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

第一百四十六章 戊戌變法

　　1898年一月二十四日，在總理衙門的議事廳內，李鴻章、榮祿、翁同、張蔭桓及廖壽恒與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激烈地辯論著。

　　李鴻章見康有為不過是個乳臭未幹的年輕書生，於是就傲慢地說：“做為一個讀書人就應該知道，祖宗留下來的治國之法是完善無缺的，我們隻能遵守執行，你怎能改變它！”

　　康有為立即反駁說：“世間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隻有摧朽培新，才能國富民強！”

　　“難道你就不怕留下不忠不孝的罪名嗎？”李鴻章用力一拍桌子，對康有為大聲說。

　　“我搞變法維新，為的是富國強民，怎能說是不忠不孝呢？”康有為對李鴻章隻是輕輕一笑，然後他暗中諷刺祖宗留下來的廣闊疆土割給洋人也違背祖宗之法。

　　康有為之言，正刺到李鴻章痛處，李鴻章頓時羞愧難當。

　　榮祿在旁邊看到李鴻章狼狽的樣子，就想給他找個台階挽回麵子。於是他也氣乎乎地說：“祖宗之法千真萬確，我們隻能遵守！”

　　康有為聽完又是輕輕地一笑，諷刺榮祿隻教給軍隊使用大刀長矛的技術，而北洋新軍使用洋槍洋炮，也是違背祖宗之法。榮祿張口結舌，目瞪口呆，隻得灰溜溜地坐在那裏，不敢再說一句話。

　　這時廖壽恒看到李鴻章、榮祿二人理屈詞窮，就想轉移一下話題，於是他捋著他那幾綹小胡子，以忠孝之道來駁斥君主立憲製。張蔭桓此時也在旁邊附和說開設議會的話是對皇帝有害。

　　康有為聽完，神色莊嚴地說：“如今在皇上周圍，有許多貪官汙吏，瞞上欺下，使朝綱混亂。而搞‘立憲’，設‘議會’，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國家的安危，從而采取相應的治國興邦之策。國富民強，皇帝才會受人愛戴。”

　　康有為一席義正辭嚴的話，直說得廖壽恒、張蔭桓二人也無言以對，坐在那裏不吭氣了。

　　翁同卻一言不發，對康有為的才能很是讚許，認為讓他主持維新，對大清很有利。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從小受到嚴格的封建教育。二十歲那年，他到香港一帶考察，接觸到了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事物。康有為感到封建製度已成為大清發展的桎梏，應變法自強，方能拯救大清。從1888年開始到1898年，康有為曾八次上書光緒帝，陳述變法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四月的“公車上書”。

　　那時，康有為正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忽然傳來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康有為憤慨異常，就召集當時在北京應試的一千三百人，到都察院門口示威，反對簽定《馬關條約》。並起草“萬言書”，要求光緒帝變法維新，這次上書稱為“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不久，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一起，組織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積極宣傳維新變法。宣傳變法的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增多。由譚嗣同主持的時務學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個。

　　譚嗣同，湖南瀏陽人，年輕時曾多次遊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國的壯麗河山，又目睹了國家與人民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深重苦難。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激發了譚嗣同要求變法維新、挽救祖國危亡的思想。1897年一月，譚嗣同寫成他的重要著作《紅學》，號召人民衝破封建統治的羅網，進行變法自強。譚嗣同還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同情，對反動統治鎮壓的憤恨。同年十月，在譚嗣同的主持下，長沙時務學堂創辦起來。梁啟超等人都在這裏講過學，為維新變法培養了人才。

　　翁同在總理衙門聽完康有為與李鴻章等人的“舌戰”後，立即來到皇宮，向光緒報告，並推薦康有為主持變法維新運動。

　　光緒皇帝雖然傾向變法，但礙於慈禧，身不由己。

　　原來，自從光緒四歲登基以來，一直由西太後慈禧垂簾聽政，把持國家大權。光緒就像朝廷裏的一件擺設，一點權力也沒有。因為從小就常受到慈禧的責罵，所以非常害怕她。光緒到了十八歲，慈禧為了掩人耳目，就聲稱到頤和園“養老”，不問政事了。而實際上，仍然由慈禧掌握著國家大權。所以現在光緒雖然也有變法之心，可由於擔心慈禧會出麵阻撓而麵露難色。

　　翁同似乎看出了光緒的心思，刺激皇上道：“如今列強強占我領土，欺辱我國民，國將不國，難道您想做亡國之君嗎？”

　　這句話觸動了光緒帝。為了大清帝國的危亡，不能再顧及那麽多了。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直接召見康有為，封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清代辦理文書的官員），主持變法具體事務。同時參與變法的還有如梁啟超、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等維新派人物。

　　光緒帝據維新派的建議，頒布新法令。其中有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我國的工商業；改革大清法律陳舊腐敗的條款，允許官民向皇帝上書、提建議；廢除八股考試製度，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在全國普遍設立小學堂等等。

　　因為這一年是中國農曆戊戌年，曆史上把這次變法運動稱為“戊戌變法”；又因為變法從六月十一日開始到九月二十三日失敗，一共進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又將它稱為“百日維新”。

　　通過變法維新，沒落的清王朝暫時出現了一絲生機。但由於封建勢力根深蒂固，變法觸及了腐敗的封建勢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