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表演藝術

第二章 藝壇舵手朱怡堂

　　朱怡堂（1885—1955），陝西涇陽人，早年投身秦腔“魁勝班”，出科後馳名關中。以唱工見長，嗓音宏亮純淨，行腔婉轉流利，因其功夫深厚，又堅持吊嗓子，探索研究咬字、用腔以及發音部位的唱法，幾百句的唱段，能夠唱得從容不迫，深情並茂。民國元年（1912年），在縣門街“三聖廟”戲台（位於今武都路）演出的“萬和班”營業蕭條，為了謀求出路，從西安請來朱怡堂、張其堂、關雪亭等人。他們的加盟演出，如同注入了一劑強行針，“萬和班”一度起死回生。當時，由他主演《四賢冊》中的王月娥，在丈夫設計誆她欲賣侄兒而實為賣掉親生孩子以度災荒的情節中，準確掌握劇中人物多變的心理狀態和複雜情緒，於唱腔裏揉入了“哭顫音”、“花音”、“剛音”等，突出了人物晶瑩如玉的道德品格，給觀眾以極大的感染力。《孟薑女》長約二百句的唱腔，同樣唱得波瀾起伏，跌宕有致。關雪亭（青衣）的台步功底甚好，走起來宛如行雲流水。“紫娃（朱怡堂）的亂彈、關娃（關雪亭）的走”，令觀眾大開眼界。時間不長，客主反目，“萬和班”由朱怡堂接辦。

　　清末至民國初，活躍在蘭州舞台上頭角崢嶸的秦旦，均由男性反串，陣容雖一時與生行難以並駕齊驅，當時紅得發紫的史月聊（藝名八娃子）、朱怡堂（藝名紫娃）、陳景民等個別旦角演員，其藝技聲譽卻決不在同代名須張福慶、李奪山、郗德育等人之下。其後崛起的張筱英、何彩鳳、梁培華、王曉玲等人，無不承受他們的餘澤而飲譽藝壇。

　　朱怡堂先生是一位倍受觀眾歡迎的秦腔旦角演員，但他的胸襟懷抱早已超出了僅僅做一名好演員的角色定位，他集多重角色於一身，從不同層麵對秦腔藝術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開拓和奠基的作用。在他掌管“萬和班”後，第一件事便是整頓戲班，改換門庭。民國二年（1913年），“萬和班”易名“化俗舞台”，後又名為“化俗社”。朱怡堂終於有了施展抱負的一片舞台。

　　“化俗社”這個名稱，與陝西“易俗社”有著相同的寓意，即：革故鼎新，移風移俗。一開始，朱先生並不在意與其他秦腔班社爭一日之短長。他在考察了蘭州的演出活動後得知，當時的班社一般在小巷小廟的戲台演出，條件簡陋，地理位置偏僻。影響大的雷壇會、五泉四月八等廟會則敞門公演，由承辦廟會的會首和當地的縉紳們以集資、派捐的形式來支付演出費用，收入有保障。有一點卻不盡如人意，那就是有廟會才有戲，沒有廟會自然就看不到演出，戲曲演出受限製。上演劇目脫離不了宣傳行善布道、修仙成神、孝順父母、忠君保國等封建倫理道德的內容，題材內容散發出陳陳相因的腐敗氣息，嚴重阻礙了劇目的更新和進步。

　　朱怡堂重打鑼鼓另開張，在口袋巷紮了草台布帳，第一次打破了廟會演出不能唱賣戲的慣例。隻要有人看，可隨時演出。可以這麽說，在“化俗社”出現之後，以江湖形式趕廟會演出的蘭州戲班逐漸有了各自相對固定、售票營業的演出場所。在贏得演出自主權的同時，雖然失去了依靠廟會的穩定收入，但退路沒有了，為了維持生存和發展，就勢必從演員素質、上演劇目及演出管理等方麵嚴格要求，觀眾也隨之有了更多新的期待。

　　為了站穩腳跟，吸引觀眾，建立一個強大的演出班底，朱怡堂以先議定包銀的方式，從陝西邀請郗德育、唐玉麟、楊三保等人來蘭演出，後又從陝西“易俗社”邀來王文鵬、安鴻印、王得孝、蕭彩方、朱訓俗、常春燕等著名藝人搭班演出，保證了演出的藝術水準和質量。朱怡堂有感於蘭州本土班子不講究行頭的弊端，十分注意包裝，集資購置了十分漂亮的新戲箱。蟒靠是平金盤花，折子道袍都是繡花，頭盔堆滿了繡球，旦角戴頭水銀珠子五光十色。不但花衫青衣塗脂抹粉，連小生須子也擦粉畫眉。“化俗社”的演出開一時之新風，追求程式、道具、精神、風采的融鑄合一，將每台戲盡量打造得“好看搶眼，別開生麵”。演出劇目既有傳統戲，又有“易俗社”新編的新戲，還有少量的時裝戲。樂隊嚴整緊湊，服裝別致，化妝漂亮，武打火爆。主要以演夜場戲為主，在皖江春、大金台、民教館、三神廟等現成的劇場演出，有座位，安靜文明，多以欣賞藝術為主，婦女們看戲也覺著雅觀。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本地老班子演出時，看客可以隨便大聲喧嘩，怪聲喊好，甚至指罵演員，秩序混亂。

　　朱怡堂先生始終領風氣之先，不但率先走出了依托市場（而非廟會）自主經營、獨立發展的新路子，而且促進了甘、陝兩省秦腔人才的頻繁交往和藝術上的融合。隻要他認準的事情，總會擇善從之，固執而無悔。

　　長期以來，蘭州成為甘肅秦腔的主要演出地區，以唱東路梆子戲和生淨蟒靠的曆史戲曲為主。從有傳聞的清光緒後期（1880年前後）以來，未聞有青衣花衫，隻有生淨，而大淨的地位較生角為重。朱怡堂來蘭不久，正值辛亥革命時期，北京出現了坤角演員劇社，朱怡堂對此舉深表讚同，萌生培養坤角的想法，貼出告示公開招收女演員，“但因當時蘭州風氣未開，相沿梨園舊習而無報名者”，反對坤角登台者甚多。朱怡堂並未就此罷休，反而做出了一項驚世駭俗的決定，他力破陋俗，鼓勵自己的妻子下海學戲。朱妻是蘭州黃家園李氏之女，其娘家聞女學戲，百般阻止發難，並威脅說若真的登台，則不許她姓李和回娘家。但李沒有妥協，同情和支持丈夫的想法，毅然走出閨門學藝。朱怡堂為她易姓更名為朱喜鳳。在他的精心傳授下，朱喜鳳破天荒地登台主演了《走雪》、《賣酒》、《珍珠衫》等戲，令觀眾大開眼界，嘖嘖稱奇。朱喜鳳因此成為衝破封建家庭和世俗禮教的叛逆者，成為陝甘兩省第一個登台演唱秦腔的女藝人。

　　蘭州地處生存環境殘酷的黃土高原，氣勢洶湧的黃河穿城而過。加之接近邊疆，民族雜居，曆史上戰爭頻仍，幹戈迭起，從而養成了這裏的人民雄渾豪邁、縱橫馳騁的個性和尚武抗暴的精神。朱喜鳳無疑秉承了這一精神，是慷慨悲憤、蒼涼激越的秦腔以它特有的一種英雄品格喚醒了她內心深處張揚自我的信心和勇氣。關於朱喜鳳的身世及從藝生涯沒有留下更多的史料，但她無疑是一個癡迷藝術的性情中人，朱怡堂有除舊的膽識，朱喜鳳不乏男兒血性，有追新的激情和勇氣，從此，夫妻同甘共苦，比翼齊飛。“化俗社”赴河西民勤、武威、古浪等地演出時，朱喜鳳作為主要演員同班隨行。

　　在朱喜鳳之後，民國八年（1919年），鄧春蘭上書蔡元培，帶頭衝決大學女禁，有人稱此舉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大紀元”。朱喜鳳首開婦女登台先例，與其說對西北各地婦女登台表演產生了重要影響，毋寧說是她最早敲響了西北婦女思想解放的沉鍾。

　　民國十四年（1925年），朱怡堂看到老演員逐漸退出舞台，秦腔藝術後繼乏人，於是創辦社屬科班——“化俗班”收徒授藝。這是蘭州地區最早出現的係統而正規地培訓秦腔人才的教育機構，是朱怡堂提倡坤角演員之後的又一創舉。任職教師有朱怡堂、關雪亭、張其堂、安鴻印、王德孝、高天喜、唐玉麟、郗德育等人。科班先後兩批招收八十餘名學生。名師出高徒，離不開一個“嚴”字，對科班規定稍有違犯者便施以極重的體罰。教師教戲十分認真，首批學生姓名中嵌一“化”字，第二批學生姓名後輟一“俗”字，合起來則為“化俗”二字。兩批學員中的郗化民、譚化美、王化禮、王化南、王化成、李化仁以及周正俗、李育俗、任易俗、吳俊俗等人，成為藝界的後起之秀。其中，周正俗繼郗德育之後擎起了甘肅秦腔流派大旗，一直活躍在舞台上。

　　“化俗班”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對蘭州秦腔藝術的繁榮發展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

　　朱怡堂正值少壯有為之年，如折翅之雄鷹，不幸降臨到他的頭上。

　　在陸洪濤主甘（1920—1925）時，“化俗社”的著名旦角曹福成演出鬧劇《夫妻對證》，甘軍李長清團的兵痞和當地流氓在台下觀看演出時恣意胡鬧，演出結束後衝上後台欲將曹挾持到外邊調戲侮辱，朱挺身而出與之拚鬥將曹奪回。圖謀未逞的這幫兵痞當晚用計將朱騙出後台，亂棒之下，朱怡堂被擊中左額，導致左眼失明，從此破相而無法登台演出。

　　民國十二年（1933年），駐紮河西的馬步青要在武威建立一個秦腔班社，將朱怡堂先生用全部心血苦苦支撐了二十年的“化俗社”以非法手段拉走了，朱怡堂成了一個失業者，不久流落武威。新中國成立後，受省劇目工作室的派遣，範克峻先生到武威調研時見已過花甲之年的朱怡堂在一家劇社幹著倒茶跑堂的差事。

　　在長達20餘年的演出曆程中，“化俗社”曾多次邀請陝西名角來蘭演出，為蘭州觀眾奉獻了百餘部優秀精湛的劇目，有力地促進了蘭州各戲班的戲曲改良和表演藝術的提高。

　　紅毹夢斷，雲水聲寒。穿越曆史的隧道，朱怡堂身影是那麽高大，就像一個迎著風浪挺立船頭的舵手，畢生殫精竭慮，將秦腔藝術的大船奮力撐離歲月的堤岸，導入到浩浩蕩蕩奔湧向前的社會潮流中去。作為秦腔藝術的先驅者，當年慘遭厄運的他或許還有許多未了的心願沒有實現，但他做了一件又一件別人想不到更難以做到的事，完成了那個時代賦予他的使命。其人生行臧不僅應記述在秦腔藝術的史冊中，而且還應銘刻在促進社會進步的豐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