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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21)
又是一天的戰鬥，軍警無法禁止他們的活動，馬駿同誌領導代表鬥爭的堅決，受到群眾的愛戴，也為賣國政府所畏懼，賣國政府無計可施，於是設法下毒手，把請願大隊都壓縮到天安門裏邊，包圍起來，並聲稱要逮捕馬駿。
但是，他們搜捕很久，也找不到馬駿，他們就用槍托，皮鞭亂打學生，脅迫代表們交出馬駿。
大家雖受到毒打，仍然設法掩護馬駿，不要馬駿出來。但馬駿不忍同學們挨打，就毅然挺身而出，大喊說：“你們不要打人、罵人，我就是馬駿，要逮捕就逮捕好了。”軍警們如狼似虎地撲上來，就把馬駿抓住了。頓時學生群起反抗，要求釋放馬駿。反動軍警當然不肯，他們有意要使群龍無首，好驅逐解散請願群眾。
馬駿當時卻毫無懼色，從容地向同學告別，高呼：“同學們我們此來，是抱定犧牲決心的，我今被捕，不必恐懼，堅持奮鬥一定會勝利的。逮捕一個，更會奮起十個、百個、千個的愛國者。愛國者是逮捕不完的。暫時告別了！同學們堅持奮鬥到底！祖國萬歲！”“祖國萬歲！”“自由萬歲！”馬駿的聲音如洶猛的狂濤，怒吼起來。
群眾雖然被毒打驅散，但全城燈光的輝映，同學們的講演聲、口號聲，仍然震撼寰宇。8月23日，第二次請願的消息傳遍全國，全國的學生和愛國人民，都沸騰起來了。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示威遊行，雪片似的通電紛紛打給北京政府，提出斥責，抗議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釋放。
第一批山東代表捕進去，第二批請願代表又來了。這批請願代表，積極展開宣傳活動，到處散發傳單，揭露馬良暴行。傳單有多種，文字簡短有力，北京街道的行人，在看到這些傳單後，都非常感動。有一張傳單訴述請願代表被捕，全文是：
取消山東戒嚴令！
懲辦馬良！
這兩件事，是北京、天津、濟南、唐山等處的代表向總統請願的。總統不但不見，反把代表等一幫囚在警廳裏！一幫困在新華門前。
啊！隻許賣國的官吏橫行，不許小百姓愛國！
大家快起來想法吧！
還有一張傳單，揭發馬良和反動政府的罪行，全文是：
請願！請願！要大家發點天良！救山東同胞！救自己！
山東鎮守使馬良，原是武人，不能盡他的天職，護衛國家，反例幹涉行政、司法、外交，現在甚至恃借其勢賣國，妄殺無辜，毆辱學生，禁止國民提倡國貨，竟公然說道日本賣給他軍械，是他的恩人，中國要和日本合並等等荒謬極了的話。這樣看來，政府不但不懲戒於他，還要信重他，用戒嚴令箝製人民的口，又拘留這一次的請願代表，這不是政府竟想叫山東人民無聲無息的做日本奴隸麽？
諸位呀！時急矣！事迫矣！大家快起來，求政府中人發點天良吧！
反動政府是不會自動發“天良”的，隻有靠人民群眾堅持不懈的鬥爭。
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誌會，是估計了這次請願的艱巨性的，並作了代表可能被捕的準備。當北京請願代表被捕的消息傳到天津的時候，周恩來向學聯的幹部指出：這正是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被捕，隻要經得起考驗，不算什麽！但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周恩來又在天津學生報社聯合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報告了請願的經過，並指出：當前應把注意力集中到請願鬥爭上來，必須進一步喚起民眾，聯合鬥爭……
當《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關於京津請願代表被捕的《號外》出現在天津街頭的時候，全市沸騰起來了，群眾憤怒聲討賣國政府，上千人要求參加赴京請願鬥爭。8月25日，天津組成了幾百人的隊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兩地學生共三四千人，向總統府進發。同日，以“北京天津濟南山海關唐山蘆台煙台等處各界聯合會”名義散發的傳單中說：
政府壓迫人民，吾們各界的代表，用最後的手段，把犧牲的精神，要求政府的覺悟。吾們第一次的代表三十八人，已經拘在警廳。今日早晨，吾們第二起代表，又向新華門進發。可是政府壓迫的方法更高明了，竟把新華門做拘留所。吾們各界的代表，隻許出不許進，並且吾們的女代表連大小便都不允許。
有記者寫的現場報告中說：“先由警察士兵等齊捕馬駿，馬駿即擠入人叢中不出，學生有持木棒者即行亂毆警察，警察亦還擊，在天安門內循環三周，亦未拿獲馬駿。”
但是，反動派的逮捕並未能壓服群眾。8月30日，學生們仍然在北京街頭發表演說和散布傳單。前門外一帶的演說者當眾表示：“他（指反動派）押一個，我有十個，他殺十個，我有一百個，我們是不怕他的。”
為了推動請願鬥爭的順利發展，營救全體被捕代表，周恩來親自到了北京，他一方麵鼓舞大家的鬥誌，一方麵領導大家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周恩來等學生代表們動員了幾千學生，分別包圍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廳。在廣大群眾的愛國運動壓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等）的營救、保釋下，反動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釋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被捕代表回津後，受到熱烈歡迎。“各界往車站歡迎者，途為之塞，遊行街市，直擁商會開歡迎會。”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覺悟社的誕生
1919年9月2日，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飛馳著，車中坐著周恩來、郭隆真和被釋放的天津代表們。他們一麵從列車的窗口？望著祖國的大地，一麵在思索著和談論著如何拯救這被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鐵蹄所蹂躪的破碎河山。當談到今後如何活動時，郭隆真認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更緊密地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另一位女界愛國同誌會的代表則提出，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加入天津學生聯合會，以壯大學聯的陣容。周恩來除同意以上的意見外，還進一步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除了把兩個組織合並外，還要把這兩個組織中的骨幹分子結合在一起，另組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來推動各項鬥爭和工作；第二，由兩會各推若幹人辦一個刊物，來指導運動的方向，並向廣大愛國同胞宣傳我們的主張。周恩來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全體代表的一致讚同。
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這個核心組織在天津草廠庵學聯會內誕生了。男女社員各半，男社員有周恩來等10人，女社員有郭隆真等10人。10人男社員中，有7個是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學生，一個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一個第一師範的學生，一個北洋大學的學生，他們或是學聯會的正副會長，或是《會報》的主編，或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10個女社員，都是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和學生，也都是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或骨幹。鄧文淑（鄧穎超）是年齡最小的社員，當時是學聯的講演部長。
周恩來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在籌辦中，天津學聯和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便都推周為覺悟社的領導人，但他謙虛地不肯擔任，表示應該平等地輪流負責。可是，每次開會，社員們都推他為主席，雖然總要經過一番推讓，但推讓的結果，最後大家還是異口同聲地說：“還是翔宇來吧！”
由周恩來提議，覺悟社的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方案，其要點是：
（一）用白話文，出一種不定期的小冊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主；
（三）這個小冊子定名為《覺悟》，主辦這個小冊子的團體就叫“覺悟社”；
（四）內容：甲、通過共同研究發表主張，乙、批評社會生活，丙、介紹名人言論，丁、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通過了許多創造性的決議，如：
決議規定組織機構采取委員製，把社內工作分成幾類，大家分工負責。
決議規定新社員的入社，必須有社員3人以上的介紹，經全體社員同意。還通過了女社員的這一提議：發展社員時必須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內男女平等的人數。10月21日和12月21日兩次通過的新社員，都是一男一女，就是根據這一決議實行的。後來因為請求入社和社員介紹的新社員多起來了，又改用一種“社友”的辦法。1920年1月，第一批通過了“社友”10人，也是男女各半，黃正品就是當時通過的“社友”之一。
決議規定“社員用抽簽辦法決定代表個人的號數，代替各人對外的姓名。”抽簽的方法是用50個號碼，各人抽一個，再用這個號碼的諧音取一個別名，用以通信或作筆名。鄧文淑抽的是一號，因此，她別名“逸豪”；周恩來抽的是五號，因此，他別名“伍豪”。
在第一次的會議上，周恩來還提議邀請北京的進步學者，如李大釗等，到天津講演，灌輸新思潮。這項提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李大釗被邀請到天津來作學術講演，並被邀請到覺悟社談話。在覺悟社，李大釗看到這些年輕有為的男女青年，共處一堂，議論國家大事，感到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創舉。“五四”當時，還是男女分校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女高師去發動，還要和女校代表各坐會客室的兩頭，由學監坐在中間加以監視，因為孔夫子說過“男女有別，授受不親”麽！現在覺悟社的青年們，卻以行動把孔夫子的封建教條粉碎了，這如何不使人振奮呢？李大釗對覺悟社的活動，如辦刊物等，都非常讚許。李回到北京後將天津的情形加以介紹，北京的學生們都非常羨慕。
李大釗到覺悟社談話，他那樸素、慈祥、謙虛而親切的態度，給社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走後，社員們朗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特別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戰後的婦人問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受到了很好的馬克思主義教育。
李大釗在和“覺悟社”的談話中，特別強調了男女平等的問題，主張應把女子當成“人”看待。女社員們聽了，非常感興趣。有幾個女社員，長期反對把女性第三人稱寫成“她”，而主張用“伊”來代替。
除李大釗外，錢玄同、劉半農等，也到過天津來講演，也曾到覺悟社來談話。他們有的是被邀請來的；有的則是在聽說天津男女學生合室辦公後，特別來參觀的。
1920年1月，《覺悟》第一期出版了，封麵題字上刊印著醒目的五角星，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照亮了他們前進的道路，促起了他們的覺悟。
在這本大32開、100餘頁的雜誌中，《覺悟》和《覺悟的宣言》是兩篇綱領性的文字，都為周恩來所寫。《覺悟的宣言》指出：“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
周恩來在1919年4月所寫的《遊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遊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後嵐山》等幾首新詩，也都登在《覺悟》第一期上。
瀟瀟雨，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胡；
――模胡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
登高無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雲如帶；
十數電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島民心理，仿佛從情景中呼出：
元老、軍閥、黨閥、資本家……
從此後“將何所恃”？
這些明快、清新而又寓意深刻的字句，讀來十分感人。
總之，天津覺悟社的成立和它出版的《覺悟》，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的北京《晨報》，對覺悟社加以評論說：天津的許多青年學生團體，“由純粹的分子來結合而具有特別色彩的，確是微乎其微了，記者敢對諸君說，天津隻有一個這種的團體，可以說是天津的小明星”，“這團體就是‘覺悟社’，該社產生了三個月，會員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鬥、覺悟的青年結合的小團體”，“他們抱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所以叫覺悟社。”
10月的鬥爭
8月下旬北京“總統府”前的請願鬥爭，沒能達到目的，山東人民很不甘心。9月下旬，山東學、教、農、商各界又在醞釀進京請願。當時返國的華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歐的華工，山東人居多數）也積極參加活動，這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極大恐懼。反動政府三令五申，使華工一律回原籍，並派人暗中破壞、阻撓各界代表的再次進京請願。但是，有誌者事竟成。代表們終於通過各種渠道和天津等地取得了聯係。
覺悟社成立後僅兩天，就迎接了山東來的一個秘密代表團。代表團共六個人，他們都是濟南、青島、煙台等地愛國團體推選出來的。他們要求天津各界聯合會邀集各省區代表到北京為山東問題再來一次大請願。為此，天津學聯電請上海全國學聯出名約集，並派出代表和山東代表一同到了上海。在他們的提議下，上海全國學聯邀集各團體代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大家約定號召全國各地派代表到天津集合，討論行動計劃。
9月20日，各地代表在天津集合，除湖北代表施洋等二人因故未能趕到外，計到有上海、南京、天津、煙台、青島、濟南、蓬萊、黃縣、河南、長辛店、通縣等地的代表共31人。9月下旬的三個夜間（均在12時以後），這些代表們在天津法租界一個教堂的地下室內先後開了3次秘密會議，討論了進京請願的內容和具體步驟。
9月30日，北京東城米市大街的青年會內，發生了一場爭論。原來，各地代表進京後，想約請北京學生共同行動，因此邀請了北京學聯代表在這裏開會。可是，這時把持北京學聯的負責人是張國燾，他在會上公開表示請願不會有什麽結果，主張北京學聯不參加這一活動，並具體地說：北大、清華都不參加。因此，各地代表和他展開了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黃正品（黃愛）。張國燾說：“學生無盾。”黃正品慷慨陳詞，據理以駁，並拍著自己的腦袋說，擔保天津全體學生誓作後盾。結果，這次會議不歡而散。由於張國燾的破壞，北京學生沒有能參加這次鬥爭，上海學聯的一位代表也宣告退出了。
10月1日上午8時，各地的31位代表在中央公園集合後，即向新華門總統府進發。於是，又一次的請願活動開始了。這次請願的五項要求是：
一、山東主權未恢複之前，不得補簽德約，及與日本直接交涉；
二、取消二十一條件及軍事協定，高徐、順濟、滿、蒙四路條約，膠濟路換文與各種密約，以保主權；三、要求外交公開，及言論、集會、出版之完全自由；
四、解散安福俱樂部，以清亂源；
五、懲辦馬良、張樹元，並取消山東戒嚴令。
當時的新華門（總統府）外，還有一道鐵製的柵欄，裏邊設有全副武裝的衛隊防守。當代表們從東轅門進入鐵欄以後，東西轅門就被立即關上了。這時，周恩來率領的一隊學生，也從天津趕來了（天津的請願代表是郭隆真等），他們被阻在鐵欄的外邊。裏邊請願的代表在傳達處一直等到下午3時，才走出一個名叫曾彝進的參議，敷衍塞責，傳出：“大總統諭：政務殷繁，不暇接見，如有文書，盡可交收發呈遞，勸令散歸。”這一傳諭當然遭到代表們的拒絕。這位頭頂已禿、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曾參議，進出往複三次，都被代表們頂回去了。
當代表們準備衝進去的時候，總統府的大門忽然關閉了。反動派的惡劣態度，使代表們氣憤已極，天津代表郭隆真站立在新華門前東邊的石獅子上大聲呐喊：“徐世昌為什麽不見我們？”一呼百應，此起彼伏，鐵欄外圍觀的人群報以熱烈的掌聲。8點鍾左右，正當代表們已經感到饑餓的時候，周恩來率領的天津學生送來了麵包點心，增強了代表們的鬥誌。
夜裏10點左右，警察們開始捕人了。警察頭子一聲令下：“抓起來！”馬路上的電燈也突然熄滅了。黑暗中，反動軍警如狼似虎地擁上來，把代表們壓縮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然後幾個警察架著一個代表，奔向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偵緝隊等處而去。代表們沿途高呼：“懲辦馬良！”“反對日本強占山東！”“拒絕直接交涉！”
反動派很想找出代表中的為首之人。但當警察總監吳炳湘正式開堂分別提審代表，訊問“這次請願，是誰主使？”時，代表們都斬釘截鐵地說：“愛國出自本心，並非由於別人主使！”眾口一辭，吳炳湘毫無辦法，隻好拍桌亂罵。
代表們在獄中受著非人的待遇。如關押黃正品等九人的偵緝隊（在天橋鷂兒胡同），“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陰森森的地獄，裏麵又黑又臭，髒不可言。”當時被捕的代表回憶說：“偵緝隊隊長姓馬，綽號活閻羅，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過去多少愛國的同胞，就曾在他的手裏喪失了自己的生命。他對我們很壞。態度也最凶惡。我們九人被關在一間小屋內，褲帶和一些重要的衣物都被搜走。每逢我們疲倦得想睡的時候，他就來提訊我們，先後提訊了兩次。在訊問時，有一個同誌頂撞了他幾句，他就立刻下令把他單獨關在另一間小屋內，而且還戴上了腳鐐手銬，以後也就不再提訊。”
代表們被捕後，周恩來立即和北京學聯商量，如何營救代表。大家決定於雙十節（10月10日是辛亥武昌起義日，民國成立後訂為國慶節）舉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示威。這次示威，除提出一般救國口號外，把釋放請願代表作為一項特殊的要求。
周恩來回天津後，即領導學聯立即開始雙十節示威遊行的準備工作。
10月10日上午，天津西南城角南開學校的大操場上，聚集了約5萬群眾，舉行慶祝雙十節大會，參加者不僅有大、中各校的學生，還有各界的群眾，有許多胡須皓白的老人也不畏恐嚇前來參加。
大會開始，首由天津各界聯合會負責人致詞，然後由天津學聯的四位講演員分別講演，說明當時國內的形勢和朝鮮亡國後的慘狀，號召大家起來展開愛國鬥爭。講演人聲淚俱下，慷慨激昂，聽講人掩麵而泣，全場無不動容，情緒極為高漲。
會後準備遊行，但這時，會場四周已被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外號楊梆子）派來的大批軍警團團圍住。
示威群眾憤怒地衝出重圍，喊著愛國口號，直奔金湯橋口，包圍了警察廳，紛紛厲聲質問：“為什麽不準人民慶祝國慶？”“為什麽用軍警圍困我們？”“楊梆子，你出來！”結果，楊以德不敢出來和群眾見麵。有的市民還借來打更用的木梆子，一麵喊一麵敲，傾泄對楊以德的憤恨。
群眾還推出代表10人去省公署向省長請願，抗議楊以德用軍警包圍遊行隊伍，毆打學生（學生10餘人受傷），要求懲辦楊以德。省長拒不見麵，隻派了一個代表出見。
10月1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包括女界愛國同誌會）發出短期停課宣言（由周恩來用白話文起草）。宣言質問楊以德：國慶是舉國同慶的節日，為什麽不準開會慶祝？警察廳是保護地方治安的，為什麽竟毆打刺傷男女學生？宣言要求懲辦楊以德，並說明議決短期停課，表示決心。
在這次鬥爭中，覺悟社的社員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擔當了各項具體工作。有幾個社員，還集體編寫了一個傳單，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描寫了雙十節這一天楊以德是怎樣破壞共和的。傳單上署名“李寧二”，即“列寧第二”的意思。因為社員們不久以前聽了李大釗的講演，讀了他的文章，對列寧無限崇敬，“李寧二”也就是表示要做列寧的學生。
北京被捕的代表們，10月10日這一天也在獄中實行集體絕食，表示抗議。
迫於形勢，反動派不得不於11月初釋放了被捕的各地代表。北京學聯迎出了代表們，並在中法大學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還集體拍照留念。不久，代表們回到天津，又受到天津各界聯合會的開會歡迎，並由天津各界聯合會送返各地。
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
人民群眾從實際鬥爭中感到聯合起來的必要。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很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罷免曹章陸是聯合鬥爭的結果，拒簽和約也是聯合鬥爭的結果。青年學生雖然起了某種先鋒作用，但單獨依靠他們，沒有各界人民群眾的聯合鬥爭，也是不可能取得結果的。因此，一些先進分子在鬥爭中便提出了“民眾大聯合”的問題，如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便以此為題提出了各界聯合的問題，先有各界的許多小聯合，“進為一個大的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
1919年12月28日，李大釗在《新生活》第十九期上以孤鬆的筆名發表《大聯合》一文，也明確提出：“‘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合”；“盼望全國的教職員，也組織一個大聯合”；“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李大釗的這些思想是和毛澤東的“民眾大聯合”思想一致的，所見略同。他們的思想代表了當時五四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趨勢。
但是，他們搜捕很久，也找不到馬駿，他們就用槍托，皮鞭亂打學生，脅迫代表們交出馬駿。
大家雖受到毒打，仍然設法掩護馬駿，不要馬駿出來。但馬駿不忍同學們挨打，就毅然挺身而出，大喊說：“你們不要打人、罵人，我就是馬駿，要逮捕就逮捕好了。”軍警們如狼似虎地撲上來，就把馬駿抓住了。頓時學生群起反抗，要求釋放馬駿。反動軍警當然不肯，他們有意要使群龍無首，好驅逐解散請願群眾。
馬駿當時卻毫無懼色，從容地向同學告別，高呼：“同學們我們此來，是抱定犧牲決心的，我今被捕，不必恐懼，堅持奮鬥一定會勝利的。逮捕一個，更會奮起十個、百個、千個的愛國者。愛國者是逮捕不完的。暫時告別了！同學們堅持奮鬥到底！祖國萬歲！”“祖國萬歲！”“自由萬歲！”馬駿的聲音如洶猛的狂濤，怒吼起來。
群眾雖然被毒打驅散，但全城燈光的輝映，同學們的講演聲、口號聲，仍然震撼寰宇。8月23日，第二次請願的消息傳遍全國，全國的學生和愛國人民，都沸騰起來了。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示威遊行，雪片似的通電紛紛打給北京政府，提出斥責，抗議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釋放。
第一批山東代表捕進去，第二批請願代表又來了。這批請願代表，積極展開宣傳活動，到處散發傳單，揭露馬良暴行。傳單有多種，文字簡短有力，北京街道的行人，在看到這些傳單後，都非常感動。有一張傳單訴述請願代表被捕，全文是：
取消山東戒嚴令！
懲辦馬良！
這兩件事，是北京、天津、濟南、唐山等處的代表向總統請願的。總統不但不見，反把代表等一幫囚在警廳裏！一幫困在新華門前。
啊！隻許賣國的官吏橫行，不許小百姓愛國！
大家快起來想法吧！
還有一張傳單，揭發馬良和反動政府的罪行，全文是：
請願！請願！要大家發點天良！救山東同胞！救自己！
山東鎮守使馬良，原是武人，不能盡他的天職，護衛國家，反例幹涉行政、司法、外交，現在甚至恃借其勢賣國，妄殺無辜，毆辱學生，禁止國民提倡國貨，竟公然說道日本賣給他軍械，是他的恩人，中國要和日本合並等等荒謬極了的話。這樣看來，政府不但不懲戒於他，還要信重他，用戒嚴令箝製人民的口，又拘留這一次的請願代表，這不是政府竟想叫山東人民無聲無息的做日本奴隸麽？
諸位呀！時急矣！事迫矣！大家快起來，求政府中人發點天良吧！
反動政府是不會自動發“天良”的，隻有靠人民群眾堅持不懈的鬥爭。
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誌會，是估計了這次請願的艱巨性的，並作了代表可能被捕的準備。當北京請願代表被捕的消息傳到天津的時候，周恩來向學聯的幹部指出：這正是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被捕，隻要經得起考驗，不算什麽！但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周恩來又在天津學生報社聯合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報告了請願的經過，並指出：當前應把注意力集中到請願鬥爭上來，必須進一步喚起民眾，聯合鬥爭……
當《天津學生聯合會報》關於京津請願代表被捕的《號外》出現在天津街頭的時候，全市沸騰起來了，群眾憤怒聲討賣國政府，上千人要求參加赴京請願鬥爭。8月25日，天津組成了幾百人的隊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兩地學生共三四千人，向總統府進發。同日，以“北京天津濟南山海關唐山蘆台煙台等處各界聯合會”名義散發的傳單中說：
政府壓迫人民，吾們各界的代表，用最後的手段，把犧牲的精神，要求政府的覺悟。吾們第一次的代表三十八人，已經拘在警廳。今日早晨，吾們第二起代表，又向新華門進發。可是政府壓迫的方法更高明了，竟把新華門做拘留所。吾們各界的代表，隻許出不許進，並且吾們的女代表連大小便都不允許。
有記者寫的現場報告中說：“先由警察士兵等齊捕馬駿，馬駿即擠入人叢中不出，學生有持木棒者即行亂毆警察，警察亦還擊，在天安門內循環三周，亦未拿獲馬駿。”
但是，反動派的逮捕並未能壓服群眾。8月30日，學生們仍然在北京街頭發表演說和散布傳單。前門外一帶的演說者當眾表示：“他（指反動派）押一個，我有十個，他殺十個，我有一百個，我們是不怕他的。”
為了推動請願鬥爭的順利發展，營救全體被捕代表，周恩來親自到了北京，他一方麵鼓舞大家的鬥誌，一方麵領導大家積極開展營救活動。周恩來等學生代表們動員了幾千學生，分別包圍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廳。在廣大群眾的愛國運動壓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等）的營救、保釋下，反動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釋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被捕代表回津後，受到熱烈歡迎。“各界往車站歡迎者，途為之塞，遊行街市，直擁商會開歡迎會。”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覺悟社的誕生
1919年9月2日，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飛馳著，車中坐著周恩來、郭隆真和被釋放的天津代表們。他們一麵從列車的窗口？望著祖國的大地，一麵在思索著和談論著如何拯救這被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鐵蹄所蹂躪的破碎河山。當談到今後如何活動時，郭隆真認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更緊密地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另一位女界愛國同誌會的代表則提出，女界愛國同誌會應該加入天津學生聯合會，以壯大學聯的陣容。周恩來除同意以上的意見外，還進一步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除了把兩個組織合並外，還要把這兩個組織中的骨幹分子結合在一起，另組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小組來推動各項鬥爭和工作；第二，由兩會各推若幹人辦一個刊物，來指導運動的方向，並向廣大愛國同胞宣傳我們的主張。周恩來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全體代表的一致讚同。
1919年9月16日，覺悟社這個核心組織在天津草廠庵學聯會內誕生了。男女社員各半，男社員有周恩來等10人，女社員有郭隆真等10人。10人男社員中，有7個是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學生，一個高等工業學校的學生，一個第一師範的學生，一個北洋大學的學生，他們或是學聯會的正副會長，或是《會報》的主編，或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幹。10個女社員，都是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和學生，也都是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或骨幹。鄧文淑（鄧穎超）是年齡最小的社員，當時是學聯的講演部長。
周恩來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在籌辦中，天津學聯和女界同誌會的負責人，便都推周為覺悟社的領導人，但他謙虛地不肯擔任，表示應該平等地輪流負責。可是，每次開會，社員們都推他為主席，雖然總要經過一番推讓，但推讓的結果，最後大家還是異口同聲地說：“還是翔宇來吧！”
由周恩來提議，覺悟社的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個方案，其要點是：
（一）用白話文，出一種不定期的小冊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主；
（三）這個小冊子定名為《覺悟》，主辦這個小冊子的團體就叫“覺悟社”；
（四）內容：甲、通過共同研究發表主張，乙、批評社會生活，丙、介紹名人言論，丁、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通過了許多創造性的決議，如：
決議規定組織機構采取委員製，把社內工作分成幾類，大家分工負責。
決議規定新社員的入社，必須有社員3人以上的介紹，經全體社員同意。還通過了女社員的這一提議：發展社員時必須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內男女平等的人數。10月21日和12月21日兩次通過的新社員，都是一男一女，就是根據這一決議實行的。後來因為請求入社和社員介紹的新社員多起來了，又改用一種“社友”的辦法。1920年1月，第一批通過了“社友”10人，也是男女各半，黃正品就是當時通過的“社友”之一。
決議規定“社員用抽簽辦法決定代表個人的號數，代替各人對外的姓名。”抽簽的方法是用50個號碼，各人抽一個，再用這個號碼的諧音取一個別名，用以通信或作筆名。鄧文淑抽的是一號，因此，她別名“逸豪”；周恩來抽的是五號，因此，他別名“伍豪”。
在第一次的會議上，周恩來還提議邀請北京的進步學者，如李大釗等，到天津講演，灌輸新思潮。這項提議，得到大家的一致讚同。
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李大釗被邀請到天津來作學術講演，並被邀請到覺悟社談話。在覺悟社，李大釗看到這些年輕有為的男女青年，共處一堂，議論國家大事，感到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創舉。“五四”當時，還是男女分校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到女高師去發動，還要和女校代表各坐會客室的兩頭，由學監坐在中間加以監視，因為孔夫子說過“男女有別，授受不親”麽！現在覺悟社的青年們，卻以行動把孔夫子的封建教條粉碎了，這如何不使人振奮呢？李大釗對覺悟社的活動，如辦刊物等，都非常讚許。李回到北京後將天津的情形加以介紹，北京的學生們都非常羨慕。
李大釗到覺悟社談話，他那樸素、慈祥、謙虛而親切的態度，給社員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走後，社員們朗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特別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戰後的婦人問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受到了很好的馬克思主義教育。
李大釗在和“覺悟社”的談話中，特別強調了男女平等的問題，主張應把女子當成“人”看待。女社員們聽了，非常感興趣。有幾個女社員，長期反對把女性第三人稱寫成“她”，而主張用“伊”來代替。
除李大釗外，錢玄同、劉半農等，也到過天津來講演，也曾到覺悟社來談話。他們有的是被邀請來的；有的則是在聽說天津男女學生合室辦公後，特別來參觀的。
1920年1月，《覺悟》第一期出版了，封麵題字上刊印著醒目的五角星，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光輝照亮了他們前進的道路，促起了他們的覺悟。
在這本大32開、100餘頁的雜誌中，《覺悟》和《覺悟的宣言》是兩篇綱領性的文字，都為周恩來所寫。《覺悟的宣言》指出：“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應該鏟除應該改革的。”
周恩來在1919年4月所寫的《遊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遊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後嵐山》等幾首新詩，也都登在《覺悟》第一期上。
瀟瀟雨，霧蒙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胡；
――模胡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
登高無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雲如帶；
十數電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島民心理，仿佛從情景中呼出：
元老、軍閥、黨閥、資本家……
從此後“將何所恃”？
這些明快、清新而又寓意深刻的字句，讀來十分感人。
總之，天津覺悟社的成立和它出版的《覺悟》，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的北京《晨報》，對覺悟社加以評論說：天津的許多青年學生團體，“由純粹的分子來結合而具有特別色彩的，確是微乎其微了，記者敢對諸君說，天津隻有一個這種的團體，可以說是天津的小明星”，“這團體就是‘覺悟社’，該社產生了三個月，會員是天津學界中最優秀、純潔、奮鬥、覺悟的青年結合的小團體”，“他們抱了時時覺悟、刻刻覺悟的決心，所以叫覺悟社。”
10月的鬥爭
8月下旬北京“總統府”前的請願鬥爭，沒能達到目的，山東人民很不甘心。9月下旬，山東學、教、農、商各界又在醞釀進京請願。當時返國的華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赴歐的華工，山東人居多數）也積極參加活動，這引起了反動當局的極大恐懼。反動政府三令五申，使華工一律回原籍，並派人暗中破壞、阻撓各界代表的再次進京請願。但是，有誌者事竟成。代表們終於通過各種渠道和天津等地取得了聯係。
覺悟社成立後僅兩天，就迎接了山東來的一個秘密代表團。代表團共六個人，他們都是濟南、青島、煙台等地愛國團體推選出來的。他們要求天津各界聯合會邀集各省區代表到北京為山東問題再來一次大請願。為此，天津學聯電請上海全國學聯出名約集，並派出代表和山東代表一同到了上海。在他們的提議下，上海全國學聯邀集各團體代表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大家約定號召全國各地派代表到天津集合，討論行動計劃。
9月20日，各地代表在天津集合，除湖北代表施洋等二人因故未能趕到外，計到有上海、南京、天津、煙台、青島、濟南、蓬萊、黃縣、河南、長辛店、通縣等地的代表共31人。9月下旬的三個夜間（均在12時以後），這些代表們在天津法租界一個教堂的地下室內先後開了3次秘密會議，討論了進京請願的內容和具體步驟。
9月30日，北京東城米市大街的青年會內，發生了一場爭論。原來，各地代表進京後，想約請北京學生共同行動，因此邀請了北京學聯代表在這裏開會。可是，這時把持北京學聯的負責人是張國燾，他在會上公開表示請願不會有什麽結果，主張北京學聯不參加這一活動，並具體地說：北大、清華都不參加。因此，各地代表和他展開了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黃正品（黃愛）。張國燾說：“學生無盾。”黃正品慷慨陳詞，據理以駁，並拍著自己的腦袋說，擔保天津全體學生誓作後盾。結果，這次會議不歡而散。由於張國燾的破壞，北京學生沒有能參加這次鬥爭，上海學聯的一位代表也宣告退出了。
10月1日上午8時，各地的31位代表在中央公園集合後，即向新華門總統府進發。於是，又一次的請願活動開始了。這次請願的五項要求是：
一、山東主權未恢複之前，不得補簽德約，及與日本直接交涉；
二、取消二十一條件及軍事協定，高徐、順濟、滿、蒙四路條約，膠濟路換文與各種密約，以保主權；三、要求外交公開，及言論、集會、出版之完全自由；
四、解散安福俱樂部，以清亂源；
五、懲辦馬良、張樹元，並取消山東戒嚴令。
當時的新華門（總統府）外，還有一道鐵製的柵欄，裏邊設有全副武裝的衛隊防守。當代表們從東轅門進入鐵欄以後，東西轅門就被立即關上了。這時，周恩來率領的一隊學生，也從天津趕來了（天津的請願代表是郭隆真等），他們被阻在鐵欄的外邊。裏邊請願的代表在傳達處一直等到下午3時，才走出一個名叫曾彝進的參議，敷衍塞責，傳出：“大總統諭：政務殷繁，不暇接見，如有文書，盡可交收發呈遞，勸令散歸。”這一傳諭當然遭到代表們的拒絕。這位頭頂已禿、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曾參議，進出往複三次，都被代表們頂回去了。
當代表們準備衝進去的時候，總統府的大門忽然關閉了。反動派的惡劣態度，使代表們氣憤已極，天津代表郭隆真站立在新華門前東邊的石獅子上大聲呐喊：“徐世昌為什麽不見我們？”一呼百應，此起彼伏，鐵欄外圍觀的人群報以熱烈的掌聲。8點鍾左右，正當代表們已經感到饑餓的時候，周恩來率領的天津學生送來了麵包點心，增強了代表們的鬥誌。
夜裏10點左右，警察們開始捕人了。警察頭子一聲令下：“抓起來！”馬路上的電燈也突然熄滅了。黑暗中，反動軍警如狼似虎地擁上來，把代表們壓縮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然後幾個警察架著一個代表，奔向警察廳、憲兵司令部、偵緝隊等處而去。代表們沿途高呼：“懲辦馬良！”“反對日本強占山東！”“拒絕直接交涉！”
反動派很想找出代表中的為首之人。但當警察總監吳炳湘正式開堂分別提審代表，訊問“這次請願，是誰主使？”時，代表們都斬釘截鐵地說：“愛國出自本心，並非由於別人主使！”眾口一辭，吳炳湘毫無辦法，隻好拍桌亂罵。
代表們在獄中受著非人的待遇。如關押黃正品等九人的偵緝隊（在天橋鷂兒胡同），“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陰森森的地獄，裏麵又黑又臭，髒不可言。”當時被捕的代表回憶說：“偵緝隊隊長姓馬，綽號活閻羅，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過去多少愛國的同胞，就曾在他的手裏喪失了自己的生命。他對我們很壞。態度也最凶惡。我們九人被關在一間小屋內，褲帶和一些重要的衣物都被搜走。每逢我們疲倦得想睡的時候，他就來提訊我們，先後提訊了兩次。在訊問時，有一個同誌頂撞了他幾句，他就立刻下令把他單獨關在另一間小屋內，而且還戴上了腳鐐手銬，以後也就不再提訊。”
代表們被捕後，周恩來立即和北京學聯商量，如何營救代表。大家決定於雙十節（10月10日是辛亥武昌起義日，民國成立後訂為國慶節）舉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示威。這次示威，除提出一般救國口號外，把釋放請願代表作為一項特殊的要求。
周恩來回天津後，即領導學聯立即開始雙十節示威遊行的準備工作。
10月10日上午，天津西南城角南開學校的大操場上，聚集了約5萬群眾，舉行慶祝雙十節大會，參加者不僅有大、中各校的學生，還有各界的群眾，有許多胡須皓白的老人也不畏恐嚇前來參加。
大會開始，首由天津各界聯合會負責人致詞，然後由天津學聯的四位講演員分別講演，說明當時國內的形勢和朝鮮亡國後的慘狀，號召大家起來展開愛國鬥爭。講演人聲淚俱下，慷慨激昂，聽講人掩麵而泣，全場無不動容，情緒極為高漲。
會後準備遊行，但這時，會場四周已被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外號楊梆子）派來的大批軍警團團圍住。
示威群眾憤怒地衝出重圍，喊著愛國口號，直奔金湯橋口，包圍了警察廳，紛紛厲聲質問：“為什麽不準人民慶祝國慶？”“為什麽用軍警圍困我們？”“楊梆子，你出來！”結果，楊以德不敢出來和群眾見麵。有的市民還借來打更用的木梆子，一麵喊一麵敲，傾泄對楊以德的憤恨。
群眾還推出代表10人去省公署向省長請願，抗議楊以德用軍警包圍遊行隊伍，毆打學生（學生10餘人受傷），要求懲辦楊以德。省長拒不見麵，隻派了一個代表出見。
10月1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包括女界愛國同誌會）發出短期停課宣言（由周恩來用白話文起草）。宣言質問楊以德：國慶是舉國同慶的節日，為什麽不準開會慶祝？警察廳是保護地方治安的，為什麽竟毆打刺傷男女學生？宣言要求懲辦楊以德，並說明議決短期停課，表示決心。
在這次鬥爭中，覺悟社的社員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擔當了各項具體工作。有幾個社員，還集體編寫了一個傳單，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描寫了雙十節這一天楊以德是怎樣破壞共和的。傳單上署名“李寧二”，即“列寧第二”的意思。因為社員們不久以前聽了李大釗的講演，讀了他的文章，對列寧無限崇敬，“李寧二”也就是表示要做列寧的學生。
北京被捕的代表們，10月10日這一天也在獄中實行集體絕食，表示抗議。
迫於形勢，反動派不得不於11月初釋放了被捕的各地代表。北京學聯迎出了代表們，並在中法大學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還集體拍照留念。不久，代表們回到天津，又受到天津各界聯合會的開會歡迎，並由天津各界聯合會送返各地。
全國各界聯合會的成立
人民群眾從實際鬥爭中感到聯合起來的必要。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很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罷免曹章陸是聯合鬥爭的結果，拒簽和約也是聯合鬥爭的結果。青年學生雖然起了某種先鋒作用，但單獨依靠他們，沒有各界人民群眾的聯合鬥爭，也是不可能取得結果的。因此，一些先進分子在鬥爭中便提出了“民眾大聯合”的問題，如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便以此為題提出了各界聯合的問題，先有各界的許多小聯合，“進為一個大的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
1919年12月28日，李大釗在《新生活》第十九期上以孤鬆的筆名發表《大聯合》一文，也明確提出：“‘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合”；“盼望全國的教職員，也組織一個大聯合”；“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合。”李大釗的這些思想是和毛澤東的“民眾大聯合”思想一致的，所見略同。他們的思想代表了當時五四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趨勢。
