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論稿

三十、《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讀後

　　有關宋代軍事及武備力量問題的研究，學界向來以兵製為重點，除了不少探討兵製諸多側麵的論文外，又以王曾瑜先生《宋朝兵製初探》為全麵、係統性的專著。這些研究，無疑從總體上揭示了宋朝兵製的基本內容。但是，對兩宋時期出現的各種軍事範疇內的活動及現象，特別是通常意義的兵製所無法包容或深入探討的問題，則多為個案性的分析，目前做集中而細致地分析工作，尚顯得不足。如宋朝軍事與國防政策的演變過程、武將群體的分類與構成、中央與地方統軍體製的相互關係、地方與民間武裝，以及諸如蕃將之類等等問題，都有必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新近出版的黃寬重先生（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一書，便是就南宋地方武力及相關問題，加以專門探討的力作。

　　早在20世紀上半葉，已有學者關注到南宋地方義軍的問題。謝興堯發表了《南宋時之忠義軍與水滸傳》，黃現�著、陶希聖增補的《北宋亡後北方的義軍》問世，黃現�又發表了《南宋初年河北山東之義軍》，翦伯讚發表了《南宋初年黃河南北的義軍考》。另外，鄧廣銘在1944年撰寫的《嶽飛》，對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論及。這些論著的出現，無疑打破了舊王朝史家狹義的認識和評價。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學者們探討這些問題的出發點，顯然與抗日戰爭的時局有頗大關係。

　　20世紀下半葉，海內外學人對這方麵的研究繼續擴展，其中中國大陸學者對南宋地方義軍，特別是作為熱點問題的農民起義軍性質的論述相當熱烈。主要有趙儷生先後發表的《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張家駒發表的《宋代的兩淮山水寨――南方人民抗金鬥爭中的一種武裝組織》，鄧廣銘的《南宋對金戰爭中的幾個問題》，華山先後發表的《南宋初年的範汝為起義》、《南宋紹定、端平間的江、閔、廣農民大起義》，李春圃、何林陶《關於李全的評價問題》，白鋼、向祥海出版的《鍾相、楊麽起義始末》，劉伯涵發表的《從王夫之“宋論”看南宋初抗金義軍的弱點》，朱瑞熙先後發表的《南宋廣西李接起義》、《南宋福建晏夢彪起義》，汪廷奎《南宋廣東摧鋒軍始末》等等論著。而就防禦工事的研究，以南宋釣魚城抗蒙事跡為集中。這些研究在探討的範圍和廣度上，已超越了以往，並對南宋各種民間武裝勢力進行了一定的概括性的分析。但其中的某些觀點，也不免或多或少帶有當時政治環境的色彩。至於一些附帶著更多的應時性因素的文章，則不加列舉。

　　與此同時，海外學者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主要的成果有：孫克寬《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陶晉生《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戰略》，石文介《南宋初期軍力的建立》，王世宗《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梁天錫《南宋廣東摧鋒軍》，李榮村《黑風峒變亂始末》，蘇基朗《論蒲壽庚降元與泉州地方勢力的關係》以及黃寬重先後發表的十篇（部）論著等。這些研究，雖因視角與大陸有別，側重點各有指向，但都頗多地涉及了南宋地方武力本身的一些問題。其中又以黃寬重的係列論文最為集中。

　　應當說，前人在對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方麵，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也已厘清。但做係統、深入和較為完整地論述，仍然不夠。從黃寬重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自序”可知，作者自早年讀博士時，便以南宋邊境上的義軍武裝為研究主題。以後，又將探研的範圍擴大至有關南宋地方武裝力量的許多問題，前後延續多年，出版和發表了包括《南宋時代的抗金義軍》、《南宋飛虎軍》及《從塢堡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在內的係列論著。本書正是作者多年研究、思考的結晶，因此，本書便具有對以往研究做總結性的學術價值。故稱其為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中的力作並不為過。讀罷本書，我感到有以下幾方麵的突出之處值得推介：

　　其一，研究視角新穎。作者並未將南宋地方武力作兵製式的麵麵俱到性的論述，因為王曾瑜先生《宋朝兵製初探》已有過係統地研究。於是，作者研究的視角集中於南宋地方武力的若幹個重要方麵，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個案上，探討其“共通之處”，以便“了解其屬性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作者語）。作者首先選取了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和湖南飛虎軍三支代表性的地方軍，在分別梳理其發展變遷過程、各自特點及其相通之處的基礎上，探究南宋時期地方軍所發揮的作用和局限，並揭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變化。然後，對南宋鎮撫使、兩淮山水寨、茶商武力和山東地區李全父子勢力等重要問題進行深入地考察，繼續追蹤這些地方武力表象之下隱藏的各種利害關係，探討這些武裝及其領袖動向的內在原因。此外，還對南宋、高麗軍民使用山城、水寨抵禦蒙古進攻的效果，進行了分析和比較。通過對這些問題細致地研究，作者突破了以往對南宋地方武裝較為寬泛的認識，獲得了更為真實、具體的結論。同時，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研究，使遠離現實的那一段曆史也增添了許多立體和生動之感。

　　其二，注重汲取以往成果。閱讀本書各章和檢索附錄“參考文獻書目”，不難發現作者對前人的有關研究成果幾乎搜覽無遺，這就使本書具有了廣博的基礎，避免了“孤陋寡聞”的尷尬。如在“廣東摧鋒軍”一章中，便列舉了大陸學者汪廷奎、胡昭曦，香港學人梁天錫及台灣學者李天鳴等人論著的見解；在考論“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一章時，則引述了兩岸孫克寬、蕭啟慶、李春圃、趙儷生、周良宵、陳學霖及唐長孺諸先生的相關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尊重前人成果，卻並不囿於成說，往往依據自己的研究，提出獨到的見解，以超越前人。如在“福建左翼軍”一章涉及蒲壽庚降元問題時，便肯定了蘇基朗教授的觀點：蒲氏的舉動乃是泉州地方勢力“以個人、家庭及地方的利益為依歸，與宗室派及抗元派爆發大衝突”的結果，又指出“這一看法扭轉了以往過於凸顯蒲壽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以及異族人在宋代楚材晉用的看法”。但作者並未簡單地停留在蘇基朗先生的見解上，而是從具體分析左翼軍入手，進一步論述地方勢力“麵對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為維護自身及地區利益，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經過折衝與衝突的過程”。既使這一觀點得到充分的支撐，也從一個重要的方麵再現了這一段史實複雜曲折的曆程。

　　其三，分析和議論深入、中肯。作者顯然是一位功力深厚而又獨具慧眼的史家，在論述各章內容時，往往通過抽絲剝繭的手法，逐一揭示問題的成因所在，語言平實、可讀，既沒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氣味，也不簡單地羅列大道理。如論述兩淮山水寨時，除了肯定其在抗擊金、蒙進犯上發揮的作用外，也從繁重的勞役、地方官的苛擾、地方和民眾利益的衝突、地方勢力的糾葛等等方麵，發掘兩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指出其在某些情況下曾出現態度複雜、擺動的現象。這便深化了傳統意義上對義軍的見解。對李全父子政治動向的分析，是從當時背景下的政治抉擇與經濟利益的影響兩方麵因素，實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變化過程，其最終蛻化結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也突破了以往“或從民族大義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或從農民起義角色討論李全興起的因素”的簡單化理解。李全不是徹頭徹尾的民族變節者，也不是崇高的反封建英雄，而是那個複雜變化時代崛起的地方領袖人物。需要強調的是，作者通過對諸多個案的分析，總結性地指出：在麵臨強大外患及內亂的威脅下，南宋政權接納了地方的武裝力量，創立新的製度，對北宋強幹弱支政策進行了一項重大修正，“反映了南、北宋政權不同的特質”。而地方武力不僅與南宋正規軍並存，更是支撐趙宋政權延續的武裝力量。這些結論，無疑準確地觸摸到兩宋政治發展及演變的重要經脈，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依我看來，作者不喜空論，注重史實及其完整性的研究特點，值得學習。

　　此外，史料豐富、詳實，也為本書一大特點。單單從著作中引用文獻資料之富，就能得到最好的說明。至於本書具有的其他方麵的諸多特色，就不一一列舉。

　　本書之所以能取得以上顯著的成就，當在於黃寬重先生長期專注於一個專題的探索，而心無旁騖，不追求浮光掠影式“大麵積”涉獵，這恰恰是當今學界所缺乏的真正意義上的研究精神。讀完本書，我受益匪淺，不僅對南宋曆史上發生過的地方武裝力量的許多問題，有了深入、完整的了解，而且對我現在正從事的宋代軍製的研究，也有頗多的啟發。

　　總之，本書的學術價值和彌補學界的不足，已見上述。不過，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問題而言，本書仍不可能完全論及，也就是說，仍留有許多空間可以繼續擴充。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裝等問題，便需要進一步探研。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稱複雜，任務有別，牽涉的範圍廣泛，要進行全麵、完整且深入的研究並不容易。”但本書為這一專題的繼續研究，無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另外，本書也存在個別值得商討之處。如作者將茶商武力也視作南宋地方武裝，似可商榷。誠如本書所論，茶商之有武力，乃在於保護走私活動。故其應被視為南宋政府的敵對力量，這無論與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湖南飛虎軍，還是與交界地區的鎮撫使、兩淮山水寨，甚至與歸順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裝，都具有不相同的性質。至於茶商走私武裝被收編到宋軍後的情況，則已與茶商武力本身關係不大。本書第313頁所提及的武休關，作者注在今陝西甾壩縣，此當為印刷之誤。陝西有留壩縣，而無甾壩縣，武休關也恰位於陝西留壩縣南。

　　（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曆史評論》第五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