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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22)
從實踐上看，最早發動這種聯合的是天津各界聯合會。天津各界聯合會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它在各地成立的各界聯合會中是較早的一個。它在成立後，不僅積極組織代表進京請願、從事拒簽和約運動，而且連續派出代表到各地聯絡，推動各地各界聯合會的建立，如韓致祥（麟符）曾被派赴外地活動數月。經聯絡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結果，到9月份，“其已成立各界聯合會者如下：石家莊、太原、漢口、南昌、九江、安慶、杭州、南京、鎮江。其尚在組織中者如下：開封、蕪湖、上海、鄭州。”同年9月中旬，又派出劉清揚等三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聯合會發起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鼓吹建立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重要性。當時前來上海參加籌備工作的還有湖北代表施洋等人。
6月間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學聯，對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它和全國各界聯合會籌備會一起，曾先後派許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漢等地，依靠各地學聯，促進了那裏的各界聯合會的建立。
到11月中旬，各地建立的各界聯合會組織已達50多個。
11月10日，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舉行。到有十幾個省的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共數十人。
劉清揚主持了大會，她在致詞中指出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宗旨是：
“（一）救國家於水火；（二）促國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
孫中山的代表和章太炎也曾到會祝賀和發表演說，他們的講話雖然指出了人民團結和行動一致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強調恢複國會和“護法”是“挽救國家危亡的關鍵”。
其他代表在祝詞中也都強調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重要作用，有的還指出“不可將工界看得太輕”，正是“因有中國三十萬華工在外做工”，中國政府才得以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會。
施洋當時是湖北代表，又是籌備員，他在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過程中，建樹很多。該會的“組織綱領，函電宣言，以及勸告全國農工商學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由施洋起草，為大會一致通過的《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宣言》中指出：“今之世界，端在多數國民之自決，決非少數人所能支配。故群眾自動，已成世界人類圖存之定義。”宣言回顧了：“數月以來，國之群眾運動，風起雲湧，雖受種種壓迫，不少顧卻；大義當前，決不退讓”，從而指出：“人類之精神貴團結，不取渙散，而尤賴有正當之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就是根據這一精神而建立的，它的性質，“純為平民之組織”，“一洗從前崇拜首領之舊習，以力謀公眾之幸福，不受少數人之操縱。合各界為一體，以覺悟人群為主旨。”
大會產生之聯合會機構，分評議、執行二部。施洋、劉清揚等都在其中任職。施洋被選為第一屆評議部主任，不久（12月9日），又被選為常任委員（常任委員共九人），負責日常會務工作，他的“熱忱毅力，夙所共佩”。
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後，大力開展宣傳和組織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各地愛國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被反動派視為“內地屢次發生風潮”的“根據地”。直至1920年5月6日，它在京滬反動當局和法國使、領館的密謀下，才被查封。
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領導機構和籌建人員中，雖有許多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參加，但其性質仍然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群眾組織。從其宗旨、宣言和活動來看，還看不到受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組織的建立卻反映了當時群眾愛國運動的一種總趨勢，即由各地的自發鬥爭進一步組織起來。特別是反映了群眾覺悟的進一步提高：“大聯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當他們一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時，就將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無敵於天下，什麽帝國主義、軍閥，都不在話下。
對閩案的聲援
魯案未平，閩案又起。
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國主義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乘機擴大勢力，更不許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動之發生。
1919年11月間，福州學生為提倡國貨和抵製日貨，常到各商店進行調查，並有時焚毀日貨。但駐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團，竟於11月16日午後六時，集眾數十人，持械尋釁，故意與學生發生衝突，結果擊傷學生七人，擊斃一人，並傷市民多人，造成震動全國的“福州慘案”。駐福州的日本侵略當局，不惟不對凶手嚴加懲治以謝罪，反而電請本國政府借口保護日僑派艦來閩，進行訛詐。為此，福州學聯向全國各地的各界聯合會及學生聯合會發電求援，電文說：“……釁由彼開，損失均在我國……隻論強權，不問是非，軍閥賣國政府昧心隱忍，與之交涉處處讓步。雖因外交暗弱，究竟由於親日關係造成失敗，不能徹底堅強抗爭，反而摧抑民氣。請各省各地愛國團體團結起來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對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嚴懲，並負法律上責任……”
閩案發生後，全國各界聯合會於當日便接到福建學聯的急電。因此，聯合會自11月17日起，便連日急電各地團體、報館，請一致聲援。23日，它又為閩案向各地發出通告，呼籲“速開國民大會，舉辦遊行演講，警告全國父老，使知吾國危亡已在眉睫，迅與日人斷絕國民交易，厲行抵製日貨，決不供給日本一切米糧煤鐵及各種原料”。全國學生聯合會也於12月1日就閩案電各地學聯，要求“每日多派學生遊行演說，痛陳日人並吞吾國之野心，此次在閩之橫暴，喚起國人一致力抗”；“對於日貨須特別加以抵製”；將各地一致讚同之解決閩案八條件急電北京政府外交部，促其與日本政府嚴正交涉。
閩案消息傳到北京，引起學生們的極大憤慨。11月29日，北京學生約5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分為30隊遊行示威。這次遊行，在人數上，是比較多的。在組織上，學生們也積累了更多的經驗，有負責發布新聞招待記者的，有負責救護的，還組織人專門負責偵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動軍警的動靜。遊行隊伍沿途散發了100多種傳單，並高呼“頭可斷，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製日貨”等口號。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在《泣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青島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躪，原閩人意料所及，故雖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實貽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奮鬥。奮鬥矣，又恐力弱致敗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為自衛計者，請共努力行之，我閩人願盡死以活同胞也。”聯合會還提出了“抵貨十人團”的辦法：
一、宗旨：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用日幣，不接濟日本原料和糧食；
二、組織：十人一團，舉一個代表，負連帶責任；
三、責任：團員及自己家庭絕對實行本團宗旨，每人並須勸導十家實行本團宗旨；
四、報告：各團進行結果，報知各地學生或其他團體，由學生會或其他團體公布之。
12月7日，學生們又聯合北京愛國商人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撤換日本駐福州的領事，要求日本懲凶、道歉，並要求收回領事裁判權。大會還決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賣日本貨，並由北京大學等20多個團體，組織“抵製日貨委員會”，有計劃地進行鬥爭。關於12月7日的這次天安門大會，人數空前，影響很大。中美通信社的報道是：“是日不期而（與）會者共有七十六團體，人數共達十萬，於斯可觀民氣之盛。”當日，“各界所發傳單，計有五六種之多，所攜小旗上書‘眾誌成城’‘福州問題嚴重抗議’‘山東問題反對直接交涉’‘打破強權’‘時日曷喪’‘準備宣戰’等等字樣。”
天津各界聯合會及學生聯合會接到福州學聯的來電後，立刻在11月30日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召開國民大會，以抗議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時複電福州學聯，表示慰問和支援；並電北京政府，促其對福州事件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12月20日，天津國民大會在南開操場舉行。即有各團體的代表和演講員輪流在五個講台上演講，詳述福州慘案經過，聽者無不義憤填膺。下午兩點正式宣布開會後，又有各團體相繼講演，並通過了致北京政府和複福州學聯的通電。會後，當場焚燒了自五四半年多以來因違約而被沒收的日貨。“在場焚燒日貨約有十餘車，內有肥皂盒、臉盆、手巾、東洋鍾等。”焚燒日貨後，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隊伍達數萬人，包括學生、工人、商界、報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個團體，其中有30多個學校的學生（包括小學生）和商會的80多個行業的公會，還有一部分碼頭搬運工人、人力車工人、油漆泥瓦工人等。遊行隊伍各舉旗幟，高呼口號，情緒之激昂和熱烈，為五四以來所僅有。各馬路商店，亦都休息半日，在門前備好茶點，歡迎並慰勞遊行隊伍。
天津國民大會曾散發一《宣言書》，其中寫道：“五四運動以來，吾津設各界聯合會為全國倡，諸君子慘淡經營，奔走盡瘁，半載有餘，而滬上全國各界聯合會始告成立。天下事，有誌竟成，精神所注，金石為開，此已足見吾國民程度之猛進非常矣。今則於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之後，又值閩事發生，各省紛紛開國民大會，吾津人士，亦義憤填膺，起而為外交後盾，則國民自決之進步，固吾中華民國之大幸也。”宣言在提出“力爭閩案”、“嚴防直接交涉”、“抵製日貨”三項宗旨之後，號召說：“救閩也，救魯也，救國也，皆自救之計也。自救之效果，皆須由自救之宗旨而取得之。嗟呼！吾國有賣國賊盤踞於中，有日人窺伺於外，又有涼血動物出沒於社會，國亡無日，可為寒心。吾數千萬同胞，如其願亡國、亡身，自處於奴隸牛馬之列，則亦已矣！否則，則各發天良，各爭義憤，視閩事、魯事如己事，一致對外，而不容惡政府之通敵以誤國，庶幾吾黃帝神明之遺胄，或可綿延而勿絕也。死生存亡，視此一舉，惟請諸同胞，亟起而圖之。”
“福建慘案”消息傳到山東後，山東各界即在12月3日召開大會，表示對閩案聲援。接著山東學聯發出通知，號召各地學生來省於12月25日開聯合大會，並擬召開全省國民大會，以聲援福州學生，加強閩案交涉。但濟南反動當局竟於23日將學聯取消。學生要求恢複未準，遂於24日一律罷課，並擬遊行示威。反動當局命軍警包圍各校，阻止學生外出。學生奮不顧身，衝出重圍，被軍警毆傷多人。
濟南學生在要求恢複學聯的同時，又提出在新年放假期間聯合演唱新戲進行募捐的要求，但這項活動又遭反動軍警的破壞，學生被打傷多人。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職員的極大憤怒，宣布自1月2日起停職罷教。最後，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教師、學生遂於1月19日複課。不久，寒假已到，運動受到一定影響。
上海距離福建較近，消息也較靈通，聲援活動也進行得較早。11月23日，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上海各界大會，並邀請了福建代表報告“福州慘案”經過。大會從下午2時開至6時，最後決議提出八項要求，要北京外交部迅即交涉、堅持，其電文如下：
“北京外交部鑒：福州日僑擊斃我國學生，並傷商民軍警，彼國政府反派軍艦前往。此間各界異常憤激，特於本日在公共體育場開大會，到者三萬餘人，公決應向日本政府要求八條”
（一）更換駐閩日領；
（二）由日本政府謝罪；
（三）慰恤死傷者；
（四）懲辦犯罪日人；
（五）保證此後日商不得攜帶武器；
（六）懲罰駐閩日領署警察長；
（七）撤銷日本領事裁判權；
“（八）限日本軍艦軍隊離閩。即乞尊重民意，迅即提出交涉，始終堅持，誓達目的，慎勿故示弱點以辱國招禍也。上海各界大會叩。漾（23日）。”
12月2日，上海學生會評議部還作出了如下的決議：
“（一）福建交涉實中國存亡之關鍵，喚醒國民，激勵民氣，決非一日之遊行演講足以藏事，故議決通告各分會，自本月三號起停課四日，全體出發演講，散發傳單，及要求各路商店填寫永不進日貨之誌願書。（二）各分會宜於停課期內，從速組織國民軍，其辦法宜仿照童子軍，編列號目隊數，設一總司令主持一切。”
除北京、天津、濟南、上海外，全國各省許多地區，如南京、鬆江、長沙、蘇州、杭州、開封、廣州、嘉興、南昌、如皋、武漢、九江、長辛店、南通、鎮江、昆明等地都展開了聲援閩案的活動。所以，這一運動的聲勢也是浩大的，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殿軍一戰。12月17日，全國各界聯合會在致各地各團體的電文中，提出三項“自衛之方”：“一、以演說、遊行、傳單等促全國人之覺悟；二、積極抵製日貨，不供給日本米糧煤鐵及種種原料，以促日人之反省；三、趕辦學生軍、商團、民團，以厚人民實力。”聯合會號召各地“一致進行，以收眾誌成城之效”。從這個電文來看，經過五四愛國運動鍛煉的人民群眾，覺悟又有了很大提高，已提出“趕辦學生軍、商團、民團，以厚人民實力”的要求了。
聲援閩案的鬥爭後，愛國運動還在持續發展，如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聲援天津學生反對反動派鎮壓、逮捕學生等運動，也是很有聲勢的。但作為全國性的五四愛國運動來說，到1920年，已是尾聲了。
（摘自《五四運動史》）
毛澤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是由誰領導的呢？毛澤東曾對此作過生動的論述。他說：
（此時）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裏，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稱陳獨秀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是當之無愧的。他不僅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輿論等方麵的準備，而且直接參與發動了5月4日的上街遊行示威。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噩耗傳來時，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義憤填膺，怒火中燒。5月2日，北大學生2000餘名舉行集會抗議，3日，北京各界紛紛集會，討論山東問題的對策。5月1日，李大釗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五一節”May雜感》一文，鮮明地提出了“直接行動”的口號。5月3日，陳獨秀為《每周評論》寫了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評論，指出：
巴黎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話。
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即巴黎和會及國內正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的直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陳獨秀的這篇文篇，但其中的思想在他們中間早已廣為流傳。據當年北大預科學生羅章龍回憶：
“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他這些號召的鼓動下，各院校的青年學生代表，在‘五四’前夕，秘密組織了一個行動小組。”
正是這個小組，在五四運動的發動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愛國運動。從5月4日到6月上旬，陳獨秀和李大釗利用《每周評論》這個陣地，組織輿論支持學生的鬥爭，開辟“山東問題”專欄，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交涉經過，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指導運動的發展。陳獨秀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奮筆疾書，為五四運動呼號，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
6月3日、4日，北京學生團上街演講。800餘名學生又遭軍警逮捕，分別關押在北大法科講堂和理科校舍，全國最高學府一時變成了拘留所。消息傳出，陳獨秀無比憤慨，對被捕學生十分關切。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價值的文明。
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時間成了青年的座右銘，鼓舞人們。
陳獨秀這位敢說敢為的五四運動總司令，在群眾運動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戰士一樣，也“直接行動”起來了。當五四運動波及全國，三罷鬥爭日益高漲時，他親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適譯成英文，連夜同高一涵到北京嵩祝寺旁一個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時，已深夜一點多鍾了。兩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後，又將底稿和廢紙一概燒得幹幹淨淨”。
《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鬥爭綱領，影響全國，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鬥爭的方向。
陳獨秀的“直接行動”，早已引起京師警察廳注意並密令各區署嚴密監視陳獨秀：
據探報陳獨秀等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等情，並在大溝頭十八號設立印刷機關實屬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開地址，分別按名嚴密監視，並將該印刷機關派員檢查，以遏亂萌。下開列：
陳獨秀聞住一區界內未知確否；
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及鄧康、陳為人等名單和住址。
在此之前，即五四運動爆發不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於5月9日晨秘密離京時，陳獨秀在滬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險，函電促其南下”，他氣憤地回答道：
“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惡濁之社會也。”
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明知處境險惡，但他勇往直前不退縮，像普通戰士一樣“直接行動”起來。於6月11日晚，在新世界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一場災難從天而降，他身體力行地書寫了真正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的被捕如同重磅炸彈爆炸，引起全國震驚。自6月13日起，北京《晨報》《北京日報》、上海《申報》《時報》《民國日報》《福州日報》等全國各地報刊，紛紛以顯著位置發表消息、評論，刊登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和青年學生的通電與函件。頓時，群情激憤，“函電交馳，多方營救”，強烈譴責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據理為陳獨秀的革命行動辯護，要求立即將其釋放出獄。安徽各界也紛紛投入營救活動，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為安徽人，於是旅京和旅滬皖人通過同鄉關係，紛紛為營救陳獨秀奔走說項。安徽省長呂惆元也致電吳炳湘：
“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裏後進，保全省釋。”毛澤東在他所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專門撰寫了《陳獨秀被捕及營救》一文，高度稱讚陳獨秀當時在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他指出：“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他說：“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答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又熱情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被捕引起孫中山的關心。他在上海一見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就說，你們逮捕了陳獨秀：
“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
許世英聽了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北京反動當局的種種陰謀終未能得逞，不得不於9月16日下午4時，將陳獨秀釋放出獄。
98天鐵窗生活，使陳獨秀革命意誌更加堅強。同時，他也冷靜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及其未來，對日後的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久，他應邀秘密到武漢講演，但國內各大報均以大字刊登消息，引起北洋政府更加不安，於是派軍警到陳宅門前監視，企圖待他回京時再加逮捕。陳獨秀妻子高君曼發覺後，立即告知李大釗，李大釗與高一涵等緊急商定，派人到火車站將陳獨秀巧妙地接至他處，方免再被逮捕。北京不是陳獨秀久留之地。1920年2月中旬，李大釗親自護送他出京。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發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得發亮，坐在車子裏麵。李大釗則跨坐在坐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佯裝成出外收賬的商人模樣。騾車得得地前行，沿途關卡處以及住店食宿，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釗出麵辦理，不要陳開口講一句話，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這樣一路順利到達了天津，陳即由天津乘輪前往上海。在送往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心心相印，相約分別在南北方聯手開展籌建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的大業。
（摘自《中國百年政治風雲實錄》）
6月間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學聯，對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建立起了促進作用，它和全國各界聯合會籌備會一起，曾先後派許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漢等地，依靠各地學聯，促進了那裏的各界聯合會的建立。
到11月中旬，各地建立的各界聯合會組織已達50多個。
11月10日，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舉行。到有十幾個省的各界聯合會的代表，共數十人。
劉清揚主持了大會，她在致詞中指出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宗旨是：
“（一）救國家於水火；（二）促國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
孫中山的代表和章太炎也曾到會祝賀和發表演說，他們的講話雖然指出了人民團結和行動一致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強調恢複國會和“護法”是“挽救國家危亡的關鍵”。
其他代表在祝詞中也都強調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重要作用，有的還指出“不可將工界看得太輕”，正是“因有中國三十萬華工在外做工”，中國政府才得以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會。
施洋當時是湖北代表，又是籌備員，他在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過程中，建樹很多。該會的“組織綱領，函電宣言，以及勸告全國農工商學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由施洋起草，為大會一致通過的《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宣言》中指出：“今之世界，端在多數國民之自決，決非少數人所能支配。故群眾自動，已成世界人類圖存之定義。”宣言回顧了：“數月以來，國之群眾運動，風起雲湧，雖受種種壓迫，不少顧卻；大義當前，決不退讓”，從而指出：“人類之精神貴團結，不取渙散，而尤賴有正當之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就是根據這一精神而建立的，它的性質，“純為平民之組織”，“一洗從前崇拜首領之舊習，以力謀公眾之幸福，不受少數人之操縱。合各界為一體，以覺悟人群為主旨。”
大會產生之聯合會機構，分評議、執行二部。施洋、劉清揚等都在其中任職。施洋被選為第一屆評議部主任，不久（12月9日），又被選為常任委員（常任委員共九人），負責日常會務工作，他的“熱忱毅力，夙所共佩”。
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後，大力開展宣傳和組織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各地愛國運動的延續和發展，被反動派視為“內地屢次發生風潮”的“根據地”。直至1920年5月6日，它在京滬反動當局和法國使、領館的密謀下，才被查封。
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領導機構和籌建人員中，雖有許多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參加，但其性質仍然是一個愛國主義的群眾組織。從其宗旨、宣言和活動來看，還看不到受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這個組織的建立卻反映了當時群眾愛國運動的一種總趨勢，即由各地的自發鬥爭進一步組織起來。特別是反映了群眾覺悟的進一步提高：“大聯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眾是曆史的主人，當他們一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時，就將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無敵於天下，什麽帝國主義、軍閥，都不在話下。
對閩案的聲援
魯案未平，閩案又起。
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國主義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略者乘機擴大勢力，更不許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動之發生。
1919年11月間，福州學生為提倡國貨和抵製日貨，常到各商店進行調查，並有時焚毀日貨。但駐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團，竟於11月16日午後六時，集眾數十人，持械尋釁，故意與學生發生衝突，結果擊傷學生七人，擊斃一人，並傷市民多人，造成震動全國的“福州慘案”。駐福州的日本侵略當局，不惟不對凶手嚴加懲治以謝罪，反而電請本國政府借口保護日僑派艦來閩，進行訛詐。為此，福州學聯向全國各地的各界聯合會及學生聯合會發電求援，電文說：“……釁由彼開，損失均在我國……隻論強權，不問是非，軍閥賣國政府昧心隱忍，與之交涉處處讓步。雖因外交暗弱，究竟由於親日關係造成失敗，不能徹底堅強抗爭，反而摧抑民氣。請各省各地愛國團體團結起來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對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嚴懲，並負法律上責任……”
閩案發生後，全國各界聯合會於當日便接到福建學聯的急電。因此，聯合會自11月17日起，便連日急電各地團體、報館，請一致聲援。23日，它又為閩案向各地發出通告，呼籲“速開國民大會，舉辦遊行演講，警告全國父老，使知吾國危亡已在眉睫，迅與日人斷絕國民交易，厲行抵製日貨，決不供給日本一切米糧煤鐵及各種原料”。全國學生聯合會也於12月1日就閩案電各地學聯，要求“每日多派學生遊行演說，痛陳日人並吞吾國之野心，此次在閩之橫暴，喚起國人一致力抗”；“對於日貨須特別加以抵製”；將各地一致讚同之解決閩案八條件急電北京政府外交部，促其與日本政府嚴正交涉。
閩案消息傳到北京，引起學生們的極大憤慨。11月29日，北京學生約5000餘人，齊集天安門，分為30隊遊行示威。這次遊行，在人數上，是比較多的。在組織上，學生們也積累了更多的經驗，有負責發布新聞招待記者的，有負責救護的，還組織人專門負責偵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動軍警的動靜。遊行隊伍沿途散發了100多種傳單，並高呼“頭可斷，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製日貨”等口號。旅京福建學生聯合會在《泣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青島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躪，原閩人意料所及，故雖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實貽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奮鬥。奮鬥矣，又恐力弱致敗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為自衛計者，請共努力行之，我閩人願盡死以活同胞也。”聯合會還提出了“抵貨十人團”的辦法：
一、宗旨：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用日幣，不接濟日本原料和糧食；
二、組織：十人一團，舉一個代表，負連帶責任；
三、責任：團員及自己家庭絕對實行本團宗旨，每人並須勸導十家實行本團宗旨；
四、報告：各團進行結果，報知各地學生或其他團體，由學生會或其他團體公布之。
12月7日，學生們又聯合北京愛國商人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撤換日本駐福州的領事，要求日本懲凶、道歉，並要求收回領事裁判權。大會還決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賣日本貨，並由北京大學等20多個團體，組織“抵製日貨委員會”，有計劃地進行鬥爭。關於12月7日的這次天安門大會，人數空前，影響很大。中美通信社的報道是：“是日不期而（與）會者共有七十六團體，人數共達十萬，於斯可觀民氣之盛。”當日，“各界所發傳單，計有五六種之多，所攜小旗上書‘眾誌成城’‘福州問題嚴重抗議’‘山東問題反對直接交涉’‘打破強權’‘時日曷喪’‘準備宣戰’等等字樣。”
天津各界聯合會及學生聯合會接到福州學聯的來電後，立刻在11月30日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召開國民大會，以抗議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時複電福州學聯，表示慰問和支援；並電北京政府，促其對福州事件向日本提出嚴正交涉。
12月20日，天津國民大會在南開操場舉行。即有各團體的代表和演講員輪流在五個講台上演講，詳述福州慘案經過，聽者無不義憤填膺。下午兩點正式宣布開會後，又有各團體相繼講演，並通過了致北京政府和複福州學聯的通電。會後，當場焚燒了自五四半年多以來因違約而被沒收的日貨。“在場焚燒日貨約有十餘車，內有肥皂盒、臉盆、手巾、東洋鍾等。”焚燒日貨後，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隊伍達數萬人，包括學生、工人、商界、報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個團體，其中有30多個學校的學生（包括小學生）和商會的80多個行業的公會，還有一部分碼頭搬運工人、人力車工人、油漆泥瓦工人等。遊行隊伍各舉旗幟，高呼口號，情緒之激昂和熱烈，為五四以來所僅有。各馬路商店，亦都休息半日，在門前備好茶點，歡迎並慰勞遊行隊伍。
天津國民大會曾散發一《宣言書》，其中寫道：“五四運動以來，吾津設各界聯合會為全國倡，諸君子慘淡經營，奔走盡瘁，半載有餘，而滬上全國各界聯合會始告成立。天下事，有誌竟成，精神所注，金石為開，此已足見吾國民程度之猛進非常矣。今則於全國各界聯合會成立之後，又值閩事發生，各省紛紛開國民大會，吾津人士，亦義憤填膺，起而為外交後盾，則國民自決之進步，固吾中華民國之大幸也。”宣言在提出“力爭閩案”、“嚴防直接交涉”、“抵製日貨”三項宗旨之後，號召說：“救閩也，救魯也，救國也，皆自救之計也。自救之效果，皆須由自救之宗旨而取得之。嗟呼！吾國有賣國賊盤踞於中，有日人窺伺於外，又有涼血動物出沒於社會，國亡無日，可為寒心。吾數千萬同胞，如其願亡國、亡身，自處於奴隸牛馬之列，則亦已矣！否則，則各發天良，各爭義憤，視閩事、魯事如己事，一致對外，而不容惡政府之通敵以誤國，庶幾吾黃帝神明之遺胄，或可綿延而勿絕也。死生存亡，視此一舉，惟請諸同胞，亟起而圖之。”
“福建慘案”消息傳到山東後，山東各界即在12月3日召開大會，表示對閩案聲援。接著山東學聯發出通知，號召各地學生來省於12月25日開聯合大會，並擬召開全省國民大會，以聲援福州學生，加強閩案交涉。但濟南反動當局竟於23日將學聯取消。學生要求恢複未準，遂於24日一律罷課，並擬遊行示威。反動當局命軍警包圍各校，阻止學生外出。學生奮不顧身，衝出重圍，被軍警毆傷多人。
濟南學生在要求恢複學聯的同時，又提出在新年放假期間聯合演唱新戲進行募捐的要求，但這項活動又遭反動軍警的破壞，學生被打傷多人。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職員的極大憤怒，宣布自1月2日起停職罷教。最後，反動當局迫於形勢，不得不予肇事人員以處分，給學生損失以一定賠償。教師、學生遂於1月19日複課。不久，寒假已到，運動受到一定影響。
上海距離福建較近，消息也較靈通，聲援活動也進行得較早。11月23日，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舉行了有3萬人參加的上海各界大會，並邀請了福建代表報告“福州慘案”經過。大會從下午2時開至6時，最後決議提出八項要求，要北京外交部迅即交涉、堅持，其電文如下：
“北京外交部鑒：福州日僑擊斃我國學生，並傷商民軍警，彼國政府反派軍艦前往。此間各界異常憤激，特於本日在公共體育場開大會，到者三萬餘人，公決應向日本政府要求八條”
（一）更換駐閩日領；
（二）由日本政府謝罪；
（三）慰恤死傷者；
（四）懲辦犯罪日人；
（五）保證此後日商不得攜帶武器；
（六）懲罰駐閩日領署警察長；
（七）撤銷日本領事裁判權；
“（八）限日本軍艦軍隊離閩。即乞尊重民意，迅即提出交涉，始終堅持，誓達目的，慎勿故示弱點以辱國招禍也。上海各界大會叩。漾（23日）。”
12月2日，上海學生會評議部還作出了如下的決議：
“（一）福建交涉實中國存亡之關鍵，喚醒國民，激勵民氣，決非一日之遊行演講足以藏事，故議決通告各分會，自本月三號起停課四日，全體出發演講，散發傳單，及要求各路商店填寫永不進日貨之誌願書。（二）各分會宜於停課期內，從速組織國民軍，其辦法宜仿照童子軍，編列號目隊數，設一總司令主持一切。”
除北京、天津、濟南、上海外，全國各省許多地區，如南京、鬆江、長沙、蘇州、杭州、開封、廣州、嘉興、南昌、如皋、武漢、九江、長辛店、南通、鎮江、昆明等地都展開了聲援閩案的活動。所以，這一運動的聲勢也是浩大的，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殿軍一戰。12月17日，全國各界聯合會在致各地各團體的電文中，提出三項“自衛之方”：“一、以演說、遊行、傳單等促全國人之覺悟；二、積極抵製日貨，不供給日本米糧煤鐵及種種原料，以促日人之反省；三、趕辦學生軍、商團、民團，以厚人民實力。”聯合會號召各地“一致進行，以收眾誌成城之效”。從這個電文來看，經過五四愛國運動鍛煉的人民群眾，覺悟又有了很大提高，已提出“趕辦學生軍、商團、民團，以厚人民實力”的要求了。
聲援閩案的鬥爭後，愛國運動還在持續發展，如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聲援天津學生反對反動派鎮壓、逮捕學生等運動，也是很有聲勢的。但作為全國性的五四愛國運動來說，到1920年，已是尾聲了。
（摘自《五四運動史》）
毛澤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是由誰領導的呢？毛澤東曾對此作過生動的論述。他說：
（此時）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裏，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稱陳獨秀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是當之無愧的。他不僅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輿論等方麵的準備，而且直接參與發動了5月4日的上街遊行示威。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噩耗傳來時，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義憤填膺，怒火中燒。5月2日，北大學生2000餘名舉行集會抗議，3日，北京各界紛紛集會，討論山東問題的對策。5月1日，李大釗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五一節”May雜感》一文，鮮明地提出了“直接行動”的口號。5月3日，陳獨秀為《每周評論》寫了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評論，指出：
巴黎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話。
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即巴黎和會及國內正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的直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陳獨秀的這篇文篇，但其中的思想在他們中間早已廣為流傳。據當年北大預科學生羅章龍回憶：
“要采取‘直接行動’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他的這些言論非常符合當時激進青年的心意。青年們對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趨團結在他的周圍。正是在他這些號召的鼓動下，各院校的青年學生代表，在‘五四’前夕，秘密組織了一個行動小組。”
正是這個小組，在五四運動的發動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愛國運動。從5月4日到6月上旬，陳獨秀和李大釗利用《每周評論》這個陣地，組織輿論支持學生的鬥爭，開辟“山東問題”專欄，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交涉經過，及時總結運動的情況和經驗，指導運動的發展。陳獨秀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奮筆疾書，為五四運動呼號，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
6月3日、4日，北京學生團上街演講。800餘名學生又遭軍警逮捕，分別關押在北大法科講堂和理科校舍，全國最高學府一時變成了拘留所。消息傳出，陳獨秀無比憤慨，對被捕學生十分關切。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研究室與監獄》一文：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價值的文明。
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時間成了青年的座右銘，鼓舞人們。
陳獨秀這位敢說敢為的五四運動總司令，在群眾運動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戰士一樣，也“直接行動”起來了。當五四運動波及全國，三罷鬥爭日益高漲時，他親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適譯成英文，連夜同高一涵到北京嵩祝寺旁一個為北大印講義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時，已深夜一點多鍾了。兩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後，又將底稿和廢紙一概燒得幹幹淨淨”。
《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鬥爭綱領，影響全國，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鬥爭的方向。
陳獨秀的“直接行動”，早已引起京師警察廳注意並密令各區署嚴密監視陳獨秀：
據探報陳獨秀等以印刷物品傳播過激主義煽惑工人等情，並在大溝頭十八號設立印刷機關實屬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開地址，分別按名嚴密監視，並將該印刷機關派員檢查，以遏亂萌。下開列：
陳獨秀聞住一區界內未知確否；
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及鄧康、陳為人等名單和住址。
在此之前，即五四運動爆發不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迫於5月9日晨秘密離京時，陳獨秀在滬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險，函電促其南下”，他氣憤地回答道：
“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監處死，不欲生存於惡濁之社會也。”
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明知處境險惡，但他勇往直前不退縮，像普通戰士一樣“直接行動”起來。於6月11日晚，在新世界親自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一場災難從天而降，他身體力行地書寫了真正有價值的文明……
陳獨秀的被捕如同重磅炸彈爆炸，引起全國震驚。自6月13日起，北京《晨報》《北京日報》、上海《申報》《時報》《民國日報》《福州日報》等全國各地報刊，紛紛以顯著位置發表消息、評論，刊登各社會團體、名流、學者和青年學生的通電與函件。頓時，群情激憤，“函電交馳，多方營救”，強烈譴責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據理為陳獨秀的革命行動辯護，要求立即將其釋放出獄。安徽各界也紛紛投入營救活動，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為安徽人，於是旅京和旅滬皖人通過同鄉關係，紛紛為營救陳獨秀奔走說項。安徽省長呂惆元也致電吳炳湘：
“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裏後進，保全省釋。”毛澤東在他所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專門撰寫了《陳獨秀被捕及營救》一文，高度稱讚陳獨秀當時在思想界的地位和影響，他指出：“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他說：“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而陳君平時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錮報答他。但是，“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文章結尾又熱情寫道：“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被捕引起孫中山的關心。他在上海一見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許世英，就說，你們逮捕了陳獨秀：
“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死，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
許世英聽了連忙說：“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北京反動當局的種種陰謀終未能得逞，不得不於9月16日下午4時，將陳獨秀釋放出獄。
98天鐵窗生活，使陳獨秀革命意誌更加堅強。同時，他也冷靜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及其未來，對日後的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久，他應邀秘密到武漢講演，但國內各大報均以大字刊登消息，引起北洋政府更加不安，於是派軍警到陳宅門前監視，企圖待他回京時再加逮捕。陳獨秀妻子高君曼發覺後，立即告知李大釗，李大釗與高一涵等緊急商定，派人到火車站將陳獨秀巧妙地接至他處，方免再被逮捕。北京不是陳獨秀久留之地。1920年2月中旬，李大釗親自護送他出京。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發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得發亮，坐在車子裏麵。李大釗則跨坐在坐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佯裝成出外收賬的商人模樣。騾車得得地前行，沿途關卡處以及住店食宿，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釗出麵辦理，不要陳開口講一句話，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這樣一路順利到達了天津，陳即由天津乘輪前往上海。在送往途中，李大釗與陳獨秀心心相印，相約分別在南北方聯手開展籌建中國共產黨“開天辟地”的大業。
（摘自《中國百年政治風雲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