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元曲鑒賞

第八節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杜審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

　　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襟。

　　這是一首和詩。原唱是晉陵陸丞作的《早春遊望》。晉陵即今江蘇常州，唐代屬江南東道毗陵郡。陸丞，作者的友人，不詳其名，時在晉陵任縣丞。大約武則天永昌元年（689）前後，杜審言在江陰縣任職，與陸某是同郡鄰縣的僚友。他們同遊唱和，可能即在其時。陸某原唱已不可知。杜審言這首和詩是用原唱同題抒發自己宦遊江南的感慨和歸思。

　　詩人在唐高宗鹹亨元年（670）中進士後，仕途失意，一直充任縣丞、縣尉之類小官。到永昌元年，他宦遊已近二十年，詩名甚高，卻仍然遠離京洛，在江陰這個小縣當小官，心情很不高興。江南早春天氣，和朋友一起遊覽風景，本是賞心樂事，但他卻象王粲登樓那樣，“雖信美而非吾土”，不如歸去。所以這首和詩寫得別有情致，驚新而不快，賞心而不樂，感受新鮮而思緒淒清，景色優美而情調淡然，甚至於傷感，有滿腹牢騷在言外。

　　詩一開頭就發感慨，說隻有離別家鄉、奔走仕途的遊子，才會對異鄉的節物氣候感到新奇而大驚小怪。言外即謂，如果在家鄉，或是當地人，則習見而不怪。在這“獨有”、“偏驚”的強調語氣中，生動表現出詩人宦遊江南的矛盾心情：這一開頭相當別致，很有個性特點。

　　中間二聯即寫“驚新”。表麵看，這兩聯寫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變化特點，表現出江南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水鄉景色；實際上，詩人是從比較故鄉中原物候來寫異鄉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鮮風光裏有著詩人懷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驚新而處處懷鄉。

　　“雲霞”句是寫新春伊始。在古人觀念中，春神東帝，方位在東，日出於東，春來自東。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禮記·月令》），風已暖而水猶寒。而江南水鄉近海，春風春水都暖，並且多雲。所以詩人突出地寫江南的新春是與太陽一起從東方的大海升臨人間的，象曙光一樣映照著滿天雲霞。

　　“梅柳”句是寫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樹，同屬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裏尋梅，遙看柳色，殘冬未消；而江南已經梅花繽紛，柳葉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詩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所以這句說梅柳渡過江來，江南就完全是花發木榮的春天了。

　　接著，寫春鳥。“淑氣”謂春天溫暖氣候。“黃鳥”即黃鶯，又名倉庚。仲春二月“倉庚鳴”（《禮記·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黃鶯叫得更歡。西晉詩人陸機說：“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悲哉行》）“淑氣催黃鳥”，便是化用陸詩，而以一個“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鳥更其歡鳴的特點。

　　然後，寫水草。“晴光”即謂春光。“綠蘋”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禮記·月令》）；在江南，梁代詩人江淹說：“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詠美人春遊》）這句說“晴光轉綠蘋”，便是化用江詩，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個月。

　　總之，新因舊而見奇，景因情而方驚。驚新由於懷舊，思鄉情切，更覺異鄉新奇。這兩聯寫眼中所見江南物候，也寓含著心中懷念中原故鄉之情，與首聯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貫，同時也自然地轉到末聯。

　　“古調”是尊重陸丞原唱的用語。詩人用“忽聞”以示意外語氣，巧妙地表現出陸丞的詩在無意中觸到詩人心中思鄉之痛，因而感傷流淚。反過來看，正因為詩人本來思鄉情切，所以一經觸發，便傷心流淚。這個結尾，既點明歸思，又點出和意，結構謹嚴縝密。

　　前人欣賞這首詩，往往偏愛首、尾二聯，而略過中間二聯。其實，它的構思是完整而有獨創的。起結固然別致，但是如果沒有中間兩聯獨特的情景描寫，整首詩就不會如此豐滿、貫通而別有情趣，也不切題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首詩的精采處，恰在中間二聯。

　　（倪其心）

　　渡湘江

　　杜審言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

　　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杜審言曾有兩次貶官的經曆，在唐中宗時曾被貶到南方極為偏遠的峰州。這首詩當是他在這次流放途中寫的。他在渡湘江南下時，正值春臨大地，花鳥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著與他行進相反的方向流去，不禁對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遊，懷念京國，悲思愁緒，一觸而發。這是一首即景抒情之作。

　　詩的首句“遲日園林悲昔遊”，是因眼前的春光回憶起往昔的春遊。當年，春日遲遲，園林如繡，遊目騁懷，該是心曠神怡的。而這裏追敘“昔遊”時卻用了一個“悲”字。這個悲，是今天的悲，是從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樂；而反過來，也可以說，正因為想起當時的遊樂，就更覺得當前處境之可悲。吳喬在《圍爐詩話》中說：“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這一句詩是用現在的情移過去的境，為昔日的歡樂景物注入了今天的悲傷心情。

　　詩的第二句“今春花鳥作邊愁”，是從昔遊的回憶寫到今春的邊愁。一般說來，鳥語花香是令人歡樂的景物；可是，這些景物卻使詩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邊疆的途中。鳥語也好，花香也好，在詩人心目中隻構成了遠去邊疆的哀愁。這一句詩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詩人緣情寫景，因而景隨情遷。如果就藝術手法來說，以“花鳥”與“邊愁”形成對比，是從反麵來襯托邊愁。與杜審言的這句詩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詩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聯，司馬光的《續詩話》評這一聯詩說：“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這裏，以花鳥可娛之物來寫“感時”、“恨別”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襯法。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對杜甫有直接影響。“花濺淚”、“鳥驚心”一聯，可能就是從“花鳥作邊愁”這一句化出的。

　　詩的第三句“獨憐京國人南竄”，是整首詩的中心，起承上啟下作用。上兩句，憶昔遊而悲，見花鳥成愁，以及下一句為江水北流而感歎，都因為詩人遠離京國，正在南竄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圍繞著這一句，從這一句生發的。但這一句還沒有點到《渡湘江》這個題目。最後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點破詩題，而以“水北流”來烘托“人南竄”，也是用反襯手法來加強詩的中心內容。

　　這首詩，通篇運用反襯、對比的手法。詩的前兩句是今與昔的襯比，哀與樂的襯比，以昔日對照今春，以園遊對照邊愁；詩的後兩句是人與物的襯比，南與北的襯比，以京國逐客對照湘江逝水，以斯人南竄對照江水北流。這是一首很有藝術特色的詩，而出現在七言絕句剛剛定型、開始成熟的初唐，尤其難能可貴。胡應麟在《詩藪·內編》中說，初唐七絕“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致天然，風味可掬。”在胡所舉的兩首詩中，這首《渡湘江》更為可取。

　　（陳邦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