品更加滯銷。為了繼續維持，公司組織職員通過個人的社會關係，大力向親友勸銷。有些公司職員花40塊銀元買下一條栽絨毯子，質地結實耐用。使用了幾十年，完好無損。

　　都說西北產的東西就是結實，可是光結實能行嗎？此後這個廠慘淡經營了一段，於1923年停辦。

　　1925年，馮玉祥部劉鬱芬率國民軍入甘，在組織製造局生產軍器軍火的同時，派曾學過紡織的山東人馬瀛岑再次恢複左宗棠的織呢局，以為軍需之用，改稱甘肅織呢廠。用原有的廠房機器生產。有員工120多人，其中四五十個女工從事揀毛。工人的月工資：一等工銀幣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學徒六元七元不等。當時一塊銀幣可買40斤左右的麵粉。端午節還發了獎金，每人5元。

　　工廠經營得法，日產呢子10匹左右，所產的駝絨毯質量可與俄國毛毯媲美。產品供國民軍用，一部分應市銷售，售價為1米呢子賣3塊多銀元。

　　第二年，因河湟事變而停產。直到抗戰時期軍政部與省政府合辦，稱甘肅製呢廠，於1938年9月開工。這個製呢廠能生產質地優良的軍毯和各色雙幅呢絨，有紅、綠、藏青等品種。因戰爭原因，進口染料困難，無奈之中，曾用土法染色，用槐花籽染綠色，用橡殼子染黑色。

　　西北盛產羊毛，利於發展毛紡織業。抗戰爆發，戰火燃燒，工廠內遷。政府官員與工商業者的目光轉向大後方。上海灘的大亨杜月笙看中了蘭州。他委托中國毛紡織公司總經理劉鴻生親臨蘭州考察。從此在蘭州毛紡工業的舞台上，劉鴻生一直唱主角。

　　劉鴻生，浙江定海人，留學加拿大，1906年在美國聖約翰大學輟學後回到上海。1918年在英商開平礦務局當過推銷員，買辦。後來他自主創辦民族工業，以做火柴起家，成為聞名全國的“火柴大王”。

　　劉鴻生是一位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他開辦水泥、搪瓷、毛紡織、大型煤礦，並經營碼頭、倉庫、銀行、保險等事業。他的精明與品德，寫在胡厥文的一首詩中：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創業惟新，不封故步。細大不涓，勤政所務。愛國心長，義無反顧。

　　正當他在上海大辦實業之際，日本侵略者的戰火摧殘上海民族工商業，他被迫離滬赴港。香港淪陷後，他到了重慶。此時他把視線轉移到大西北。

　　作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專賣事業管理局局長的他，認為要解決軍需及同胞的冬衣問題，非在蘭州設有相當規模的毛紡織廠不可。其實，他在上海開辦毛紡工業時，就產生了開發西北羊毛資源的念頭。

　　杜月笙的想法與劉鴻生不謀而合。劉說：“鴻生對西北產毛區的注意亦已14年了，先後10次派專人深入西北內地調查，抗戰開始後，鴻生本人親赴蘭州調查已達三次。”1940年，劉鴻生就與國民政府財政部在蘭州開辦的複興商業公司西北公司合資開辦了西北洗毛廠。

　　劉鴻生經過實地調查，於1943年向杜月笙提交了一份可行性報告，叫計劃書。計劃書中說，西北各省羊毛資源豐富，蘭州又是皮毛集散要地，在此設毛紡織廠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隻可惜地處邊陲，交通不便，毛紡技術落後，長期以來隻能輸出原毛。抗戰前大多羊毛集中蘭州，由黃河筏運包頭，由包頭轉運到天津，外商獨占收購，出口國外用作毛製品原料。如今蘭州已成為抗戰後方重鎮，設毛紡織廠後可以充分利用當地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