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元曲鑒賞

第十三節 宋之問

　　送別杜審言

　　宋之問

　　臥病人事絕，嗟君萬裏行。

　　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

　　可惜龍泉劍，流落在豐城。

　　杜審言和宋之問均是初唐詩人，又都致力於律詩的創作。他們在文學上誌同道合，在政治上也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公元698年，杜審言坐事貶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戶參軍，宋之問寫此詩以贈。

　　這首詩情真意切，樸實自然，較之宋之問的某些應製詩，算是別具一格的了。詩的前四句通俗曉暢，選詞用字，不事雕飾，抒發感慨，委婉深沉。首聯直起直落，抒寫自如。當時，作者臥病在家，社會交往甚少，自不免孤零寂寞之感；偏偏這時又傳來了友人因貶謫而遠行的消息，那更是惆悵倍增。“臥病人事絕，嗟君萬裏行”，正如實地反映了詩人作此詩時的處境和心情。“嗟”字用得好，自然而又蘊藉：一是惜別，因同知己離別而悵惘；二是傷懷，為故人被貶而感傷；三是慨歎，由友人被貶而感慨宦海沉浮，寵辱無常。這一“嗟”字，直貫篇末，渲染了一種悲涼沉重的氣氛。有的本子誤作“聞”字，則膚淺刻露，索然無味了。

　　別離固已難堪，如能舉杯餞行，麵訴衷曲，亦可稍慰離懷；但作者又因病不能相送，寂寞感傷之外，又增添一種遺憾之情。“河橋不相送”一語平平道來，作者的思想感情卻曲折起伏，波瀾疊出。第四句別開生麵，寫出了想象中的送別情景：友人去遠了，送行者亦已紛紛離開，河橋景色，一如平常，唯有那江邊垂柳，臨風依依，惜別之情，似無窮盡，曆時既久而難以逝去。這一筆表明作者身雖未去河橋，而其心已飛往江濱，形象而含蓄地寫出了自己與友人的深厚情誼，使“送別”二字有了著落，與第三句對照起來看，又是一層波瀾。律詩要求中間兩聯對仗，這首詩的第二聯對偶雖不甚工致，但流走勻稱，宛轉如意，說明作者於此重在達意抒情，而不拘泥於形式上的刻意求工，這也體現了初期律詩創作中比較舒展自由的特色。

　　後四句接連用典。此詩用典，熨貼工穩，不傷晦澀，仍保持了全詩自然樸素的風格。第三聯用的是孫楚和屈平的典故。孫楚，西晉文學家，名重一時，但“多所淩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始參鎮東軍事。屈平才華卓絕，遭讒被逐，流落沅湘，自沉汨羅而死。賈誼貶長沙王太傅時，途經湘水，感懷身世，曾作《吊屈原賦》。杜審言也是個“恃才謇傲”的人，而眼下麵臨的卻是一種逆境，此番由洛陽流貶吉州，正好取道兩湖，浪跡瀟湘，沿途恰是前賢足跡所到之處，撫今思昔，能不感慨係之！“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既暗點友人的貶謫，交代其行蹤，更是以孫楚、屈原的身世遭遇，喻友人才學之高超，仕途之坎坷，以及世道之不平，寄托了作者對友人的同情和惋惜。

　　結尾仍用典。《晉書·張華傳》：“鬥牛之間，常有紫氣。豫章雷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華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即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鬥牛間氣不複見焉。”豐城（今江西豐城縣）與杜審言的貶謫地吉州同屬江西。作者在此用龍泉劍被埋沒的故事，分明是喻友人的懷才不遇，進一步豐富了上聯的寓意；但同時也發展了上聯的思想：龍泉劍終於被有識之士發現，重見光明，那末友人也終將脫穎而出，再得起用，於憤懣不平中寄托了對友人的深情撫慰與熱切期望。

　　宋之問在律詩的定型上有過重要貢獻，但其創作並未完全擺脫六朝綺靡詩風的影響。這首詩音韻和諧，對仗勻稱，而又樸素自然，不尚雕琢，可以說是宋之問律詩中的佳作之一，代表了作者在這一詩體上所取得的成就。

　　（徐定祥）

　　題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複歸來？

　　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

　　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這是宋之問流放欽州（治所在今廣西欽州東北）途經大庾嶺時，寫在嶺北驛的一首五律。大庾嶺在今江西大庾，嶺上多生梅花，又名梅嶺。古人認為此嶺是南北的分界線，因有十月北雁南歸至此，不再過嶺的傳說。

　　本來，在武後、中宗兩朝，宋之問頗得寵幸，睿宗執政後，卻成了謫罪之人，發配嶺南，其心中的痛苦哀傷自是可知。所以當他到達大庾嶺北驛時，眼望那蒼茫山色、長天雁群，想到明日就要過嶺，一嶺之隔，與中原便咫尺天涯，頓時遷謫失意的痛苦，懷土思鄉的憂傷一起湧上心頭。悲切之音脫口而出：“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複歸來？”陽月（即農曆十月）雁南飛至此而北回，而我呢，卻象“孤雁獨南翔”（曹丕《雜詩》），非但不能滯留，還要翻山越嶺，到那荒遠的瘴癘之鄉；群雁北歸有定期，而我呢，何時才能重來大庾嶺，再返故鄉和親人團聚！由雁而後及人，詩人用的是比興手法。兩兩相形，沉鬱、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蘊其中。這一鮮明對照，把詩人那憂傷、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複雜的內心情感表現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較以後，五六兩句，詩人又點綴了眼前景色：“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黃昏到來了，江潮初落，水麵平靜得令人寂寞，林間瘴氣繚繞，一片迷蒙。這景象又給詩人平添了一段憂傷。因為江潮落去，江水尚有平靜的時候，而詩人心潮起伏，卻無一刻安寧。叢林迷瞑，瘴氣如煙，故鄉何在？望眼難尋；前路如何，又難以卜知。失意的痛苦，鄉思的煩惱，麵對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惱人的景象，愁殺了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內心的迷離惝恍。因此，這二句寫景接上二句的抒情，轉承得實在好，以景襯情，渲染了淒涼孤寂的氣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進一層，更加深刻細膩，更加強烈具體了。

　　最後二句，詩人又從寫景轉為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願：“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明晨踏上嶺頭的時候，再望一望故鄉吧！雖然見不到她的蹤影，但嶺上盛開的梅花該是可以見到的！《荊州記》載，南朝梁時詩人陸凱有這樣一首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顯然，詩人暗用了這一典故。雖然家不可歸，但他多麽希望也能寄一枝梅，安慰家鄉的親人啊！

　　情致淒婉，綿長不斷，詩人懷鄉之情已經升發到最高點，然而卻收得含吐不露。宋人沈義父說：“以景結情最好”，“含有餘不盡之意”。（《樂府指迷》）這一聯恰好如此，詩人沒有接續上文去寫實景，而是拓開一筆，寫了想象，虛擬一段情景來關合全詩。這樣不但深化了主題，而且情韻醇厚，含悠然不盡之意，令人神馳遐想。

　　全詩寫的是“愁”，卻未著一“愁”字。盡管如此，人們還是感到愁緒滿懷，淒惻纏綿。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藝術魅力呢？因為“善道景者，絕去形容，略加點綴”，“善言情者，吞吐深淺，欲露還藏”（陸時雍《詩鏡總論》）。這首詩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別具匠心。詩人以情布景，又以景襯情，使情景融合，寫出了真實的感受，因而情真意切，動人心弦。

　　（張秉戍）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宋之問

　　候曉逾閩嶂，乘春望越台。

　　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

　　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

　　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回。

　　抱葉玄猿嘯，銜花翡翠來。

　　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

　　鬒發俄成素，丹心已作灰。

　　何當首歸路，行剪故園萊。

　　本篇作於詩人貶官南行途中。從詩中所寫景物表現出來的新鮮感看來，似為他初貶嶺南時所作。

　　開頭四句，點題中的“早發”，交代了時間是在“春”、“曉”，並以晨空特有的“宿雲”、“殘月”極力渲染早發時的景象。“閩嶂”本指閩地的山嶺，有時也可用作“嶺嶂”的意思，泛指南國的山嶺。這裏用以借指從始興縣的江口地方至虛氏村途中經過的高山峻嶺。“越台”即越王台，又作粵王台，是漢高祖時南越王趙佗在廣州越秀山上所建的台榭。從詩題看，當時詩人已經抵達虛氏村，村子離動身地點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內，距離廣州尚有數百裏之遙，是無法望見越王台的。所謂“望”，隻是瞻望前途的意思。“宿雲”是隔宿之雲。《莊子·逍遙遊》寫大鵬鳥，說它“翼若垂天之雲”。這裏見雲而生鵬翼的聯想，句意隻是說宿雲漸漸消散，天空變得明朗起來。第四句，古人以為，月亮的盈虧與蚌蛤的虛實相統一，月圓時蚌蛤實，月虧時蚌蛤虛。所以，詩人由“殘月”而生“蚌中開”的聯想。宋之問與沈佺期一樣，上承齊梁餘緒，講究詞采聲律，從“宿雲”二句的鋪張筆法中，也可想見其“如錦繡成文”（《新唐書》本傳）的詩風。

　　從“薜荔搖青氣”開始的六句極寫賞心悅目的南國景色，鋪排有序，很見功力。前三句寫樹，錯落有致：“薜荔”是一種木本蔓生植物，常繞樹或緣壁生長。句中用一個富有動感並充滿了生命力的“搖”字，生動地描畫出了枝葉攀騰、扶搖直上與青氣鬱勃、無以自守的情態。“桄榔”則是一種亭亭玉立的喬木，與蔓生的薜荔對舉，構圖相當優美。加之碧苔依樹，古色古香，與“薜荔”句表現出來的盎然生趣亦複形成鮮明的對照。“桂香”句既為畫麵添枝加葉，又使淡淡幽香透出畫麵。句中的“裛”，通“浥”，打濕的意思。在上三句中，詩人用筆由視覺而到嗅覺，“石響”句更進而寫到聽覺，由泉水奔瀉的“石響”又轉而看到回環流轉的細泉。“抱葉”二句轉寫動物：黑毛猴子攀附著樹枝在叫喚，翡翠鳥銜著花在飛來飛去。這就使畫麵更充滿活力，線條、色彩、音響以至整個情調更其動人了。

　　讀到最後六句時，人們恍然大悟，原來詩人前麵的鋪排繪景是為了後麵的寫情抒懷。“南中”句使全詩的感情為之一頓，承上啟下。“南中可悅”四字總括前麵寫景的筆墨，“雖”字是句中之眼，轉出後麵的許多文章。“北思”句直承“雖”字。從末句的“故園”可知，詩人的“北思”是思念故鄉而非朝廷。“鬒（zhěn診）發”，黑發。“鬒發”二句說明貶謫對他的打擊，黑發俄頃變白，丹心已成死灰。在文勢上，這兩句稍作頓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轉之勢，並暗示官場的榮辱無常，更增強了自己的思鄉之情。末兩句的感情直承“鬒發”二句，並與“北思”二字相呼應。詩人直抒胸臆道：何時能走向返回故鄉的路呢？“剪萊”，即除草。“行剪故園萊”，與謝朓“去剪北山萊”、王績的“去剪故園萊”同義，都是要歸隱田園的意思。從文勢上來說，最後六句渾然一體，同時又有內在的節奏。比之於水勢，“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峽，大起大落，“鬒發”二句江麵漸寬，水勢漸緩，至末兩句化成一片汪洋，隱入無邊的平蕪之中。

　　此詩用詞的豔麗雕琢與結構藝術的高妙，可以使我們對宋之問詩風略解一二。詩用的是以景襯情的寫法。詩人不惜濃墨重彩去寫景，從而使所抒之情越發顯得真摯深切。然而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這首詩的價值倒不在於詩人抒發了何種思想感情，而在於詩中對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繪。詩人筆下的樹木、禽鳥、泉石所構成的統一畫麵是南國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無不滲透著詩人初見時所特有的新鮮感。特定的情與特有的景相統一，使這首詩有著很強的藝術魅力。

　　（陳誌明）

　　靈隱寺

　　宋之問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

　　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看餘度石橋。

　　靈隱寺在杭州西湖西北武林山下，始建於東晉時。《淳祐臨安誌》說，在東晉鹹和元年（326），印度僧人慧理，看到這座山，驚歎道：“此天竺國（古印度）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於是籌建了靈隱寺。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鷲嶺，即印度靈鷲山，這裏借指飛來峰。岧嶢，山勢高峻貌；冠一“鬱”字，見其高聳而又俱有蔥蘢之美。龍宮，相傳龍王曾請佛祖講經說法，這裏借指靈隱寺。寂寥，佛家以“清靜”為本，冠一“鎖”字，更見佛殿的肅穆空寂。這兩句，借用佛家掌故而能詞如己出；先寫山，後寫寺，山寺相映生輝，更見清嘉勝境。“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是詩中名句。入勝境而觀佳處，開人心胸，壯人豪情，怡人心境，它以對仗工整和景色壯觀而博得世人的稱賞。據說這兩句詩一出，競相傳抄，還有人附會為他人代作。接下去，進一步刻畫靈隱一帶特有的靈秀：“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傳說，在靈隱寺和天竺寺，每到秋爽時刻，常有似豆的顆粒從天空飄落，傳聞那是從月宮中落下來的。天香，異香，此指祭神禮佛之香。上句寫桂子從天上飄落人間，下句寫佛香上飄九重，給這個佛教勝地蒙上了空靈神秘的色彩。

　　寫詩如作畫，要有主體，有旁襯，有烘托。詩的前六句是詩的主體。下麵八句是寫詩人在靈隱山一帶尋幽搜勝的情景和感想：“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四句是說，詩人在靈隱山上，時而攀住藤蘿爬上高塔望遠；時而循著引水瓠木尋求幽景名泉；時而觀賞那迎冰霜盛開的山花和未凋的紅葉。這四句雖為旁襯之筆，但通過對詩人遊蹤的描寫，不是更能使人想見靈隱寺的環境之幽美嗎？“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是說自己自幼就喜歡遠方的奇異之景，今日有機會麵對這愜意的景色正好洗滌我心中塵世的煩惱了。“待入天台路，看餘度石橋”。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座落在浙江天台縣，天台山的楢（yu由）溪上有石橋，下臨陡峭山澗。這兩句，乍看似乎離開了對靈隱寺的描寫，而實際上是說因遊佛教勝地而更思佛教勝地。乍看“若離”，而實“不離”。這種若即若離的結尾，最得詠物之妙，它很好地起到了對靈隱秀色的烘托作用。張炎在《詞源·詠物》條下說：“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為絕妙”。“看餘度石橋”不正是詩人遊興極濃的藝術再現嗎？以一幅想象中的遊蹤圖結束全篇，給人以新鮮之感。

　　（傅經順）

　　渡漢江

　　宋之問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是宋之問從瀧州（今廣東羅定縣）貶所逃歸，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時寫的一首詩。

　　前兩句追敘貶居嶺南的情況。貶斥蠻荒，本就夠悲苦的了，何況又和家人音訊隔絕，彼此未卜存亡，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冬曆春，捱過漫長的時間。作者沒有平列空間的懸隔、音書的斷絕、時間的久遠這三層意思，而是依次層遞，逐步加以展示，這就強化和加深了貶居遐荒期間孤孑、苦悶的感情，和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斷”字“複”字，似不著力，卻很見作意。作者困居貶所時那種與世隔絕的處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曆曆可見，鮮明可觸。這兩句平平敘起，從容承接，沒有什麽驚人之筆，往往容易為讀者輕易放過。其實，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這個背景，下兩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問的家鄉一說在汾州（今山西汾陽附近），一說在弘農（今河南靈寶西南），離詩中的“漢江”都比較遠。所謂“近鄉”，隻是從心理習慣而言，正象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過了黃河就感到“近鄉”一樣（宋之問這次也並未逃歸家鄉，而是匿居洛陽）。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作者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隻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作者貶居嶺外，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麵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麵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於自己的牽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書斷”的時間越長，這種思念和擔心也越向兩極發展，形成既切盼音書，又怕音書到來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觸到詩人此際強自抑製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於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後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舍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曆、特殊身分有關的生活素材，所表現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於思維的現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結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人們愛拿杜甫《述懷》中的詩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和這首詩作類比，這正說明性質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內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劉學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