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農耕桑田

第二節 農牧並重之地

　　蘭州位於甘肅省中部，這裏四周群山環峙，溝壑縱橫，黃河自西向東穿流而過，將蘭州劈作南北狹窄而東西頎長呈帶狀的南北兩半。這裏也正好是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的交匯點，地貌複雜多變。中間為廣闊的黃土丘陵，黃河及其支流衝、洪形成的河穀川台，具有盆地特征。這裏屬於北溫帶半幹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幹旱少雨，自然災害多，四季分明，自產地表水少，雖外來水入境多，但利用率較低。因而，整個蘭州水資源匱乏，隻有河穀盆地相對豐富，有利於發展灌溉農業。

　　據地質地理工作者考察論證，蘭州在19.5億年前，曾經是一片汪洋大海。馬銜山、興隆山沉積岩群就是當時留下的海相沉積的最好證據。後來漫長的歲月裏，蘭州的地殼隨著青藏高原漸漸隆起，大地一寸寸露出水麵，逐漸成為一片湖盆相連的地方。這時候的黃河像一匹脫韁之野馬，咆哮東去。黃河兩岸長滿了茂盛的植物，一群群大象悠然自得地生活在這裏。20世紀60年代，人們在永登中堡邢家灣一帶山巒中發掘出大批古脊椎動物的骨骼和牙齒化石，居然在約一千米長的地方多達二十多噸。1975年安寧大沙溝發現的古象骨骼、牙齒化石和1984年在榆中來紫堡桑家園子發現的古象門齒化石為我們提供了可信的證據。由此可見，當時的蘭州是一個風景秀麗、氣候溫暖濕潤、森林茂密、動植物相互依存的好地方。

　　隨著蘭州地殼的不斷抬升，地形地貌的不斷變形，黃河開始肆意地向兩岸侵蝕。當滔滔黃河水遭遇到堅硬岩石的抵抗時，便形成了金城關峽這樣的峽穀；當流經鬆軟脆弱的土層時，鬆軟脆弱的土層立刻土崩瓦解，隨著黃河水攜帶的泥沙大量沉積，天長日久，就形成了一片片寬廣的衝積扇和洪積扇，新城、西固、安寧、七裏河、城關區等盆地就是這樣形成的。到了新石器時代，棲居在蘭州大地的原始人由狩獵階段進入馴養家禽家畜，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並由漂泊遷徙的流動狀態過渡到定居生活，形成了以畜牧業和農業為基礎的氏族部落。這時候，蘭州的氣候濕潤溫和，綠草如茵，南北兩山的溪水潺潺不絕，流入黃河。黃河兩岸避風向陽的台地上，密林中掩映著許多圓形、方形的房屋。氏族公社的成員們成群結隊，領著小孩，手拿石刀、石斧等生產工具，辛勤地勞作。男社員則背著弓箭，手執石矛、石刀，集體圍獵於南北兩山的密林叢草中，有的背著野麻編成的魚網，在小河裏捕魚。他們穿著野麻或獸皮做成的衣衫，吃著粟、禽肉、野果和植物的根莖，群居在雁兒灣、北道溝坪、花寨子等地。

　　西坡坬遺址坐落在黃峪溝陸家村南麵約400米處，這裏離水麵和森林很近，麵積約10萬平方米。從這裏發掘出土的遺存有磨製的石刀、石斧、石鏟、石鑿等，還有數量很多的牛、羊、豬、雞、鹿等多種動物的骨骼化石。其實，這些馬家窯文化遺存並不僅僅局限於七裏河西坡坬，黃河兩岸都發現了這種遺存。無論從黃河南岸的西柳溝大坪、牟家坪、晏家坪、崖頭、青崗岔、曹家嘴、花寨子、滿城、四墩坪、中山林、營盤嶺、雁兒灣等，黃河北岸的沙井驛、十裏店、王保保城、徐家山東大梁、白道溝坪等，還有榆中的分豁岔、湖灘、祁家山、魏家灣、白虎山，永登的大沙溝、杜家坪、團莊、蔣家坪，皋蘭的蔡家河、糜地溝等地都發現了這類遺存。從這些出土的遺存看，大多是和農業有關的工具、穀物和動物化石。石斧呈長條形或長方形，橫剖麵呈橢圓狀，形體比較規整；石鏟呈扁平狀，一麵光滑，一麵粗糙，柄部稍窄；石刀有兩種，一種為長方形帶孔的，一種為兩側有缺口的，通體均打磨光滑，刃部鋒利。另外還發現石鐮、石磨盤、陶刀和骨鏟等農具，先民們拿著這些農具，用“刀耕火種”的方式從事農業生產。在這些遺跡中還發現了加工木質器具的石器，主要為石锛和石鑿。石锛多為扁平長方形，棱角製作很規整。石鑿有單刃的，也有雙刃的。單刃石鑿刃部由寬麵磨製而成，呈長條狀。雙刃石鑿棱角分明，磨製精細。從這些精致的工具來看，使製作木製器具變為可能，隻是所製木器時代久遠，早已腐朽不複存在。從出土的陶器中發現有糜子及秸稈，還有穀物的朽灰。同時還發現較多的骨鏃、石鏃和石彈丸等武器。這說明先民們在主要種植穀物、碾磨穀物用作主食的同時，也通過狩獵來補充食物。從蔣家坪馬廠類型墓坑內發現的4具狗、豬骨，從雁兒灣的窯穴中出土過的羊骨和羊角來看，表明家畜飼養已經在先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這麽大規模的遺存遺址，說明蘭州地區的先民們很早就從事原始農業，而且這種原始鋤耕農業已經初具規模。

　　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代，蘭州鋤耕農業進入較高的發展階段。但齊家文化晚期以後，鋤耕農業開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半農半牧或畜牧的經濟方式。大約距今4000年左右，蘭州地區進入青銅時代，同時也開始了新冰期階段，蘭州地區的氣候、環境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年平均氣溫下降了3～4℃，降水量大幅度減少，森林南移或抬升，土地大部被草原和荒漠占據，古土壤發育缺乏，風沙活動活躍，新沙丘分布廣泛，山地、山穀、冰川向前推進。這種持續數百年的寒冷期氣候環境對區域內人類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粟類作物隻能在河穀低地上維持小規模再生產，農業生產遭到徹底破壞。人們在新的環境下找到了新的經濟方式——畜牧生產方式。

　　蘭州的上古農耕文明是鋤耕與畜牧相互交替或同時並存或畜牧為主，這與中原從鋤耕向灌溉農業發展是不同的，而且這一特色一直持續到明代。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態環境基礎上的區域文化，這是人們在特定環境條件下的必然選擇，因此，地域和部族是不同生產形式的關鍵因素。

　　進入階級社會後，朝代更替，滄桑變遷劇烈，蘭州的農業生產或顯或隱，興衰交替。

　　商周時期，蘭州地區為羌、戎地，先民主要從事以畜牧業為主、農業為輔的生產活動。

　　秦是由畜牧業起家、以發達的農業富國強兵而兼並天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大將蒙恬北伐匈奴，攻占“河南地”，“因河為塞”，築44縣，在今蘭州市黃河以南置榆中縣（今東崗鎮一帶）“移民實邊”，西遷的中原農民將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傳到蘭州，極大地促進了蘭州地區的農業發展。

　　蘭州是較早實行郡縣製度的地區。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首置金城郡，轄13縣，其中：金城、榆中、枝陽、令居、浩亹、允街6縣在今蘭州市境內。西漢實行“衣食皆仰給縣官”的移民政策和軍墾、民墾並舉的“屯田”製度，使蘭州地區的農業人口大增，耕地麵積急速擴大。金城瀕黃河兩岸，北至北（白）塔山，南至五泉山，西扼金城關，東阻桑園峽，附近為一河穀平原，水土肥美。據說漢宣帝初年，金城的每斛穀價值僅8錢，這在當時的市場糧價之低，實屬罕見。可見當時蘭州地區的農業移民“屯田”發展之快，民間積蓄之殷實。

　　始於西漢且持續兩千年的軍墾是封建軍事政治的重要經濟支柱，也是蘭州古代經濟的一大特色，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為曆史所僅有。其最初創辦的動機是抵禦匈奴和羌族的侵擾。文帝從晁錯之言，募民徙燕、代、上郡、隴西等地塞下，且耕且守，以禦匈奴。將軍趙充國屯田湟中，與羌族保持了良好的關係，維持了河湟地區的穩定。後來曆代均實行軍屯，直到清末。曆代政府的屯田對經營和開發西北、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蘇則初任金城郡太守時，蘭州滿目荒涼，蘇則采取“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的“恤民”政策，金城居民驟增至數千戶。同時采取生產自救措施，發展農業，推廣中原的農耕技術——代田法，“其歲大豐收”。

　　隋朝統一中國後，蘭州地區的農業得以迅速恢複，金城以勤稼穡，多畜牧而聞名天下；唐朝是蘭州農業較為輝煌的時期，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出使邏些（今拉薩），路過蘭州時，看到蘭州人開渠引水，種植水稻，栽培桃李。他們引城南五泉山、紅泥溝的泉水，自流灌溉。這裏種植水稻曆史自唐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今五泉山下周家拐子長虹電焊條廠一帶，小地名為稻園子，就是證據之一。唐代宗光德元年（763年）至北宋初，吐蕃占據蘭州，部分農田變成牧地，自耕農變為牧民。元代到明初，蘭州地區以畜牧業經濟占主要地位，這與當時的統治民族——蒙古族本身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也與當時戰亂動蕩的社會背景有關。

　　元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再現統一的局麵，但蘭州地區的民族矛盾和鬥爭還相當尖銳複雜，經濟開發仍圍繞著軍需供應這個曆史上的老課題展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蘭州經濟開發的思路、措施都比前代有了較大的改進，成果也格外顯著。畜牧業逐漸向農耕業過渡，商貿經濟開始興起。元明清是蘭州農業的重要發展時期，相繼出台了鼓勵農業的政策，對農業生產的恢複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令“民間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數乃取”。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詔令各州郡人民，凡因戰亂遺棄之田土，誰開墾成熟者歸誰所有，業主已把附近荒地交給官府的，如數退還，其餘荒地允許百姓開墾為個人產業，免除三年公差勞役；洪武十三年（1380年）詔諭：各處荒閑田地準人民開墾，永為己業，一律免去各種差使勞役，三年後按農田征稅；清初廢除明代晚期征收的“剿餉”“練餉”和“荒糧”，蠲免“災糧”，減輕農民負擔，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清世祖順治六年（1649年），清查無主荒地，由州、縣官府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前六年不開征，不派遣徭役。從明末到清初，國家重新統一，遊牧民定居下來，農業經濟代替畜牧經濟並逐漸居於中心地位。這種著意於屯田農業的發展而將國營畜牧業壓縮到“足充邊用”的農牧結構的調整策略，主要是從穩定局勢、加強邊防的整體需要考慮的。漢唐時期的蘭州經濟開發主要局限於屯田和國營馬牧業，農、牧業投入都很大，其與邊疆民族的馬貿易並未抵減政府養馬的數量。元、明、清三朝也通過養和買兩條途徑來補充軍馬，然而卻明顯地減少了養的部分，從而將土地、勞動力資源主要用於農業開發，以提高土地資源的對比效益。元、明、清政府調整國營農牧業結構後，對民間牧畜業不作任何限製，因此，國家所需要的戰馬，還可以向民間尤其是西北少數民族用賦稅、交換等形式索取。清朝中前期，由於國家政治局勢的穩定及對農業經濟的重視，輕賦役，力屯墾，大興水利，蘭州農業經濟發展達到封建社會後期的高峰。元明清不僅給予了很多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還興修水利，利用農業科技發展農業生產。元朝政府規定：“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明人也深知“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早在洪武時（1368—1398年），明政府就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促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景泰三年（1452年）閏九月，將地方官督修水利的成績列入考功簿，作為“黜陟”官員的依據之一。清朝也出台了大興水利的積極政策，這些政策詔令和措施，促進了蘭州水利事業的發展。明初的阿幹河灌溉工程（溥惠渠），將阿幹河分東西二渠，澆灌蘭州的北園、南園、東園（北南東園大致在今北園、上下溝、柏道路、正寧路、鼓樓巷、顏家溝一帶）和西園（今上下西園一帶），使四園“為圃者什九，為田者什一”，這九成的蔬菜瓜果和一成的五穀雜糧，用綠色的園藝帶從東、南、西三麵將蘭州城環繞在黃河之濱。另有蘭州水車、砂田保墒技術等，促進了園藝業的較快發展，還發明了許多生產瓜果的工具，誕生了許多園藝技術能手。如“天把式”、“瓜農”等“行業技術員”就是此時出現的。明清時期，蘭州“瓜果城”的麵目也逐漸清晰起來。

　　畜牧業和茶馬貿易是蘭州古代經濟的又一特征。古代蘭州地區宜牧草場豐富，這裏生活著很多少數民族，畜牧業是各少數民族傳統的生產方式，因此，曆代王朝和地方割據政權處於軍事上的需要，也世代在這裏屯兵養馬，經營官營畜牧業，並由此孕育出特殊的官營商業經濟——茶馬貿易。

　　先秦以前，生活在蘭州地區的少數民族的先民就以畜牧為業，秦漢以後，在大多數漢族居民轉向農耕為主的情況下，仍有很多人經營畜牧業或兼營牧業。據《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畜牧，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建武十一年（25年），劉秀“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收其穀糧畜產而還。”當時的馬援具有官僚、大牧主和地主三重身份。

　　魏晉到唐初，經過數百年的動亂，生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畜牧業仍在當時的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末到宋元，吐蕃等少數民族占據隴右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成為統治者，社會經濟中的少數民族畜牧業的比重大大上升。明代政府重視畜牧業的發展，規定荒閑平野，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至近邊軍民樵采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采取鼓勵和保護少數民族畜牧經濟的政策，如允許少數民族以馬牛羊及畜產品代交賦稅等，有利於民間畜牧業的發展。從清朝前期開始，蘭州地區的農牧經濟開始轉變，由於社會趨向安定，移民墾荒和大規模屯田使很多草場墾為農田，很多牧民開始向農牧兼營轉化。

　　馬政是曆代王朝重要的軍事支柱，官營畜牧業在曆代王朝的軍事政治中一直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秦先祖非子為周孝王主持養馬創立最早的官營畜牧業以來，延續了兩三千年之久。西漢對匈奴連年征戰，軍馬的來源主要依靠官營畜牧業。魏晉隋唐時期，戰亂頻繁，畜牧業的規模也很大。隋唐還設立專門機構，管理馬政。如隋代隴右牧監設有總監、副監等官，並設有多處規模很大的官營牧場。唐代三世典畜牧，恩信行隴右，在金城、隴西、平涼、河西都設有坊、監等管理機構。宋西夏金元時期，在蘭州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依然是農牧並重，官營馬政。如宋設有群牧司、西夏設有農田司和群牧司等管理機構，由於這一時期戰爭不斷，馬政被各政權視為急政要務，因此，官營畜牧業始終保持較大規模。明清兩代繼續管理國營馬政，但規模逐漸萎縮。甘肅的馬場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蘭州地區相對蕭條。

　　蘭州是茶馬互市的重要地區。自漢朝開通絲綢之路後，絡繹不絕的“商隊”來往於甘肅大地上，也激活了茶馬、絹馬貿易的不斷發展。早在戰國秦漢時期就存在以剩餘畜產品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換現象，魏晉及南北朝出現了類似於“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等少數民族與官方的貿易活動。隋唐以後，以曆代政權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茶馬貿易和絹馬貿易為主要內容的互市開始形成製度和傳統。甘肅的河、秦、甘、涼各州及金城等地都曾設過馬市。

　　元明兩代中央政府把茶馬貿易作為重要權利掌握在自己手裏，政府嚴禁私茶與畜產品貿易，但民間的貿易活動卻蓬勃發展。清代以前蘭州的茶馬交易屬於莊浪司管轄，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莊浪、西寧、甘州三大茶馬司被並入蘭州道治理，蘭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馬集散地。清朝雖然以收買軍馬為主的茶馬貿易規模不及宋明兩代，但以茶葉等生活必需品交換馬、耕牛和畜產品的官方與民間的貿易活動卻一直延續下來，農牧業之間的民間貿易活動也不斷發展。

　　清末民初，蘭州地區近代經濟初露端倪，在新興工商業的推動下，農業商品生產開始發展起來，蘭州水煙等經濟作物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據史料記載，當時市郊煙田種植麵積達4萬畝之多，年產量達到200萬千克～400萬千克。但好景不長，隨著社會動亂的加劇，直到解放前，蘭州的農業和其他行業一樣，已瀕臨崩潰的絕境。新中國成立後，蘭州的農業才重新獲得新生，尤其改革開發的幾十年，蘭州市委市政府根據蘭州的農業實際，及時調整思路，對症下藥，製定了切實可行的農業戰略，使古老的蘭州農業如久旱遇甘霖，取得了顯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