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為人處世的24堂課

第四堂課 別做環境的奴隸

　　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不做環境的奴隸，不放任自己隨波逐流，那樣隻會一事無成。

　　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環境，取己所需，棄之無用，此乃成大事的策略。反之若隨波逐流，甘做環境的奴隸，那麽你將一事無成。

　　當然改變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並不是敦促你改變自己去做環境的奴隸，而是要你在不能改變大環境的前提下也絕不可做環境的奴隸去放任自己，那樣你終將一事無成。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忽視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因為處在一定的環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環境的影響。胡雪岩正是一個善於利用身邊環境的高手。

　　胡雪岩也說：“做生意，把握時事大局是頭等大事。”沒有相應的社會環境氣候，就沒有英雄成長的土壤和其他條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須能夠適應環境，化環境為己用。可以說，胡雪岩的成功，離不開其所處的環境這個大前提。

　　胡雪岩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卒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曆經清代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適逢一個新舊嬗變、紛紜複雜的大變動時代。

　　首先，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庫極度虛乏，時勢需要商人扶危紓難。

　　近代以前，華夏民族雖與周邊異族幾經逐鹿，但整個國家的生存、發展並不因此受到威脅，相反，在與異族的衝突中不斷維護和擴大了大一統的局麵。這使封建統治者滋長了文化優越感、固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間，明清專製政權實行閉關和抑商政策，中間錯過了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有利時機。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進入“悲風驟至日之將夕”（龔自珍語）的封建末世，與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而國力大增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個時代。

　　胡雪岩18歲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大不列顛軍隊挾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裝備落後的八旗、綠營，於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第二年，又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章程和條款，英國侵略者強占香港；勒索2100萬元賠款（不包括600萬元廣州“贖城費”）；逼迫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規定“值日抽五”的低稅率；還攫取了領事裁判權（又稱治外法權，即外國人在華犯罪由本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製裁）和片麵最惠國待遇。繼英國之後，美、法兩國分別脅迫清政府簽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浦條約》，擴大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並獲得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特權。“牆倒眾人推”，中國遭遇國難時，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普魯土、丹麥等，也乘虛而入，與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權。

　　此後的10年間，本來就深受封建統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國主義壓迫這一重負，生活境況更加惡化，紛紛鋌而走險。僅《清實錄》道光，鹹豐兩朝所載，1842～1852年，全國武裝起義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廣東花縣人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發動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不到3年的時間內，太平軍勢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國，繼而迅速挺進兩湖，定都南京，接著又溯江西征，揮師北伐，在相當長時間內，占有大片地盤，與清廷分庭抗禮。在此期間，上海與福建的小刀會、兩廣天地會、紅巾軍、北方撚軍、貴州苗民、雲南彝民和回民、陝甘回民、山東白蓮教、浙江天地會也紛紛舉起反清大旗。

　　中國內戰使列強有隙可乘，他們趁火打劫，又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經此變故，外來勢力從沿海擴大到長江流域，從華南伸展到東北，中國的領海和內河主權，海關和貿易主權、司法主權受到侵害，特別是公使駐京一條，意味著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時行麵君之禮的“貢使”，而是以條約為護符、恃武力為後盾的公使，這對以“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來說，不能不說是個致命的打擊。

　　道光以後內戰外禍的局麵使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素稱“魚米之鄉”的東南地區兵燹之後，死亡枕藉、流離皆是。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旱、澇、蝗、饑、疫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鴉片走私，戰爭賠款、內戰軍費加之各地官員貪汙成風，使得清政府財政狀況極端惡化。

　　國庫罄懸必使百業受困。19世紀中下葉正是舉辦洋務、籌邊固防之時，常有請款之奏，而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物質基礎做統治基礎，晚清財政的窘態，為擁有殷實資本的商人介入國事提供了客觀前提。其次，商品經濟發展和歐潮澎湃東來衝擊傳統的農本商末觀，為商人施展抱負創造了較前寬鬆的氛圍。

　　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專製政權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這一本質決定了封建政府對極易引起人口流動、破壞小農經濟穩定性的商品經濟采取苛刻的態度，奉行以農稼為本、以工商為末的政策。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導致了“商為未業”、“商人為四民之末”的觀念深入人心，無論政府立國施政還是民間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的原則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載體，起著溝通人與人之間、地區之間聯係的紐帶作用。社會發展需要商品經濟，誰也無法回避這個客觀事實。加上封建政權租賦給農民帶來的種種不公平待遇，使得人們往往竭澤而漁，導致種田勤苦而利薄，經商安逸而利厚，受實際功利的驅使，總有那麽一批人會不顧政府的貶黜去闖蕩商海，所以商品經濟在封建高壓下依然有緩慢的發展。到明朝中、後期，已在磨難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中國封建社會母體內的變革因素已悄悄萌動。進入晚清，偏離傳統軌道的進程因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而呈現跳躍式的軌跡。戰後，由於門戶洞開，各國大量輸銷工業品、掠奪農副產品和工業原料，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市場，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首先在東南沿海和長江流域受到衝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列強通過控製海關、航運、財政、金融等經濟樞紐，把經濟活動拓展到中國廣大腹地，並深入窮鄉僻壤，從而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封建經濟的解體。19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舉辦洋務新政，開辦一批近代軍事、民用工業，這就促使傳統的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向以大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化商品經濟過渡。

　　此外，晚清以來，西方物質文明、生活習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通過洋貨輸入、傳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眾傳播等各種渠道傳入中國，這就不僅從經濟上影響著中國，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種滲透。

　　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麵無疑是胡雪岩遊走商界的一個社會平台。但胡雪岩在這種大的環境趨勢下，能積極應變，沒有做環境的奴隸，才是他紅極一時最關鍵的原因。

　　以變應變，才有出路

　　靈活機動，四下出擊，一步一個點子、一路一趟拳腳、招招式式都能為自己點化出一條財路。

　　成大事者必須靈活如脫兔，不斷地變換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讓自己處於優勢之中。但是話雖這樣說，可有些人在這方麵卻很難開竅，總是死守一點，不夠活絡，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卻善於變通，他能審時度勢改變自己的做事手法，達到最終獲利的效果，同時還能另辟出路，有出奇製勝之功。

　　做生意要以變應變，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靈活反應。一個生意人如果隻能看到自己正在經營的熟悉的行當，最終隻會是抱殘守缺，連正在經營的行當都不一定經營得好，更不用說為自己廣開財源了。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絡，在他馳騁商場一步步走向鼎盛的過程中，他靈活機動，四下出擊，真可謂是一步一個點子、一路一趟拳腳、一動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為自己點化出一條財路。

　　胡雪岩為自己的蠶絲生意和幫辦王有齡湖州官府的公事，幾下湖州，結識了湖州頗有勢力的民間把頭、當時正做著湖州“戶房”書辦的鬱四。胡雪岩憑著他的仗義和識見，也因為他幫助鬱四妥善處理了家事，深得鬱四敬服。為了報答胡雪岩，鬱四做主，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來是開藥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認了這門親，就是看準了芙蓉姑娘家的祖傳秘方。胡雪岩經商手法活絡，他才不會固守著錢莊這一種行當，在亂世中，他一下就看出藥店生意將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財源。其一，軍隊行軍打仗，轉戰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藥；其二，大戰過後定有大疫，逃難的人生病之後要救命藥，隻要貨真價實，創下牌子，藥店生意就不會有錯。而且，開藥店還有活人濟世行善積德的好名聲，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為自己賺錢的同時，還能為自己掙得好名聲，何樂不為？自己不懂這行生意不要緊，可以借助行家為己效力。想妥這些之後，胡雪岩請鬱四幫忙，擺了一桌“認親”宴，就在這認親宴上便談妥了藥店開辦的地點、規模、資金等事項。

　　胡雪岩的“胡慶餘堂”也就這樣立起來了。在其後的幾十年中，“胡慶餘堂”成為名聞天下的老字號藥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之說。胡慶餘堂藥店不僅成為胡雪岩的一個穩定財源，也為他掙來了“胡大善人”的好名聲，為他的其他生意也帶來了極好的影響。

　　一個錢莊老板，在本業之上還要去做蠶絲生意銷“洋莊”，在做著蠶絲生意的時候又想起開藥店，胡雪岩這四麵出擊，不斷為自己廣開財源的靈活，確實不能不讓人歎服。事實上，做生意最沒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著一方天地。一筆生意再大，也隻能有一次的賺頭，一個行當再賺錢，也隻是一條財路。因此要廣開財源，生意才有更大的發展。胡雪岩說，做生意要做得活絡，這裏的活絡，自然包括很多方麵，但不死守一方，靈活出擊，而且想到就做，絕不猶豫拖延，應該是這“活絡”二字的精義所在。

　　以變應萬變，個性不容變

　　經營生意有時要以個性取勝，以變應變之餘，也要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變通之術。一個沒有經營個性的人，一定走不遠自己的路。

　　美國哈佛管理學大師鮑比在《經營的穩固性》一書中，提倡“經營個性”，其要義是“一個沒有經營個性的人，一定走不遠自己的路。”那麽，所謂經營個性，就是自己一向行事的方式，盡管我們一再強調要學會變通，但很多時候，我們還是要堅守自己的個性，做到以個性的不變應萬變。

　　胡雪岩幫助王有齡解決解運漕米難題的時候，經過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終於與鬆江漕幫達成協議，先由鬆江漕幫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墊付十幾萬石大米，解浙江海運局漕米解運難以按時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運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歸還鬆江漕幫。

　　這個時候，胡雪岩又提出了另一個方案，他與王有齡商量，想將鬆江漕幫那批大米改墊付為直接收購，即讓信和先借出一筆款子，買下鬆江漕幫的大米在上海交兌，完成漕米交兌任務，而浙江現有來不及運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積起來。

　　胡雪岩改變主意，是因為在與漕幫首領進行接洽的時候，從鬆江官方打聽到一些有關局勢變化的消息。一個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經開國稱王，自立國號為太平天國。洪秀全改江寧（今南京）為“天京”，定尊號為“天王”，置百官，定朝儀，發禁令，並由“天官丞相”林鳳祥、“地官丞相”李開芳率領一路兵馬出征，奪取鎮江，從瓜洲北渡，攻陷淮揚，已成北取幽燕之勢。與此相應，朝廷也不示弱，派出兩位欽差大臣，一位帶兵前出江寧，在江寧城東孝陵衛紮營，形成圍城之勢。另一位欽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隸總督的琦善。琦善率領直隸、陝西、黑龍江的馬步各軍，由河南南下，迎頭阻擊林鳳祥、李開芳。目前這兩支兵馬基本站穩了腳跟。

　　時局的這一變化，意味著朝廷與太平軍之間，將有一場決定勝敗的大戰，而且，在胡雪岩看來，局勢會向有利於朝廷方麵的方向發展，關鍵隻看朝廷的練兵和糧餉辦得如何。

　　朝廷與太平軍之間戰事在即，又意味著做糧食生意將大有可為，因為不管哪一朝、哪一代，隻要一動刀兵，糧食一定漲價。這個時候，做糧食生意，隻要囤積得好，能夠不受大的損失，無不大發其財。事情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陣欣慰，因為在他看來，和漕幫議定的由他們墊付漕米，到時以等量大米歸還的協約，真的是幫了他們的忙了。但與其讓別人賺，不如讓自己賺。所以他要改變原來商定的辦法，就是要將那批將來議定還給漕幫的大米囤積起來，等戰事一開，自已賣出賺錢。他甚至想到就借漕幫的通裕米行來囤積這批糧食。雖然這是一個掙大錢的好機會，但他還是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江湖上做事，說一句算一句，答應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後就吃不開了。”可以看出，胡雪岩確實是一個“說一句算一句”的誠信君子。

　　可見以不變應萬變也是成大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一方麵，變要看是針對什麽。從一般商人的眼光看，把米囤積起來自己賺也是無可厚非的，一來商人圖利，有得賺就盡可去賺，隻要不違法，就可以變；二來漕幫此時本來就急於脫貨求現，以解燃眉之急，改墊付為收購，也許還正合他們的心願，也算不得是不守信用。但是，這樣變卻是於道義不和，也與胡雪岩說一句算一句的行事手法相違背。這種變化很顯然隻是為了自己打算，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不想想別人，本身就不是誠信君子所為，本身就是不講信義也沒有信用。這樣的人，自然也就叫人看不起了，也自然不會有人和你合作了。對於胡雪岩這樣精明的商人來說，不會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所以，還是堅持以不變應萬變，照原計劃進行。

　　靈通應變，維護大秩序

　　聰明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而不明智的人隻會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

　　有道是：“靈活變通是最好的生意經。”對於善於變通的生意人來說，這個世界上沒有掙不了的錢，隻是暫時沒有找到合適的辦法而已，所以善於變通的生意人隻有一個歸宿，那就是成功。

　　胡雪岩從商業經驗出發，認為社會要想存在，必然有一個秩序的核心。這一核心起作用與否，全看我們一般人的態度。假如我們投注力量，加以維護，那麽這個核心秩序必然是有效的，其生發的秩序，使我們每一個人受益。假如我們人人自危，對這個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態度，那麽秩序必然無效，社會也自然墮入一種無序狀態，而一個無序的社會，對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是不利的。

　　基於這一認識，當太平軍起事時，胡雪岩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乘機撈一把的好機會。在他看來，混水摸魚，隻是因為水是混亂的，才讓人僥幸有所獲。倒過來想，胡雪岩認為自己應該替官府維護秩序，秩序建立起來了，自己也有一個從事商業的好環境，官府感謝你，也會給你提供好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當務之急是幫助官府打太平軍，而不是今天從太平軍那裏撈一把，明天從官府那裏撈一把。因為這樣的話，兩麵都麵臨信任危機，太平軍懷疑你與官府有勾結，官府懷疑你替太平軍著想，商業最重要的是一個信用，信用丟了，生意就做壞了。

　　出於同樣考慮，當清政府發行官鈔時，胡雪岩做出了與錢業同行不同的選擇。同行們都認為，太平軍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問題。如要今天我接了這官鈔，明天沒有人要，兌換不出去，那就爛在手上，白白損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畢竟大勢還在，盡管朝廷遇到了許多麻煩，不過社會要想運轉，還非得靠現在這個朝廷不可。況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來的，人人出來維護，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別人不理這官鈔，胡雪岩卻要接。不但自己接，還動員別人接，並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

　　幫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於處變的體現。胡雪岩這種看法，符合商業的一般原則。任何一個商人都要求穩定。商人可以麵臨紛亂的局麵不顧生死去求取利潤，但這種紛亂局麵卻不是商人的願望。任何一個商人都希望在一種平靜的氣氛下進行風險最小的投資，以求得利潤最大。更何況當時的清廷，基本結構還在，所受的隻是猛然一擊，但卻並非致命一擊。

　　對於清廷舊製，胡雪岩還有另外一層看法。許多人隻是畏懼官府，沒有想到駕馭官府。胡雪岩一開始倒不會有駕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幫助王有齡升官之後，他逐漸發現自己借王有齡獲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資金周轉便利，因為有了官府之流轉金作依托；其次發現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業活動的模式完成，既減少了官僚辦事的低效，自己也賺取了利潤；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許多以商人身份很難涉足之事。

　　所以後來胡雪岩對於利用舊製有了信心。一開頭他並不願捐官，認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別扭。後來想法變了，既然官府與生意有千絲萬縷的聯係，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場。這樣做其實也是經商手法活絡的一種表現。

　　胡雪岩在人們心目中，其最大特點就是“官商”，也就是人們說的“紅頂商人”。這“紅頂”很具象征意義，因為它是朝廷賞發的，戴上它，意味著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寵。事實上，它意味著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從事的商業活動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皇帝所保護的人自然也不應受到掣阻。換一層講，皇帝的至高無上也保證了被保護人的信譽。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銀子存入阜康錢莊。

　　胡雪岩一方麵獲得了信用，另一方麵也清掃了在封建時代無所不在的對商人的幹預，所以才能讓他如同一個真正的商人那樣去從事商業活動。

　　對於太平軍，胡雪岩的應對又有不同。

　　前邊講到，有許多商人，洪楊起事後，他們抱了投機的心理，想乘機撈上一把。所以他們就沒一條準則、一條理念，隻圖一時的利潤。這樣做無異於自毀信用。到頭來，太平軍也不信任他了，因為他是依順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為他曾暗通太平軍。

　　胡雪岩的原則很明確，太平軍的口號不得人心，總是長久不了的。所以必須幫助官府打太平軍，以維持一個大秩序。

　　不過胡雪岩對於因為洪楊起事而自己紛擾不安的一般人，卻有另一層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來，太平軍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這場紛亂中的。

　　有了這種同情的認識，胡雪岩對他們也就不那麽苛刻，他能以同情心對待，願意以自己的商業活動，給他們一個再生之希望。

　　當然也可以說，胡雪岩這裏邊有商業的動機在。不過，如果不是有這種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會看得那麽深，他對這些人手頭的銀子就會唯恐避之不及。因為很顯然，這些人是與太平軍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這麽看。與太平軍有染，沒錯。不過要看是什麽原因，什麽姿態。這些人都是些老實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們給太平軍用，或者被無理的官差劫掠走。這樣於秩序無益，反倒有害。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對客戶講信用，對朝廷講良心。兩者對象不同，原則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職，整個社會便井然有序。否則就隻會增加混亂，而於事無補。

　　胡雪岩的這種靈活的思路，保證了他對所有可能不受官府嚴格控製的私人財產的吸納。一些人願意存於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經營錢莊時，堅持錢莊隻管吸款，不問款項來源的原則。款項來源的正當與否是款項持有人和官府間的事。在現代，是財產持有人和法院間的事，而不是財產持有人和銀行之間的事。胡雪岩之過人之處，就在於不是怕官府，以至於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經營，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對於洋人和洋務，我們在前邊已經有所交待。胡雪岩因為身處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堅炮利，最先與洋人打交道，自始至終，胡雪岩商業利潤中很大一部分，都來源於他從事購買軍火、購買外國機器、籌借洋款的活動。對洋人之態度還成了他依附官府，維持社會大秩序，最終開拓出一個經營好環境的資本。

　　蕭伯納說：“聰明的人使自己適應世界，而不明智的人隻會堅持要世界適應自己。”成大事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聽說哪個抱殘守缺、止步不前的人，可以先拔頭籌；也沒有聽說哪個立誌求新、應變而起的人，沒有取得成功。

　　我們所處的時代，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變化，不適應它是無法生存的，隻有隨時隨勢而變，才能夠跟上潮流，不被時代拋棄。

　　§§第三章 快方能占先——兵貴神速，先發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