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9)
福嵩於四十七年由甘肅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撫，足足催了四年之久，才彌補了九十六萬二千餘兩的虧空，還欠三十三萬餘兩，而且還因無法依限納清而請求皇上寬限，並召集司、道、各知府立誓於新年，以便補足欠項，可見其彌補虧空是何等的艱難！
當然，浙江乃魚米之鄉，三十三萬兩的虧空，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數，不過僅僅相當於全省一年人丁田賦銀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彌補，並不是多麽難的事，收入遠比它少、賦銀遠遠少於浙省的山東，虧空的二百萬兩銀，隻用了兩年的時間就補足了，山東能辦到，為什麽浙江用了四年多的時間還交不齊一百三十餘萬兩虧空之銀？顯然，這並非該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員有意延宕抗違。
因此，乾隆帝讀過福嵩之奏後，十分生氣，於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下諭，嚴厲斥責福嵩說：浙省“向無虧缺之事”，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王？望、陳輝祖貪黷之案相繼敗露後，閩浙總督富勒渾將浙省倉庫虧缺據實查奏，朕因不欲更興大獄，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彌補，乃該省官員曆三四年之久尚未補完，並敢厚顏奏請展限，且公堂立誓，“成何政體”！山東虧空二百餘萬兩，已於二年限期內全完，浙省“何以立限已逾，尚複宕延虧帑”？“是該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為已甚之旨，竟敢玩視帑項，一味稽遲”，“此而不嚴加懲創，各省紛紛效尤，伊於何底耶”？《清高宗實錄》卷1249，頁6、7.
乾隆帝於同諭宣布，派三位欽差前往浙省，“對各州縣倉庫徹底盤查”，並於三月二十七日降旨，令福嵩來京候旨，命伊齡阿接替其浙江巡撫之任，革去布政使盛柱之職，命其留內務府郎中職充當杭州織造。《清高宗實錄》卷1249，頁6、7，卷1251，頁9.
巡撫、布政使皆因未完三十三萬餘兩的舊欠而被革職，竇光鼐還說浙省虧空不止此數，各州縣虧空很多很多，這將置原巡撫福嵩、布政使盛柱以及府州縣官於何地？如真確係大量虧空，查出之後，這批官員怎能逃脫革職抄家甚至誅戮發遣的命運？因此，竇光鼐之奏，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員(至少是大部分官員)及其心腹、黨羽的拚死反撲。
其二，惹怒了欽差大臣，遭其暗算和公開打擊。三位欽差大臣是戶部尚書曹文埴、刑部左侍郎薑晟、工部右侍郎伊齡阿。曹文埴進士出身，卓有才幹，從乾隆四十四年任都察院左副都禦史起，曆任刑、兵、工、戶諸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尹，乾隆五十年因與伊齡阿複審員外郎海殺妻假報其自縊案，得其實情，按律懲治，帝獎其不徇情容隱，“公正得大臣體”，擢戶部尚書。薑晟也是進士出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以治獄明慎”為帝賞識，四十二年出授江西按察使，四十五年超擢刑部侍郎，屢被帝派往各省按事讞獄，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審案能臣。《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傳》，卷352，《薑晟傳》。
這三位欽差大臣於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被皇上派往浙省，“徹底盤查”各州縣倉庫，三月至四月初，曾三次奏報情況，前兩次說，據福嵩開報尚虧三十餘萬兩，四月初的奏折則說，“該省虧缺倉庫，自勒限彌補後，尚虧缺三十三萬餘兩，現在酌議清查”。乾隆帝於上述四月十二日的諭旨中，根據竇光鼐之奏，對他們的這一結論予以批駁，指責他們“有將就了事之意”，“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徹底清厘之意”，諭令他們必須參照竇光鼐所奏各款，逐一詳查，據實嚴參辦理，不得“仍有回護瞻徇，不實不盡”，否則將自取罪咎。這使三位欽差大臣相當難堪，號稱善於辦案的三員大臣，竟不如一個曾被皇上幾次稱之為“迂拙”、“拘鈍無能”的書呆子竇光鼐。況且，這還不隻是臉麵問題，若真如光鼐所奏，欽差大臣則將犯下有負重任徇情失職的大罪，遭帝嚴懲。可見，這三位欽差大臣對竇光鼐肯定是頗為惱怒的。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雖然乾隆帝曾有過嘉獎之旨，並派竇光鼐會同欽差大臣一道徹底清查州縣的虧空，好像竇之從公出發的劾奏，取得了勝利，其處境相當順利，但這隻不過是一時的表麵現象，不久就要發生劇變，竇光鼐很快就要遭到大禍了。
(二)大學士阿桂偏袒同僚諷學政“聖天子”輕信其言訓光鼐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與浙江學政二人分別奏報浙省虧空之事的奏折。曹文埴報：查過寧波、台州、處州等十一府，庫銀倉儲共虧缺銀二十七萬二千餘兩，“核之冊報數目，有減無增，現飭將各州縣存貯之銀，盡數提歸藩庫，並與藩司一切卷宗，逐款核對”。②《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3、5.竇光鼐奏：仙居、黃岩等七縣的前任知縣徐廷翰等人虧缺之數，“多至累萬”。布政使兼杭州織造盛柱上年進京，“攜貲過豐，外間頗有煩言”，“上司進京，屬員饋贐”。總督富勒渾經過嘉興、衢州府、嚴州府上下遊地方，“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②。
從曹、竇之奏看，顯然雙方對浙省虧空之事有著根本對立的見解和對策。欽差大臣曹文埴等人寸步不讓，堅持原有成見，硬說沒有新的虧空，所欠之數比福嵩呈報之數還少，即表明自己無過，並未徇情袒護。竇光鼐則認為浙省虧空太多，僅仙居等七縣的縣官，虧缺之數就多至累萬。雙方之奏都是針對對方而言，拉開了查虧空與反查虧空鬥爭的正式帷幕。
竇光鼐看來確實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興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欽差大臣交鋒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權臣，既彈劾藩司兼織造的盛柱“攜貲過豐”，“屬員饋贐”，即言其有貪汙敗檢行為，又明劾總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兩銀的門包。盡管他是力圖除奸去惡，但涉及之人太多，樹敵太多，策略上有欠考慮，不如一個一個地解決更好。
此時乾隆帝對竇光鼐還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竇之折下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曹文埴所奏將州縣存銀提歸藩庫逐款清查，“自應如此”，令其與竇“和衷詳查辦理”，至於竇光鼐所劾仙居等縣官員之虧缺，是否在二十七萬之內，命曹奏明。其二，竇光鼐身為學政，現科試未竣，又係鄉試之年，著竇即按期考試未考之府，不必參與盤查倉庫。其三，派大學士阿桂到浙，會同曹文埴等徹底查辦，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將盛柱解任候質，命和琳暫署杭州織造，諭阿桂查審盛柱、富勒渾之案。《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4、5、6.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總管盤查浙省虧空之事，對竇光鼐來說，是福是禍，一開始還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舉對竇比較有利。因為，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等人，態度已很明確，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將就了事”，不願徹底清查，而且反對竇之盤庫懲貪的做法，如仍由曹做主，此案隻能不了了之，現在換了一個新的決策者，總會增加支持徹底盤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當時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頗有才幹、為國著想、辦事公正的軍國大臣，曾經查辦了甘肅捐監冒賑和陳輝祖吞沒入官金子等大案，想來他會支持堅決清查虧空的。
但是，情理歸情理，事實是事實，阿桂一到浙東，就出乎竇光鼐的想象和願望，給竇來了一個下馬威。阿桂與曹文埴等一起，當麵詢問竇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陽二縣借穀勒派之事，係何人告知？竇稱“不能記憶姓名”。阿桂又問：你所言藩司、織造盛柱進京攜帶銀兩，有何證據？竇“亦不能指實”。《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質詢，是有偏見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說是出乎常情的。竇光鼐乃一學政，職掌在於教育，民政非其所責，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虧空之事，當然隻能是“風聞言事”，不可能大遣屬員差役詳悉查審，在這樣的條件下，阿桂要竇提供確證，豈不是強人之所難？至於平陽虧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該問，問此做甚？是辦案還是別有用心？竇以“不能記憶姓名”相答，確算比較藝術，當然不需要也不應該將此告訴阿桂，誰知你打的什麽算盤？
阿桂將上述問答向帝報告，並著重講述了盛柱攜銀進京之事。阿桂奏：盛柱上年進京，帶有應解人參價銀三萬九千餘兩，到京後赴廣儲司兌交。盛柱稱並未給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後繼位為君之嘉慶帝)送予物件。
阿桂如此上奏，顯然表明是不滿竇光鼐之所為，認為其是無事生非，擾亂浙省，誣陷好人。這一奏折，影響巨大，頓使乾隆帝對竇光鼐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嘉其據實直奏，改變為斥其信口誣人，從愛其所奏，變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諭，奚落和斥責竇光鼐說：竇言不能記憶報告平陽縣虧空之人的姓名，“是竇光鼐既欲於朕前見長，又恐得罪眾人，實屬進退無據”。竇見盛柱進京帶銀數多，“遂疑為盛柱私貲，若如此疑人，天下竟無一清廉之官矣！尤為可笑”。“至總督、藩司收受屬員門包饋送，事關大員婪索，若並無確據，何得率行陳奏，乃詢問該學政，毫無指實，是竟係信口誣人。若竇光鼐欲誣人謀反，將不論其有無，將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辦，則竇光鼐與曹文埴等爭執扳引，即經年之久，辦理亦不能完結，更複成何事體！今阿桂與曹文埴等公同麵詢，逐層駁詰，俱確有可據，竇光鼐竟不能複置一詞”。著將此旨由五百裏傳諭阿桂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8.
乾隆帝為什麽對竇光鼐以及對浙省虧空的看法和態度(準備就曹文埴之奏了結此案)，發生了這樣根本的變化？究竟是什麽原因？他沒有明確講述，但剖析與此旨相關的上諭，聯係時局，還是可以歸納出幾點推論。其一，阿桂等係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聽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諭中訓斥竇光鼐無自知之明說：“阿桂、曹文埴、伊齡阿，屢蒙任使，皆係素能辦事之人。朕之信竇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竇光鼐反躬自問，亦必不敢自以為在阿桂上也。”《清高宗實錄》卷1260，頁3.
其二，盛柱是內務府人員，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織造並晉為布政使，乃竇光鼐劾其有私，並牽涉到其曾送物與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詡，一向對諸皇子嚴加管教，不讓他們與大臣私下交往，更不準發生收受官員禮物的違法行為，迄今為止，此類事尚屬罕見，而今竇卻聲稱盛柱與十五阿哥之間有此醜事，豈不大丟其臉。何況十五阿哥是將來繼承大統之人，關係更大。因此，他一聽到阿桂奏稱盛柱說未送物品，“阿哥亦從不許其幫助”時，高興極了，在斥責竇之諭中著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謹慎，宮中廩給亦優，本無需伊等幫助之處，盛柱所言，自屬可信，朕閱之深為嘉悅”。《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7.皇上這種內心深處的秘密，隻有阿桂這樣久侍禁近之親信大臣才能意揣，書呆子竇光鼐焉能知曉？
其三，乾隆帝此時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從精力和壯誌而言，七十六歲之君當然不如三四十歲時之帝，自然容易失之於寬縱，何況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營私之弊盛行，倉庫錢糧之虧空，成為全國通病。他知悉此情，並不想徹底整頓，隻是要求能過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對錢糧虧空的總方針是“不欲為已甚之舉，亦不為姑息之政”，或者換句話說是“不為已甚去其甚”。他不隻對欽差大臣曹文埴講了這一方針，還在派阿桂赴浙時再三叮嚀其要“仰體朕意，妥協辦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8，卷1252，頁18，卷1254，頁4、14.因此，他自然更願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齡阿追齊原奏之二十餘萬兩虧空之銀，而不樂意采納竇光鼐之徹底盤查的主張。
是否是這些原因，姑且不論，但嚴峻的事實是，乾隆帝聽從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願根究虧空的全部問題，已對竇光鼐采取憎惡、懷疑和動輒訓斥的態度了。對於竇光鼐來說，從此形勢便急轉直下，打擊一個接著一個，處境迅速惡化。
當然，浙江乃魚米之鄉，三十三萬兩的虧空，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數，不過僅僅相當於全省一年人丁田賦銀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彌補，並不是多麽難的事，收入遠比它少、賦銀遠遠少於浙省的山東，虧空的二百萬兩銀，隻用了兩年的時間就補足了，山東能辦到，為什麽浙江用了四年多的時間還交不齊一百三十餘萬兩虧空之銀？顯然，這並非該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員有意延宕抗違。
因此，乾隆帝讀過福嵩之奏後，十分生氣，於五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下諭，嚴厲斥責福嵩說：浙省“向無虧缺之事”，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王？望、陳輝祖貪黷之案相繼敗露後，閩浙總督富勒渾將浙省倉庫虧缺據實查奏，朕因不欲更興大獄，是以降旨令其勒限彌補，乃該省官員曆三四年之久尚未補完，並敢厚顏奏請展限，且公堂立誓，“成何政體”！山東虧空二百餘萬兩，已於二年限期內全完，浙省“何以立限已逾，尚複宕延虧帑”？“是該省大小地方官恃朕有不為已甚之旨，竟敢玩視帑項，一味稽遲”，“此而不嚴加懲創，各省紛紛效尤，伊於何底耶”？《清高宗實錄》卷1249，頁6、7.
乾隆帝於同諭宣布，派三位欽差前往浙省，“對各州縣倉庫徹底盤查”，並於三月二十七日降旨，令福嵩來京候旨，命伊齡阿接替其浙江巡撫之任，革去布政使盛柱之職，命其留內務府郎中職充當杭州織造。《清高宗實錄》卷1249，頁6、7，卷1251，頁9.
巡撫、布政使皆因未完三十三萬餘兩的舊欠而被革職，竇光鼐還說浙省虧空不止此數，各州縣虧空很多很多，這將置原巡撫福嵩、布政使盛柱以及府州縣官於何地？如真確係大量虧空，查出之後，這批官員怎能逃脫革職抄家甚至誅戮發遣的命運？因此，竇光鼐之奏，必然招致浙江全省官員(至少是大部分官員)及其心腹、黨羽的拚死反撲。
其二，惹怒了欽差大臣，遭其暗算和公開打擊。三位欽差大臣是戶部尚書曹文埴、刑部左侍郎薑晟、工部右侍郎伊齡阿。曹文埴進士出身，卓有才幹，從乾隆四十四年任都察院左副都禦史起，曆任刑、兵、工、戶諸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尹，乾隆五十年因與伊齡阿複審員外郎海殺妻假報其自縊案，得其實情，按律懲治，帝獎其不徇情容隱，“公正得大臣體”，擢戶部尚書。薑晟也是進士出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以治獄明慎”為帝賞識，四十二年出授江西按察使，四十五年超擢刑部侍郎，屢被帝派往各省按事讞獄，是乾嘉時期著名的審案能臣。《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22、23；《清史稿》卷321，《曹文埴傳》，卷352，《薑晟傳》。
這三位欽差大臣於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被皇上派往浙省，“徹底盤查”各州縣倉庫，三月至四月初，曾三次奏報情況，前兩次說，據福嵩開報尚虧三十餘萬兩，四月初的奏折則說，“該省虧缺倉庫，自勒限彌補後，尚虧缺三十三萬餘兩，現在酌議清查”。乾隆帝於上述四月十二日的諭旨中，根據竇光鼐之奏，對他們的這一結論予以批駁，指責他們“有將就了事之意”，“欲就案完事，殊非令徹底清厘之意”，諭令他們必須參照竇光鼐所奏各款，逐一詳查，據實嚴參辦理，不得“仍有回護瞻徇，不實不盡”，否則將自取罪咎。這使三位欽差大臣相當難堪，號稱善於辦案的三員大臣，竟不如一個曾被皇上幾次稱之為“迂拙”、“拘鈍無能”的書呆子竇光鼐。況且，這還不隻是臉麵問題，若真如光鼐所奏，欽差大臣則將犯下有負重任徇情失職的大罪，遭帝嚴懲。可見，這三位欽差大臣對竇光鼐肯定是頗為惱怒的。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雖然乾隆帝曾有過嘉獎之旨，並派竇光鼐會同欽差大臣一道徹底清查州縣的虧空，好像竇之從公出發的劾奏，取得了勝利，其處境相當順利，但這隻不過是一時的表麵現象，不久就要發生劇變，竇光鼐很快就要遭到大禍了。
(二)大學士阿桂偏袒同僚諷學政“聖天子”輕信其言訓光鼐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與浙江學政二人分別奏報浙省虧空之事的奏折。曹文埴報：查過寧波、台州、處州等十一府，庫銀倉儲共虧缺銀二十七萬二千餘兩，“核之冊報數目，有減無增，現飭將各州縣存貯之銀，盡數提歸藩庫，並與藩司一切卷宗，逐款核對”。②《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3、5.竇光鼐奏：仙居、黃岩等七縣的前任知縣徐廷翰等人虧缺之數，“多至累萬”。布政使兼杭州織造盛柱上年進京，“攜貲過豐，外間頗有煩言”，“上司進京，屬員饋贐”。總督富勒渾經過嘉興、衢州府、嚴州府上下遊地方，“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②。
從曹、竇之奏看，顯然雙方對浙省虧空之事有著根本對立的見解和對策。欽差大臣曹文埴等人寸步不讓，堅持原有成見，硬說沒有新的虧空，所欠之數比福嵩呈報之數還少，即表明自己無過，並未徇情袒護。竇光鼐則認為浙省虧空太多，僅仙居等七縣的縣官，虧缺之數就多至累萬。雙方之奏都是針對對方而言，拉開了查虧空與反查虧空鬥爭的正式帷幕。
竇光鼐看來確實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興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欽差大臣交鋒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權臣，既彈劾藩司兼織造的盛柱“攜貲過豐”，“屬員饋贐”，即言其有貪汙敗檢行為，又明劾總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兩銀的門包。盡管他是力圖除奸去惡，但涉及之人太多，樹敵太多，策略上有欠考慮，不如一個一個地解決更好。
此時乾隆帝對竇光鼐還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竇之折下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曹文埴所奏將州縣存銀提歸藩庫逐款清查，“自應如此”，令其與竇“和衷詳查辦理”，至於竇光鼐所劾仙居等縣官員之虧缺，是否在二十七萬之內，命曹奏明。其二，竇光鼐身為學政，現科試未竣，又係鄉試之年，著竇即按期考試未考之府，不必參與盤查倉庫。其三，派大學士阿桂到浙，會同曹文埴等徹底查辦，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將盛柱解任候質，命和琳暫署杭州織造，諭阿桂查審盛柱、富勒渾之案。《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4、5、6.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總管盤查浙省虧空之事，對竇光鼐來說，是福是禍，一開始還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舉對竇比較有利。因為，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等人，態度已很明確，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將就了事”，不願徹底清查，而且反對竇之盤庫懲貪的做法，如仍由曹做主，此案隻能不了了之，現在換了一個新的決策者，總會增加支持徹底盤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當時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頗有才幹、為國著想、辦事公正的軍國大臣，曾經查辦了甘肅捐監冒賑和陳輝祖吞沒入官金子等大案，想來他會支持堅決清查虧空的。
但是，情理歸情理，事實是事實，阿桂一到浙東，就出乎竇光鼐的想象和願望，給竇來了一個下馬威。阿桂與曹文埴等一起，當麵詢問竇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陽二縣借穀勒派之事，係何人告知？竇稱“不能記憶姓名”。阿桂又問：你所言藩司、織造盛柱進京攜帶銀兩，有何證據？竇“亦不能指實”。《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質詢，是有偏見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說是出乎常情的。竇光鼐乃一學政，職掌在於教育，民政非其所責，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虧空之事，當然隻能是“風聞言事”，不可能大遣屬員差役詳悉查審，在這樣的條件下，阿桂要竇提供確證，豈不是強人之所難？至於平陽虧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該問，問此做甚？是辦案還是別有用心？竇以“不能記憶姓名”相答，確算比較藝術，當然不需要也不應該將此告訴阿桂，誰知你打的什麽算盤？
阿桂將上述問答向帝報告，並著重講述了盛柱攜銀進京之事。阿桂奏：盛柱上年進京，帶有應解人參價銀三萬九千餘兩，到京後赴廣儲司兌交。盛柱稱並未給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後繼位為君之嘉慶帝)送予物件。
阿桂如此上奏，顯然表明是不滿竇光鼐之所為，認為其是無事生非，擾亂浙省，誣陷好人。這一奏折，影響巨大，頓使乾隆帝對竇光鼐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嘉其據實直奏，改變為斥其信口誣人，從愛其所奏，變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諭，奚落和斥責竇光鼐說：竇言不能記憶報告平陽縣虧空之人的姓名，“是竇光鼐既欲於朕前見長，又恐得罪眾人，實屬進退無據”。竇見盛柱進京帶銀數多，“遂疑為盛柱私貲，若如此疑人，天下竟無一清廉之官矣！尤為可笑”。“至總督、藩司收受屬員門包饋送，事關大員婪索，若並無確據，何得率行陳奏，乃詢問該學政，毫無指實，是竟係信口誣人。若竇光鼐欲誣人謀反，將不論其有無，將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辦，則竇光鼐與曹文埴等爭執扳引，即經年之久，辦理亦不能完結，更複成何事體！今阿桂與曹文埴等公同麵詢，逐層駁詰，俱確有可據，竇光鼐竟不能複置一詞”。著將此旨由五百裏傳諭阿桂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8.
乾隆帝為什麽對竇光鼐以及對浙省虧空的看法和態度(準備就曹文埴之奏了結此案)，發生了這樣根本的變化？究竟是什麽原因？他沒有明確講述，但剖析與此旨相關的上諭，聯係時局，還是可以歸納出幾點推論。其一，阿桂等係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聽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諭中訓斥竇光鼐無自知之明說：“阿桂、曹文埴、伊齡阿，屢蒙任使，皆係素能辦事之人。朕之信竇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竇光鼐反躬自問，亦必不敢自以為在阿桂上也。”《清高宗實錄》卷1260，頁3.
其二，盛柱是內務府人員，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織造並晉為布政使，乃竇光鼐劾其有私，並牽涉到其曾送物與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詡，一向對諸皇子嚴加管教，不讓他們與大臣私下交往，更不準發生收受官員禮物的違法行為，迄今為止，此類事尚屬罕見，而今竇卻聲稱盛柱與十五阿哥之間有此醜事，豈不大丟其臉。何況十五阿哥是將來繼承大統之人，關係更大。因此，他一聽到阿桂奏稱盛柱說未送物品，“阿哥亦從不許其幫助”時，高興極了，在斥責竇之諭中著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謹慎，宮中廩給亦優，本無需伊等幫助之處，盛柱所言，自屬可信，朕閱之深為嘉悅”。《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7.皇上這種內心深處的秘密，隻有阿桂這樣久侍禁近之親信大臣才能意揣，書呆子竇光鼐焉能知曉？
其三，乾隆帝此時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從精力和壯誌而言，七十六歲之君當然不如三四十歲時之帝，自然容易失之於寬縱，何況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營私之弊盛行，倉庫錢糧之虧空，成為全國通病。他知悉此情，並不想徹底整頓，隻是要求能過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對錢糧虧空的總方針是“不欲為已甚之舉，亦不為姑息之政”，或者換句話說是“不為已甚去其甚”。他不隻對欽差大臣曹文埴講了這一方針，還在派阿桂赴浙時再三叮嚀其要“仰體朕意，妥協辦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8，卷1252，頁18，卷1254，頁4、14.因此，他自然更願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齡阿追齊原奏之二十餘萬兩虧空之銀，而不樂意采納竇光鼐之徹底盤查的主張。
是否是這些原因，姑且不論，但嚴峻的事實是，乾隆帝聽從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願根究虧空的全部問題，已對竇光鼐采取憎惡、懷疑和動輒訓斥的態度了。對於竇光鼐來說，從此形勢便急轉直下，打擊一個接著一個，處境迅速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